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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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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可避免会对他今后的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张灵甫幼年失怙缺乏母爱，自小就混在一帮兄弟群中，阳盛阴衰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在童年时代很少受到温柔细腻的情感灌输，而少时家乡尊强凌弱的乱世，加上秦陇地区历来就有的骠悍民风和对忠勇侠义之士的推崇，张灵甫不免耳濡目染，深受熏陶。追根寻源，他日后刚直豪爽的个性和强势作风，想必与孩提时代家庭和周遭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联。
就在民国初年这乱纷纷的世道中，张灵甫读完了小学。摆在这个聪颖的农家少年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留在西安继续升学，或是打道回府，与父亲和哥哥一样，在乡下当一辈子农民。张灵甫当然希望能留在西安读书，不过在他这个年纪，对于自己的前途还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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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东大村北门的张家（5）
他的命运，掌握在父亲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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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小才子遇上大师（1）
一
张鸿恩是个地道实惠的农民，一心发家致富，他可能也存过望子成龙的期许，但从他对大儿子张秀甫的安排来看，似乎对学而优则士那套古训并不十分热衷。张秀甫没有机会接受过正规教育，读过几年私塾之后，就一直在家给父亲当帮手，家里虽然有雇工，但张秀甫既要下地，又兼搞些骡马运输副业，一个人里外两头奔忙很是辛苦。一般来说，那时的农村孩子有个高小文化程度，能够识文断字计数算账，已经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张灵甫比哥哥多读了几年书，如今小学毕业也长成个半大小子，如果把他留在家里，多少也可以顶半个劳动力，为父兄减轻一点负担。要是张鸿恩真的这么想，张灵甫就得回家帮哥哥一起打理家业，那他就很可能和他的兄弟们一样，从此继承父业，一辈子在家乡务农经商做一个乡绅了。果真如此的话，张灵甫大概还能够有幸安逸一生，最后得到一个善终，但是后面肯定就没有那么多的故事发生，中国现代军史上也不会留下他的一席之地。在这一点上，他到底是比他的兄弟们幸运还是不幸，还真是一言难尽。
张灵甫最终没有回家种地。一来是他读书的聪颖和优秀的成绩，令父亲重新燃起了望子成龙的期望，二来是长房大哥张德甫也在张鸿恩面前替他说了话。
张德甫是长房长子，比张灵甫大十多岁，他为人慷慨又很有长兄的风范，三弟张致甫就是由他接到西安读的中学，对张灵甫这个小堂弟，张德甫也一直很关心。他见堂弟酷爱读书成绩出众，认为是张家难得的可造之才，悉心培养的话，说不定将来能替张家光宗耀祖，如果就此停学一辈子种地，就不免屈才了。于是他竭力主张叔叔让五弟继续升学，还拍着胸脯保证说，费用方面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尽力支持。张鸿恩见大侄子这么仗义，也觉得既然老二能读书，让他再读下去读出些名堂来也好，反正自己家境还过得去，只是大儿子就要再多辛苦几年了。
张德甫后来在冯玉祥主政陕西的时候在西安的建设厅主管过林业，不过这时他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小职员，自己的经济也不宽裕，但他还是把张灵甫接到了西安，资助他继续接受中等教育。也因了这层关系，张灵甫后来对张德甫一直十分感激和敬重，尊这位堂房长兄如父。
在读书方面张灵甫的确是很争气，他没有辜负父亲和大堂兄的期望，不久便考入了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著名的关中书院，设立于明朝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到清末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辛亥革命后不久，学校的名称改成了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当时西北五省的最高学府。
张灵甫的中学时代，大约在1918年至1923年之间，正值五四运动前后。五四期间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京的*风潮很快也漫延到了三秦大地，陕西各地的学生感到国亡无日，都纷纷起来响应*。当时西安各中等学校时常罢课，学生们举着“诛卖国贼”、“头可断，青岛不可失”、“打倒列强”等标语旗子，举行*示威，他们涌上街头向商人和民众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街头演讲的学生声泪俱下，整个暮气沉沉的古城仿佛突然之间苏醒了。
早在五四期间，共产主义的种子在陕西一些地区也开始在悄悄萌芽，*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就在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中组织起了共产主义学习小组，传授马列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与其他共产党先驱一道在陕西各地积极发展建立党团组织，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就吸收了不少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有志青年加入了共产党的阵营。在这些陕西青年中，至少有两位在这里值得一提，一位是张灵甫在陕西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名叫师哲，他后来成了毛泽东的俄文秘书，*苏联问题专家，曾任*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主任，并在九十年代撰写了多部*；还有一位就更加出名了，他是邻县榆林中学的学生领袖，也是张灵甫后来在黄埔军校时的同期同学，他就是日后陕北红军根据地的开创者，英年早逝的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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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小才子遇上大师（2）
张灵甫与师哲、刘志丹是同龄人。十几岁的少年郎，正值活泼、骚动的年纪，他们求知若渴，也喜欢追求时髦的新生事物，然而，就在他们刚刚学着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纯洁的眼里却是满目的民族积弱和国家屈辱，这反过来又刺激着年轻人的良知。大时代的革命洪流如惊涛拍岸，有使命感的年轻人按耐不住，纷纷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拍案而起，为国家民族之痛呐喊呼号。
张灵甫所就读的省立一师作为当时西北五省的最高学府，在西安*中堪称先锋。在这一片热气腾腾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少年张灵甫也难以置身事外，据说那时他接受新思潮的影响，感愤列强环视，时局纷乱，时常在学校的*上与同学一起发表一些慷慨激昂之辞，是古城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颇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意思。遗憾的是，他与近在咫尺的魏野畴却擦肩而过，魏野畴在陕西的青年学生中播撒的共产革命火种，与他一前一后的同学擦出了耀眼的火花，却没能点燃到张灵甫的头上，否则的话，国民党阵营里也许就此少了一员未来的*悍将，而他张灵甫今后的人生道路，也很可能会截然不同。
国民党*于右任。
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张灵甫遇到的是来自另一个阵营的先驱，此人在陕西可是远比魏野畴名气大得多，这位大名人不是别人，正是在辛亥革命年代就与孙中山齐名的革命党*于右任。
于右任乃前清举人，陕西三原人，早年留日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办报办学，后来与孙中山、廖仲恺等人一起组织*袁世凯的运动。1918年，陕西一个名叫胡景翼的青年军官在三原县起事，*陕西督军陈树蕃，史称“三原起义”，随即组成了陕西靖国军，邀请于右任担任右翼军总司令。于右任受孙中山指派前往陕西赴任，同时在当地积极发展文教事业。1922年，靖国军瓦解宣告解散，于右任返回上海，与邵力子、叶楚伧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大学，自任校长，还在校内广纳共产党人，共产党的*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当时都是该校的部门负责人，教员中还有蔡和森、肖楚女等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连魏野畴后来也时常到该校活动，使得上海大学成了华东地区宣传革命的大本营。次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创史*，成为21名参议之一。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24名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即为其中之一，并兼任监察委员。
张灵甫当时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怎么会和国民党*于右任扯上关系的呢？说起来，这也是陕西民国名人交往中的一段逸闻。
中学时代的张灵甫对文史典籍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的国学根底甚佳，对诗书古籍很有心得，还喜欢研读历史，关羽、岳飞、文天祥这些古代英雄都是他的崇拜偶像，他尤其喜欢吟哦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并亲自手书悬挂室内作为励志的座右铭。古代英雄人物的义薄云天、精忠报国、视死如归自是少年人学习效仿的榜样，勿庸讳言，这几位同时也是封建君王的忠臣良将，他们不事二主、奉天朝为正朔的思想，恐怕也对张灵甫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以至于日后陷于愚忠的迷思之中不能自拔。
这个喜欢读史的少年还有另外一个雅好，就是研习书法。张灵甫自幼性格就相当认真执着，大凡感兴趣的事会做得十分投入。自从上私塾迷上书法之后，小小年纪的他一直练笔不缀，及上师范，西安的文庙碑林就在学校的附近，这里是古城书法爱好者的聚集地，对张灵甫来说更是近水楼台，他时常在那里流连忘返。逢到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同学们回老家的回老家，逛街的逛街，他却很少回乡下，也不喜与同辈一道嬉戏，而是寄情于笔墨之中，常常独自一人带上文房四宝，跑到碑林去临摹历代书画名家的碑帖，有时写得聚精会神，痴迷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常引来旁人的围观赞叹。
第二节小才子遇上大师（3）
那时候他最喜欢练习的是何绍基的字，何绍基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碑派书法的开拓者，他的风格自然而跌宕，细腻而粗犷，外行人看似形拙，内行人却赞其风骨，被书法界誉为精妙、奇特，独树一帜。张灵甫因而练得一手颇见功力的碑体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少年张灵甫的书法造诣，在坚持不懈的勤学苦练之中日臻提高。在省立一师的时候，他每每代表学校参加学生书法展览和比赛，他的书法不仅闻名全校，就是在西安城里也逐渐有了点小名气。几十年后，他的一师同学师哲在*里还提到：“张灵甫与我同窗四年，写得一手好字。”师哲 回忆 李海文 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12月
学校出了个学生书法家，老师们很感自豪，尤其是张灵甫的老师韩兆鹗先生，更把他引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多方关照，时常为他在学校里举办书法展览，使得他名声在外。
这位韩兆鹗先生此时虽然只是默默无闻的一介教书先生，日后可也非等闲之人。他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在四十年代中国*同盟成立后，他成为民盟在陕西省的负责人之一。五十年代初，作为*党派的知名人士，韩兆鹗不仅是新政府首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曾官拜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不过到了1957年，韩兆鹗因为有所谓的反苏言论，与许多其他*党派的知名人士一样，没能逃过被打成大右派的命运。
张灵甫少年书法家的名声从学校传了开去，结果传到了于右任的耳朵里。
当时正是于右任从上海回到陕西领导靖国军讨逆期间。于右任原本就是个文人，他对教育历来十分重视，他曾经说过：“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教育是立国之本，欲建设新民国，当先建设新教育。”他率领靖国军与陕西地方军阀周旋之余，也在家乡兴办教育，他本人又是一位著名的大书法家，年轻时候专攻北魏碑帖，也曾经潜心临摹何绍基的书法，并以何绍基入手，以后又旁及各家，博采众长，自成别具一格的“于体”，他的作品，是现代书画界喜爱的收藏精品。听说陕西省立一师有一个少年学生能把何绍基的碑体字摹仿得维妙维肖，于右任不禁心生好奇，很想看看这位少年的墨迹。
关于张灵甫和于右任早年的交往，曾见诸于坊间一些野史轶事的传闻。据说当时于右任到省立一师参观时，少年张灵甫在书法大师面前毫不怯场，当场研墨挥毫。于右任见这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英目秀气，写出字来却笔力雄劲，连声夸赞：“好字，好字！后生可畏！”
这一传闻，笔者在访问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先生时得到了证实。张居礼现居西安，曾经长期担任陕西省政协常委，现为西安市政府参事，民革西安市的副主任委员。张居礼先生说，于右任的确曾经称赞过张灵甫的书法功底很好，他们因此结成了忘年交。
于右任的字本是从何绍基的魏碑体演变而来，张灵甫有练何体的深厚功力，经于右任略加指点，学于体的字很快就上了手，后来他模仿于右任的字体，也能达到真假莫辨的水平。就这样，这一老一少陕西乡党因研习书画而结下了雅缘。
只是，少年张灵甫尚不知道，与大名人于右任的忘年交，对他来说意义并不在于书画雅趣之间，而是在几年之后，当他懵懂地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正是这位于右任，在关键时刻成了他的引路人，而这条道路，决定了张灵甫今后一生的命运。
第三节北大生辍学从戎（1）
一
1923年，张灵甫从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师范毕业生，职业离不开教书育人，张灵甫回到家乡，找了一所小学，开始当起了教书先生。
教书是一项诲人不倦的工作，极考验一个人的温柔和爱心，很难想像张灵甫这种性格的人，教起书来会是怎样一番情景，要他面对着一群闹哄哄的乡村小孩，整天耐着性子重复念叨“人之初，性本善”，也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他当然也敬重六先生，但是要他像那位老秀才一样，一辈子窝在乡村里做一个孩子王，在穷乡僻壤教书度此一生，这可绝非是他所愿。他在西安读书时是见过些世面的，乡村的寂静与西安城里的噪动相比，就像是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委实憋得难受，令他难以在此安心教职。古人有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要说张灵甫那时有什么野心，倒也不见得，只是外面那个造英雄的时势，喧嚣鼎沸，这对于有一点激情，又有一点抱负的乡村知识青年来说，的确充满了难以抗拒的诱惑。
于是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教着书，一边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前途来。
家里有个现成的榜样。长房的三哥张致甫在西安读完中学后，考进了北京的朝阳大学法律系深造，那时刚毕业回到西安做事，多年之后，张致甫在家乡当了好几任的县长。张灵甫对北京心驰神往久矣，便想循着堂兄的求学之路，也去北京试试运气。他这个教书先生注定是做不长了，没多少日子，他就辞别故里，千里迢迢到北京去赶京城的考场。也许是因为深受家乡积淀千百年古风的熏陶，张灵甫对中外历史一直情有独钟，他投考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并且一考即中，成了一名时髦的北大学子。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岁。
自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就一直是全国学生运动和社会思潮的交汇中心，汉花园红楼内外的校园里充斥着众多的学生社团，各种主义的宣传方兴未艾，到处都有人在慷慨陈词地演说、辩论，墙上的壁报语不惊人誓不休。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大时代，一方面各地军阀为一己之私利，各自挟英美日德等国的暗中扶持，争权夺利，不时战火四起，以至国弱民贫；另一方面，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强烈地冲击着封建旧道德、旧礼教，*与科学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旗帜，热血沸腾的莘莘学子们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几乎无心向学，他们满怀热诚，组织上街*，宣传新思想，鼓动民众起来反封建反军阀。
张灵甫当时也应该算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新青年，他不安囿于穷乡僻壤，跑到京城来寻求自己的梦想，欲通过读书来出人投地，也是人往高处走，无可厚非，如果不是适逢乱世，凭他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最后读成个饱学的鸿儒名家也不无可能。只是，生活在北大这个时刻会令人精神亢奋、热血沸腾的大环境里，只有真正的书呆子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了。从闭塞的潼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在张灵甫的人生经历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北大的学生活动和宣扬各类主义、思想的讲座，令人大开眼界，很快他就被卷入学生运动的激进潮流之中。
西安的家人并不清楚张灵甫在北大除了读书到底还做了些什么。在他后来的同事、部下的印象中，他平时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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