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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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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发愤之作”！当年他一边学习研究生课程，一边动笔写作此书。老岳母得重病住院，艾丰要照看她，好多章节都是在病房里头写的。他一边看护岳母，一边写书，幸亏那时还年轻，精力旺盛，这本书从1979年到1981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
一门学科，要从经验上升为科学，就必须对其特定事物运动的规律进行理性的抽象。而理性抽象的第一步，便是建立基本的概念。很多人谈采访的艺术、采访的体会、采访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提出：什么是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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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4）
艾丰提出来了：采访是新闻记者（包括业余报道者）为进行新闻报道所进行的了解客观情况的活动。这个定义纳入了采访活动的三个要点：谁——记者，为了什么——新闻报道，做什么——了解客观情况，三者结合，缺一不可。从这一概念出发，推出了采访的基本任务：迅速地了解到典型的有新闻价值的真实事实。从这一目的出发，又定义了记者采访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活动。
就这样，《新闻采访方法论》从采访这个概念出发，沿着采访运动的客观过程，同时，也是沿着理性的逻辑，层层深入，对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材料，什么是角度，什么是立场，什么是客观公正，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严谨的定义和深刻的揭示，并且根据这些分析，提出了实用的10种基本采访方法。
《新闻采访方法论》1982年一出版，立即受到新闻界的强烈关注和极大欢迎。第一次印刷53万册，两个多月销售一空；第二次印刷2万册，一个月内又全部卖完。
1987年底，《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柏生找到艾丰，对他说：“最近在评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奖——吴玉章奖金，里边有新闻这一项。我接到了两本书，要我推荐，我看了看，这两本书都不如你的书。要不把你的书推荐上去，我看还有希望。”艾丰犹豫了一下，说：“也好，试试看吧！”柏生很高兴：“我看肯定能评上。要评上了，艾丰，你可一定得请客。”艾丰嘿嘿一笑，乐了。
评奖结果出来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与郭沫若、吕叔湘等大师的著作为伍，获得当时我国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在新闻界，与艾丰一同得奖的，还有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同这些“学术方家”相比，艾丰这个40多岁的“老记者”在其中却是资格最嫩、年龄最小的，他自己确实有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之感。
至今，《新闻采访方法论》已再版和印刷十余次。其间，艾丰又奉献了这本书的姐妹篇《新闻写作方法论》。有关人士估计，这两本书的发行总量已经超过50万册以上。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新闻领域从业的人，包括那些在各个领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人，不知道艾丰的这“两论”尤其是《新闻采访方法论》的人是不多的。这本书至今仍为大学新闻专业学生参考教材，而且是新闻从业者的必读书。换言之，读新闻专业，你就不能不读艾丰，以至于有记者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张征教授讨教“怎样提高报道水平”时，得到的竟是简单的一句话：“把艾丰的书好好看看就行，那里面有东西。”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看看艾丰在申报吴玉章奖金时的“申报理由”。他是这么说的：
第一条，中国采访学研究最高水平。因为以前的采访学都是经验总结性的，而鄙人的采访学是把它上升到了学术体系。
第二条，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苏联的采访学我是大学学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我也翻译过，不过如此而已。我的著作采访思想和案例不仅有中国的，而且涵盖了全世界的，而我超出他们的部分是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第三个理由是，本书虽然是新闻学著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就是说提出了新的东西。如本书第一次订正了“第一手资料”的概念，纠正了中国词典的谬误，修正了美国和英国最权威词典的不足。又如我从哲学的角度上对“事实”这一概念，对“现象和本质”这一哲学范畴都做了有自己创见的深入分析。
这三条自我推荐理由，时至今日可能还会让有些人读来极不舒服。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中，谦虚谨慎才是美德，即使你肚里有十分的货，那你也得称它不足一分的价值。对此，艾丰也是了解的，所以他在“申报理由”中特别补充了这样一句：
各位评委看到我上面的申报理由，可能认为我很不谦虚，但本人对学术领域谦虚的理解就是如实地描述事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5）
这也就是他的学术风格。一次，一位新闻界的同行对他说：“我看你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先看的前言，一看里面的口气很大，说看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冲着这几句话我就买了，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艾丰笑着说：“你中了我的‘计’了。我认为，任何新的东西问世，都首先是自吹自擂，这是规律。因为所谓新东西，就是你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所以你必须告诉大家，我发现了你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如果你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那么你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搞学术必须有这种勇气，必须把学术成果的推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违心的谦虚保护自己的所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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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论》为改革辩护（1）
他的另一部方法论著作《中介论》是一部专门的哲学著作。该书写作于1992年，第一版出版于1993年。
一位新闻工作者为什么要写一部哲学著作呢？基础、背景、动机是什么呢？
从1956年入党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艾丰都在第一线亲自参加了，众多的政治风浪艾丰都切身感受了。他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党，包括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都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像1958年大跃进、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这样的大错误呢？客观上，我们是在做前无古人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供我们借鉴；主观上，基本的原因就是思维方式上的问题，也就是哲学问题。不错，我们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但艾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武器”，而是“武库”。所谓“武库”，就是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武器，根据不同的任务就选择不同的武器。武器拿错了，也会犯错误。以1949年为界，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一个“造反的党”，转变为一个“执政的党”，中心工作也已经由革命战争转变为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的哲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有所侧重、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极其重要的南巡讲话，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艾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借这个机会，冷静而深入地思考了许多理论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他的思想，同时，他也有一个惊喜的发现。用现在的观点来总结历次政治运动，他发现，如果那个运动“左”了，他就被批判为“右”，如果那个运动“右”了，他就被批判为“左”。后来艾丰对别人说：“我没有高层作为自己的背景，也没有凭什么小道消息作为自己的参考，全凭自己的思考作出判断。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可取之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建立了写作《中介论》的信心。如果自己的思维方式一塌糊涂，还要写书，那是要害人的。”
研究的突破点是对“一分为二”这一众所周知的哲学命题的思考。“一分为二”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为什么按照这个正确的哲学命题去做事，常常把事情做错了呢？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还在纠正片面运用“一分为二”带来的偏颇。他指出，不要老是抽象地讨论姓“资”姓“社”。为什么总要抽象地讨论姓“资”姓“社”呢？就是“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事物是一分为二的，那么自然不是姓“资”就是姓“社”了。
艾丰在研究中发现，“一分为二”这一哲学命题是正确的，我们的偏颇在于理解和运用“一分为二”的时候，缺少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命题——“一分为三”。他发现，研究事物最终性质的思维方式是“一分为二”，而研究事物现存状态的思维方式则应该是“一分为三”。我们直接接触的客观世界都是“三”而不是“二”。方位上的上、中、下与左、中、右，规模上的大、中、小，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物体上的固态、液态、气态，物理上的正电（质子）、负电（电子）、不带电（中子），化学上的酸类、碱类、盐类，数学上的正数、负数、零，人称上的我、你、他，革命中的敌、我、友……都是三态存在。
艾丰后来借用老子的话说明这个问题。他说：“老子《道德经》中说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非常深刻，他用了四个数字，一、二、三、万，他没有省略三，并且说三生万物。我们过去的错误就是把三省了，成了二生万物，这就错了。”
在搞清“一分为三”的内涵之后，他又为“一分为三”做了两个重要的定位。
第一个定位：在辩证法中的定位。他认为，“一分为二”是革命辩证法的核心，在革命年代强调“一分为二”是对的。“一分为三”是建设辩证法的核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年代，就要强调“一分为三”。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2）
第二个定位：在路线政策中的定位。他认为，改革开放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哲学基础是“一分为三”，所以《中介论》的副题就是“改革方法论”。市场经济的性质是什么？如果按照“一分为二”的思维，它只能姓“资”，因为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几百年。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搞市场经济了。但如果按照“一分为三”的思维，市场经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是“三”，它是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经济形态，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可以搞市场经济了。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的真正内涵。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国防大学的一位教务长读了《中介论》之后，主动和艾丰约谈。见面后第一句话就问：“你写《中介论》，觉没觉得有政治风险？”艾丰回答道：“有。”“风险在哪里？”“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我说改革不是革命；第二条，我提倡公私融化论。”
接着他对第一条风险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央领导讲改革是革命，我说不是革命，似乎是唱反调。其实，中央领导讲的完整的语句应该是‘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革命’。有一个‘一定意义上说’的限制词，这很重要。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是把改革和革命当做并列的词汇来加以使用的，可见改革在他的心目中也不是就等于革命。在《中介论》中，把社会发展归结为三态：发展态、改革态、革命态。所谓革命态就是对现存主体的完全否定。所谓改革态，虽然也会发生许多质变，但并不是对现存主体的否定，而是对现存主体的肯定和加强。所以，片面地强调改革就是革命，就会导致社会###，不管你的主观意图如何。”
从阐述“一分为二”提炼出“一分为三”关系的“二三论”出发，艾丰又扩展到“层次论”。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分层次的，生产关系也是分层次的。三个层次分别为：所有制层次、体制层次、运行层次。体制改革主要是改变体制层次，而体制层次是中介层次。他在书中对于股份制有这样的论述：
当我们对庞大的、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作层次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它的中介部分作深入分析以后，我们就会有豁然开朗之感，也就有了学习资本主义并扬弃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以股份制而论，既然它是中介层次的东西，既然它是适合现代化大生产的东西，而同时它又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让它“嫁”给社会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现代化大生产所用呢？
从直观的形式上看，不是社会主义而应该是资本主义更害怕股份制。因为股份制对单个的资本家来说，毕竟是一种“公有”或“共有”的形式，但是“聪明”的资本家们在实践中看到了它只是一个中介层次，并没有被它的表面形式所吓倒，大胆地采用了它，结果是改善了资本主义。现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实行股份制的时候，遇到了方向相反而心情类似的情况。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国有制的情况下，实行股份制，从直观的形式看，是一种“私有”或“化公为私”的形式（起码部分是如此），从公的“彻底性”来看，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如果我们是从中介的层次来看股份制，我们的胆子就会大起来。我们不仅从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现代化大生产的中介物的角度说必须利用它，我们还可以从它“嫁鸡随鸡”的角度来让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但在1992年或1993年的时候，还有着相当大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担任中国汽车总公司总经理的顾尧天看到《中介论》很赞赏，特别把这本书向中央最高领导推荐，他拿着这本书作推荐的时候，当面向对方朗读的就是这段话。
以后若干年，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对股份制做了充分肯定，证明了当时的这些论述有相当超前的预见性。这个预见性来自艾丰哲学观点的力量。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3）
讲到“公私融化论”，有一个小故事。1994年，中央电视台借人民日报社的一个会议室做录像采访，请若干著名经济学家谈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中午11点40分，录像快结束的时候，艾丰由于偶然的原因，误闯进正在录像的会议室。他一看当时的阵势，连忙道歉。电视台的同志笑着说：“我们找你没找到，你自己找来了，正好，你来谈一段。”面对这个“突然袭击”，艾丰有些紧张，但推脱不过，还是在镜头前谈了七八分钟。他谈的其实就是《中介论》中“融化论”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过去在基本指导思想上有偏颇，集中表现在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基本的思路是兴无灭资，兴公灭私。“文革”中又提出“斗私批修”。这样的思维看起来方向很明确，其实在落实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首先什么是“私”，内涵外延都不清楚。是私有制，是私心，是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又有合理的、合法的个人利益和不合理的、不合法的个人利益之分。其次，把公私放在一起，从哲学上说往往就是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宏观和微观应该是协调的关系，不应该是彼此互相斗争的关系。马克思讲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时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个人能够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是说，那个“公”之所以好，是因为每个“私”在其中也能够得到好处。“私”的状况在这里成了衡量“公”的状况的标准。第三，“公”很伟大，但“公”最大的缺陷是往往缺少合格的代表，“私”好像很卑微，但它总有具体的代表，有可操作性。让很伟大但没有合格代表的“公”与好像卑微但有可操作性的“私”彼此斗起来，除了两败俱伤之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我们的国有企业过去的问题就是以“公”斗“私”，那么，“私”就联合起来斗“公”。一些国有企业的“虚盈实亏”就是典型的表现。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把公私关系一致起来……
◎艾丰与经济学家杜润生晤谈。
艾丰讲完之后，在座的经济学家们都很赞赏，一位经济学家笑着说：“你的讲话给今天的讨论做了总结。”
艾丰写作《中介论》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从“一分为三”获得突破之后，先写了“二三论”一节，接着写了“层次论”、“存在论”、“变化论”、“融化论”、“中性论”、“过程论”、“中观论”、“媒介论”、“载体论”、“协调论”等，共11个章节。用一个什么概念做全书的名称呢？他脑子里冒出来一个“中介论”的词汇。“中介”作为哲学概念，黑格尔用过，马克思用过，列宁也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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