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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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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克安
阿瑟·密勒评《丹心谱》、《蔡文姬》、《彼岸》
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密勒（《推销员之死》的作者）于去年访华，返美后在今年三月号《大西洋月刊》发表一篇长文《在中国》，谈访华观感。他在第八节《演员和剧作家》中评论《丹心谱》等剧，今译出介绍于后：
语云：“你不能走到比中国更远的地方了”。即使此语属实，但在剧场里，你仍会有普天之下人性相同的感觉。中国人在剧场里的喜怒哀乐，同我们是一样的。东西方文化固然很不相同，但是产生这种文化的心却完全是一样的。
《丹心谱》是粉碎“四人帮”后最著名的一个剧本，也是暴露那个时期一些情况的第一个剧本。苏叔阳刚三十多岁，仍在中医研究院任高级专家。他坐在我们旁边一起看自己的戏，似乎深受感动，任何一个新剧作家都会是这样的。他说，他的模特儿是契诃夫和写社会剧的易卜生。显然，《丹心谱》是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的。作为社会文件，它的力量似乎不可否认；观众到剧终时深受感动。如果说它也属于如今在西方已成为平淡乏味的那一种现实主义，这并不否认它作为一个剧本的价值，因为它的样式适合主题和作者的意图。
剧中的情节是关于一个姓方的老医生，他领导一个研究小组，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发明，最后制成了03号药片，治疗心脏病很有效。政府（当然是“四人帮”）攻击方医生为城市老爷服务，他们硬说心脏病的主要患者是这些城市老爷。如果这样的罪名成立，方医生就要被打成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在职业上无疑也会受累。他甚至可能被送去养四年猪。但是这个好医生的遭遇还不止此。他是个有自尊心的顽强的老家伙，认为自己是个忠于革命的爱国者，这样的罪名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听着苏光在我耳边连珠炮的翻译的时候，我不能不为这种事情的十足幼稚可笑感到没有办法——想不到竟可以把疾病分成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但是继而一想，我记起有一种黑肺病是煤矿工人专有的病，还有密执安大学几年前发表一份研究材料说，中产阶级由于心理或情绪上引起的疾病集中在腹部和头部，工人们则更加担心他们四肢受到的伤害。
反正，《丹心谱》里的罪名同科学没有关系。这个罪名制造出来后，又有了新发展，因为周总理本人对这项研究表示关心，他公开表扬方医生的小组创制了03号药片（周的姿态使观众感到意外，象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周的关心显然无异是死刑的判决。更糟的是，周（在剧中）百忙中从四届人大抽空出来同研究小组谈了足足一个小时，着重指出他认为心脏病患者什么人都有，不一定只是官老爷，治疗这病是全国范围的需要。这样，周、方与“四人帮”之间的决战难免，我们必须记住后者在当时就是中国政府。
这个政治冲突的背景是通过老医生的家人和同事的口说出来的。调子是《人民公敌》的调子，冲动的力量主要是社会的和道德的；很少表达甚至没有表达什么主观生活，人物具有特点但没有性格。虽然台词兜来兜去尽是当前流行的主要口号——“从事实中得出教训”，“别忘记，所有的反动派到头来都不会有好下场。”如此等等——但是也不可否认，在这些陈词滥调的下面的感情，至少同用公式表达的任何其他信条或宗教信念的感情一样纯真。全剧固然自始至终都要触及当前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触及的手法有动人的感情，而不仅仅是说教或严厉的训诲，使得观众感动的似乎就是这种感情。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剧终时，原来显得很笨拙的历史巧合似乎没有越理智的感情。方医生不屈不挠；坏人或者懦夫失败了；真理——和中国——得胜；感激不置的老医生向他的同事们建议一起写封感谢信给病危的周总理。他们的笔触及信笺时，他们听到了哀乐——窗外括起了烈风——原来周总理就在这个当儿逝世了。剧中人物悲恸哭泣，老医生在哀乐声中对观众说：“我们敬爱的总理，您是人民的好总理。您的忠心只为人民跳动……。”国际歌代替了哀乐，幕徐徐下，观众深受感动。
使人感到兴趣的，不是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而是这个剧本和它的观众所维护的价值标准。因为，如果说把周描写成为坚定无畏的话，他也是有人性的，讲真话的，不教条的，有热情的。因此，中国人在革命、饥荒、战争中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可怕斗争以后，似乎并没有硬化得反对比较自由的文明理想——至少这部极为成功的剧本和它的观众使你觉得这样。
但是应该补充一句，我们在长时间的火车旅行途上遇到的一位物理学教授，在全国广播的电视节目上也看了这个剧本的演出，他认为这个剧本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太复杂了。他令人奇怪地说，我认为农民对这出戏讲的是什么，是丝毫不理解的。当然，我原来以为，这个剧本很简单明了，人人都能理解。那么城乡之间、教育程度高下之间的差距真的这么悬殊，令人难以置信？
我认为人类的感情，至少表现在舞台上时，普天之下都是相同的。我对这样的信念，是没有考验的思想准备的。在观看了郭沫若的《蔡文姬》演出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六十八岁导演坚邀我同演员们一起座谈这出戏。由于故事是中世纪的事，演技程式化，这符合传统剧，因此我并不完全感到是我的专长，我与阵容浩大的演员们寒暄了几句以后，对演出，华丽的布景和服装，突出的以及对我来说是异国情调的演技随便谈了一下。
导演曹禺年已六十多了，但仍一头黑发，他是个坐立不定的矮小的人，不肯安坐一会儿，也不肯少说一句俏皮话，他叫演员们安静下来，听我详谈对演出的意见。我怕的就是这个。这出戏不管怎么富有异国情调，但没完没了的重复，使我感到沉闷。从我察觉到的观众的情绪来看，重复在中文里也是重复。
“坦率地说，”我说，“我想大概是由于我不熟悉你们的历史，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个剧本本身使我感到沉闷。”演员们的脸上马上掠过了惊讶的表情。当然，他们仍穿着华丽的中世纪服装，他们脸上的化妆更加突出了他们的表情。
曹禺惊讶地张大眼睛说，“你为什么认为它使你感到沉闷，你能谈一谈吗？”他是用英文说的，因为他在三十年代到过美国，有机会欣赏奥尼尔的剧作。他的两个著名剧本《日出》和《雷雨》，我早一天就读过了，觉得是描写三十年代早期腐朽的中国的上海生活的动人悲剧。说真的，以曹禺的内行，使我感到放心，可以大胆得近乎发疯地批评起一般被认为是伟大杰作的一个中国剧本。
“我认为，”我答道，“在头一个小时内，故事就讲了四遍，可能是五遍。每次都有另外一批角色讲一遍，但每次都没有增添什么新内容。”
曹禺稍为沉默一下就马上跳起来高叫“好啊！”，这时全体演员都鼓起掌来，向我拚命点头。“我们在这里苦苦思索了六个月，要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个戏这么沉闷，可是他看了一遍就能告诉我们！”演员们都高兴已极，七嘴八舌地怪起作者来，他们说话很快，但是含意是我很熟悉的，不等苏光翻译给我听，我就懂得了。
“你是不是在这里呆一个星期把它改编一下？”曹禺建议道，演员们又鼓掌，点头表示赞成。分手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们这么容易就能够互相了解真是难得，只有剧场才有这种普遍性的规律。不过当然，医生也是这样，而且物理学家、各种专业的人都生活在基本上相同的天地里，不分国籍或制度；只是我们的历史才有这样大的不同，使我们处于这样多种的成就、力量、软弱的水平上。
完全另外一种的戏是我们在上海看的反苏闹剧《彼岸》。即使在《丹心谱》中，你也不能不注意到演技过火，这显然是中国人的一种通病。一句本来要引起对方微笑的话，却使听者大笑；轻轻一笑变成了拚命点头的狂笑。碰到熟人时表示相识的动作，成了猛拍一下对方的肩膀，外加哈哈哈大笑。而且还有一种倾向，开始说话时面对着说话的对象，结束时却面对着观众，似乎每个中国演员都害怕观众马上就要走似的。显然这是京剧传统，在京剧中，不论这是多么做作，却是由来已久，因此可以令人相信，但是从现代现实主义来看，这显然是做作的，不可信的了。
在《彼岸》中，对这个剧本所要求的现实主义只有极不牢固的掌握，尽管“现实主义”一词很难用来形容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除了非常严肃的政治意义以外，还是，或者听起来象是一种委员会的幻想曲，这种委员会同“创作”我们国内的一些电视间谍或犯罪戏的委员会颇为相象。不过，必须承认中国演员的模仿能力，他们学俄国人的样子，甚至俄国人的腔调，极其相象，令人可笑，观察入微，令人可信。也许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一对演员表演在舞厅跳舞的场面，他们两人以前从来没有跳过舞，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那样跳过舞。要演一个俄国人在一家时髦的瑞士旅馆舞厅里紧搂着女人跳舞，对他们来说，的确是要揭开好几重厚厚的帷幕。
这些成就要归功于导演黄佐临，另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前辈（文化大革命毁了中年一代，剩下只有老年人在当家了）。黄佐临讲话很少大声，动作持重，他在三十年代曾经在英国随米契尔·圣丹尼斯研究戏剧。他出身富有（他的父亲是美孚油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态度文雅，从他的姿态高贵、头部转动缓慢来看，是个十足的贵族。他被派去养了三年猪，学习毛泽东著作，供认反革命梦想。
英珙和我正好同那个每天到黄佐临牢房般小屋子里来斗争他的那个女演员是朋友。那个女演员现在住在纽约，她请我们探望这位老人。我们在中国紧张地活动了几天之后才理会到她的这个建议的含意。在六十年代，她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年轻人之一，被派去震撼一下他们的长辈，一直到他们的资产阶级——毋宁说是独立的——思想如数的倒在地上，流到阴沟里。
我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完全感到糊涂了。他一定对她那么待他感到怀恨吧？但对我这个问题，他持重地回答，“一点也不。她从来没有粗暴对我，她只是犯了错误，象那时候的许多人一样。事实上，我也是。”
“为什么？”我问。
“我原来以为周恩来是赞成把我这样的人送下去的主张的；要不然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我这样认为。因此我决心尽力肃清我的反革命思想，尽管我不知道有没有。事实上，我并没有。只是到了最后两年，七五年和七六年，我们才知道有分歧，他们是要毁灭我，毁灭文化，毁灭周恩来。”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尊严的人养猪施肥。他们看到他在土堆里打滚，一定特别高兴。我问他有什么感受。
“我想最难受的是，”他微笑道，“是三年之中每天看见我的妻子在一条小河对岸的田里干活而不能对她讲话。”
“那时你也认为周恩来是赞成这样做的？”
“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谁也不知道该怎样想了。”
“你认为这种事情还会在中国发生吗？”
“会的。我很肯定地认为会的。还会发生好几次。但是也许下次对于有用有好处的东西不会这么破坏了。”
他知道过去，那是很久长的，看来，将来也很久长。也许在中国没有悲剧，因为时间无限，不论过去和将来都延绵不绝。
董乐山
美国1978年度最佳畅销书
美国刊物中，每周登载“最佳畅销书目”最受重视的，只有两家；一家是知识界阅读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一家是出版界行业杂志《出版商周刊》。后者销路不大，但是本行业和图书馆学者及作家们必读的，故影响较大，所载书目可以直接影响销路。
不论哪家的“最佳畅销书目”，共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每种每周列十种，至年底再列出年度最佳畅销书目。《出版商周刊》于1895年起即列此书目，于1978年增至十五种，这是因售书生意兴隆之故，每种都销十万册以上，成了出版界空前盛事。
《出版商周刊》这一年一度书目是根据全国各大书店实销数统计出来的，不包括各读书俱乐部、邮售、国外等的销数。
这里依次介绍几本主要的：
1978年名列第一的小说是詹姆斯·米切纳的《契沙比克》，一年内销851，729册。米切纳战后以《南太平洋故事》成名，写了不少历史性的小说，如《夏威夷》、《百年镇》等，以场面大、时代长著称。《契沙比克》也是这样一部描写马里兰州的契沙比克湾从十六世纪直至目前的一部历史性小说。这也是兰登书屋创办以来销路最好的一本书。
第二位是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续篇《战争与回忆》。沃克也以善写流行小说闻名，他的最佳作品还是1951年的《该隐号叛舰》，刻画了一个暴戾刚愎的舰长性格，改编电影后曾由影坛硬汉亨弗莱·鲍嘉主演。《战争与回忆》是去年十月出版的，比《契沙比克》晚了三个月，因此进入1979年后继续畅销。
1978年十五本畅销小说中有好几本是通俗流行小说，没有文学价值。比如位居第三的《愚人必死》，是《教父》作者马里奥·普佐所著，写好莱坞和大赌城拉斯维拉斯内幕的，趣味不高，文笔拙劣，甚至有文法不通之处，评论界对此评价甚低，有人甚至戏称“愚人才买”。但因故事有趣味，1978年销了274，084册，平装本版权竟高抬到二百二十五万元，打破纪录。
位居第四的《血统》和第五的《顾忌》也是同属于情节复杂、注重色情和暴行描写的作品。后者的作者是个女作家，虽是处女作，却充满了色情。这就不如第六名的另一女作家贝尔娃·普兰的处女作《常青》，它写的是一个犹太女性的奋斗史，虽然由穷致富，有些俗套，但多少反映一些社会面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在文坛有声望的作家的作品这次居然也列入最佳十五名之内。一是霍华德·法斯特的《第二代》，列第九位。法斯特在五十年代脱离共产党，近年来写了几本小说。《第二代》是他有关加利福尼亚开发的历史性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叫《移民》，年前也属畅销。另一个是最近故世的詹姆斯·琼斯，他的遗作《口哨》列入第十五位。这书是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死后遗稿未完，由他的好友威利·莫理斯续貂。
令人兴奋的是进入1979年以后，每周最佳畅销书目中也包括了两个比较严肃的著名文学作家的作品。一是约翰·契佛的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能够畅销还是少见的现象。另一是约翰·厄普达克的《政变》，喜剧性地描写非洲新兴国家的社会矛盾。但这两本书能否长期畅销，列入1979年全年名单，还须到明年此时，才见分晓。
此外在这里值得报告的是，最近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籍老作家伊萨克·辛格的近著《索沙》，虽未列入1978年名单，但在半年之内（去年七月出版），销了77，841册，不能算少。这也是因为美籍犹太人文化程度高，读书成风之故。
关于1978年非虚构作品，值得提出来的是几本有历史价值的传记或历史著作。中国的读者必对名记者白修德自传性作品《历史的探寻：一部个人经历》（名列第九）感到兴趣。他在三、四十年代曾任《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报道抗战，在重庆、延安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等，1946年曾出版《中国的惊雷》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战和国共的内战。《历史的探寻》不乏他与世界名人丘吉尔、戴高乐、麦克阿瑟接触的回忆，是研究近代史的人所必读的。
其次中国读者有兴趣的当是威廉·曼彻斯特的新著《美国的凯撒：麦克阿瑟》（名列十三）。此人曾著有《光荣与梦幻》，记述美国近四十年的历史，卷帙浩繁，长达百余万字，材料极为丰富，文笔也很生动。
至于尼克松的《回忆录》，名列第六，销了262，000册。他的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记述水门丑闻的《权力之终结》，名列十一，销了十九万册。
比较严肃的作品则是曾经访华的女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克曼关于十四世纪欧洲史的《遥远的镜子》，名列第七，销了259，954册。她所著的《八月的炮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关于史迪威将军的著作，都有不少读者。
其他非虚构作品很难概括，但不妨列举一下，可以让大家对美国人的读书趣味有个粗浅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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