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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里的欧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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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彼得大教堂建于彼得下葬的地方。
  彼得是耶稣最重要的门徒,耶稣曾问彼得他是谁,彼得回答说是上帝之子。耶稣于是说彼得是教会的基石,交给他天堂的钥匙。罗马教廷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彼得曾担任罗马主教,在这个过程中,被罗马处死,头朝下脚朝上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在罗马郊外,后世朝圣者将这个地方变为宗教集会之地。两百余年之后,康斯坦丁皇帝为了纪念他的殉难,在传说中他下葬的地方建起了纪念堂,这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的前身。整整1900年,没有人真的发现圣彼得的遗骨,直到1939年,在清理地下墓穴的过程中,教士们发现了一具缺少脚掌的尸骨,经科学鉴定,确实属于公元1世纪。
  在彼得死去的地方,同样建立起来的还有教廷。教皇作为彼得衣钵的后继者,接过彼得留下的钥匙——天国的钥匙。罗马教会因此成为凌驾于所有其他教会之上的统治机构,罗马也从此成为一千余年的宗教中心。
  早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前,基督教的力量就已经进入罗马城。耶稣的最重要追随者保罗和彼得一样,在罗马传教。保罗和彼得都死于罗马,他们一个人发展异族加入基督教,成为基督教传播的关键人物,另一个受耶稣亲自授权,成为基督教的基石。在后世宗教艺术中,我们总能看到保罗和彼得站在耶稣两侧,一个人执剑,一个人执钥匙。他们是最关键的两个人,是他们奠定了罗马的地位。
  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帝国的力量转移到东方,一方面是位于今天土耳其的拜占庭帝国,另一方面是包含今天德国、奥地利周边的神圣罗马帝国,两大帝国都将自己当作古罗马帝国合法的继承者。罗马本身失去政治力量,只有教廷却作为纯粹的宗教中心留存下来。
  这种留存对文明来说是重要的。中世纪的世界与现在大有不同。至少有500年,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000年,文明在一种近乎消逝的荒漠状态中。那时文字消失,科学消失,艺术家消失,国王甚至不会读写。哲学家的学园不在了,历史学家也不在了。世俗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处于空白中,对希腊罗马的高度一无所知。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教会保留着旧日文化。教会保持着写作的传统,教育一代代进行,修道院中的语法和修辞学记住西塞罗和维吉尔,虽然几何、天文和音乐课程消失,但教堂艺术成为了这段时间仅存的艺术。中世纪的格局亦是分散的,那时没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这样的领土之分,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世界是凌乱的,国王林立,诸侯分封,战争在任意一方和另外一方之间进行,没有国界主权,没有国籍。一盘散沙中,唯有罗马还能算得上文明的焦点。
  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教廷只有精神意义上的统治力量,并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力量。直到丕平——我们曾经见过的矮个子法国宫相——献给教皇一片土地,教皇才有了自己的力量。作为交换,丕平的篡位得到教皇的认可。公元800年,教皇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加冕。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不仅对于查理曼是新的帝国,对教皇也意味着新的帝国。从此教皇有权力为国王加冕——换句话说,教皇凌驾于国王之上。
  教皇国的时代由此开始。从10世纪起,强力教皇就抓住一切时机扩大自己的影响。教皇对英王的婚姻发表意见,对法王的继承表达观点,更与统治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竞争。教皇总是想将自己置于国王之上,而国王当然不想。教皇与国王的斗争从未停止,总有强硬的国王想脱离教会控制,也总有强硬的教皇不断加强自己的地位。
  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斗争是斗争的主线。神圣罗马帝国由日耳曼民族的多个王国组成,这些国王与教皇一起选举帝国皇帝。这是貌合神离的权力斗争,看似合作,其实竞争,结果常是两败俱伤,但教皇国的地位在斗争中建立起来。
  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缠斗,格里高利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将其废黜,逼迫亨利在雪地里跪拜谢罪,而亨利回到王座之后立即回头攻打罗马。格里高利宣布了教皇的许多绝对权威,使许多小国臣服于脚下。乌尔班二世继承格里高利,他发动了针对穆斯林、夺回耶路撒冷的战役——十字军东征,将整个欧洲卷入世界大战。
  12世纪持续上升,到了13世纪,英诺森三世时期,教皇的统治达到了鼎盛。英诺森三世使用狐狸一般的手腕,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让奥拓四世受其压制,又夺取了意大利的许多土壤,制裁了英王约翰,使其向自身纳贡。这一时期的教廷很有能力,教皇们野心勃勃,又冷酷无情。格里高利九世对腓特烈二世加以绝罚,又开创宗教裁判所。腓特烈二世转而在西西里大败教皇的军队,恢复自己的地位。然而新上任的英诺森四世却毫不留情,不仅重新宣布了之前撤销的绝罚,而且拉拢势力反对腓特烈,并在战役中击败皇帝。四年后,腓特烈突然去世,霍恩斯陶芬家族中断,神圣罗马帝国出现长达19年的空位期。
  1254年到1273年,帝国没有皇帝,游戏暂停了,如同弃权的选手留下发呆的胜者。
  1261年,我们来到空位的中央。在这短暂的缝隙中,我们见到教皇权力的顶峰,也见到顶峰之后裂隙的阴影。这是教皇国最鼎盛的时候,也是鼎盛的终结。
  在权力的高峰时期,教皇的触角可以延伸到各个方面,他们有权力任命各地枢机主教,也可以监管所有主教,再由主教监管所有教士。他们能影响国王任命,更可以决定对国王的开除教籍,从而罢免。他们能挑起战争,建立联盟,加入其中一派,决定战争走向。他们能向天主教世界的所有地区征税,积累巨大财富。
  这一切在14世纪不可避免地下滑。克莱门特五世统治时期,教廷经历了巨大的衰落。教皇被法国国王挟持到阿维尼翁,从此法国选举了新教皇,宣布为正统,罗马尽管重选教皇,与法国对峙,但并不能赢得所有人的认可。英国是法国敌人,因此支持罗马,苏格兰是英国敌人,因此支持法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两地各立教皇、各自为政的大分裂。这是教廷受到羞辱的时期,重新的复兴要等到15世纪——艺术复兴的世纪。
  对罗马教廷,有时人们会有疑惑。在后世的书里,教皇常常以腐败、伪善、贪婪、擅权的形象出现,他们做了很多不择手段、压制异端的事情,宗教改革家正是以此进行改革的号召。在遥远的我们看来,几乎不能理解中世纪怎么会屈从在这样的教会之下。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永远有另一面,教皇中的很多实际上是以仁慈、饱学的形象出现,他们救济穷人,资助科学,是艺术最大的支持。他们自身研修神学,教皇国的创立者格里高利一世就被封为神学四圣人之一,其他三人是我们在米兰提到过的安布罗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贝尼尼由教皇聘请,卡拉瓦乔受教皇庇护,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由教皇出资。可以说,教皇一方面野心扩张,另一方面又将这扩张转化为绚烂的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罗马教廷的无上地位,就没有今天罗马的灿烂。后世的新教的改革讲究朴素的风格:朴素的建筑、朴素的仪式、朴素的理论,这更容易贴近人心,但是新教的国度再也没有宗教罗马式的瑰丽。
  事物的阴阳在历史长河中成为风景。
  【针尖上的天使】
  1261年,一个相对寂静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罗马换了新的教皇。同时,有一个学者静悄悄地进入罗马。他受乌尔班四世的邀请,前来讲学。他发表了一些演说,很快就离去了。没有人意识到他的杰出。
  这个人叫做托马斯·阿奎那。他是一个学者,在巴黎读神学,后来在巴黎和意大利一些地方做过神学教授和修道院院长。从生平事迹看,他是很普通的一位学者,游历讲学,潜心著书。但从几个方面讲,他绝不是一个平庸的学者,而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是中世纪神学哲学集大成者,著作成为天主教主流的圣典,14世纪被教会封圣,与神学四位圣者比肩。另一方面,他又是文艺复兴的引路人,他是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人,他讨论的理性问题将古希腊哲学重新揭示给世人,从而引申出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一个时代要结束了,另一个时代要开始。
  十字军东征是长达两百年的漫长战役,西方入侵东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争夺圣城耶路撒冷。这过程中有英勇壮烈,也有滑稽可笑,最后的结果是西方世界自身的收获:东方世界中保留的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隐没无闻长达10个世纪之后,终于又被带回了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的著作经由几个世纪阿拉伯文的保存,最终翻译成拉丁文,带给中世纪的学者极大的震撼。
  阿奎那是后世的先驱。他提倡理性,认为人可以用理性观察世界、思考世界,从而理解上帝。这和中世纪前期人们通过冥想、苦修、沉迷和仪式的方式大相径庭,阿奎那观察世界,建立命题,逻辑推导,理性解释。这为后人的突破奠定基础。
  阿奎那重新阐释了亚里士多德。他的先人奥古斯丁曾经将新柏拉图主义引入神学,而他则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纳入了基督教的框架。他提出过最著名的五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每一种都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观念的某种延伸,亚里士多德提出所有运动都有推动,所有变化都有原因,阿奎那便将最终的推动、最终的原因赋予上帝,他延续了中世纪独有的思维方式:一切事物中最高、最好、最完美的事物存在,它即上帝,因而上帝存在。与亚里士多德解释宇宙的思路不同,阿奎那像其他神学思想家一样,关心的是创造问题,他试图解释的不仅是这个世界如何存在,而且是这个世界为何存在。
  这些思想到了我们手中,仍然有它独特的启发意义。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其中的问题。中世纪的哲学常常受人嘲笑,认为那时学者思考的问题都只是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问题,然而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些根本问题。事实上,中世纪的哲学家思考了很多相当困难的问题,比如宇宙起源、灵魂的由来、意识与存在、秩序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后世困扰着哲学与科学、因而推动知识大发展的问题。即使我们现代人否定了中世纪的答案,也不能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基督教的圣人有许多有独特的个性,传说中,与阿奎那几乎同时代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与鸟儿对话,使鸟儿环绕在他身边,受他的声音吸引,他向鸟儿传教,它们都不飞走。在画中,圣方济各总是在一片花草和鸟儿的陪伴中。认识这些圣徒的标志是有趣的。在看画的时候,这让我们能认出画中的人物。圣塞巴斯蒂安是罗马早期的人,被乱箭射死,画中身上布满箭的就是他。圣杰罗姆的书案上总是有一颗骷髅头,与长着翅膀的牛相伴的是圣路加,圣约翰的标志是鹰,圣马可是狮子。圣司提反被石头砸死,因而画中总是出现石头。圣洛伦佐死于烤肉架上,在画中也总是重复被炙烤。圣凯瑟琳被一只轮子绞死,因此画面中总是出现残破的轮子。当然,还有与剑相伴的圣保罗、手执钥匙的圣彼得。
  宗教画中的圣徒以他们赴死的姿态和沉思冥想的虔诚感动着后人,在教堂大殿里,震人心魄。这是基督教传播和保存的重要方式,没有这些艺术,感召的力量会大打折扣。基督教在受难和施难方面都有丰富的历史,他们受到镇压,圣徒赴死,但在中世纪亦曾镇压异端,将人处死。这充满血腥的历史既有圣洁亦有罪恶,在面对那些将血肉永远留在眼前的画时,一切有关于苦难与迫害的问题都被提上人的心头。
  历史的脚步走到13世纪,走到中世纪的顶峰。这是神与人共同的世界。时代隆隆作响的脚步已经在远处隐隐可闻。
  经过两个世纪的低沉,教会在15世纪开始复兴,新的圣彼得大教堂就是在16世纪初由教皇朱里奥二世出资建筑,为了纪念罗马教廷重新回到罗马。而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声音从宗教世界破茧而出,由轻微到聚集,再到震撼世界响彻云霄,那就是——文艺复兴。
  【旅游指南】
  罗马-梵蒂冈
  推荐景点:中世纪
  1。梵蒂冈博物馆和画廊:梵蒂冈是一个独立的国度,教皇千年积累的艺术杰作都收藏在其中。古希腊罗马馆中,有最著名的雕塑《阿波罗》和《拉奥孔》,在三间“拉斐尔室”中有《雅典学园》和《耶路撒冷的洗劫》等壁画,画廊里有拉斐尔的《佛利格诺的圣母》和《基督升天》等名画,而这仅仅是全部精品中少数最出名的,精品数不胜数。
  2。圣彼得大教堂:如果欧洲只能选出一个景点,我个人的推荐是圣彼得大教堂。广场、廊柱、穹顶、建筑设计、雕塑和壁画,每一件都是名家名作,都可以在艺术史上写下重重一笔。进教堂的服装检查非常严格,短裤和无袖上衣不得进入。
  3。西斯廷礼拜堂:位于梵蒂冈内,米开朗琪罗按照《旧约》绘制的天顶和《最后的审判》,四周有波提切利和吉兰达约等名家壁画。
  4。弗朗切斯圣路吉教堂:卡拉瓦乔壁画《马修的召唤》;圣奥古斯丁教堂:卡拉瓦乔壁画《朝圣者的圣母》。
  5。圣阿格尼斯教堂:波洛米尼设计的曲线优美的正面;广场上有四河喷泉,贝尼尼设计。
  6。维多利亚圣母教堂:圣苏珊娜大街,贝尼尼的雕塑《圣特蕾莎的狂喜》;圣方济各教堂:贝尼尼雕塑《祝福的路易莎》;巴贝里尼广场:贝尼尼特莱顿喷泉。
  7。波各赛美术馆:罗马最重要的艺术馆,存有贝尼尼、拉斐尔、卡拉瓦乔重要作品。
  推荐阅读:
  《中世纪哲学精神》
  '法'吉尔松(1884~1978) 沈青松译
  自文艺复兴以来,反击神学哲学的书籍远比澄清和辩护的书籍多。中世纪的哲学往往被纳入神学领域,普通教材谈到哲人,常常从柏拉图跳到启蒙运动,对中间过程一带而过。
  然而中世纪哲学自有其深意所在。《中世纪哲学精神》想要澄清的就是这一点。这是一本难得的耐心之作,从每一个环节,试图还原中世纪哲学家思考的方式和其中有道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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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们当代人不再像莱布尼兹那样毫不犹豫地引用《天主之城》和《福音》,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逃脱了两者的影响。
  “天主教哲学家所自问者,是在他透过信仰相信为真理的命题中,是否有一些也可以由理性来认识为真理?”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意'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 马清槐译
  托马斯·阿奎那开创了后世称作的托马斯主义。他是中世纪与现代的分野,从阿奎那开始,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解读和对理性的重视开启了现代思想的蓬勃。正是阿奎那强调对自然的观察——在他之前,受到奥古斯丁影响,人们更重视内心的体悟——以理解神的光辉,才使得在他之后,自然万物重新回到哲学的聚光灯下。
  阿奎那在政治上最著名的贡献就是对自然法的论述。他的理论框架自洽、符合逻辑,在宗教的时代背景中也显得合理。他由神的存有推导出人世间应有的政治模式,他相信“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亚里士多德命题,并将其成功地纳入神的框架。他和孟子在论述善政与暴政时有诸多相像,但出发点和论述过程都有许多不同。
  “上帝对于创造物的合理领导,就像宇宙的君王那样具有法律的性质……这种法律我们称之为永恒法。
  “理性的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神的智慧,并由此产主一种自然的倾向以从事适当的行动和目的。这种理性动物之参与永恒法,就叫做自然法。
  “在推理时,我们从天然懂得的不言自明的原理出发,达到各种科学的结论,这类结论不是固有的,是运用推理的功夫得出的;同样地,人类的推理也必须从自然法的箴规出发,达到其他比较特殊的安排。这种靠推理的力量得出的特殊的安排就叫做人法。”
  《发现教堂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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