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他都很信任。毛通过“7·20事件”也感到，必须要保持军队稳定，才能保证文革的进行。因此，毛对杨成武保持军队不乱是满意的，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的。林就更不用说了。此后，军委办事组替代了已经瘫痪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包括军事、政工及干部的任命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据吴法宪回忆，杨在和他闹矛盾时，泄露了天机。杨说：如果咱们谈不拢，就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江青同志那儿去谈。军队的事儿，他不说到林彪那儿去谈，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应该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比杨成武跟林彪的关系更近一些。解放战争三年，杨成武没有跟着林，黄、吴、李、邱是跟着林的，林对这几个人更了解，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是认可的。另外，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林，从瑞金一块儿走过来的，历史上也没有辫子可抓。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对黄、吴、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同时，这几个人没有罗瑞卿和杨成武那么高的地位，也没想到自己能到这么高的位置，对上面来说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杨成武被押走后，总理跟父亲谈，要调他来北京当总长。父亲表示不愿意，他说：第一，我能力不行；第二，我资历不行。总理却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父亲又去找林彪谈，说自己干不了。林说：这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就这样，父亲勉强接受，当了总长，并接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但他开始时不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如果涉及部队文革的事儿，就叫他去一下。

　　争夺对部队的控制权
　　我父亲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办事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中共九大没有设军委常委，只有军委副主席。老帅们都是军委副主席，有朱老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主席让老帅们靠边站，文件也不让发给他们，实际上都不管事了。
　　父亲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经常到主席那儿去。因为我时不时看到父亲回来，拿着小的便笺纸，上面记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谈话内容。主席言传身教，对他进行一些教育，工作上给予一些指导启发。主席的特点是喜欢讲典故，让你回去翻书，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图，看你的悟性高不高。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果说错了，就当是讲个典故，开个玩笑。如果你没按照他的政治意图办，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聪明。典故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没明白？应该说，主席本来对黄永胜是抱以厚望的，但黄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试中没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军委领导，包括叶帅、聂帅、陈老总等，他们有一个共识：中央文革不能插手军队，不能让江青他们把手伸进军队，不许搞乱军队。这是一条主线、一直贯彻着。当时，林和这些老帅们看得很清楚，政府乱、省市党委乱都还好办，只要部队不乱就能撑得住。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文革提出，部队包括基层连队都要开展“四大”。那时叶帅是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坚决顶住了，后来变成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真要是军队的军以上机关都开展“四大”，那也够呛呀！实际上有一阵子，总部和各大军区都出现了乱的苗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如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机关干部造军区党委的反，沈阳、济南、福州等军区都有一些干部要起来造反。林彪、叶剑英等坚决顶住；后来杨成武当办事组组长，也坚决维护了军队的稳定。父亲当总长后，也坚守了这条线。
　　父亲进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了，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里，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么办呢？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后来，父亲终于借机向主席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主席说：你写个报告吧。父亲向主席反映这个情况，一方面是怕耽误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让江青他们插手军队。结果，这个报告主席批了。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发了很大的火，说我父亲封锁她。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我父亲，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给你点颜色看。从这之后，江青和父亲的矛盾开始尖锐化。之后，中央决定让父亲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江青就是不让去。而且还停止了父亲和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结果是总理到主席那儿说了这事，主席拍板说：还是黄永胜去，碰头会也要参加。江青他们就不敢吱声了。从林彪到叶帅，到杨成武，再到黄永胜，军队不能乱是个大局，不让江青一伙儿插手军队，军队里不能有江青的人，这一直都做得很好。而林彪倒台以后，张春桥管军队，部队成什么样了？思想工作怎么样，部队战斗力怎么样，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林彪主要管军队，和江青之前并不来往。林当了接班人后，由于工作关系，和江青的往来才逐渐增多。开始时，叶群往江青那儿跑得很勤，常把江青的话当圣旨来听，认为江青的话代表主席的意思。林彪则始终坚持一点，只要你不插手部队，其他事都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但是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插手军队的文革，支持军队的造反派。江青也更加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林彪就开始对江青不满了。
　　应该说，当时知道林彪对江青不满这一情况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只有黄、叶、吴知道林的一些想法，开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因为黄、叶、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时，对于全国的工作，他们会在一起议论。在探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难免要议论到江青。这样，林的一些想法，父亲他们就知道了。林彪也明确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文革前，父亲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触，对她没有多少了解。父亲在广州时，江青去过几次。当时是中南局书记陶铸负责接待，让她住在给主席准备的房子里。她嫌院子里树上的知了太吵，就对陶铸抱怨。陶铸跟我父亲说：怎么办呀？父亲说：好办，派警卫部队去粘。于是，就派了警卫战士拿着竹竿粘知了。粘了几天，多数都粘走了，不叫了。但江青又提意见了。因为她住的那个小岛靠着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有的船往来会鸣笛，江青又嫌鸣笛吵。于是，赶紧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许鸣笛。可有的船是从广西过来的，不知道啊，又鸣了笛。结果，江青又找陶铸闹。最后，只要江青住在那里，珠江干脆就禁航了。后来，一直到丁盛当司令员，江青去广州还是如此。
　　那时候，父亲就觉得，她的要求太过分了。那是航道呀，怎么连汽笛都不让拉呢？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这样呀！比主席还难伺候。父亲不高兴，就跟母亲说。母亲就跟我唠叨：江青这个人真难伺候，连船都不让人家走，多耽误人家运输呀！那时候，父母对江青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太特殊，太难侍候，其他的倒也没有什么接触。应该说，父亲对江青态度上是尊重的，生活上是尽量照顾的。父亲对主席特别崇敬。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对江青尊重，但是敬而远之。
　　其实，我父亲那个层级的干部，跟主席的生活还是隔得太远，也不了解。父亲只有在开会的时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门，给主席敬个礼，主席问一问而已。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况，更不知道中南海里边的事情，也没人跟他们讲主席和江青关系这些事情。军队的人住在中南海里的，只有朱老总和陈老总两个人，军队的大部分干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内，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于他们的政治关系就更不了解了。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没有进入军委领导层之前，对江青出于礼貌是尊重的。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报纸上就开始宣传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个帽子是谁给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给戴的，能够上中央的报纸，应该是中央的负责人。江青既然当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们对她就另眼相看了，觉得她不简单。
　　随着陶铸、王任重的问题出来后，父亲就感觉不能理解了。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却怎么也跟不上。对造反派冲击公检法、国防部、中南海，把老干部往死里整等等，父亲都看不惯、不赞成。第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也让我父亲一块去了。他回来对我说：太残酷了，怎么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父亲是军人，性格比较直，面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有时他敢于顶撞。“二月逆流”前，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江青也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高级干部对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父亲就说了：江青同志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甚至为此还拍了桌子。
　　父亲之所以敢顶撞江青，是因为他有自信。他16岁就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就像项羽的三千江东子弟一样，是铁杆兵。况且，毛主席当时还没三千人呢。多年来，他对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办的任务，都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完成。而且，父亲不仅忠于主席，对主席的感情也很深。1945年主席去重庆谈判，因为担心主席的安全，父亲到延安机场送主席登机时，还流下了担忧的眼泪。主席对他当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刚进城时没那样，后来变成这样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文革中，江青这个人不管不顾，管你是周恩来还是谁，说翻脸就翻脸，总理的工作被她搅得一塌糊涂。父亲对江青的一些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意。在父亲看来，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个老婆嘛，和这个党、和中央，以至和毛泽东是两回事啊。
　　其实，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我父亲，甚至包括林彪、杨成武这些人，我觉得都没看清楚。（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据说陶铸文革初期调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况，就问总理：中央高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注意什么？周恩来说：正确对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的潜台词是，对待江青的态度，就是对待毛的态度，就是对待文革的态度。陶铸没悟透，多次和江青对抗，得罪了江青，导致自己倒台。这和后来总理跟黄、吴、李、邱讲的，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应该说，对于毛和江之间的关系，总理还是比较明白的，中南海外边的人就不清楚了，总觉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后来，军委办事组和江青的矛盾不断加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汪东兴的误导。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大总管，他传过来毛和江的关系和一些事，并曾说：“毛和江是两回事。”林彪、叶群包括我父亲他们都很相信他。可以说，对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的判断，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
　　父亲被公审后，他才真正明白了江青和主席的关系。他说：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们的。

　　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名单之谜
　　我当兵之后，去了云南的蒙自机场。按照规定，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应先下放锻炼一年，参加过“四清”的学生，可以减少半年。这样到1969年3月，我就完成了下放的要求，回北京到空军报到。吴法宪说：现在太忙，要开九大，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开完九大再说。
　　这段期间，我几乎天天在父亲起床之前，溜到他办公室翻看他公文包的文件，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办公室没人去。其实我上初中以后，就常带着好奇心，有机会就翻看父亲的文件。父亲属于比较粗心的那种人，他打开保险柜拿了文件，有时就忘记关了，保险柜的门虚掩着。我的智商还算可以，看到那个数字后，就开始琢磨，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很快就把密码琢磨出来了。所以，父亲的保险柜对我来说根本不保险。我还翻看过他的内部参考。那时内部参考传阅的范围很窄，一个大军区好像就一份。有次，父亲发现我在翻看他的文件，说了一句：小孩子胡看什么！你是怎么拿出来的？我说：你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呀。其实，那次是我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这样，我当时看到了一份让我印象极深的文件，就是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酝酿名单。当时筹备组组长是总理，筹备组写了一份对张春桥历史问题和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历史问题的报告。在九大预备会议期间，这报告给主席报送过三次，内容是向主席反映：张春桥有叛变、反鲁迅的历史问题，姚文元的父亲是托派、叛徒、汉奸，他们是否适合进中央委员会？主席三次都没有表态，而且压住不发。那三次的报告，内容一样，我都见过。我还想呢，这个报过了呀，怎么又报上来了？后来发现，每次的信封不一样，信封上划了圈和没划圈也不一样。
　　这份材料和打倒“四人帮”时公布的那份材料一样。这样的处理说明了些什么？
　　还有就是关于政治局的名单，开始有江青，没有叶群。报到主席那儿，主席划掉了江青，加上了叶群。文件到林彪那儿，林彪划掉了叶群，但没有加上江青。过了一天，又看到新的名单，有江青也有叶群，但主席又划掉了江青，林彪则又划掉了叶群。最后的政治局名单，是既有江青也有叶群。不过，名单上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主席却一直没有划掉过。
　　我很不理解，主席为何三次对上报的材料都不表态？

　　“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应该说，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周的行政能力很强，在党内威信高，很善于梳理人际间的关系，而且长期在中央核心位居高位，很明白中央的权力架构。我父亲一直对周很尊重，很信任。对于军委办事组来说，因为林彪给我父亲有过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有事你们要多向总理请示，多汇报，因此，他们非常坚定地支持总理。另外从办事组这几个人的心里来讲，从中央苏区一直到解放后，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而周是中央的核心领导。他们跟总理差了很多级，现在能跟总理在一起办公，那肯定以总理马首是瞻，非常敬重。总理交代的问题，都认真去办。同时，他们到总理那儿请示军队的一些工作，总理也都是给予支持的。特别是江青对我父亲和办事组的几次发难，都是总理从中斡旋或报告主席而解决的。
　　从总理的角度，一方面他对这几个人的历史了解，对他们也比较信任；另一方面文革中他也只能依靠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这根支柱，支持了军队就是支撑住了全国。在很多问题上，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理都和我父亲碰一下，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之，总理对办事组是倚重的。有的时候总理不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就让办事组出面把他们顶回去。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一些斗争，也向总理汇报，总理很清楚这些情况。一般来说，总理对于办事组和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总是从中调和，但从没有偏向文革小组的意思。特别是当办事组被江青整得灰头土脸的时候，总理会主动向主席反映情况来斡旋。只要黄、吴、李、邱不和文革小组针尖对麦芒，总理的稀泥总是和得很好的。用我父亲的话讲就是：周恩来就是八级泥瓦匠。不过，有时父亲对总理和稀泥也不太满意。
　　说起总理的为人，那时还有这样一件事。九大前后，总理私下对父亲说：你们军队是否能把毛岸青的生活管起来。他在中央编译局，有人要做他的文章。他的身体也不好，军队管起来简单一些，也分担我的一点担子。父亲感觉总理开了口，又是主席后代，军队管起来也不是难事。于是，他同意了，找来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