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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电报表达了中国革命者对苏维埃革命者的友好和支持，也表明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孙中山的进步。
　　虽然俄国的彼得堡与中国的上海，关山重重，远隔万里，但列宁对中国的孙中山并不陌生，列宁对中国革命一直都很关注，并且早把孙中山作为神交很久的革命战友！
　　早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当时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人的列宁以敏锐的眼光在俄国《涅瓦明星报》及《真理报》上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新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等文章，满怀热情的高度评价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称赞孙中山的思想“是真正的伟大人民的伟大思想，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说明四亿落后的亚洲人……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列宁对素未谋面的孙中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把孙中山和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了鲜明的对比，他以生动而犀利、优美而抒情的笔调在《新生的中国》一文中写道：“那里的共和总统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们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彻头彻尾地娼妓化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出卖给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个阶级不是在畏弱下来，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地生命的腐朽东西，绝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列宁高度称赞孙中山是“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再一次肯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
　　列宁收到他神交很久的中国的孙中山的贺电十分欣喜。1918年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复信给孙中山，对孙中山的贺电表示感谢，并向“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致敬，信中热切的表示：“当各帝国主义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俄国工农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扶植的北京政府准备同这伙强盗勾结的时候——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我们共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
　　这封充满革命情谊的复信，无疑对在艰苦奋斗之中的孙中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早在十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即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就向全世界宣告废除俄国沙皇与其他各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外国的一切特权，以前所未有的崭新外交姿态，表示了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友好态度，后又于1918年2月特意向全世界公告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时至8月，孙中山又收到列宁给他的复信，此时在他心里认定了“苏俄是平等待我之民族”。
　　其实孙中山当时对新生的苏俄政府的好感代表了近百年受尽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人民的政治取向。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中国的段祺瑞政府互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同年5月，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北京大专院校学生二千余人游行示威，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这充分表达了善良而正直的中华民族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和支持。
　　在极秘密的条件下，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曾与列宁在函电中讨论东方革命问题，他想派当时他身边的亲密助手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去苏俄学习，为此曾特为他们请了俄语教师。
　　其实在当时向往去苏俄的何止他们，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就曾以《民报》记者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经历西北利亚的腥风血雨，克服重重危险到了俄国革命的心脏——彼得堡，他回国后写出了著名的《赤都心史》，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于是，在中国北京办起了许多“外国语补习学校”，所谓“外国语”者，实际上只有一种：俄语，中国大地上悄悄升起了“俄语热”。
　　1918年8月30日，也就是列宁给孙中山复信后不久，在心中重新燃起革命之火的孙中山通告海外中华革命党人，他准备重订党章，整理党务，以响应苏俄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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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中国国民党（1）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战争结束后，战胜的协约国大肆宣传“公理战胜，强权失败”。由于中国由段祺瑞主政的北洋政府于1917年宣布参战加入协约国集团，也成了战胜国之一。
　　大战结束后，为了讨论战后问题，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的27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专使团参加会议。
　　专使团的成员包括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
　　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重大国际事务，这个专使团受到举国一致的重视。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负责签字的就是这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团的团长陆征祥。
　　陆征祥自幼学习外交，尤其擅长俄文，从1893年起就奉派担任当时清朝政府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翻译官，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比利时天主教女子培德，并与她于1899年结婚。陆征祥的外交表现很出色，有清朝“外交奇才”之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任驻俄公使的陆征祥联合驻荷兰公使刘镜人于12月31日通电敦促清宣统皇帝溥仪逊位。不久，陆征祥再次发电，促清廷“慨从众愿”，这样他的政治立场便由清政府转向革命阵营。1912年，陆征祥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
　　陆征祥就任后雄心勃勃，试图使外交部门成为现代外交机构，他请当时著名的文人林琴南（即林纾）写下“不要忘记马关”六字悬挂于部长办公室内，以志不忘清朝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除了日常外交，他还负责中俄关于外蒙交涉等重大外交活动。不久，国民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陆征祥继任国务总理，上升到权力的顶峰，随后任总统府高级顾问，再任外交总长。
　　尽管陆征祥时常面对“不要忘记马关”的字幅，但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因在“二十一条”上签字，他一时为国人所痛骂，被指为卖国贼，这位风云一时的外交总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陆征祥自己也感到无颜面对国人，所以，后来袁世凯称帝，要封他为侯爵，他坚决予以拒绝，并偕夫人往北戴河暂避，袁世凯死后，陆征祥才回到北京，继续担任外交总长。这次他率中国专使团出使法国巴黎，他很想为国争光，以洗由他签字“二十一条”之耻。
　　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提出“14条”作为和会的主旨，其中有“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国无大小，一律同权利”等内容。
　　以陆征祥为首的中国专使团代表们对威尔逊的“14条”信以为真，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再加之中国已入战胜国之林，他们觉得腰杆直了，决定趁此机会，雪中国百年之耻。于是陆征祥等人合计，向会议提出了7项“希望条件”，其内容为废弃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撤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构；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和关税自由权。后又提出取消1915年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是一场肮脏的战争，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列强们分赃的会议。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并未改变中国受欺凌的地位。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组成的和平最高会议，以中国的上述要求“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之内”拒绝讨论。
　　中国专使团很不甘心，接着又提出处置山东问题，要求日本将在大战中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归还中国。
　　山东本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以参战为名，把中国的领土当做德国的领土占领据为己有，这本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大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日本代表公布了1917年初，日本与美、法、俄、意四国背着中国签订的承认日本承袭德国所有权益的秘密谅解协定，中国代表在会上据理力争，提出中国参战时，即已宣布废除过去清朝政府与德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因此对日本与美、法、俄、意签订的谅解协定不予承认，认为它完全是非法的。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们为了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决定牺牲中国。他们在邀请有日本代表参加，却不让中国代表出席的最高会议上，横蛮地决定将由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利益的内容写进了《凡尔赛和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四运动”与中国国民党（2）
“和约”中称：“德国将按照1899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力、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胶州领土内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均为日本获得。”“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订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约定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和约”中的上述条款对中国来说，实为丧权辱国，中国作为战胜国反而沦为于战败国待遇！
　　当“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倡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意在反对袁世凯尊孔复古使中国的历史开倒车。当杂志出到第二卷一号时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公开提出“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震动全国。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新青年》在全国知识界以及青年学生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名流一时成了名震中华大地的中国新文化革命运动的旗手。
　　陈独秀在1919年5月4日前发表了一篇《随感录》。文中愤怒地写道：“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尖锐地指出“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久久集在爱国学生们心中的怒火燃烧了。5月4日，在北京，北大、清华等大中院校的爱国学生五千多人走上街头，他们在天安门举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高举“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游行示威的爱国学生出于义愤，放火焚烧当时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公馆赵家楼，痛打曹汝霖以及藏在曹宅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三个卖国贼。北京北洋政府即派出军警进行镇压，殴打爱国学生，学生们奋起反抗，军警逮捕了刘仁静等32人入狱。次日，不畏强暴的北京爱国学生实行总罢课，表示强烈抗议。5月6日，北京中等院校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发通报、散传单、组织演讲团，爱国学生再次走上北京街头，挥泪演讲，号召人民奋起救国，要求严惩卖国贼，群众也情绪激愤，整个北京城沸腾起来了！
　　运动很快波及到天津、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6月3日上海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五四运动”进入新阶段，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北洋政府慑于由“五四运动”引发的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涛，没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不承认“和约”强加给中国的有关条款。
　　在北大师生和员工们的齐心斗争下，北洋政府的法院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最终判刘仁静等被捕的爱国学生无罪释放。当刘仁静等人走出法庭的时候，顿时鞭炮齐鸣，口号震天，人们一路簇拥着刘仁静等人返回校门。
　　出任“和会”中国专使团的团长陆征祥，由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将他所有的外交梦想摧毁，决定退出外交圈，携妻子远渡比利时。在妻子逝世后他于1927年10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日的圣安德诺修道院正式出家，成为了一名修道士，皈依基督教，成了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修道士总理”。
　　陆征祥成为修道士后，一直在为他当年替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之举而忏悔，并付之行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陆征祥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呼吁欧洲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由于他进行的反法西斯宣传，他险被纳粹押往设在波兰的死亡集中营。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两名记者专程从国内赶到比利时采访陆征祥。陆征祥老泪纵横，他一方面对于曾替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向国方表示忏悔，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取得抗战的胜利异常兴奋，感慨终于“在有生之年得见祖国一雪前耻”。1949年1月15日，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这位“修道士总理”病逝，终年78岁。
　　陆征祥曲折的人生传奇，从一个侧面反射出了当年的“五四运动”是如何深透中国大地上各个阶层人们的心。
　　“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也是强有力的推动。1919年10月，他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所以加上“中国”二字，是表示有别于1912年他创建的让他很不满意的国民党。
　　新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孙中山准备用这个国民党###来继续领导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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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1）
当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后重新奋起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实际结合的过程已经开始。
　　1919年3月4日，由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发展成的俄国共产党成了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中心。共产国际是领导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的活动的组织。
　　当时美国《时代》杂志的主编是卢斯。卢斯是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后代，出生在中国，1912年14岁时才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来有人为他写了《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这位作者在书中写道：“1914年—1918年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红色的共产党苏联政权在崛起。从此，在输出革命的口号和世界革命理想的激励下，支持或反对这一红色政权的态度，几乎成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冲突必不可少的背景，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一致公认的革命导师列宁的政治版图里，中国革命是全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不无关系。
　　民国后的北京大学校长是著名的蔡元培先生。他是同盟会的成员，原反清的“光复会”创始人之一。在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在学术上坚持“兼容并包”的原则，很开放，很民主，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传入中国提供了立足之地。
　　当时在全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其编委都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主编陈独秀和编委李大钊更是左翼的领军人物。这些著名教授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1918年，陈独秀、李大钊与来往甚为密切的北大教授张申府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份杂志后来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工人运动由文化启蒙转向政治救亡的标志。在当时许多热情的爱国者看来政治比学术更为重要。
　　正因为如此，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当时传进中国的五花八门的主义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7月1日，由李大钊、曾留德的音乐大师王光祈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不久，李大钊在此基础上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中学生的领袖人物，如北京大学的张国焘、张太雷、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