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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残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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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人李楚材，尝入太平军，後投降曾国藩，人称“李九长毛”，作战迅猛，颇得好评。他有三种绝技：一，跑得快，可以“走及奔马”；二，水性好，“入水不濡，可历数时”；三，“黑夜有光”（气功术语称之为“人体奥拉”）。一次，援助湖州，至时城已失守，回来向曾氏报告，说行军甚速，自己并在“昏异之中，偷过贼营十馀座，已探至城根矣”，无奈敌军抢先得手。曾国藩却不相信他那近乎特异功能的绝技，斥为胡说八道，将其革职。除了打仗，楚材再无其他可以糊口的技能，如今饭碗被打破，势必要找个地方重新上岗。左宗棠领军後，有鉴于曾氏“调度乖方之至”，不仅平时“词旨亢厉”地批评他，且立下一条不成文法：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曾国藩弃用的，左大帅都给提供职位。楚材闻此，便前去投靠。与左氏见面後，楚材特地将三种绝技表演了一遍，宗棠“试之皆验”，大喜，即命统率四营（较在曾营时尚多统千人）。嗣後，楚材如鱼得水，“颇立战功”。
曾国藩于眉睫间如此英才都交臂失之，左宗棠怎么会佩服他的“知人之明”？
一保之恩，当铜鼎相报
大盂鼎，是目前出土文物中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据称，倘公开拍卖，成交价将在一亿美元以上。
1951年7月，苏州潘达于女士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将家藏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月底，上海市文物管理会派员至苏州，将二鼎妥运回沪。明年，二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7年，大盂鼎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潘达于是谁？达于，原姓丁，是潘祖年的孙媳妇。祖年，祖荫之弟。祖荫无後，乃与祖年共子共孙，以为延嗣；因此，潘达于也就“兼任”了潘祖荫的孙媳妇。其夫早卒，潘达于便成了潘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勤。他有两个爱好，一是收藏文物，一是护惜人才。大盂鼎是他收藏中的极品，而得到这个极品，竟一分钱也没花，此鼎乃是一位被他爱惜过的人才所赠，这个人又是谁？
咸丰十年，师爷左宗棠不守文明规范，辱骂总兵樊燮为“忘八蛋”，被好事者罗织罪名，以“劣幕把持”的罪名告到北京。清廷密令湖广总督彻查此事，并称若证据确凿，可将“劣幕”左宗棠就地正法。事态十分严重，于是，从两湖到北京，湘军集团及其同情者组织了一次大型斡旋：南方由湖北巡抚胡林翼主持，北京由户部尚书肃顺主持，不遗馀力奔走其间的执行者则是郭嵩焘。为了避免同乡勾结的嫌疑，郭嵩焘找到与左宗棠素不相识的潘祖荫，请他到皇上跟前仗义执言；于是，此次活动的最高潮，便是潘祖荫上折奏保左宗棠，其中名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流传至今，脍炙人口。奏上，龙颜大悦，左宗棠也因此化险为夷。十馀年後，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委托袁保恒（袁世凯堂叔）以七百两银子购得大盂鼎，转赠潘祖荫，终于报答了潘氏上奏保举的大恩。
这就是潘祖荫得到大盂鼎的来龙去脉。不过，据未经证实的消息，当日郭嵩焘委托潘祖荫上奏，除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曾赠之以金，付给他三千两银子的“劳务费”，这笔资金由胡林翼提供。倘真如此，潘祖荫一篇477字的奏折，共获得3700两银子约合30万人民币的稿酬，实在是天价文章。潘女士捐宝後，国家发给奖金2000元人民币，以资表彰，她随後将奖金全额捐给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最终，不带丝毫铜钿气，只有遍体斑斓的绿锈，伴着大盂鼎静静伫立在博物馆。再读潘祖荫奏折，亦觉风味如昨，满纸都是“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材”的赤诚。
鼻烟壶的特异共能
潘祖荫有收藏、赏鉴古器珍玩的爱好。诸凡金石书画，固然都是潘氏酷嗜之物，而对鼻烟具有极高的鉴赏水平，则令潘氏在近代以来古玩鉴赏界中卓尔不群，独步天下。
鼻烟先风行于欧洲，据说，拿破仑嗜之如命，月吸三公斤以上。明代万历年间，鼻烟传入我国；到了清代，则衍变出一种“鼻烟文化”——不但烟粉制作精益求精，鼻烟壶的制作工艺也空前绝後：鼻烟中的极品，不必薰香，“而自有木瓜、苹果、玫瑰、橙、柚等香气；一两之值，可达百金”。烟壶之名贵者，“多用宝石，有套至十三色者，一壶之值总在千金左右”。和固ǎ铀页龅拿蟊茄毯猩锨е唬宦凼詹厥浚褪系蔽星宓谝蝗耍牵凵图剑蛭奕丝坝胱嬉窨故帧Ｅ耸祥忉幔疃戎苎罹ㄒ彩且桓龃笸婕遥┍阍刑荆骸笆牢夼瞬ㄗ嬉褡郑次蘅缮图茄陶摺薄８氖牵俗嬉癫唤觥吧图茄獭保帽茄毯础吧图比瞬拧�
祖荫是咸丰二年的探花，此後仕履多与文教事业有关，数次充任主考，为天子选拔人才。每逢阅卷，祖荫便在抽屉内放两个鼻烟壶（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以手探之：“得红者中，得绿者落”。此事尝被同任考官的张之万觉察，张氏批评他此举是尸位素餐，十分“轻妄”。祖荫从容回答：没那么严重了。扪心自问：你我入官以後，久不读书，荒疏已极，还真看得出这些卷子的优劣？卷子都由熟谙文法、态度审慎的新翰林初阅，能过得他们那一关，那一份卷子不是千锤百炼？那一个考生不可中试？既是人人可中，而限于名额，非得淘汰若干不可，我就只好用红绿烟壶卜其运命了。富贵在天而已，哪是什么“轻妄”？这个回答“言伪而辩”，张氏听了哭笑不得，只得由他去。
又一次，祖荫与李文田——咸丰九年探花，近代著名学者——在办公室闲聊，提到近日入京陛见的某提督。祖荫连连称赞说：这个人好啊，那真是忠肝义胆，一代名将。文田一听，肃然起敬，问道：这位将军战绩如何？祖荫答道：不甚清楚。文田一愣——难道是说这人长得“忠肝义胆”——遂问：那他状貌如何？祖荫呵呵一笑，说：还没见过。文田大惑不解：啊？那您凭什么说他是“忠肝义胆，一代名将”？祖荫哈哈大笑，说：他送我的鼻烟壶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铜官感旧图
咸丰四年夏，曾国藩亲帅湘军水师在湘江铜官渚与太平军作战，一触即溃，大败而归。此役是他在军事上的“处女秀”，也是“告别秀”——自此以後，他便不再亲临第一线指挥具体作战了。其时，他的心理素质也远不如日後，战败後，且羞且惧，乃眼一闭脚一蹬，纵身跳入湘江。多亏幕客章寿麟纵身入水，将他救起，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後人述此事，乃说：“援一人，而援天下”。
十馀年後，太平天国覆亡，曾氏封侯拜相，总督两江；湘军文武，鸡犬升天。章寿麟恰在曾氏辖区谋得一职知县，依照常情，曾国藩报答章氏救命之恩的时候到了；纵然不便立即将章氏提拔为高级领导干部，分派他一个府、道或者盐、漕的肥缺，倒也不是强人所难。孰料直到曾氏死在江督任上，章氏也没沾润到老上级的点滴雨露。二十年间，章寿麟一直“浮沉牧令”；曾氏一死，最後的寄托亦不存在，于是，宦意全消，告老还乡，途经二十年前“手援”曾国藩的故地，寿麟触绪纷来，不能自已，遂画了一幅《》。此图作毕，湘军集团的核心、外围乃至不入围人员，共计上百人，在图上留下墨宝，章氏後人将之装订成册，署名《题咏》，刊刻发行。
其中，左宗棠的序言最可玩味。曾左後世并称，二人行事却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曾氏为人做事的用心，左宗棠却从未失去敬意，他说：曾氏一心为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铜官一战後取得功名利禄，不过实至名归，锦上添花。章寿麟救命之功固然不可泯灭，但说这是一件拯救天下的功劳，未免言过其实。一个是历史的必然，一个是生命的偶然，不应混而为一。
藉此可知，左宗棠信奉“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对当事人的微妙情感无所措意。那么，他碰上类似的事情，也会如此理性么？左宗棠一生，确有艰难困苦、十分沮丧的时期，不过，在他最“背”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曾在物质和精神上向他提供莫大的帮助，助他渡过生命的低潮。此人即是脍炙人口的“红顶商人”、左宗棠的CFO——胡光墉（字雪岩）。在浙江剿匪，在西北平乱，在福建办船政，在每一块左宗棠的勋章上，都应刻上胡光墉的名字。很不幸，光绪十年，胡雪岩投资失误，宣告破产；其时，业已封侯拜相的左宗棠格于官商界限，无法施以援手，只得眼睁睁看着故友家破人亡（次年胡氏郁郁而终）。胡氏死後，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左宗棠说：“君父之恩，略已报矣，胡光墉之恩，未能报矣。”语毕，老泪纵横。
看来，“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并不能消解具体而微的一己悲欢。
李鸿章：教天下骂老子 老师教我起早床
咸丰三年，李文安——李鸿章的父亲，曾国藩的同年——写了封介绍信，让小李投奔曾国藩，并拜其为师，这便是曾、李二人三十年师生关系的缘起。一旦形成师生关系，师道尊严这四个字便开始发挥作用；至尊不过帝王，最严不过生父，曾之于李，不啻君父。当然，这是旧社会那一套，新时代讲究个性发扬，师不师、生不生也能相安无事，实在没必要继承这些糟粕。
论年纪，曾、李相差不过十二岁，本不应形成代沟，孰料二人相遇後，乃如火星人碰见金星人，格格不入。不谈理想志向的差异，只讲一个作息时间的矛盾，便可见一斑。
曾国藩秉承家训，每日天不亮便起床，天刚亮就吃早饭；领军後，便将此习惯带入军营，要求核心团队成员都得跟他一起用早餐，与带兵在外的将领通信，也时刻叮嘱他们不要荒废早起这件功课。李鸿章身为弟子，更不得例外。这可害苦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的李鸿章与日後的张之洞，在作息上极为相似，都是起居无节、饮食无常的主，猛然大幅度调整生物钟确实令他难受。生物钟这个东西本不是说调就调得好的，何况，生物钟的深层机制往往还受人生观、价值观的制约；你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我还认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不过，这是师门严命，没办法讨价还价，李鸿章如何对付呢？
他也没什么高招，应对之法，与今日上班族缺勤惯用借口如出一辙：闹钟不响（怪更夫敲梆子声音太小）；交通堵塞（这个借口有点难度）；昨夜加班作稿；突然生病。等等。只是，俗语云：法多不灵；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总这么搞，曾老师的脾气便发作了。
某日黎明，亲兵来作morningcall，李鸿章告以头痛，请辞早餐。不一会，警卫队长来了，说曾大帅有令：今日务必一同进餐。没办法，李鸿章“批衣踉跄而往”。待赶到餐桌前，只见满桌文武兀然危坐，没一个动筷子的。见他来了，曾国藩点点头，大家这才提筷端碗，共进早餐。席间，曾国藩一语不发，只管埋头苦吃。食毕，曾国藩盯着他，一字一顿说道：少荃（李鸿章字），你既入幕拜我为师，那我就告诉你：我这里没别的规矩，只讲一个“诚”字。说罢，拂袖而去。
李鸿章呆坐席上，半晌没个动静。此後，他再也不赖床。
数十年後，李鸿章遇到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犹津津乐道于这件趣事，称自那以後，对于起早床这件苦差，“我便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後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言语间，竟有将一生勋业的奠基归功于起早床这个习惯的意思。
看来，对作大事的人来说，起早床还真不是件小事。
作伪书，也挺好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除了练得起早床之术，还兼修了一门功课，曰《挺经》。李鸿章说：“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其中开经明义第一条，是这么讲的：
一日，某家来了贵客，老父派儿子去市上采备肴果，准备中餐。孰知过了十一点，儿子还未回家，老头便往村口探望。只见儿子挑着菜担，正和一个货郎僵峙在离家不远处的田埂上。田埂不宽，只容一副担子过身，两边都是水田，二人都不愿下田，因此僵在那儿。老头上前，婉语和货郎商量：“朋友，我家有客，急着办中饭。您往水田稍让一步，让小儿过来，如何？”货郎说：“这是什么话？你儿子便让不得么？”老头说：“小儿身材短小，下田後怕打湿了担子；您身材高，不至于沾水。故此请您让一让。”货郎说：“你儿担内不过一些菜蔬，打湿了也将就用的；我担中可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那就一文不值了。对不起，我让不得。”道理说不过，老头乃祭起‘挺经’，说：“来来来，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朋友您将货担递给我，我顶在头上，您空身从小儿边上绕过，我再递还担子。如何？”不待答应，老头便弯身去脱鞋袜。货郎见此，忽觉过意不去，说：“算了，老丈如此费事，还是我下水田，让你儿过去吧。”当即下田避让。
这条挺经，其实就是《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实战案例。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我下水田”）与最初的方案建议（“您往水田稍让一步”）相同，只是在执行方案时有个挺一挺（“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的关键环节。此一挺，貌似提供你让、我让之外的第三种思路，实则不过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老头真若下水，货郎必感到良心不安）。但是，这张空头支票却令己方占据道德高点，从而让陷入僵局的谈判回归到于己有利的方向，并通过置换谈判议题的方式——从担子沾水的经济学考量，变成了是否要遵守伦理学的尊老原则，获得成功。
当日，李鸿章给吴永讲了挺经中的第一条，也仅此一条，其他十七条已不可得而知。曾国藩从未写过一部名为《挺经》的书，此经传承，全靠曾门师弟间的口耳相传——曾、李以外，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等人间的往来书信经常提到这两个字。由此可知，今日市面上出售的各种版本《挺经》，都是无良书商拼凑出来的“伪书”。不过，这些伪书在宣传时无不信誓旦旦，保证这是曾文正公的“秘传心法”，很有些“挺”的风味。某产品广告词云：做女人挺好。又有一产品，云：做男人挺好。伪本《挺经》的广告词则不妨这么写：。
奏折写成请战书
胡林翼曾说，时人中写奏折的高手不过三人，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和自己。其实，李鸿章写奏折的水平十分高明，绝对是个高手；只是，胡氏说这话的时候，李鸿章尚藉藉无名，故未齿及。
咸丰二年，李鸿章在翰林院任职，清闲无事，成日价泡在琉璃厂，以买旧书、搜骨董消磨时光。一日，在海王村书店邂逅同乡某，某曰：“咦？您还跟这玩骨董呢？咱们老家都快沦陷了，您还不想办法给朝廷递个折子，请万岁爷调派兵将去拯救桑梓？”鸿章当然知道太平军已攻入安徽，但觉得自己不过一个无用书生，除了干着急，哪有办法为家乡做贡献？一经点醒，他才意识到自己并非全无服务家乡的机会，于是，掉头直奔工部侍郎、安徽老乡吕贤基的府邸，建议他奏请皇帝救助安徽（鸿章当日尚无专折奏事的权限，故须借吕贤基的“马甲”，否则不能“上帖”）。吕贤基一听，说，这是大好事，理应奏闻；只是，我手头工作多，忙不过来，这个奏折还是由你起草，我但署个名罢。鸿章回家，“翻检书籍，审察形势，惨澹经营”，花了一整天，写出一篇悲壮慷慨的长折。写毕，已是深夜，他遣人将折稿送到吕府後，倒头便睡。次日午後，鸿章起床——未经曾国藩调教以前，鸿章是从不起早床的——稍事梳洗，即奔赴吕府，打听此折的批谕。到了吕府门口，他却听到墙内“合家哭声”，“如有丧者”，心中不由咯噔一下：难道，吕大人他……？急命通报引见。甫登堂阶，吕贤基已“自内跳出”，满脸泪痕，悲号：“少荃，你害死我了！”鸿章一愣：难道请援也要被皇上责怪？欲问个究竟，话未出口，吕贤基已紧紧抓住他的手，道：“皇上说，这折子写得好，写得真好啊，皇上龙颜大悦，皇上要重用我，皇上他，他，他钦点我——回乡去杀贼啊！”鸿章这下全明白了。不待他作出反应——急切间他还真不知作何反应：恭喜？哀悯？鼓励？——吕贤基又说了：“皇上瞧得起我，但我想不通啊！你，你，你，你得跟我一块去！”
明日，吕贤基奏调李鸿章同行，皇帝制曰：可。
，实非鸿章意料所及，然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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