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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残局-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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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自1901年8月下诏禁用八股至1905年9月下诏停止科举，足足四年时间，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废除科举者，就啥也没干，光等着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线速成，那么，道路迂折一点，手段隐蔽一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学堂不立科举不破
科举不能骤废，固因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反对派施加阻力，此外，用以代替科举的学堂制度犹未完备，亦是重要原因。
按照官方说法，学堂制度系“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佐我中国二千馀年旧制”（张百熙《拟进学堂章程折》，1902年8月）。所谓“二千馀年旧制”，即指科举制度。从这句话看，似犹以学堂“佐”科举，而非以学堂代科举。
但是，欲令学堂收到辅佐、维系科举的效果，实无可能，因为，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冲突的，而非互补的、相成的。科举虽不考八股，改试策论，“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学堂，则注重积少成多的知识增长，以及文、史之外的理、工素养。不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和方式，则学堂所学无可评判；若仍迁就科举考试以文章取士的传统，则违背了举办学堂的初衷——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及实用技能的人才。而且，科举一日不除，则“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一日存在。学堂生虽可获取各种现代知识，但因学堂教育并不提供有针对性的文章训练，他们去参加传统的科举考试，并无优势，甚至可说绝无胜算。那些不入学堂、只读文史琢磨文章作法的人，反而比学堂生更具入仕发财的机会。若真如此，那么，即使学堂硬件建设再完备，也不会吸引生童士人来就读。更何况，基于以上原因，只要科举不废，学堂硬件建设也无法完备。处此两难之际，1903年3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其时，刘坤一已卒）联名奏请“递减科举”。
科举制度有两个术语，“学额”与“中额”，前者指各省府、县入学的名额，後者指乡、会试中式的名额，略与今日各级学校招生定额相似，然其数量较为固定，决不轻易增减，遑论大量“扩招”。张、袁之意，欲令各省学政及乡、会试的学额“分三科减尽”——以三年一科计，将耗时九年；而将这些学额全部置换为“学堂取中之额”。此後，“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这个方案若能实施，则上文所述科举与学堂之矛盾将不复存在。进一步说，这个方案的本质，即欲逐步废除科举；盖学额减尽之後，人才进退俱由学堂，科举不过徒存虚名，不废亦废矣。张之洞致书张百熙，尝对此一方案进行“自战解说”，他说：“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
奏折递上，奉上谕：“交政务处议奏”。然王文韶此时犹在政务处，“议奏”而无下文，不问可知。
1904年1月，心有不甘的张之洞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奉上谕：“著自丙午科（1905）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後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时隔大半年，事情似有起色，然细读上谕，却又发现，此事吉凶，仍未可料。第一句话，是好消息，说自明年起递减科举学额。第二句话，是坏消息，虽然递减科举学额，但并不同意将递减出来的学额立即转移到学堂，而要“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後，再行转移。问题出来了。如前所述，科举不停，学堂不兴，二者间存在一个明确的逻辑联系；谕旨却说只有学堂“一律办齐”，才考虑停止科举、转移学额，这不是自相矛盾、拿人开涮么？最末一句话，“届时候旨”，也暧昧的紧。退一万步说话，届时科举学额减尽，学堂也一律办齐，若无专旨，则学堂取代科举仍不可行。
自光绪元年（1875）撰成《輏轩语》（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专为省内士子所作，书中对八股颇作讥弹），至此已近三十年，其间张之洞一直关注教育改革，及至总督湖广，摸索出“中体西用”辩证法，适逢外患日蹙、祖宗之法不可不变之时，眼看大好机缘既至，本拟一展拳脚，不料，天不遂人愿，一厄于戊戌政变之形势比人强，再厄于王文韶之人比形势强，终落得个劳而无功的结局。任是铁人，此际亦不得不灰心丧气，只好学前辈龚自珍，说一句：“且看他国运如何”。
“时趋”与“国情”
“国运”确实不怎么样。
日、俄因不满对方“侵夺”己方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的“利益”，于1904年2月开战，战场即设在东北地区。此一役打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清廷竟置国土国民不顾，“严守中立”，史称“国耻”。明年5月，战争以日本胜利终局。
然“国运”虽不佳，教育改革的运气却极佳。晚清之世，是“万国交通”之世，非“闭关锁国”时可比，其内政外交往往互相影响，而外交影响内政，更多且巨。日、俄战争无疑是一件大事，其必能影响中国内政无疑。举其大者而言，内政受此役之影响有二，一为立宪，一为废科举。立宪非本文范围，不赘，仅述废科举。日俄战争刚一结束，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沉默了一年多的袁世凯、张之洞终于寻着“话欛”，重提旧事。其事则旧，其言则焕然一新。从题目看，此折题为“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不再说“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从内容看，此折不再就事论事，而有“挟洋自重”的味道。
其折大意，谓去年会奏，奉上谕：“届时候旨遵行”；看得出，皇太后、皇上是要“徐俟乎时机之至”。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发现废除科举的“时机”业已到来。自“大局”（国内外局势）论，“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从出，舍学堂再无良法；但是，如前折所述，不停科举，学堂无由兴盛。那么，“大局”决定了不得不早停科举，推广学校。自“时趋”（时代潮流）论，日本所以能战胜俄国，有识者皆归功于其国教育之发达，“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我国所以“相形见绌”，则因教育改革力度太小、步伐太慢。“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此外，诸人皆能读懂慈禧的喜惧，特别在折内加了一段软硬兼施极具针对性的话。先是吓唬她：“近数年来，各国盼我为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接着又哄她：“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自庚子年後，慈禧一改前此对外人的倨傲态度，逐渐接受了国际平等交往乃至人际平等交往——当然，此所谓“人际”之“人”，仅限洋人——的理念，经常邀请在京各国公使夫人至颐和园，进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後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慑的结果，袁、张等人在奏折中便利用了这一点。
此折递上，效果极佳，1905年9月2日，奉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馀论
科举终于废除了。六年後，清朝却灭亡了。
人有病，吃药，是想早日康复，但不排除吃错药加速死亡的风险。国家落後，改革，是想早日富强，但不排除越改越乱以致亡国的风险。清朝灭亡，不能排除自己越改越乱、他人乱中造乱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非如此。晚清“新政”，或有称之为“假维新”者。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因为清政府不兑现。
清政府陆续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军事、法律、实业和教育五个方面，军事、实业和教育的改革，皆有成效，尤以教育改革最为彻底。但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如先後宣布的“筹备立宪”、“厘定官制”、“三权分立”，皆不过徒有其表，并未付诸行动。教育改革培养出越来越多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公民，实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发展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军事改革则造就了“新军”——虽不可称之为（思想）现代化的军人，但较旧日军队而言，终是一种进步。但是，落後的政治体制不足以承载其他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此种现象，可以科幻电影之永恒主角——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为譬，身体成熟，四肢发达，其心智却不足以调控其身体，最终，或发狂而死，或被人捕杀，此外别无生路。“假维新”後的清国，国家与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朝廷与军队之间，满族与汉族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莫不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百毒攻心，发狂自戕，至于奄奄一息，再被人补上幾刀，一命呜呼。
不幸中之大幸，则是“假维新”中还有“真改革”（陈旭麓先生语）——废除科举，推广学堂。欲评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须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不妨设想一下，其他方面的改革若也能如此彻底，清朝的结局，或曰民国的基础，或直接说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更好看一点？
奈何，历史不容假说。
废除科举的教训
今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也是日俄战争一百周年。日俄战争在春天结束，废除科举的命令于秋初颁布。废除科举虽早经酝酿，但是，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战胜俄国取得最终胜利，对于制定国策的清国君臣震撼极大，我们若说日俄战争是废除科举的催化剂，未尝不可。因此，在重估废除科举得失之际，有必要对日俄战争略作回顾。
黄白对决
日俄战争，有个绝对“第一”：这是人类历史上至此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奉天（今沈阳）会战，双方合共投入兵力达六十二万四千人，前所未有。此役另有一项相对“第一”：若排除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战胜意大利人的阿杜亚（Adowa）之战，则此役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非白种人战胜白种人的战争。规模之最的纪录，保持不了多久，此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皆远愈此役；然而，因一战之胜负，乃能显现一种契机，借以逐渐祛除前此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人种优劣”或曰欧亚强弱的成见，则意义重大。
十九世纪的世界，无论文治武功，堪称白种人或曰“欧洲文明”的天下。然至世纪末，白种人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力不再居之无疑；黄种人穷极思变，则对本国本族的前景推导出一种“创见”。文艺、舆论最能反映时代面目，兹举数例，以说明世纪之交，白人世界对黄种人（亚洲）的警惧，以及东亚人士（特别是中、日二国）对未来百年的期望。日俄之战前十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手绘一图，内容为欧洲女武神（Valkyries）与乘龙之佛陀作战，用示保持优势、继续捍卫基督教西方的决心；1898年，日本人近卫笃麿发表全球范围内种族战争的预想，呼吁本国与同种结盟，为将来之黄白人种大对决作准备；1904，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撰文，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及“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能力”表示恐惧；更有趣的，则是英国作家H。G。威尔斯继《世界大战》之後，新撰《空中之战》（WarintheAir）一书，谓未来美国与德国交战，中国、日本联合组成强大的高科技的空军，对交战双方进行突袭（转引自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第12…4页）。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亦撰文唱和近卫笃麿之人种对决论，写下一段煽情文字：
“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3页）。
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了日俄战争，并以日本获胜终局。然则，预言中的人种对决不仅在现实里发生了，近代以来受尽欺凌的黄种人竟还战胜了白种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们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西方的科学和工业引进自己的国家，但必须像日本人那样摆脱欧洲的控制，自己掌握现代化进程，并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嗣後，伊朗（1905）、土耳其（1908）先後爆发民族独立革命，盖即受日本战胜之启示与鼓舞（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第885…8页）。与战胜国同属黄种的中国人，战後反思所得，不能逾此范围，但是，别有一分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异于他国。
先说悲从中来。因为，这场外国战争竟在“禹域”（中国领土）内展开，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争夺对满洲（约当今东北三省）及朝鲜的控制权；更甚者，迫于形势，中国在此战中竟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自时人视之，此役较诸十年前的甲午惨败、五年前的庚子之难，不啻更形耻辱，而瓜分、亡国的危机感接踵而来。危机者，危险中孕育机遇也（据说这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训诂”）。日本，以前不被中国重视、近代屡受西方“列强”打压的“蕞尔小岛”，经过明治维新，竟摇身一变，晋级“列强”；中国若能知耻後勇，见贤思齐，不仅如此前“师夷长技”，更在政治、经济方面向西方取经，则实现保国保种之梦，未必就是奢望。时人悲痛之馀，想到这一点，不禁破涕成笑。
废制契机
其时，具有这种“辩证法”思维的人士，略分二类，一为“立宪派”（呼吁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精英），一为“实力派”（以袁世凯、张之洞为代表的封疆大吏）。“立宪派”认为，日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竞争”，更是“政治之竞争”；日本终能“以小克大，以亚挫欧”，似乎违背了近代以来大国克小国、西方胜东方的“公例”，但是，之所以会这样，则在于：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俄国为君主专政国家。不论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战争，都可看出立宪对专制的优越性。这种“泛政治化”的时评在学理上是否妥当，容有商榷，但是，现实效果不错。不久，清廷便派五大臣出洋，周游列国，考察宪政。“实力派”则借此机会，向科举制度开刀。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夏，袁世凯领衔会奏：
“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而我国独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实力派”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立宪派”如出一辙，盖以为一国政经文教之优劣，莫不应以战争胜负（或富庶程度）来验证；战胜国之政经文教，无不佳者，俱应奉行“拿来主义”，袭用不疑，而对本国固有传统及实际情况之优劣得失，则无暇检讨。这种思路，较诸“洋务运动”——道光末期以来，仅限于“师夷之长技”而绝不考虑变更根本制度的思路，似为大大进步。但是，二者俱未能在制度引进的本土化方面多加留意，则淮橘为枳、画虎类狗的风险必然存在。当然，苛责前人并无必要；局外论事，贵得其情，後人述往，贵知其要。我们且看当时诸人因日俄战争之结果，而渲染出不得不立停科举的形势；因积弱已久之现状，而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虽可谓狗急跳墙，亦可谓墙倒众人推，然而，袁世凯固是枭雄，西太后又何尝不是解人？
自当时言之，满清覆灭、民国肇造之契机固在乎是；自後世观之，迄今犹未结束的百年现代化之契机亦在乎是。然欲讲清楚这个“契机”，不得不先对科举制度的沿革及其在传统政治中的作用稍作介绍。
程序正义
通俗地说，科，指考试科目的科；举，是举用人才的举；科举制度，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有广义、狭义二种说法。狭义的科举，谓自隋代设进士科，历经唐、宋之修正，迄于明、清而完备的考试制度。广义的科举，则谓东汉（章帝、献帝）时已经出现科举的萌芽，尔後经历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的“插曲”，因积弊太深，乃在隋、唐时以诗、文进行考试，方形成科举制度（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569…72页）。
中国最後一个“探花”——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一甲第三名——商衍鎏，曾对科举制度作扼要总结：“自汉至隋，轻于文字而重于选举。自隋、唐至宋，重在考试而不核行能。自宋神宗後，专以进士为贵，降至于明、清，守之而勿失”（《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序例》）。由此可知，中国二千年来选拔人才有一个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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