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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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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至少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的。”
我不正是“满脸都是尘土，汗水和血”吗？我虽不怎么“英勇”，也断断续续地“进行斗争”，我当真是“一再犯错误，达不到目的。”但是我“确实努力干”，有“巨大的热情”，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如果我“失败了”，除了“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还有是我自身的缺陷，智慧和能力的不足。如总统一样，从他走过的旅程，谁也不能否认他取得的成绩，虽然他又恢复到一个“普通的公民”，他终归不是走过场的。我虽然没有总统的业绩，我并没有白费时间，我一直在从事我认为“有价值的事业”。我还会不断努力，尽一切能量，默无声息地努力，努力而终无成效，我可以死而无憾。未来始终存在于我的前面，虽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我也不后悔。如果我后悔，我早就成为一个圆滑势利的小人，或做一个安分守纪的奴才。即使我的反省，也不是为了求饶，更不是为了退却。将来虽说还看不到，但是我看到自己在努力，我就感到有希望，希望寄托在人类进步的将来，对自己可以不存有多大的幻想。因此我无须改变自己，我忍受着并相信人们的看法是那么容易随着一个人的兴衰而改变。
经历1976年这场运动，我觉得自己被人误解得太多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才能释放我的热情，我不停地思考着。
自从1964年走过人生岔道口，一个新的理想就开始萌芽，但一直是滞留在我的心里，它不时躁动着。我也无时不想把它变为现实。生活不能安定的时候，我为生存奔波。心想，等生活有了保障再来努力吧！后来又被疾病拖累了，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发作，疼痛难熬，一个时期怀疑引起心脏病变，对活下去的念头更加强烈，便想什么都不干，治好身子再说。那些年点燃在心里的希望，没有因不幸的遭遇而破灭，那时更不能因疾病而退却。我为此作了种种努力，请教名医，试服偏方，象相信上帝那样，虔诚地吞吃药物，把大碗大碗的草药毫不迟疑地送进肚里，可疗效甚微。我又坚持锻炼，做气功疗法，靠着书本，按照说明和图解，一招一式地学，硬是把二十四式太极拳学会了。我不是为长寿来保养身体，我更强烈的愿望是为我的理想恢复精力和体力，期待有一天能承担这一重任。
1975年风湿病有了好转，我开始拼全力去学习我需要的东西，这时神经官能症却来了，经常失眠，有时整夜睡不着，我的脑力又给摧毁了，不能持久看书写字，昏昏沉沉，支撑不住深入的思考，作文只能匆促而过，企图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构思，想到写到，杂乱无章，刚开头又近于要刹尾，想再拉一点，则成了拖泥带水自相矛盾，除了通篇不满的词句，没有一点实在的内容。我又象犯了过错，遭遇挫折那样，垂头丧气，毫无把握。我不得不停下来，再次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健身怯病上面去。
其次，我也不敢指望能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一点文字。一个时期文坛上崇尚什么，只要看当时那些搬笔弄墨的人是啥样的，便可知其一二。“文革”中我曾认识一位“文艺工作者”，他大讲特讲“高举”、“突出”，强调“思想性”，“政治性”，就是不讲现实性和人民性，象赶时髦似地研究“当前的需要”。如此产生的作品，作为一个时期的装饰品也许可以，要想有深远的意义，恐怕就不是这类人写得出来。我看他的作品就不说实话，象鹦鹉学舌重复着报上的宣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的作品只能给人一种故意造作的感觉，而不是情感的流露，更不是现实的写照，只是在堆砌词句，做文字游戏。他甚至自吹：“不用到现场，就能把一个事件写得绘声绘色。”如此踌躇满志，怎么会想到去揭露黑暗，激励人们创造未来？可是他的文章却能得到发表，可以成为一名“文人”。我就大大不如，那种公式化的文学创作，我既无能也不感兴趣，除非我也去说假话，但说假话是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我只好把理想一直埋在心里，埋在我的日记里。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扣在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枷锁终于脱落。人们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觉，重新获得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我的健康状况此时也大有起色，这正是开创事业的大好时机。我立即从地底下把我的“反革命”——一大捆日记本——重新请出来。
当那些“反革命”摆在我的桌上，我顿时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喜悦，象一个守财奴望着金灿灿的元宝，激动不已。可惜这次“隐藏”的时间太久，日记本已经潮湿发霉，上面有些字迹也模糊不清，有的受蛀虫严重咬伤，本子散了架，成为一堆纸片。我只好一本一本地收拾，一本一本地接着看。这里面有记述，有感想，有反思，有评击，但要想从中理出个头绪，选取有意义的东西整理归类，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说当初记日记不是创作，那时的整理却经历着创作的艰辛，比重新构思去写一部小说还费事。
有时，我会感到十分遥远，一位朋友曾劝告说：“现在已经不是搞文学创作的年龄了。再说，我们的制度还不允许发表有损领导者利益的文章。”年龄大，我不怕，可以用苦工来弥补。至于能不能发表，确实是个打击，但那时考虑这样的问题为时过早，我倘不知道要写的文章是啥样。只要我的文章能有一点与众不同的风格，只要它是独特的，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我就不必为何时发表而操心了。
问题是怎样个写法，我的日记似乎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我记下它们的时候，也未曾想过要为一个主题服务。而是心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很多就多写一点，一时想不出就三言两语了事。1968年虽整理过一次，也仅仅是按时间顺序，选择一些较有意义的事排列下来，这算不得创作。我也考虑过几个题目，如“理想与现实”，“家庭和教育”，以及“政治杂感”，“个人奋斗”等等，我的日记里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可是我怕力不从心，做不好这种需要精雕细刻的工作，我还是希望停留在日记这种体裁上。
我翻阅了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及《马上支日记》等几篇文章，看看鲁迅先生是怎样创作和发表他的日记。鲁迅说，“写日记的人成了名人，死后便有人把他的日记印出，大家看了也格外有趣，而且因为他没有‘摆空架子’，有着‘真面目’，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也有以日记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畏人知的’，虽然不象日记的正派，却不妨‘模仿着试试’。”我想，自己不是名人，将来也绝不会是。如果想发表“正宗嫡派”的日记，恐怕不会“有人愿意把它印出。”若说是以日记为“著述”，我又不敢“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我不外是想以自身作蓝本，以日记为载体，把我的遭遇和感想告诉人们。我所以要写，不是希望别人都象我这样。我仅仅想提供生活中无数模特儿的一个，让人们品评议论，能从中找到一点值得参考的，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算是我的目的。后来我想，只能用剪辑一部记录片的手法，把历来的日记裁剪移接，使之成为有主题，有系列的文章。
我开始了“剪辑”。首先我得把需要的材料一段一段地抄在纸上，然后裁剪成许多字条，分门别类放在一起，从中去掉一些雷同的。再把内容主题相似的写到一块，并假定在某一日，或相联的几天中发生。于是我感到一种“失真”，感到“合并”太勉强，不如原来的日记，虽是短短几句，却干脆利索地说了一件事，一点即时的感想，可以完全看出我那时刻的真实情感。是“野生的天然产物”，完全的“原生态”。同时“合并”在语句上也失掉了原有天真可笑的模样，失去了野性，使原来有强烈情感的字句没有了锋芒，就象用大人的手笔去描拟孩子的字体一样，生硬而呆板。虽然这样可以显得我有足够的修养，可以省掉一些累赘，却毕竟不是我当时的情绪，看不到我本来的面目。也许要创作就免不了会“失真”，要顾及文章的层次，结构和逻辑，有些事得补充说明，穿插叙述，让人明白，还要把自己装饰一番，就象要穿上衣服，免得暴露无遗，不够雅观。但过分的打扮，又会令人作恶。光溜溜的身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上面有优美，也有暇疵，看的人没有不信任的。一穿上衣裳，就可以有种种猜测，显得神秘，也值得怀疑。我几乎要对这样的“剪辑”感到失望。
我还是按原来的计划写下去，因为除此外我没有别的路子。两个月后，我写出第一章，这开头的工作实在艰难，经过多次重写，不断修改增删，靠一锤一锤反复敲打，才有了一个形体。我感到它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零乱，每一篇都有一个中心，可以拆得开，也可以合得来。我逐渐有了信心，步子也迈得更快了。那些时候，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上面。我避开了一切挑衅和刺激，尽量敷衍着忍受着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把最难忍的耻辱咽下去。我每天奔走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做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人。该上课的时候，我骑上车花上半小时赶到学校去。下了课，又赶紧奔回来。到了家一放下自行车就伏到桌面去，一直写到支持不住才停下。每天路上来回骑车的时间成了我锻炼和休息的时候。学校当局对此十分不满，校长婉言批评，同事背后舆论，说我“工作散慢”，“家庭观念强”。我无心理会，我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这会比“表现不好”的评语更令人担心。
经过五个多月紧张的工作，1977年4月我的“剪辑”工作基本完成，我把这部日记体的文章题名为《心迹》。虽然我感到还很不理想，它无论如何受到我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不能把我的意图完全表达出来。但是我相信这绝不是最后的一次，我只是提做了初坯，今后还要反复修改，多次重写，只要一次能比一次好，我就有希望。一时我也想不出有更好的写法，没有一个能修改得更完美的计划。我的脑力已明显消耗了，可以说是精疲力尽，只好暂停下来。而此时“揭批查学习班”也将开办，我不得不去对付另一场可怕的搏斗。
1978年春，文学战线出现了可喜的苗头，人们敢于公开评论时政，敢于说出心里话。我感到《心迹》有了希望，它同国家的命运竟有如此的相关。过去我担心日记本落在别人手里，一些人会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从“帽子工厂”飞出无数臆造的东西套在我头上，还有“钢铁工厂”的打击，后果可想而知。那些人害怕别人说真话，因为一说真话，就免不了要对他们不满，要揭穿他们的伪装。那时一再提倡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样就有希望了。我所写的东西，不但不担心别人知道，还想拿去发表呢！
同时我意识到时间对我来说，已经不多了，我也知道自己在这世上十分孤单，死后不会有多少人来给我送葬，那墓头的花圈将是极少的。我因此一定要将《心迹》写好，作为敬献给自己的花圈。
我开始抓紧将《心迹》再作一次较大幅度的修改和重写。这次我可以不受原始日记的束缚，不再做筛选剪辑材料的工作，专心从写成的材料中去组织构思，把繁多的章目合并缩小，再作补充和扩写，使内容更加丰富饱满，主题更为集中明朗。还是用五个月的时间，我又写了二十几万字。当时每写完一篇，心里就泛起一次美好的遐想，信心跟着一次次增强，希望的火花越燃越亮。不够有时我很怕回过头去看看写完的东西，我知道一定可以发现许多不足之处。我也不希望在写作时让别人说我不行，或自己感到没有希望。这会严重挫伤我的写作热情，影响我的思路，对进一步创作失去信心。
后来我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又急于想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成功，我的《心迹》能有一点别人喜欢的东西吗？因此我又多么希望有人能看看我的稿子，给我提出批评，帮我修改，使我的作品完善起来。
我决定让我的《心迹》走出去“经风雨，见世面”。可是一位朋友还没有看，就先给我一大堆“鼓励”，其实他的意思是不相信我会成功。后来他勉强看了几篇，道是“写得真实，有情感”，却不想把它看完。另一位朋友直率地说：“从艺术观点看，只能算是习作；从内容来说，比你的遭遇更惨的多得是。为此花那么大力气，恐怕不值得。”我知道，我已经得到第一批读者的否定。
对写作，我是有过怀疑，能行吗？1976年内弟要参加“招生推荐”，岳母要我帮内弟写一篇“心得体会”，一篇“批判文章”。我给他指点了一番。可是送到公社去，主管的人说，那两篇写得很糟，内弟因此没有被推荐去上大学。岳母很怪我无能。我自己也感到沮丧，连这样的作文都不行，还谈什么文学创作？我所写的会有人愿意看吗？不外又是下等人的秽物，跟我的人身一样，要受到无爱，受到岐视和耻笑。
再说，我所写的会不会十分幼稚，十分拙劣，没有一点价值，仅仅是自己珍惜的玩物而已，对别人毫无意义。记得有一次，一位学生拿了他写的一首诗让我看。从他的眼神里，我知道他感到多么满意。我不得不称赞一声“好”，以他的程度和水平来衡量是不错的。可是我说不出具体的好来，那确实不是一篇成熟的作品。我因此想到自己的《心迹》，我不是也十分满意地盼望着，说不定跟这位学生一样，只因为水平如此，用自己的尺度衡量，以为不错，一旦拿给别人鉴定，只会落得同样的下场。所谓“意义”，“价值”只是对自己而言。我心里很懊丧，担心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白费时间和精力，历来支撑自己的所谓“将来”，也就十分可笑。
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检讨一下是必要的。如果因此恢心丧气，放弃努力，半途而废，将是十分危险的。比起成熟的作品，无疑要看出很大的距离，可是不该过早去考虑自己的成果，能到怎样的水准，就到怎样。我的朋友也不外是那种对不成名作者的作品，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他们并没有深入文章的主题，看不到作品中寄托的思想，和我个人为理想奋斗的意义，更不用说去考虑我的作品对社会有何用处。他们只是注意文章的技巧和表达能力，还有情节如何。我知道这方面会让他们失望的。
后来有两位老同学对我的《心迹》作了较认真的阅读，甚至还在他认为精彩处划下红线，表明他颇有同感。于是我得到一种嘉奖，我的《心迹》能给人力量了，我同时说出了别人想说的话。我的努力终归没有白费。忽然，我又着急起来，国家已允许人们畅所欲言，如果我不能争取尽早发表我的作品，而让别人的文章说尽我的观点看法，我的《心迹》又要变得毫无意义了，就象一项科研成果被别人抢先公布一样，同样的努力得不到同样的声誉。但这仅仅是瞬间的担忧，我清楚自己作品的尺度，不能企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发表。而且只要冒出这样的念头来，我便放松了努力，缩短了目标，最多只能成为流行一时的摆设而已。
我决心继续努力，不间断地学习，隔一年或两年修改一次，就象草木要年年剪修，呵护，直到成形的一天。而且勤能补拙，别人三易其稿，我是九易、十易还不肯罢休，直到我十分满意为止，才算我的作品已走到尽头。我知道，不管我修改多少次，每次都能发现不妥之处，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一个词，也有时是整句整段的增删。每经过一次改动，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后来通过朋友的关系，我又让一位搞文学创作的人看了我《心迹》的一部分。他认为文章格调太低沉，埋怨数苦得多，感想多。认为我应该写一写周围同情和支持的人，才能让人看出这世界是光明的。
我想，对创作一部小说来说，他讲得一点不错。也许他没能理解我寄托的意思，也许我的文字没有把自己的意图表达清楚。我所以要写，不完全是为了数苦，我的遭遇在全国数百万不幸的人中算不得什么。有的惨遭涂炭的程度胜我百倍，我不够是极普通的一个，只是我要叫出自己的声音。我反复强调只想提供一些真实的情况，表明自己在逆境中的信心和勇气，并不懈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办到。我总结了经历过的一切，认为有自己的过错，也有当时社会的弊端。我的努力并没有靠别人来支持。事实上，在冷酷的现实生活里，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里，敢于公开执言，表示同情和支持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只是背地里议论着，替不幸的人惋惜，不平。但是这有什么用？当年并不存在有一种议论的监督。现在倒好，许多作品写到“右派分子”时，有人暗中帮助，打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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