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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轮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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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看来，你张敞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人家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想的是天下大事。你却钻胭脂堆，与妻子耳鬓厮磨，恐怕也是朽木不可雕也！好在张敞几句慧语惊人，汉武帝这才没有治张敞的罪。以后，终于做到了太中大夫、京兆尹之类的官位。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从古至今，哪朝哪代，正常的人无不喜爱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喜欢的是“暮春者……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的女婿公冶长喜欢的是听鸟鸣，辨鸟语，从鸟语中获得信息；老子喜欢的是骑青牛，过函谷，优哉游哉；竹林七贤喜欢的是避开尘世，傲啸山林，饮酒作乐。北宋杨次公一生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他做按察使时到涟水郡巡视，还批评郡守石痴米芾“玩石丧志”。米芾也不做声，左手拿出一块石头让他看，杨次公眼都不抬一下，米芾右手又拿出一块石头，杨次公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随后，米芾从背后拿出一块石头，杨次公的眼睛“霍”地亮了，一把抢过高兴地说：“这么好看的石头，你玩得，我也玩得呢！”米芾玩石那么起劲，他还甚至把石头作为“老丈”来拜，谁又真认为他“玩物丧志”呢？玩物丧志的人，能在艺术上有那么大的成就吗？
问题就在这里，赏心乐事，个人爱好，是可以把人引入一种境界的。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一要健康，二要有度。健康者，指的是于社会无害，对身心有益；有度者，指的是不影响本职工作，兴趣再浓，也不可把个人爱好当饭吃。恩格斯闲时喜欢爬山，*写作间隙时喜欢演算数学题，列宁爱读小说，毛泽东爱听京剧，朱德喜欢养兰草，据说长征时还手提兰草跋涉，*爱打桥牌。伟人们的个人爱好都挑选得高雅，把握得适度，这才是高境界的赏心乐事啊！
鲁迅先生说：“战斗者也需要休息。”休息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就根据自己的个人爱好和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当的休息方式吧！
谁说洋人无嫉妒
有人说国人多嫉妒，洋人心胸宽。我说此言差矣。手头便有一例。
阿尔弗里德·伯恩纳德·诺贝尔——这个瑞典19世纪的著名化学家。1896年11月27日，在他逝前的23天，他写下了一份史无前例的遗嘱，将其遗产的一部分共920万美元作奖励基金，每年以其利息（约20万美元），分别奖励上一年度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事业（1968年后人又增设经济学奖金）等领域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士。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奇怪的是在诺贝尔的遗嘱中，压根儿就没有提到设立这个奖项，后人也未能将其增补。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呢？
一种说法（美、法等国的）是：瑞典杰出数学家米塔戈·列弗勒尔当年曾屡次向诺贝尔的女友大献殷勤，而且奏效。诺贝尔大为光火，决定用独特的方式对侮辱他的人及其研究的学科给予报复。另一种说法（瑞典的）是：诺贝尔素与米塔戈·列弗勒尔不和。诺贝尔拟定遗嘱的时候，米塔戈·列弗勒尔正是瑞典数学界的当然领袖。诺贝尔知道，如果设立数学奖，那么，就给列弗勒尔造成了获奖的可能性。这无疑是数学和数学家的遗憾，也是诺贝尔的遗憾。
以上两种说法哪个更准确无可考，但它们都足以说明，是嫉妒之心造成了数学界的这一憾事。
如果说诺贝尔的忌妒仅仅是传言而已，那么司汤达的《红与黑——1830年纪事》里那个德·瑞拉夫人，为了获得于连的爱情，竟对侯爵女儿玛特尔的年轻漂亮、浪漫柔情醋劲大发，妒火中烧，终于写信揭发于连过去的劣迹。这不但毁灭了玛特尔的爱情，而且也把于连送上了断头台，这应当说是“经典”事例了吧！还有《哈姆雷特》里的那个弑君占嫂的丹麦国王克劳狄斯；《基督山伯爵》里那个设计陷害即将升任为船长邓蒂斯的卑鄙小人邓格拉斯，等等。从宫廷到里巷，这些嫉妒还少么？
如果说这些嫉妒都是一些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上不了正史，那么，我们就再来看一看某些洋人忌妒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的那一页页“正史”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一个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选择。躲在峨眉山观战的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了。“山姆大叔”立马用洋枪洋炮、美钞白面资助蒋介石打内战，个中原因难道就没有嫉妒和担心中国共产党一旦解放全中国，就可能使这个东方弱国一跃成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么？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通人和，国运昌盛，“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全面实现之日已曙光在望。一些西方反华势力分化、西化、弱化我国的政治图谋也愈演愈烈。对“*”问题大做文章，对台湾问题干预不断，对香港回归祖国指手画脚。还有“入关”问题、“奥运赛选址”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也云遮雾障，多有猫腻。其所作所为多么像中国旧式泼妇或家道式微的劣绅，看邻居齐家有方、六业兴旺后而耍出的无赖与刁悍呢？
忌妒，据生物学家介绍，为“人之初”的一种本性。一对孪生婴儿，见一个吃奶另一个就会以各种“行为语言”表示抗议。弗洛伊德也有类似的论述。这自然是人类愚昧、性恶的一种表现。真正文明、进步的社会是一定会摈弃并睥睨于它的。尔虞我诈的西方社会，不可能完全是文明、高尚的人群的集合。因此，他们具备各种嫉妒心理是不足为怪的。
当然，某些西方反华势力嫉妒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主要是由于西方利益的需要和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看来，要实现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时代，距离还遥远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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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误
他是彼，我是此；山是彼，水是此；楚河是彼，汉界是此；太阳是彼，月亮是此；常规战是彼，电子战是此；大雪纷飞是彼，夏日炎炎是此……
汉语词典对“彼”与“此”的基本含义就这样解释；“彼”有“他”、“那”的意思。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言：“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而“此”呢，则有“这”的意思，如“彼一时，此一时也”。总之，彼与此是“那个”与“这个”的意思，是两种各不相同而又互相联系的事物，是对立统一的基本法则的体现，另有一句客套话：“你辛苦啦！”对方答：“彼此彼此。”当然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好了，言归正传。既然“彼”与“此”是用来界定事物性质、状态、范畴、差异的指事，那么我们在认识彼此事物时，处理彼此关系时，又是否能够做到科学、准确、实事求是呢？我以为失误是常常发生的，就在身边。
你此我彼，两名老干部进干休所。在位时心存芥蒂，离休后矛盾公开。分房时，你要前排，我要后排。你要东院，我要西院。有老领导强行撮合，将其分成邻居。结果两院之间女儿墙加高数尺，各自森严壁垒。这类通病往往是：你东我西，你南我北，你咸我淡，你甜我酸，你环肥我燕瘦，你魏紫我姚黄……压根儿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此风“*”中最盛，只要平常有隔阂，现在就绝不会是一路人。你参加“燎原兵团”，我就加入“烈火部队”；你说“×××是好干部”，我就说“×××是烂萝卜”；你说这是“伪革命委员会当砸”，我就说这是“新生红色政权当保”。究竟为何势不两立？完全是过去的隔阂所致，〖JP2〗至于眼下事情的是非曲直，当事双方并不真关心它。当今改革开放，对姓“社”与姓“资”问题、“公有制”与“私有制”问题，我们有的同志依然陷入这种怪圈；资本主义要市场经济，我们就要计划经济；资本主义要发展私营企业，我们就要限制私营企业；资本主义要股份制，我们就要全民制……与资本主义沾在一起了，咋看咋像资本主义，这不是变色了么？〖JP〗
既此勿彼。国人重气节，顾声名，老古董们坚信“好妻不嫁二夫，好女不伺二男”。鼓励“一条胡同走到底”、“一棵树上吊死”。此种精神有利于坚持正确的东西，而也极不利于修正错误的东西。生产责任制、联产承包制对“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修正，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修正。私营、集体、混合型经济对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修正等等〖JP2〗，我们都付出了比确立这些制度还要艰辛的劳动。不过，我们现在许多人似乎懂得了：事物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言：“资本主义也有计划……〖JP〗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两种不同的事物中往往有着相同、相通的成分，相互借鉴。吸收各自的优点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截然不同的事物也有“彼此彼此”的时候，在这里就不是一句客套话了。
厚此薄彼，《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夫人武姜生二子，老大郑庄公，老二共叔段。只因老大出生时难产，“其母惊，遂恶之”。而偏爱老二，欲立为王位继承人。当武夫人的偏爱遭到否定后，她便将京城一片土地封给了共叔段，后来共叔段羽毛丰满，举兵造反，武姜还居然打开城门充当内应，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失败的当然是共叔段。亲生骨肉，尚有亲疏，何况我们对待和处理其他许多问题呢？亲疏厚薄也是自不待言的。比如先入为主者易亲，后入者易疏；轻车熟路易亲，陌途生路易疏；老字号的东西易亲，新字号的东西易疏。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有的同志正是对旧的政策、体制熟悉了解，执行起来自觉认真；而对新出台的政策、体制却陌生甚至怀疑，执行起来就不那么自觉认真。武夫人厚此薄彼、亲疏失误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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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要过圣诞节
1994年12月24日一早，读初中的儿子就嚷着要过圣诞节。口味很细：一要制作圣诞树。青枝绿叶的杉树上缠绕彩灯，披挂缎带，最好吊上几样玩具；二要赠送圣诞礼物。让我夜里穿上红袍，扮成圣诞老人，偷偷给他袜子里装50元钱，随他自己去买；三要过平安夜。当晚一家人陪他打扑克、玩电子游戏到天明。
过圣诞节我不反对。《三字经》里言：“性相近，习相远。”汉人过春节，基督教徒和洋人过圣诞节，本是约定俗成的事，不必大惊小怪。但我儿是纯种汉人，非党非社，非盟非教，本国长大，省立学校就读，却为何要“洋盘”起来，决意过过圣诞节呢？
他的回答是：“同学们都这样嘛！”
此话我尚未调查，确实与否不敢断言。但当我从大街小巷转一圈回来后，就彻底明白了：花店里确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买圣诞树，对对青年男女在挑选。颇有一番节日的景象。
知儿莫如父。我儿对节日向来是淡漠的。只有“六一”节、春节他稍微留意一些，其余的诸如清明节、端午节、“八一”节、中秋节乃至国庆节等，他都从未提过任何要求，好像过不过都行。而现在却盯着条件要过圣诞节，这里除孩子们图新鲜、凑热闹的心理因素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吗？
有的。我想还是应当从目前社会上的崇洋思潮上去找找原因。我们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发现，供成人看的节目不讲，单就儿童看的节目，多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自然充满着外国情调。而国产的儿童影视、戏剧节目呢？少得可怜。我们再去读读某些“大腕”们的作品，什么人看的都是这样，句子多是欧化的，喻体多是外国的，就连作品的人名，也充满了洋味。如果你有可能带孩子去大饭店进餐，又会发现，某些阔人的用酒，也多是进口的。那价格，是国产酒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如何不想过过洋人传来的节日呢？
我也当过儿童，至今忘不了有篇课文叫《最后一课》，都德写的。说的是普鲁士士兵侵占法兰西后，贴出布告不准法国人讲法语了。平时逃学的小弗朗士这天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最后一课”，眼睁睁看着老师写完“法兰西万岁”。那时读这篇文章，触动不大。成人后再读，热泪竟夺眶而出。现在，望着儿子失望的目光，我就想，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孩子包括相当数量的青年，对自己的传统节日，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都视若平常；而对外来的圣诞节、狂欢节、情人节、愚人节之类的“洋货”却发起“烧”来，中国不需“普鲁士”士兵入侵，民族也依然存在，但传统文化的精髓，凝聚着民族魂的华夏意识，恐怕也就是“最后一课”了。
本民族的文化，包括本民族的节日、语言，是这个民族发育成长的轨迹以至灵魂所在。古今中外的贤人圣杰，谁不珍惜呢？1921年，蔡元培先生赴美国为北京大学招聘教师。有位少年才俊的中国留学生在交谈中以英语为荣，素以开明著称的蔡先生便当即决定，不予录用。在那一代学者看来，一个鄙视中国语言的人是没有资格在中国的大学传道授业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节日和语言等同着待。但是节日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器重自己的节日，就是器重自己的存在，洋人到了中国，依然要过圣诞节。傣族人要过泼水节，彝族人要过火把节，军人要过建军节，共产党员要过建党节。这都是用相应的节日来强化相应的观念，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手段。这一点，我们什么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吧。
孩子啊，从即将到来的春节算起，我们中华民族每年的节日已经不少了。圣诞节作为常识了解了解可以，过与不过，就不必强求了。你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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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出魅力来
听戏文、看电视、游三峡，每当面对刘备“白帝托孤”的史实时，总会产生许多疑问：吾蜀主刘先帝当年兵败夷陵时，莫非“慌不择路”才找了这么个巴掌大的祠宇做行宫？莫非有意为之才把“司令部”设在这悬崖峭壁以做最后的拼死抵抗？莫非为避开人多口杂走漏军国机密才在这陡入云端的地方做“政治交代”……
最近，登临白帝城参观后答案找到：原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白帝城，并非当年刘备临终托孤的白帝城。公元223年，刘备弥留之际，从成都召来诸葛亮，将国事、家事托付于他，其准确位置是在距此几公里外的奉节县城，即现在的师范学校当时的永安宫内。然而多少年来，人们总是张冠李戴地把早在刘备还未出生时就修建的一座殿宇，作为道场圣地祭拜。这殿宇是修给当地一位较有作为的将军白帝王——公孙述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人物。”如今，奉节城内的永安宫逐渐被人们淡化了，白帝王公孙述的名字，也早让人淡忘了，而象征托孤重地的白帝城却名噪海内外。更奇怪的是，这种错位指代，多年来却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多种艺术门类在表现刘备托孤这一悲怆历史事件时，总是下意识地把托孤的重地设置在这样一个雄崖峭壁上。壮哉！雄哉！美哉——“鸠占鹊巢”的白帝城！
我也游过湖北的“黄州赤壁”。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用词很有分寸，他不说“当年是周郎赤壁”，而要说“人道是周郎赤壁”。到底是大文豪在作千古绝唱，没有把握的事决不说死。其实，多数史学家认为，著名的赤壁之战不是在黄州而是在嘉鱼或蒲圻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但前些年，湖北一伙中青年学者又出示证据，一口咬定赤壁大战就是在黄州而绝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打的，苏东坡怀古绝对没有错位。孰是孰非？我态度超然得很，决不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
在下家乡四川省西充县，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文化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副主席张澜就出生在这里，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迭，张澜出生地曾一度和现在都属南充市区管。于是乎，张澜出生地又有了县、市之争。此争论曾弄得两地有关人士很不愉快！
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的殉难地，过去的教科书写的是盐亭县“凤凰山”。近年来，我县史学界又拿出“钢鞭证据”，证明张献忠的殉难地不是盐亭凤凰山而是西充凤凰山。一些教科书为此做了更正。盐亭人不干了，吼道：你西充县的几个臭文人，凭啥抢走我们一个“农民英雄”！
据我所知，诸葛亮的躬耕地，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等人的出生地，一直都在你争我夺中，公婆各持一理，相互绝不“谦让”。愚以为，此类有损和气的争论大可不必，胡适之类的“小心考证”也仅可限于学术圈子。特别是那种劳民伤财的盛大研讨会，更不必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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