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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轮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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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某先生听力很差，近于耳聋，或者一只眼睛失明。我们又切不可当面叫他聋子（尽管他不一定听得清），或瞎眼之类。你也别管他是否曾经自诩过有“文聋雅瞎”的旷达，此时最好还是换成这样的说法：耳背、耳重，或眼睛不好。倘是熟识人，顶多私下幽默一句：“半边月儿明”或“一目了然”，足矣！
此类换个说法，修辞学有忠告，语言中有俗成，作为“礼仪之邦”的后代子孙，我都举双手赞成。但另有一些“换个说法”，我却不敢恭维了。
翻开《资治通鉴》第十四卷，内有这样的记载：古代大臣有因不廉行为而被罢官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他“簠簋（音〖WTXT〗ｆǔ ｇｕǐ〖WT〗；方曰簠，圆曰簋。古代指食器）不饰”；有犯了污秽*罪名的，不说他*私通，而说他“帷薄不修”；有因软弱无能不胜其职的，不说他蠢笨缺才，而说“下官不职”。这里的换个说法，显然是为“尊者讳也”，“显者除也”！高官显贵们的种种劣迹败行，自然可以淡化得“青山隐隐，流水悠悠”了。
近读曾国藩，方知这老家伙也是一个善于“换个说法”的修辞老手。他自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以来，受挫岳州，困顿靖港，兵败九江、湖口，亡命三河等地。作战中多次险些被擒，总要投水自杀，然而他给朝廷的奏章中却这样写道：臣下起兵数年，与粤匪作战，虽连连受挫，危时元气大伤，险时全军皆寒……然则，臣等湘军依然披坚执锐，屡败屡战是也……看看，这“曾文正公”将他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中的真实写照——“屡战屡败”，颠倒两字，换成了“屡败屡战”，这“曾剃头”百折不挠、英勇顽强的形象，也就活灵活现地展示于龙廷之上了。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原因，我们姑且不去论它，但“曾堂大人”玩起文字游戏来，真是一把好手啊！
“*”中“换个说法”的苦头，我们也吃得不少。本来是“闭关自守”、“关河空锁祖龙居”，我们却叫它“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外国的月亮岂比中国圆”；本来是民不聊生，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我们却赞它“形势大好，一年更比一年好”；一大批老干部、科学家被关进牛棚，下放劳动，我们却称他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种“换个说法”的实质，谁不知道是巧言令色，*民意，强词夺理，粉饰太平。然而实在悲哀的是，我们中许多人照样“风摆柳”似的跟着说了、喊了、写了、实打实招了……
今天，拨乱反正已多年，我们当然不能容许这种“换个说法”的现象继续下去——
某党委书记*作风差，独断专行。党内*生活会上，我们总不该这样说：“好书记哟！办事有能力，说话有魄力，拍板有威力。”
某单位形式主义盛行，花花点子迭出，事故案件暴起，这单位的领导年终总结时，总不该这样讲：“我们干事情，有时注重了工作过程，而忽视了工作效果……”
某些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给要员送红包，献重礼，分股票，这些人办事时也总不该这样恭谦：“一点辛苦费，小意思，不成敬意啦！”
某领导进KTV包间丑闻传开，调离单位后，继续党内做官。群众义愤大，主管人总不该这样开脱：“他是去过不应该去的地方，是有一些不够稳妥呀！”
……
“换个说法”花样繁多，变化无穷。如周易，比周易易学；似魔方，比魔方迷人。要治它，我也有良药三剂——
思想武器——实事求是。
修辞手段——直言陈述。
化学药品——冲相显影液。
。。
“颠倒”的艺术
在思维活跃的年代，最能活跃思维的恐怕莫过于“颠倒”这门艺术了。
一些装潢古朴的餐馆茶楼的门楹上，常常高悬着这样的对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乍一看，意境高远，文采斐然。细观之，那下联不过是上联文字的颠倒排列。但这一颠倒却“颠”出了新意。“倒”成了绝唱，至今众多店主依然钟爱不舍。
颠倒得最够水平、最见威力要数康熙皇帝了。一次，康熙出游踏春，指着路旁一尊石人问道：“此石人何名也？”随行的一位翰林学士或许是头遭伴驾未与皇上混熟，心慌口乱；或许是似懂非懂又不敢不答，便随口应道：“仲翁。”康熙也不言语，次日早朝议事完毕，帝便起身拂袖回宫，不想御座上翩然飘下一道圣旨：“翁仲如何读仲翁，想必当年少夫功。从今不得为林翰，贬尔江南作判通。”
这康熙大帝把“翁仲”、“功夫”、“翰林”、“通判”全部颠倒一遍，成了一首有名的“颠倒诗”，并且贬了这翰林学士的官职。
颠倒的威力，仅此而已吗？非也！
记得一年我去苏州开会，闲暇上街逛游，见其丝绸制品多姿多彩，顿萌购买之心。问一摊主：“这件衬衣多少钱？”答曰“93元”，我顺口还价“39元”。摊主瞥我一眼，讥讽之意分明。我扭头便走，他却温和叫住：“再添点钱嘛！”我分文不添，他39元居然卖了。同行的朋友说：“买住了，好便宜哟！”我暗喜有幸——谁知迎面一家大商店里也挂着同样品牌的衬衣，质量式样一模一样。我顿时醒悟，这衬衣原本只值“39元”，顺口一“颠倒”，还其本来价位罢了。原来，中国古往今来多少事情已被人颠倒了，夸大了，缩小了，还有的看走眼了，如果我们敢于如此这般甚至彻头彻尾一“颠倒”，上当受骗也就少得多了。
还记得儿时帮铁匠爷爷卸绞面机，一颗生了锈的螺丝钉怎么也卸不开。铁匠爷爷说：“倒个方向试试！”于是我手中的扳手由原来的往前推变成了现在的往下压，方向一变，“吱”的一下，“力吃千斤”的螺丝钉居然被我小小的力气卸下来了。铁匠爷爷抚髯叹曰：“孺子可教也！”现在我得赞美爷爷：恩翁睿智也！从小启发了我逆向思维。这“逆向思维”，说得通俗一点，不就是“颠倒思维”，双向权衡吗？河东河西、朝云暮雨、月圆月缺、潮涨潮消乃至于股市升跌、钢材疲俏、汽油涨落，沧海桑田、世态炎凉，哪一样都应正反颠倒思维，才能全方位观瞻、正反向驾驭、多方面受益呢！
孔子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话虽旧了一点，但对于治理官僚主义却是一帖良方。有一则寓言说：一窝老鼠开会讨论如何消灭对手——猫的事宜。群鼠高谈阔论：猫能抓住我们，关键是速度太快，迅雷不及掩耳！如果能给猫的颈上挂个铃铛，猫一出动，响声贯耳，我们就能及时躲避了。意见甚好，可派谁去挂铃呢？老老鼠指着一只小老鼠说：“你老弟年纪轻轻，腿脚灵动，此一重任，非尔莫属！”小老鼠沉默半晌后说：“小弟涉世浅薄，胆量、经验有限，我看如果您老先生亲自出马，想必能够挂成。”老老鼠亦沉默半晌说：“今天不研究这个了，下次开会再定吧！”所以，至今猫的颈上依然光生如前，不见挂上铃铛，原来挂铃者“颠倒”一下，发号者也就更弦易张了。
颠之倒之，无不晓之；颠之倒之，何等妙之！是耶，非耶？读者自度之！
“足球热”质疑
足球发烧友，足球俱乐部，足球联谊会，足球“有奖赛”；
球赛天天有，报纸天天登，电视天天转，广播天天“喊”；
球场四处建，球迷四处窜，球星踢横了，“球斗”干开了；
OK！乌拉！加油！雄起；
缺揍！看打！哎哟！挨到起……
近年我国城乡中出现的“足球热”，是*结束后的“气功热”、“麻将热”，“歌星、舞星热”后的又一超级大热点。眼下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热门盛事似乎正朝登峰造极、烈火燎原的态势发展。每每路过体育场，看到购票的长龙阵时；每每打开电视机，看到不止一个频道正转播比赛实况时，再看看我儿卧室四壁贴着的数十张足球明星照片后，我的心就凉了一大截：咱们中国人，世纪之交有多少事要做，真不该对一颗足球热得昏头涨脑啊！
足球，作为一种竞技体育项目，一种有国际性影响的比赛内容，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本是常事。然而不知何原因，常事却反常，有时竟变成了畸形怪异甚至荒诞不经的社会形态了。请看——
球场门前高价倒卖门票的情景；
足球赛中打架斗殴的丑态；
某球星受赠小车、别墅的新闻；
幸运球迷免费乘机出埠、国外旅游观光的风采；
赛前“压宝”，某先生、小姐中了头彩的狂喜；
夜深人静，电视机大开，助威声震耳欲聋的景况；
一球射门，某老妪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的悲哀；
莘莘学子看球入迷，夜不能寐，荒废了学业的苦恼；
……
对这局外人不可思议的反常现象，我曾做过如下设想——
“体育强国”吗？我历来以为这口号欠准确。你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靠体育强盛起来的？倒是富强起来的国度发展了体育。不信试问，三中全会以前，我国乒乓球队连夺世界冠军强了国吗？倒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使我国逐步繁荣富强奔小康了。因此，强国之本，安邦之策，在于发展生产力，而不取决于球场的胜负。我们千万别本末倒置，把事情搞歪了。
“为国争光”吗？我说赛事即战事，胜败乃兵家常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足球落后，知耻后勇，不必大惊小怪。亚洲“四小龙”，西方各“列强”，也绝非所有赛项都称强。亚特兰大奥运会，美国人尽管拿了不少金牌，但从本质上讲，对这等事多是不以为然的。你能说美国人就不爱星条旗了吗？
“增强体质”吗？球星们下场一身伤，退役一身病，真是“亏了我一个，取乐十亿人”；球迷们看球几小时坐着不动，精神高度紧张，事后自然疲惫，何能增强体质？毛泽东同志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讲过“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国家体委也制订了“全民健身计划”，内有群众性体育标准和国民体质标准。这才是增强国民体质的正本！
窃以为，足球就是足球，球星就是球星，足球运动的本质特征是娱乐和健身。它有补于国计民生，绝不可能主导国计民生。因此我以为，安排球赛当有节，新闻传媒当有度，球迷朋友当“降温”。四化建设我们都很忙，一味地看中足球，可能“玩物丧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对足球走火入魔后产生的负效应，那是一言难尽的啊！
言到此本可打住，但另有一层隐忧不吐不快，那就是近年间我国迅速出现的“足球热”中，其实质是背后还涌动着另一种不健康的商业行为——
球老板以足球赛追逐高额利润，不管赛事是否过多过滥。
电视台以揽比赛出租频道论时计费，不管你租用多久。
门票贩子以倒腾门票牟取暴利，不管良心几何。
某些球星以高额收入为参赛条件，不管人格道德沦丧哪里。
职业球迷以看球捧场、压宝领奖、出国旅游为乐事，不管这职业于社会有多少补益。
呜呼！滚动的足球，在这些人眼里似乎便变成了滚动的“金球”！文明的娱乐变成了利润的追逐。这大概便是当今足球“超级热”中最凶最猛的“添加剂”吧！然而我说，大凡一切文化、体育活动，一旦染上了浓厚的铜臭味，以赚钱为目的，其结局总是令人不安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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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农寺的教训
司农寺者，北宋主持变法的国家机构也！
宋神宗时期，司农寺下达了一道变法命令：全国各地供神的祠庙，一律承包给私人，每年上交给官府一定数额的香火钱。官府得到这些钱后，便不管承包者去经营什么项目，于是乎，昔日庄严肃穆的祠庙，顿时变成了承包者们赚钱的商店或市场。一时间，各祠庙里喧闹声、哭喊声、调笑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乌烟瘴气。更有甚者，将前朝帝王的陵园也加以开垦，唐太宗李世民等人的陵墓就变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参天齐地的树木被砍伐一空，简直惨不忍睹！
我无意攻击王安石而为司马光说项，也不必为俺们川籍文人老哥子苏轼打抱不平，但仅就司农寺为当朝增利生财而置祖宗祠庙、陵墓之体面而不顾的做法，颇为“愤愤然”也！
封建王朝历来十分注重祠庙和陵墓的保护，把它们视为祭祀天地、祖先的神圣殿堂。秦始皇千里迢迢泰山封禅，汉高祖戎马倥偬拜谒轩辕陵，汉武帝南巡潜山祭祀天地，徐延昭冒死探守皇陵……都留下了多少传颂千古的佳话。不然，我神州大地何以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瑰丽景象；当今北京也不可能有“天、地、日、月”四坛交辉的奇观。由此可见，祠庙、皇陵、古墓，已经是一种历史积淀、文化场所，是绝对不可以任意亵渎的。
这些道理，司农寺的官员恐怕是知道的，但是，承包的命令还是下达了，执行者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了，严重的后果当然也就出现了。出现这一“不该为者而为之”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
史学家们说是北宋的“积贫积弱”。我非常赞同。只要读一读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可以看出：“天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益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文中还说，学校本来很少，有的学校又没有教师。官员规定的俸禄非常低微，不兼营农业、商业是难以维持生活的，而且拖欠又相当严重，大约要任职六七年才能得到三年的俸禄。军队由宋初的20万增加到125万，军费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0％。在这样极度贫困的情况下，难怪北宋的变法者们要看中一座祠庙一年七八贯钱的租金了。
由此，我是否可以这样说：国家的“积贫积弱”带来了变法者们的急功近利，下策之举。用今天的话讲，可否是用牺牲精神文明来换取物质文明呢？当然，变法者的初衷也未必如此。他们无非是觉得，这些祠庙、陵园闲着、空着太可惜了，只要开发出来，经营有方，管理有道，既能祭祀，又能增财，于国于民都会有利。然而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度里，当道德文明的常轨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改革者的动机与效果往往是很难统一的。果然，司农寺的变法措施在贫困的执行者（也许还有部分贪婪者）手中，很快变了“味”。他们对于政策中规定的承包开发寺庙的若干“不准”，完全置于脑后。什么项目能赚钱，管理者就任凭他人经营什么项目；哪些口岸利润大，承包者就抢先租赁哪些口岸。真是有利可图者干，大利可图者大干，暴利可图者丧尽天良地干！难怪乎王安石也只好说：“穷则为小人”矣！贫穷的小人钻起政策的空子来，实在太厉害了！由这些穷困的小人去执行变法的政策，进行变法的实践活动，好的政策可能变味，有弊端的政策可以失之荒谬。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是否与此有一定关系呢？
话又说回来，这一变法失误的始作俑者依然是司农寺。应当明白，承包是变法的一项内容，但并非一切变法都可以采用承包。历史的经验证明：上层建筑其中包括不少制造精神文明的机构，是不完全适合于承包的。我们今天的某些出版社、图书馆、高雅艺术团体、革命历史展览馆等等，由于承包而显出的弊端已经令人震惊了。司农寺当年是否对类似机构也进行过全面承包呢？我未曾考证，不敢妄言，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宋神宗的125万军队没有承包，三寺六部没有承包，郡县官署没有承包，国史编修、著作郎之类的官职也没有承包。古今中外，这些都是绝对承包不得的呀！
承包不是变法的全部内容。宋神宗看来是在变法的过程中逐步醒悟了。所以，当应天府长官张方平和御史中丞邓润甫愤然上书此项变法的弊端时，神宗皇帝龙目一览后批示道：“怠慢神灵，污辱国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吗？”于是，祠庙、陵墓的管理又恢复先制！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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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大宛与失荆州
大宛有好马，锋棱瘦骨，巨眼重瞳，日行千里，名曰“汗血”。这使人想到后代“青海王”马步芳是否就用的这类马儿。
此时正值汉武帝开拓疆业之际，宝马良驹对汉王朝来说，就是版图绿洲。公元前104年秋，汉武帝派使臣带黄金千斤、金马数匹前往交换。大宛国王不憨不傻，他琢磨：宝马良驹换给你大汉朝，这不是等于增强了你国的军事实力而让我们挨打吗？于是断然拒绝，气得汉使破口大骂，并击碎金马而去。
汉武帝扫了面子，非报一箭之仇不可，于是决定发兵讨宛。派谁为主将？这事关国威体面，贴身大臣们秉公推荐了许多人选，汉武帝都不采用，他竟任命了自己宠姬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带兵征讨。
原来，汉武帝藏有私心。接高祖刘邦留下遗规：没有为国立过战功者是不能封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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