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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再无别的案例。明末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清末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要么昙花一现，要么割据一方，再无秦末农民军当初的盛况。
　　和秦王朝相比，西汉政权有两个明显特点，对汉初的社会现状有着较大的影响。
　　其一，有很多出身下层或中小地主的人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在推翻秦王朝、建立西汉政权的骨干成员中，多系秦代社会中的下层人物，如刘邦出身于“泗水亭长”，这个职务属于的一个基层小官吏。至于随从刘邦起事的、辅佐他开创汉王朝基业的大臣中，只有张良为韩国公子，属于贵族，张仓曾任秦御史，属于秦代上层官僚。其余诸将相、大臣，多出自社会底层，如萧何曾为“主吏椽”，曹参曾为“狱椽”，周勃“曾以屠狗为事”，灌婴曾以贩卖为生。此外，陈平、王陵、陆贾、郦食其、夏侯婴等皆是一般百姓。这些原来当过小官吏、小手工业者，或中小地主及出身社会下层的平民，在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中，占用相当大的比重。汉初的这种“布衣将相之局”使得最高统治集团对民间疾苦有一定了解。因此，汉初对农民的压榨、剥削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休生养息”政策成为几代朝臣的共识。

第一章：秦砖汉瓦（2）
其二，更多的关东地主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刘邦原籍沛县丰邑，除最早随他一同起义的萧何、曹参、樊哙等“丰沛集团”外，后来陆续加入到刘邦军事阵营的，也多系关东地区人。因此，西汉王朝建立时，进入最高统治层的多是关东地主，来自关中的地主只是极个别的。至于被封为“功臣”的开国元勋，则全部来自关东。由于关东地主进入统治集团，改变了秦代以关中军功地主统治全国的状况，在客观上有利于消除春秋战国几百年中关中、关东长期对立而秦统一后仍没有解决的矛盾。入汉以后，这种地区间的矛盾已经消除。从地理位置看，沛县位于今天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的交界处，即历史上韩、魏、齐、楚的交界地带，新的统治集团的形成打破了以往战国诸侯的分界线，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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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统治西汉的50余年，是汉朝最为强盛的时期，但却为后来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上个世纪中叶，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曾以一首《沁园春？雪》而轰动一时，诗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诗中所提及的“汉武”，就是汉武帝刘彻。诗中所提及的其他四人中，秦始皇统一了全国、成吉思汗建立过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宋祖赵匡胤为宋朝的开国皇帝、而唐宗李世民创造过大唐盛世，将汉武帝刘彻和上述四人相提并论，足见其光芒已超过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
　　汉武帝统治的50余年（公元前140~前87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武帝初年，经过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整个社会经济繁荣，府库充盈，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上、外交上都作了一些改革，他的文治武功有口皆碑，他的统治前期是西汉最为鼎盛的时期。
　　汉武帝执政前60年，西汉王朝历经汉高祖、汉惠帝、吕后专权、文帝、景帝五个时代，其中高祖、汉惠帝、吕后执政时间均为七、八年，文帝执政二十余年，景帝执政十几年。
　　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除了制定和恢复朝仪外，主要办了三件大事：其一是颁布“复故爵田宅令”，此举对恢复当时社会秩序、稳定民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二是对匈奴作战，但“白登之围”让刘邦领略了匈奴骑兵的厉害，此后，汉初定下“和亲”的基本国策。
　　其三是着手铲除异姓王。刘邦在有生之年把他在“楚汉战争”中分封的异姓王如韩信、彭越等一一消灭，从而保证了刘氏独掌天下的局面。
　　汉惠帝和吕后时期继续“和亲政策”，社会较为稳定，吕后末年，诸吕篡权，朝政不稳。
　　周勃、陈平等平定诸吕叛乱之后，迎接代王刘恒登基，即为汉文帝。
　　文帝时期坚定地执行和亲政策和休养生息的政策，整个社会生产、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国家财富迅速积累。
　　景帝执政时，为了建立中央的权威，接受晁错的建议开始“消藩”，引发“七国之乱”。后在太尉周亚夫的指挥下，平定了叛乱。社会财富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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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有两大“政绩”对后世影响深远：一件是“重农抑商”，另一件是“独尊儒术”。前者使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缺乏商业氛围，后者使儒家思想统治中国文化长达二千多年。
　　汉武帝开始执政时，高祖刘邦时代的老臣都已逝去，就连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也因他事牵连而自杀身亡；丞相一职已失去萧何、曹参时代一言九鼎的份量，宫中惟一能牵制皇帝的是其祖母窦太后；对外，与匈奴依然实行“和亲”政策，对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思想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秦砖汉瓦（3）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首先从思想领域开始。
　　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中分化出一支假托黄帝为名，以道家之“道”为理论基础，博采诸子百家的黄老学派。这个学派奉行黄老之中的文武并用、刑德并举的治国方略，尊崇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
　　指导秦代政治的理论是法家思想，这种崇尚耕战、法治和集权的思想，既帮助秦统一了中国，又因为这种思想的极端发挥导致了秦朝灭亡。
　　西汉建立后，面对饱经战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和生活遭到极大破坏的局面，为了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巩固统治，必须选择一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治指导思想。但是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却不是儒家思想、老庄思想和法家思想所能胜任的。这样，使得既主张文武并举，刑德并用，又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成为汉初以来的统治思想。文帝时，儒生贾谊向文帝提出了改变服色、封禅等恢复儒家礼仪的事情，但是遭到信奉黄老之学的大臣和窦太后的强烈反对。文帝本人也信奉黄老之学，就没有批准贾谊的建议。
　　景帝时，黄老之学与儒学产生了正面冲突，双方就一系列命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幸亏景帝出面调停，才未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汉武帝即位后，这位从小就受到良好儒家教育的少年天子立即起用自己的老师、信奉儒学的卫绾为丞相，卫绾认为，各地征举来的贤良，讲论法家的商鞅、韩非和纵横家苏秦、张仪之学的很多，这样容易扰乱国政，建议统统不用。汉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这便是“罢黜百家”的开始。同时武帝还诏令天下举贤良对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也被武帝采纳。但由于窦太后以及部分大臣的阻挠，儒术曾一度陷入低谷。
　　公元前135年5月，即汉武帝执政的第6年，窦太后病逝。弘扬儒学的主要障碍消失，儒学开始活跃起来。
　　公元前128年，武帝下诏：命令各地考察孝子廉吏。两年后，汉武帝任命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又过了两年，公孙弘被任命为丞相，登上了官僚的最高位。此举在文人书生中引起了强烈震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公孙弘的成功无疑刺激着更多的人模仿他的飞黄腾达之路，那就是学习儒学。
　　与察举制度相关联，武帝在建立完善五经博士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太学制度。这样，独尊儒术又在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保证。因为太学规定：博士官一定是要儒家的五经博士（五经即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才可以胜任，其他学派的学问不允许在太学中教授。
　　自汉武帝即开始的尊儒活动，至此赢得彻底胜利。儒术在中国封建政治中，一直居于官方地位，虽经道、佛冲击而未改变，影响中国文化长达二千多年，其根子可以追溯至汉武帝时代一系列独尊儒术的措施和活动。汉武帝的“文治”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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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卓越的汉武帝曾拥有东北的“朝鲜人参”和西北的“汗血宝马”。
　　汉武帝的“武功”主要表现在：三次主动出击匈奴、平越、平定南夷、复通西南夷、打通西域、出击朝鲜、征伐大宛。
　　公元前133年，即汉武帝执政的第八年，他听取大臣王恢的意见，设计攻打匈奴，但是计谋失败，汉匈断绝和亲，从此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此后，武帝接连不断地发动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在这场为争夺土地和荣誉的战争中，汉军将士奋勇拼杀，力克匈奴强敌，其中有三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使汉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将领的英勇事迹，至今广为传诵。这三次大战役分别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史称卫青、霍去病三击匈奴。

第一章：秦砖汉瓦（4）
汉武帝三击匈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边患尤其是北方边患为国家政权的头号难题，北宋、南宋、明朝均毁于来自北方的西夏、辽、金、蒙古和满清。历史上，汉民族主动出击北方边患的次数并不多见，多为被动防御，汉武帝*匈奴的胜利，为汉王朝的北部边境赢来了数百年的安定。
　　但大规模的战争不仅将文景时代的积蓄消耗一空，而且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战争使大批青壮劳动力脱离社会生产或战死，都导致民怨沸腾，激化了社会矛盾。
　　汉武帝平越的事情发生在他即位的第6年，即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发兵进攻南越国的边境城邑，南越王向武帝上书告急。武帝于是派兵从豫章郡、会稽郡出发，夹攻闽越，结果不战而胜。后来武帝又灭了两越，平定了西南夷。
　　公元前109年、公元前104年，即汉武帝执政的第32年和第37年，汉武帝先后派兵征讨朝鲜和大宛。
　　汉朝时期的东北边地包括现在的辽东、吉林西南至朝鲜北部。
　　大宛位于今天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都城在贵山城，有大小城池七十余座。大宛人是土著人，从事农业、牧业、种植稻、麦，多产葡萄酒，并以出产汗血宝马最为著名。
　　汉武帝的“武功”在保卫国土安全、加强汉民族和周边民族联系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西汉时，中国的疆域在秦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但这种“多欲”的军事、政治举措也埋下了由盛而衰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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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认为：接受俸禄的官员，不应靠力气谋食，不该经营工商业赚钱，这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但实际情况是：达官显贵身居朝廷高位，俸禄丰厚，却凭着即富又贵的资质和权势，与平民百姓争利。
　　汉武帝执政时期还有很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比如通过削弱丞相的权力来加强和巩固皇权；通过颁布“推恩令”设立刺史制度来削弱诸侯权力和巩固地方政权；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外交新途径；大规模治理黄河等。
　　此外，汉武帝的“用人”策略也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
　　公元前140年10月，即汉武帝即位的第2年，便诏举天下有识之士，亲自策问。儒学大师董仲舒应诏对策，就汉武帝提出的“天人性命之情、古今治乱之道”连献三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的“三策”分为：教化之道、人才之道和天人之道。
　　在谈到教化之道时，董仲舒说：“道”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君主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天道，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君主要端正自己的思想以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整肃四方的蛮荒之地。
　　君主仁义但乱象仍生的原因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向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来感化他们，就不能阻止追逐财利现象的发生。……要用礼来节制民众，用义来刺激民众，用仁来感化民众……
　　在谈到人才选拔时，董仲舒认为：现在大部分官吏由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担任，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有为条件，这样所选的人未必贤能。古代的“功”是按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现在却不是这样，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财富，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级，因此很难判断廉洁和耻辱、贤能和不肖。应该定期从百姓中举贤，然后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不同的官职。

第一章：秦砖汉瓦（5）
在谈到天人之道时，董仲舒说：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赐予：赐予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让它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力气谋食，不得经营工商业赚钱，这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但现在的达官显贵，身居朝廷高位，俸禄丰厚，却凭着既富又贵的资质和权势，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裕的人奢侈成风挥金如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难以为继。百姓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就很难避免犯罪。朝廷命官是平民百姓观察效仿的对象，也是四方蛮夷观察中央政权的对象。一心只顾追求钱财，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而一心追求仁义，希望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才是官员应有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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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汉武帝影响很大，汉武帝从即位开始，就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当时向武帝自荐的人数以千计，其中很多人都受到武帝的重用。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有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等。除此之外，武帝时代，文有董仲舒、卫绾、汲黯、霍光，武有李广、李陵、卫青、霍去病等。但武帝对他们实行知人善任，量材使用。如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信，东方朔喜欢幽默嘲讽，武帝只让他进谏，却始终没让他们处理国家政务。不象后来皇帝让亲信宦官或宠臣处理一切军机大事那样，避免了权臣擅权现象。这一点不能不为后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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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用酷吏来整顿朝纲，打击游侠和豪强，但令人生疑的是这些酷吏很多原本是无赖或流氓。稍有不慎，这些人便成为害群之马。
　　汉武帝时的酷吏政治也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
　　公元前130年，即武帝即位的第11年，酷吏张汤被提升为太中大夫，自此后，朝廷用法越来越严苛。
　　汉武帝任用酷吏的背景，一是朝廷出现了党争现象，*匈奴又刻不容缓，武帝需用酷吏整肃朝纲；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豪强，他们宗族强大，欺压农民，也破坏封建法度，与封建王朝形成了矛盾；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人以游侠为名。游侠逞雄于市井乡里、救急于人、以义标榜，但也有些游侠形同盗贼，他们在破坏封建法度方面与豪强类似。所以均为酷吏的整治对象。
　　但值得深思的是酷吏的来源，有的酷吏本就是市井无赖或豪强游侠。如酷吏宁成罢官后变为豪强，酷吏义纵少年时为盗贼。这些人治郡，往往以当地的“豪杰”为爪牙，对百姓为非作歹。这就比如今天的无良保安或治安人员，任人不善，便会成为害群之马。
　　汉武帝时期还发起了一场运动，即算缗和告缗运动。缗，是穿钱的绳子。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武帝出此政策，算缗就是规定纳税的办法，告缗就是举报逃税的人。
　　武帝规定：凡是告发逃税的人，奖励被告人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凡是隐瞒财产或上报虚假数据的，全部财产充公）此令一出，因其奖金巨大，刺激了人们的贪欲，纷纷告缗，商人们纷纷破产，甚至一部分不是商人的有钱人也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告缗运动使朝廷获得了大量财物，缓解了财政危机，但这种用没收财产的方式充实国库，实际上是一种抢劫政策。由于大商人往往身兼官职，因此凭特权可以逍遥法外，真正受害的是无特权的中小商人。告缗运动后，商业受到了摧残，人们不敢攒钱，只想吃喝玩乐，奢侈腐化，对于社会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与此相类似的，有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运动”，结果不但没能平息物价，反而使经济形势更加混乱。
　　它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就是：一项政策的实施必须考虑到它的连环效应。
　　掩卷沉思，西汉王朝开国60年和随后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无不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武帝前期，西汉政权达到了它最鼎盛的时期，武帝后期，由于武帝的“多欲”和迷信，整个国家出现了纵欲成风和迷信巫术的活动、国家财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