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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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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行政机构的贪污外,仁宣盛世之下司法也存在着不公现象。
宣德即位的第一年(公元1426年),即明王朝开国的第五十八年,在京城义勇卫军内发生了一起特大冤案,妻子偷情,丈夫判刑。此案轰动京城内外,在军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执法机构不秉公办事,不调查研究,只凭一方口供给另一方定罪,人们纷纷上奏朝廷。宣宗闻讯,专门过问此事,才避免了这场冤案的发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北京城义勇卫军中,有一个常年不在家,在京城服兵役的军士叫阎群儿,家里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由于妻子年轻,丈夫又长久不在家中,妻子甚是寂寞。恰巧这时,她同乡有一位男子,看到她长得美丽动人,家中又时常无人,便心生邪念,经常借故与她接近,关心、体贴、照顾她。她十分感激这位男子,并渐渐地喜欢上了他。最终两人都无法自持,姘居在一起。阎妻最初也觉得对不起在外的丈夫,但后来,不但不知羞耻,反而更加放肆,并且同时与三四个男人勾搭在一起。她这种*行为,很快就在乡村中传开了。
同乡告诉了阎群儿此事。阎群儿怒火上升,决定要亲手杀死这个*。他回到家中,立即对妻子实行拷打,发誓要杀死她。后来,阎妻跑掉了。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丈夫是决不会宽恕的,索性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写了封诬告信,说丈夫与九个同乡抢了校尉陈贵的家。
阎妻贿赂了刑部衙门的主管,主管并没有调查此事,就将其交给御史审核。御史官也是敷衍了事,将阎群儿等人全部判处斩首,理由便是抢劫校尉的家,阴谋造反。阎群儿、李宣等人对判决结果十分气愤,上诉至都察院,申明他们是被阎妻诬告的。同时,义勇卫军的将士们也上奏朝廷,证明阎群儿等人是清白的,并指责刑部衙门、御史冤枉好人。最后恳请宣宗皇帝明察。
宣宗得到这道上奏后,立即责令都察院对此案必须认真审核,不能枉杀好人。都察院接到谕旨后,立即派人对此案始末进行详细调查,最后查明,阎群儿等人并没有抢劫校尉陈规的家,阎妻所言纯属诬告;又查明阎妻确实与他人有*行为。最后,阎群儿等人无罪释放,而阎妻也因诬告丈夫,受到应有的惩罚。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9)
……
这件发生在明王朝开国第五十八年的案子至少向我们透露出几条信息:
一、 贪污之风几乎已渗透到朝廷的各个领域;
二、 官员们歌舞升平、人浮于事;
三、 当时妇人性观念开放;(明朝中后期*成风,很可能由此时开始萌发)
四、 宣宗皇帝明察秋毫、亲力亲为。
吏治*是明王朝开国六十年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宣宗推行“仁政”,但仁政之下多有不法之徒。
但是,只靠皇帝一人纠正冤假错案,谈何容易!宣宗在位时,多次颁布谕旨,告诫臣下选择人才的重要性。他说:“我作为天下人民的父母,身系天下万民的安危,由于政事的繁多,我应选拔有贤才的人和我共理。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天下”。他指出当前选择官吏中存在的弊端:第一,以前各部门官员有定额,各尽其职;如今官员增多,人浮于事,故应裁掉这些苟且偷安不理政事之人。第二,在以前,援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所以吏员为官很少;而近来,每年可达一千多人,不分贤与才,一律使用,使许多贪赃枉法之徒,祸害人民,这便促使务必要将污吏裁治。第三,许多选拔上来的官吏,不是靠亲戚关系,就是收贿荐举等,都不是靠真才实学、公平竞争选拔上来的,这些人大都不称职,必须严加核实。第四,在官吏的考核中,徇私情的情况是存在的。真正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提拔,而资格老的,贪污腐化、软弱无能的人,却得以提拔。这样,不会有公平可言。依仗权贵亲戚的关系而获得较好的职位,长期下去,吏治将会更加*,这将危害国家和百姓。只有将此革除,真正的人才才可以受到提拔。
应该说,600年前的封建皇帝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的难能可贵的。事实上,宣宗即位后,为提高关员的质量,改革了科举取士法,通过人保人的方法来实现,即定会试,实行南北取士。宣宗一方面选贤才,一方面罢免庸才。仅公元1428年,就将二百多官员削职为民,同时又让大臣们举荐贤才。这样,从朝中到朝外官,官员中产生了许多新的骨干,一时间,朝廷人才济济。
可惜,宣宗寿命太短,只三十七岁便离开了人世。那一年是公元1435年,明王朝开国第六十七年。
宣宗死后,得到了世人很高的评价,说他“心胸开阔,致力于亲孝,与家人相处和睦;朝廷所施行的都遵从法规。特别关心百姓,如果碰到有上报水旱和蝗虫灾害的,便派人前往视察救济。”又说他“爱惜人才,非有大过,常保全之慎”等等。
宣宗力行“仁政”,确定有许多值得被称颂的地方。他鼓励大臣们直言劝谏,驭下宽松,表现出了宽大,仁爱的思想。但是,也放纵了一些贪官污吏,该处理的不予处理,仅仅批评了一番,至多斥责,往往不再深究。这也为以后留下了祸患。宣宗去世仅十几年,明王朝的危机便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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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宣执政时期,明王朝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变化。对外,由进攻转为防御,由航海转为禁海;对内完成了由军人集团向文官政权的过渡。
仁宣执政时期和明成祖执政时期相比有了很大变化。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间,不断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他治理吴淞河、运河和黄河,营造长陵、北京城和武当山宫观并迁都北京;屡次攻打蒙古和安南;并六次派郑和下西洋。所有这一切都耗费惊人,同时明成祖强化了内阁制并建立起东厂特务组织,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0)
仁、宣执政后,这一切开始改变。
首先改变的是对外政策,在边疆由进攻转为防御,无原则地息事休兵,不仅罢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对蒙古奉行单纯防御的策略,屡弃军事重镇。在对外交流上,完全停止了下西洋的活动,中断了和西洋各地的联系,中国帆船从此绝迹印度洋和*海,从而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市场。(这一举措形成的恶果在400多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得以显现)汉时的丝绸之路、唐时四夷来访的盛况从此绝迹。其次,明王朝完成了由武官政权向文官政府的过渡。
朱棣的儿子朱高炽(仁宗)与建文帝朱允文都是朱明建国后的第三代传人。他们与祖父朱元璋、父辈朱标有所不同,在君主*与统治集团内相对*化的选择方面,更倾向于后者。
朱高炽即位后实行的仁政,其实就是一种宽松政策。这恰恰迎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利益和理想。除了施行一系列善政外,朱高炽一个令人瞩目的行为是为建文遗臣*。这些遗臣都是忠于建文帝的文臣集团,为他们*,表明了仁宗重视文臣的倾向。
仁宗英年早逝,在位不满十个月。在位期间,他起用文臣,组建了中枢统治机构,为以后的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明成祖早年在选立太子时一度在朱高炽和朱高煦兄弟俩之间犹豫,朱高煦长年跟随成祖征战,战功累累,但最终在“立长立嫡”思想的影响下,朱棣选择了朱高炽为太子。
仁宗去世后,军人集团再次上演“夺位之战”,但这一次,军人集团没有成功,文官集团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朱高炽即位十个月后去世,给朱高煦争夺帝位带来了希望。他想让父亲朱棣从侄儿手中夺权的一幕在自己和侄儿朱瞻基身上重演。仁宗去世后,太子朱瞻基正在南京,六月中,朱瞻基得到仁宗去世的消息,火速赶往北京。本想置朱瞻基于死地的汉王朱高煦,因朱瞻基的行动太快而没有成功。但叔侄之间的争斗从此拉开了序幕。
夺兄篡位的例子在明以前比较有名的有两例,唐太宗从兄长李建成手中夺取了太子位,又逼父亲禅位给自己;宋太宗是直接从宋太祖手中夺得了皇位。
朱高煦和朱瞻基叔侄的争夺给文官集团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汉王朱高煦所依靠的是当时参与“靖难”的军人集团,这种历史造成的结果使得朱瞻基从登基开始就不得不依靠当初仁宗身边的一批文臣。这种情形和二十年前朱棣依靠军人集团从侄儿朱允文手中夺权几乎如出一辙。
但是历史并没有重演,双方争斗的结果,是身为侄儿的朱瞻基取得了彻底胜利。当初支持朱棣夺权的文臣们此次却几乎全部站在了朱瞻基这一边。他们不希望历史重演,他们希望朝政稳定。这场胜利既是宣宗仁政的胜利,其实也是文臣治国的胜利。
宣宗以后,文臣主导了整个朝政,明朝中后期,尽管有许多皇帝怠政,但朝政仍能正常运转,这不能不说是文官集团的功劳。
和朱棣一朝相比,宣宗一朝继续重用宦官,宣德元年,在内府竟然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宣宗时期,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已埋下危机。宣宗去世没几年,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便形成了。此外,仁、宣慎用刑法,客观上对外戚、权贵和官僚的贪残不法也起到了保护和纵容的作用。仁、宣时期,贪污成风、逐利成习、*成祸。土地兼并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勋贵官僚地主手中。农民没有必需的土地,流民问题也已逐渐形成。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山西饥民流亡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逾穷困,死亡者多。”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1)
诸多情况表明,仁、宣虽处盛世,但实际上已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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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一般把公元1442年看作是明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彼时,明王朝刚刚度过它的七十四岁生日。
公元1442年是明朝第六个皇帝明英宗执政的第七年,这一年宦官王振开始专权,标志着明朝的历史由前期转为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此后几年,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变”。
明朝开国六十年的情景和东汉极为相似,但是相似的政局却结出了不同的果实:东汉皇权受到了威胁,明朝皇权却得到了加强。
明朝从公元1435年宣宗去世时的“仁、宣盛世”到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的内忧外患,中间仅仅十几年的工夫,这一切是从何而起呢?
我们先从王振说起:
公元1435年,宣宗病逝,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即后来的英宗。
此时的朝政格局,和东汉开国六十年之际极为相似。我们可以将两个朝代进行一下比较:
明宣帝病逝时37岁,汉章帝病逝时31岁。
明英宗九岁即位,汉和帝十岁即位。
英宗为明第六任皇帝,实为第四任皇帝(建文帝执政只有四年,仁宗只有10个月,二人皆可忽略不计)汉和帝为东汉第四任皇帝。
明英宗即位时有太皇太后张氏(仁宗皇后)掌政,汉和帝即位时有窦太后临朝。
明英宗于公元1435年登基,此时为明王朝开国第六十七年。汉和帝于公元88年即位,此时正值东汉开国第六十三年。
明英宗有贴身太监王振,汉和帝有知心太监郑众。王振专权形成于公元1442年,郑众登台于公元92年。
但是明朝和东汉同样的政局并没有导致出同样的结果。汉和帝即位后面临的主要是外戚檀政,而明英宗登基后最大的危机却来自于宦官专权。前者是小皇帝联合宦官反击外戚,后者是外戚(太皇太后)和大臣联合防治宦官控制小皇帝。
一反一防之间昭示出:在东汉,皇权受到了威胁,而明朝皇权则得到加强。览东汉一朝,宦官和外戚轮流执政,皇权实际已发生移位:而反观明朝,宦官虽然专权,却也只能是狐假虎威,皇权始终没有受到威胁。而外戚专权的现象也始终没有发生。
现在看起来,东汉实行的是皇帝和外戚的“两极”政局,明朝实行的是皇帝、太后、大臣“三极”政局。相比于两极,三角政局更具有稳定性。
明朝为什么没有发生外戚专权现象?
宣宗临终前曾向文武大臣发出一道旨意:“让大儿子皇太子继承皇位,众位王公大臣都必须严守祖宗的家训,各王谨守藩国。嗣君(指皇太子)年幼,惟望皇太后朝夕教诲训导,你们文武大臣尽心辅佐,凡家国重务,必须上禀皇太后、皇后,然后去执行。”
这是宣宗的政治遗言,这其中有几个关键词:对王公大臣要求严守祖宗家训;对皇太后要求“训导教诲”皇帝,并决定军国大事;而文武大臣只是“辅佐”、“执行”。也就是说宣宗在临终前其实是把军国大事的拍板权交给了太皇太后,她完全可以像东汉和帝时的窦太后那样专权,事实上朝臣们也早已有人劝她垂帘听政。
但后来的结果是,太后不愿垂帘听政,并把固定的早朝也罢掉,军国政务委托杨荣、杨士奇、杨薄三人处理,这便是名垂史册的“三杨辅政”。由此,朝政便形成了太皇太后、小皇帝及身后的太监、大臣这样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太皇太后张氏。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2)
现在看起来,太皇太后张氏没有垂帘听政及明代最终没有形成外戚专权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明初经过朱元璋、朱棣父子俩几十年的努力,罢丞相,设内阁,成立厂卫特务组织,中央集权、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二是仁、宣时形成的文官政府格局中文臣对外戚势力的牵制。而这两条东汉政权都不具备。
外戚势力没有形成,但宦官专权在后来的朝政中却屡禁不止,这又是为何?想当初,朱元璋鉴于历代以来宦官的弊病,规定宦官不许读书,不许干预政事,并在宫门挂一铁牌,宦官干预政事者,斩!整个洪武时期对太监管束极严,稍有违法,就严厉惩罚,基本上没有宦官干政的现象,但仅仅过了几十年,宦官势力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切又是怎么形成的?
历代皇帝的规矩大多是给臣僚们制定的,对于皇子黄孙们则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事实上,带头破坏规矩的,正是这些皇子皇孙们。
光武帝刘秀开国初就严厉禁止外戚干政,但最终东汉几乎毁于外戚之手;朱元璋立国之初也铁腕治宦官,可最终明代二百多年,宦官屡次兴风作浪,祸国殃民,历史为什么偏偏要和开国皇帝们作对呢?他们的子孙为何偏偏这般不听话呢?
我们回过头来再重温一下宣宗皇帝的那句遗嘱:“……众位王公大臣都必须严守祖宗的家训……”
朱元璋在宫门挂铁牌:宦官干预政事者,斩!这绝对是祖宗家训。
想当初,宋太祖也有一块誓碑,不过没挂在宫门口,而是立在太庙里,上面写着:赵氏皇帝不能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的人。历代皇帝在太庙拜竭完毕后必须恭读太祖誓词。这也绝对算是宋朝的祖宗家训。
纵观宋朝,历代皇帝基本上都遵从了宋太祖的要求,没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的人。可明代的皇帝们大都将朱元璋的家训忘了个一干二净。
一样的家训,不一样的遵守,朱元璋的子孙和赵匡胤的子孙们相比,做人的差距怎就那么大呢?
问题出在遗嘱的内容上,赵匡胤是给未来的皇帝提要求,而朱元璋是给臣下提要求。宣宗只是要求“王公大臣要严守家训”,至于未来的皇帝是否遵守,他没说。
事实上,经常破坏制度的正是皇帝自己。
朱元璋时期,宦官不敢干预政事,但到朱棣时,“祖制”就被破坏了。朱棣在北平当燕王时,曾有多次情报都是由建文帝宫的太监送出的。靖难之变中,南京被朱棣攻下,宦官为朱棣争夺帝位立下汗马功劳。朱棣称帝后便重用宦官,派宦官征税、出使、监军、采办,甚至将边防等重任交给他们。朱棣时期,率领船队六下西洋的郑和就是宦官身份。朱棣此举早已突破了朱元璋关于“宦官不许干政”的祖训。
宣宗时,宫内设立内书堂,选太监为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专门教习,从此宦官便可以读书了。宣宗此举,也突破了朱元璋关于“宦官不许读书”的祖训。可见,破坏太祖家训的正是皇子皇孙们而非大臣。
明朝的“三杨”辅政曾使明朝盛极一时,但没几年,三杨便偃旗息鼓。三杨之败,败在其私欲。
公元1435年春天,宣宗驾崩,年仅九岁的英宗即位。为了防止宦官专权,太皇太后张氏决定把军国重任交给永乐、洪熙、宣德三朝老臣张辅、胡濙和杨荣、杨士奇、杨薄五人处理,对大太监王振则屡次警告不许他参与朝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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