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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画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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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小时后，墨磨好了。老师提起一支大笔，在一张大纸上写了三个字：“实者慧”。老师写完了，钉在墙上，显得很高兴，他一边仔细看，一边问我，是喜欢春联还是喜欢墙上的字？我说都喜欢。我又念叨要去街上给他买春联的事。他笑笑，指了指我说，“实在啊，实在。”老师把墙上的字拿到了画案上，又提起笔来在上面写道：“一九七八年二月农历丁卯除夕为邓伟书，可染”老师又非常高兴地让我把字挂到墙上，再看。一边看，一边说：“今天我画了几张牛，这幅字比画还好。某某某叫我给他写几个字，还没给他写呢。应酬太多，真不愿意应酬啊。”我说怎么谢谢老师呢？您还给我写字干什么啊？老师又指指我笑着说：“我说你傻吧！真傻。”我们师生正说话的时候，南方的画家郑乃珖先生来了。郑先生看到了“实者慧”，连连称赞道：“好字，好！”这时郑先生拿出一本册页，他希望老师能给他留下一点墨宝。老师拿起笔，又在郑乃珖的册页上画了牛。天色越来越晚，窗外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了。
可染老师给郑乃珖先生画完了画问我，他最近在美术研究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我说看了，就把我从别的刊物上抄下来的一段文字念给老师听：李可染同志新刻了两方图章，一是“七十始知己无知”另一方是“白发学童”，现在他天天针对自己的弱点进行总结，决心苦练一辈子基本功……（其实这哪是可染老师发表的文章，因为那时候杂志很少，我没看到老师的文章，这是我在一个报纸上抄下来的一段话），郑乃珖问老师，“这个小孩是你的学生吗？”老师并没有直接回答郑先生的问话，说，“他有的时候也帮我念点东西，帮我磨点墨，帮我干点活。”说着，他从身边拿出一张报纸来，说，再把这一段念念。这是《光明日报》2月6日的文章：《访问画家李可染》，文章说，“李可染同志的山水画独出一格，在国内外深受欢迎。早在50年代李可染同志致力山水画的创作……二十年来他到祖国各地进行写生，创作出大量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好作品……”念到这里，可染老师突然打断了我，语重心长地说：“我就让你读报哪？连郑先生也不想听这些吹捧我的话，我是让你做作业啊！你不是要考试吗？要对作品进行分析，你写的分析我的作品的文章很单薄，没有文采，这可不行。你写文章必须把现在官方报刊的用语，加到你的文章里面去，这样才能考试呢！我要创作，画画，还要给你上课，活得真累啊！”
我连忙向老师道歉，说真是对不起老师，让老师费神啦！还说把“鱼”给老师带来了！他哈哈大笑了起来，说，“你又让我高兴了，鱼来了，好啊！你知道吗？我在美术学院上课，每一堂课都要写单的啊！”我说：“那我怎么给老师算讲课费呢？”他说：“那行，每年都送‘鱼’来吧，你有鱼，我也有鱼，大家都有鱼！”郑乃珖先生听了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时候我把《光明日报》上的一段文字抄在了本子上：“……李可染同志对青年一代美术工作者非常关心，常把自己的创作经验介绍给青年一代。他在创作之余，还将自己丰富的绘画经验编写成书，供青年美术工作者研究和学习。”我觉得我当时尽管还没有参加工作，但是老师给我讲了很多东西，就对老师说，“这一段也包括我吧？”他说，“那还用说吗？你每次来我不都是给你讲课吗？你还不是青年吗？你的脑子有时怎么这么“木”呢？……“
郑乃珖先生走了以后，天已经很晚了。我也要走了。这时老师看了一眼墙上的“实者慧”，“你还忘了一样东西在我们家呢！”我说：“没有啊！鱼灯给你挂上了！饭也吃了。”我看到了墙上的字，说，“老师没说话，我不敢拿呀！”他赶紧说：“过了十二点，再拿，就是下一年的啦”。这时老师把字拿了下来，找了一张红纸，把字包在里面，他说，“这个红包封得可是大利啊！吉利，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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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老师的痛处
1978年的春节期间，我又临摹了老师一张《漓江胜境图》，2月19号这一天拿给老师看。老师的原作很大，是四尺整纸的，我临的这一张也不小。老师先是放在地上看，接着让我钉在墙上看。他说：有进步。这是老师第一次表扬我。
我请老师指出缺点，他说缺点不少，一个一个给我说。“画上的树，不应该是一片黑。画树的时候，都是有空间的，有立体感，有层次，而且光线是统一的。”这时老师拿出了他的《漓江胜境图》的印刷品，说道：“你看看这个，光线是一个方向的。左边亮，右边暗，旁边的为什么比较亮？因为在明暗之间过渡有反光。房子周围为什么暗，因为它处在大山后边的阴影里边。房子周围的树，有前有后，不是一块墨饼子，有疏有密，有层次变化。”老师指指我的临摹习作说，要画出内在的笔墨结构关系和形态，在如何用墨表现上，你还要进一步细细地理解，琢磨。他说我准备迎接考试，时间很紧张，还临摹这样大的画，他并不反对，因为我初步掌握了他以前给我讲的笔墨及绘画方面的最简单的基础知识。所以老师说我画得有进步。但是老师希望我不要再画这些了，还是去画素描，画石膏像，画考试要求的内容。
老师拿出一套他的艺术作品集，要我回去好好看看，不许我临摹。我看到里边有一张“襟江阁”，我说把这一张勾一个稿子，回去再认真看看，我就在画案上找了张纸，把它勾画下来。我觉得老师这张作品构思很巧妙，画里的很多“奇”与“正”的关系处理得都非常好。看起来很舒服，画好以后，老师拿起铅笔再画上改了几笔后说，该黑的地方要黑，要画进去，该清楚的地方经过对比要清楚。又说，我画得太像他的东西了，不好，不好。我说您不是去上课吗？我想抄抄您的讲课稿。他说可以。
老师又手把手地教我画稿上的光线、黑白、深浅的安排。他说他去过几次漓江，也去过襟江，以前也画过，现在再画比以前感觉要好了，因为是在进步之中，不断地改正缺点。
后来有一段时间老师不在北京，去黄山，九华山写生去了。这里记录两件老师与我家交往的小事。
记得可染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的砚台不大好用。我们家有一方端砚，父亲让我给老师送去，老师用了后说，砚台发墨很好。老师就一直用着，后来有一天，他让我把这方砚台拿回去，说这方砚台很有观赏价值。我说给李庚用吧。老师说，他自己有砚台用。我只得把这方砚台送回家了。
我家祖上收藏有古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四幅条屏，文革时被红卫兵毁掉了题款和落款的两幅，还保留两幅，识者鉴宝后认为写得非常好，是邓石如的精品。可染老师听说我们家里有邓石如的字，很想看看。我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老师这样认真地教你，经常打扰他，还给你作品，又常在老师家里吃饭，既然你老师喜欢邓石如的字，咱们就把这两幅字送给他吧！我就把邓石如的字拿给老师。他展开一看，说这是邓石如的真迹，而且还是邓的精品，上品，非常好，他非常喜欢。他将条幅挂在画室里时时欣赏。后来我考上电影学院了，一天他把我叫去，指着邓石如的字对我说，这是非常好的东西，好东西不管谁都喜欢，他说对字揣摩学习了一段时间，日子也不短了，嘱咐我一定拿回家去。我说当时从家里拿来的时候，父亲就说是送给您的，我不能拿回家去。老师说，不行，一定要拿走。我坚决不拿，转身走了，就是要上学校去了。
隔了好几天，我又去了老师家。他把墙上邓石如的字摘了下来，用纸包好放在了画案上，老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请你对堂上的令尊说，这东西是他的，李可染命令你把这个东西交还给令尊大人。”然后，他在包好的纸上面，又包了一层布。我没办法，只好遵命将字带回家。
78年4月12号这天，我去老师家里。老师说有些事情要和我商量。这时候我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是高考的困扰，因为我这一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另一方面就是我决心走画画这条路，成天画素描，功课也不复习了，文化课也不上了，一心要当画家。
可染老师问我对前途怎么考虑的，我说考虑了，就是画画，将来当画家。老师说，“又说糊涂话了，你美术学院都没有上过，当个什么画家？”他强调我在他那里学的只是一些基本常识。当得知我已经好几天没上课，也没复习了，他说“那哪行啊？赶快回去上课去！”这时师母也过来了，劝我说：“你不要一门心思总是想着画画，每天挤出一点时间画就行了。大学最好还是要考的，考一考看吧，看看你的能力吧！”
可染老师又说话了：“只有站在高山上，才能看的远啊！我画了一辈子的山，才悟出这么一点道理来。”听了老师的话，我对于高考心灰意冷的心态慢慢转变过来。
可染老师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协会后，中央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画家李可染的专题片。4月24号这天，我去老师家里帮了一天忙。那天和老师、小可等人一起说话时，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和老师很少的几张合影之一。
4月28日这天下午我又去了可染老师家。我顺便给老师带去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家前几天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一个文革期间的印刷品，上面印着醒目的黑字 “打倒黑画家李可染”。还有一张可染老师1962年画的唐代诗人贾岛的苦吟图。上面打了一个大“X”。批判文章的题目是“李可染为什么画贾岛？”
可染老师看了，半天没说话。过了好长时间才说，“这个要留下，我还得画！还有钟馗，我也得画！”
老师突然对我说，“我除了画画还会拉胡琴，你知道吗？我拉得还很专业呢！我小的时候，京剧在徐州很流行。11岁时，我迷上了拉胡琴。那时候，每每听到从街上传来的胡琴声，我就激动得心跳。父亲从地摊上给我买了一把旧琴。从此，我常常跟在街头卖艺人的后面，偷偷看人家拉胡琴。有时候，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跟着人家大街小巷地跑，盯着艺人演奏时的指法、弓法，默记下来，回家就照葫芦画瓢，模仿，苦练。”
说到这儿，老师叫我快把胡琴拿来，他要拉。我到他的卧室把胡琴拿了过来，然后找一块布，上上下下把胡琴擦了个遍，又用松香擦了擦弦子，说，“今天你就是我的观众，画案子就是舞台，我要演奏一曲。”我说怎么画案子是舞台呢？你不画画了吗？他说他不画画了，连说了二，三遍。他叫搬把椅子来，放在他的卧室门口，他慢慢坐了下来，全神贯注地拉了起来，我对京剧以及京胡都不懂，只觉得老师当时非常投入，完全进入了演奏的状态，只听得琴声清脆，高亢，他嘴里还跟着哼哼。拉了有很长时间，他停了下来，问我：“不明白吧？？”我说：“嗯，不明白您到底拉的是什么。”他说不明白就对了，经常糊涂点好！别像他似的这么明白，他说他难得拉一回京胡啊！
我开始还以为老师拉琴是因为高兴，后来回家的路上想起老师看到那个批判材料的神情，还有老师说的话，忽然觉得自己不该把那张印刷品拿给老师看，触动老师的痛处。文革给老师带来的伤害和侮辱，常常使老师不堪回首。后来问师母才知道，那天老师拉的曲子是京剧曲牌子“夜深沉”。在京剧《击鼓骂曹》中，祢衡一边击鼓一边斥责曹操用的就是《夜深沉》这个曲牌来烘托气氛的。
十九、我的第一块手表
后来再去可染老师家，只见墙上挂着一张他刚画了不久的《苦吟图》，比1962年的那一张还要好。这时老师把我带给他看的那一张印刷品又拿了出来，让我好好留着，一定收藏着，我说：“是。”
高考就要开始之际，我家附近的总政排演场外，贴了一张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上面有摄影系的招生介绍。报摄影系的人要求身体强壮，身高以上，视力要，身体特别健康，能适应野外作业，拍片。我一看这个动心了，心想我小时候就参加过《洪湖赤卫队》、《锦上添花》等电影的拍摄，当过群众演员，自己还有艺术基础，我自我感觉很符合报考条件。
赶去三里河老师家和他商量，他说：“还是那句老话，画画是一辈子的事，学习电影过了这个考试的机会就没有了。电影有很多专业科技知识，这是我和其它艺术院校没有办法教给你的，可以利用学习机会，认识艺术规律，领会艺术本质，进行艺术创作。用电影手法改变时空概念，这是一门很好的学问。”他建议我第一志愿就报考电影学院。听了老师的话，我就报考了，结果还真的考上了。
这天，邮递员丁阿姨给我们送信，她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对我父亲说：“你们家小伟考上了，得请我吃巧克力啊！”邮递员同志的一句话，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可染老师时，他给我吃巧克力的情景。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通知书从我手上掉在地上两次。这时，我嫂子送给我一本精装的日记本表示祝贺，我也来不及放下，拿着录取通知书就往老师家里跑。
可染老师看了通知书，连说“太好了，太高兴了！”他看我手上还拿个日记本，就在笔记本上用毛笔给我写了三个大字“精于勤”，还打了章。写完以后，一看，说是怎么写在这么好的笔记本上了，其实桌子上就有空纸，他也是高兴得忘了。他又立即给我拿了两块钱，要我买巧克力给邮递员送去。我高兴得这一回也没顾得上谦让，拿了老师给的钱就去买巧克力去了。
上学以后，我到老师家里去的时间就很少了。我和五位同学同住一室，他们每人都带有手表，我便从家里拿了一只马蹄表看时间。
一天我来看老师，他问起我上学以后的情况怎么样。我说我们6个同学住一个宿舍，他们手上都有手表，家里给了我一个马蹄表看时间。那时候我父亲还没有落实政策，家里经济不宽裕，也买不起手表。可染老师听了说，有个手表还是有利于学习的。他问我一块手表多少钱？我说得几十块钱呢！他说我送你一块吧。后来我的一个在北京手表厂工作的亲戚帮我买到一块“双铃牌”手表，价格还是优惠的，是50块钱，可染老师给了我买手表的钱。当时我的心情特别高兴，这可是我戴的第一块手表啊。他一看我带上了手表，笑着说，你还真像个大人啦！他问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在香山读《留侯论》的事吧？他要我再给他背一背。我立即背道：“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深远也……”。老师说，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及时向老师请教，上课一定不能迟到，你看，现在手表也有了。回到学校，我在笔记本上记述了老师赠我手表的事，同时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时间对谁来说都是公正的”。
到了1979年1月份，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加上同班同学张艺谋等人的帮助，我在学业上也有了长进。这时学校还给我们摄影系的同学发了一台135海鸥205旁侧取景的照相机。这个机子是上海牌子，实际是在江西产的，比上海的DF要便宜一些。尽管如此，有了照相机，我手上就有了工具。
我拿了学校的照相机到了老师家里，朝老师“显摆”自己的新装备。不过我对老师说，我虽然学了照相机的使用，可是老师没有教该怎么拍照片。老师说，“好，我教你。”他指了指画室的窗户说，光是从那里来的，他站在窗前不远的地方，好比是一座山，问我的照相机机位，应该摆设在什么地方才能拍好这张照片。我跟老师开玩笑说，“您拍了电影纪录片，老师也成了摄影师了，也能当导演了。”老师说：“我是画家，在你面前我也演过了，现在我是导演，我要给你导个戏！”他让我看仔细了，然后换了一间深灰色的上衣，站在那里让我拍，说：“总导演李可染要导戏了，开拍的时候要告诉我一声！”其实我已经选好了背景和角度，老师见我总是不拍，抱怨说我拍照的动作太慢。稍微一停，老师说，“你拍完了吧？”我说；〃是的，拍完了。〃他说，“好，好，把照片给我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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