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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调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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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一个县的蔬菜，就占了80％，寿光人中，一部分人做长途贩运，一部分人做批发，还有一部分人做大的零售户。”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3）
袁岳也没忘了谈到北京的安徽民工：“北京摆摊的小菜贩中，安徽人比较多，安徽人大部分做的都是比较末端的生意，比如水电工、家庭中的低端装修工。因为家庭装修，安徽人接不了大单子，只能接小单子，而家庭中的高级装修工，通常是江苏南通人做的比较多。”
那么，老范的“安徽人不适合做生意”的观点是否得到了证实呢？
我采访过的专家大多数认为，某些地域的农民工相对集中地从事某类职业，这个现象也许更多地与农民工进城找工作主要靠亲友、老乡介绍的特点有关，与中国人独特的“地域文化”或“圈子文化”有关，而与“某某地方的人天生不适合做某某事”关系不大。
然而，尽管中国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尽管进城农民在城里经商、务工、甚至捡破烂的收入都会超过在家务农，但他们在城里的工作条件和所受到的待遇，却并不一定好过农村老家，他们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他们原先难以想象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在老“世界工厂”英国，金发碧眼的“农民工”曾经付出过血汗、甚至生命的代价，二百多年后，在新“世界工厂”中国，黑发乌眼的农民工们也不例外。
我曾经去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煤炭生产重镇纽卡斯尔，参观过当地一家城市历史博物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家博物馆展览的工业革命时期历次矿难事故中死亡的矿工花名册，花名册详细记载了死难者的籍贯、性别和年龄，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英国农村，许多死难者是童工，年仅十五、六岁。
英国建筑史学家丹·克鲁克香克（DanCruickshank）曾经如此描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进城农民的工作状况：“毫无疑问，新兴工厂中的生活非常艰辛，而且高度纪律化。例如，在当时的一些工厂中，童工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3个小时，而且昼夜轮班。当工厂主对利润的追求变得至高无上时，当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工人利益时，雇主的剥削常常变得非常极端，工人的工作条件常常变得极为糟糕，特别是在艰苦危险的采矿业中，情况尤为恶劣。”
本报曾在去年发表过“全球城市化系列报道”，介绍了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充满了血汗和眼泪的历史与现状。“几百年来，一种无情的发展逻辑，推动着人口向城市集中。”本报记者艾伦？贝蒂题为《人类是怎么成为城市动物的？》的主打文章这样写道，该文如此描述了英国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英伦三岛包含三种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模式。在英格兰，这种迁移是渐进的，而且相对不那么痛苦：小型租赁农场的所有者们的‘圈地’和将公有土地变为更大企业的过程，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而16世纪及17世纪的君主们曾努力减缓这一过程，以安抚抗议的村民。后来，当工业化在纺织及其它行业创造出更好的就业机会时，农村人口往往自发地迁至城镇。而在苏格兰，这种迁移经常是野蛮而突然的，如始于18世纪的苏格兰低地和高地清除──强迫佃农迁走，为规模更大、产量更高的农场让路。格拉斯哥和爱丁堡被贫困的难民所淹没。在爱尔兰，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实际上不啻为一次有计划的屠杀，即便并非有意为之──19世纪中叶发生的饥荒和土地掠夺，给利物浦、波士顿和纽约带来了大批移民。”
如何评价城市化的这种痛苦、甚至残酷的代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是微观、宏观的视角不同，文学家、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英国作家狄更斯描述了伦敦贫民窟的悲惨状况，让人更多地了解到城市化的负面代价；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Clark）却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揭示了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效应：长期来看，西方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体力劳动者，至少是后来那些发达国家中的蓝领工人，他们托了工业革命之福，享受了此前人类历史中所有“苦力”们根本无法想象的物质“红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则以“倒U字型理论”解释了工业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差距通常会先扩大，然后会逐步缩小。不过，即使是东西方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对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评价，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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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4）
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国也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那些不良矿主对待来自农村的中国童工的手段，其野蛮、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弱于二百多年前的英国资本家。围绕着如何消灭这类黑暗现象，中国传媒、学者和民众又展开了新一轮激烈的争论。
其实，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带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这类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歇过。在广东、在海南、在北京、在上海，我曾与许多报道农民工问题的记者或研究农民工遭遇的学者聊过中国进城农民的命运，那时山西黑窑奴工事件还未被媒体曝光。但他们讲述的故事，其令人唏嘘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山西的故事逊色。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改革户口制度，不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差别、消除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差别，那么，农民工的命运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些令人唏嘘的故事还会照常发生。
我也对他们谈起过我在深圳街头认识的那位拾荒者老范的人生遭遇，他们的反应几乎是相同的：“我们所听到的其它故事比老范的遭遇更辛酸！”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我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许多进城农民都难以摆脱这种宿命：青年进城卖苦力，中年进城卖破烂，老年进城去讨饭。
老范说，迫使他从“卖苦力”转为“卖破烂”的关键性因素，是他在海南的一段经历。
“听说去海南搞建筑好赚钱，我就和几位安徽老乡从温州跑到了海南。”老范回忆说，“但没想到，去海南容易，出海南就不那么容易了。”
老范停顿了一下，望了望在附近工地干活的农民工，然后接着说下去：“在海口，我和老乡跑了好几个建筑工地，都是干完活没拿到钱，或者拖了好几个月才拿到很少的钱。后来干脆没活干了。在温州挣的钱也都花光了，我和老乡只好睡在工地、睡在桥下、睡在街头。那时，我好想离开海南，但我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老乡找不到活干，无聊之中来到了海口假日海滩，我们隔着琼州海峡，遥望对面的大陆，老乡告诉我，对面模模糊糊的那一片陆地，就是广东的雷州半岛。我也看到了，但心里好难过：呵，这么近，看得见却过不去……”
老范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他后来是怎么跨越琼州海峡，回到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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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特”不起来的特区（1）
“我们村的许多年轻人都到大陆打工去了，”李云（化名──作者注）坐在自己药店的柜台后面，对我说，“我也在深圳打过工，体力活，又脏又累，但收入比我现在开药店的收入还高。”
李云大概二十六、七岁，在海南省五指山一个苗族山寨做乡村医生。此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使用“大陆”这个称呼的，并非只有台湾人。
“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我坐在柜台边上的一条长凳上，一边逗弄着他的三岁的儿子，一边问道。
“我毕竟学了几年医，不想荒废掉。”他回答说。
“那为什么不在大陆那边的大医院找份工作？”
“我是山寨出来的，在大陆那边谁都不认识。要是能在大医院找到工作，我也不会干那一段体力活了。”他苦笑着说。
但他的山寨药店生意实在不怎么样。在我们交谈的三、四个小时之内，他只做成了一单生意：一个穿着典型的苗族服装的妇女，带着一个不断咳嗽的男孩来到了他的药店，李云一边向母亲询问着什么，一边用听诊器听着孩子的胸部，他们谈的苗族话我听不懂，但那对母子拿了药，似乎没交钱就走了。事后，李云向我解释说：“她说现在手头没钱，先赊着。”
李云也是苗族人，但能说流利的汉语，他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与“大陆”那边的城里汉人没啥两样，但与坐在我旁边的他的胞兄反差很大，似乎来自两个世界。
李云的胞兄只比他大三、四岁，但看起来就像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也在“大陆”那边的广东省打过工，因学历比弟弟低很多，就更只好干体力活了，而且干的是最辛苦的建筑工人的活。
哥哥的汉话，我听起来就很费劲，还得弟弟帮助解释：“说不好汉话，也是我哥最终回乡务农的原因之一。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建筑工地的活，既危险，又辛苦，不能长干。嗨，趁着年轻，挣几年钱就回来吧。”
“听长辈说，过去是大陆人都往我们海南跑，但现在，是海南人都往大陆跑。”在来海南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对我说。
我的这位邻座也在“大陆”那边的广州中山大学上学，五一黄金周返回海南三亚探望父母。他告诉我，他毕业后肯定不会回海南工作：“广州、深圳的机会还是要比海南多得多。”
据说，在中国，衡量某个省份是穷是富，有个相对简单的标准：看它主要是农民工输出地还是接收地。例如，中国最著名的几大农民工来源地，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都是相对贫穷的省份；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些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民，如果离家打工，也大多会在本省大城市打工，即使去外省，也大多是经商。当然，这里说的穷富都是相对而言的，至于赤贫之地的农民，连路费都筹措不到，也只能守在家里种田了。
海南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也曾经是大陆移民的热门流入地：移民中不仅有外省农民工，还有大量内地城市精英，但如今海南却变成了移民流出地：流出去的不仅有去大陆打工的海南农民，还有本岛城市青年和大陆回流人才。进入新世纪，仍然流入海南的，大概只剩下一类特殊“移民”了：高考移民。历史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吊诡，令人唏嘘。
“那些大陆人当时涌到海南，到处圈地，盖房子，后来又纷纷跑回大陆，留下了一大堆烂尾楼。”在海南省省会海口，一位杂货店女店主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用带着浓重海南口音的普通话对我抱怨说。
那栋楼的基本框架犹存，就缺房顶、窗玻璃、外部粉刷，当然还有人气，就像一副巨大的人体解剖构造标本，阴森森地矗立在那儿，挺说摹＝炭剖樯鲜钦饷唇馐汀袄梦猜ァ钡模骸霸谂菽弥幸蜃式鹆炊狭讯榍车慕ㄖ铩！�
第五章“特”不起来的特区（2）
“当年闯海南的大陆人，大多数都走了。像我这样留守的人不多了。”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开餐馆的老杨感慨说。餐馆客人不多，作为老板的老杨居然有时间看着我吃饭，陪着我聊天。
老杨是陕西人，也是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因海南建省、设立经济特区而涌动起来的“闯海潮”裹挟而来的。他见证了近20年来海南经济兴衰、人潮涨落的全过程：“我是一路赶潮，1988年海南建省，我从陕西辞去工作来到海口，1992年洋浦签约，我又从海口赶到洋浦。嗨，说句实话，小小的洋浦，就是整个海南的缩影。最初人们对洋浦经济前景的期望值很高，淘金者从全国四面八方大批涌来，如今，这些人走得都差不多了。我也尝试过很多东西，都失败了，如今只能靠这个小饭馆维持个基本生存。等客人少到都无法供得起我自己的伙食，我也该离开了，像海南的农民一样，去广东，为别人打工。”
“嗨，一个省光靠旅游，是富不了的。旅游是人旺财不旺。”在海南最南端的旅游城市三亚，一位来自“大陆”的湖南“的哥”，一边开着车，一边对我阐述着他所理解的地域经济学。在他头顶上方，用毛泽东肖像做成的吉祥物随着道路的颠簸不断晃动着。
是的，旅游业仅仅富了像三亚这样的少数海滨度假胜地，海南腹地的城镇和农村还是很穷的，甚至像海口、洋浦这样的大陆“闯海者”争相涌入的沿海城镇，如今也呈现出某种衰败、萧条、冷落的迹象。如今的海南，除了三亚等少数旅游城市尚有一些外省农民工，大部分地区与其说是移民输入地，不如说是移民输出地。
1988年，海南建省，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当时，海南似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启动十年，中国决策高层有意让海南成为第二个台湾岛，所以给予海南极为特殊优惠的特区政策；地利：海南靠近港澳台、东南亚和珠江三角洲，位于大中华经济圈的中心位置，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金三角”地区；人和：大批人才涌入海南淘金，有所谓“十万人才下海南”之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海南未能搭上“金三角”经济高速发展的顺风车？
“海南衰落的原因很多，有领导不力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失误的原因，”在北京西城区一栋老式楼房中，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对我说，“我去过海南多次，也与当地人谈过这个问题。海南建省后，经受过多次打击：汽车走私案被曝光，是一次打击；后来房地产泡沫破裂，又是一次打击。”
但在广州中山大学周春山教授看来，海南衰落的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发展工业。
“俗话说，无工不富。海南观光业名声在外，但旅游业是旺人不旺财，过分倚重旅游业而忽视制造业，是不对的。”周教授说的“旺人不旺财”，与我在三亚遇到的那位湖南农民“的哥”说的“人旺财不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周春山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我的采访时，拿广东东莞与海南相比，试图说明他的“无工不富”的理论：“在海南，无论是汽车走私，还是房地产热潮，还是过分注重旅游业，背后都是捞快钱、发易财的心理在作怪；东莞则不同，虽然没有海南那么大的宣传声势和媒体关注度，但踏踏实实地吸引外资，从最初无人看好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干起，结果闯出一条致富新路。”
周教授还指出，海南对姓资姓社的问题、对洋浦开发是否卖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影响了外资投资的决心，也使自己失去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后来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全方位开放，海南也就更没有太大的优势了。周春山回忆说，“洋浦开发之初，很多内地人才涌往洋浦，包括我的许多同学和熟人，我那时想去还去不了呢！但现在他们都跑回来了。”
第五章“特”不起来的特区（3）
《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金城也有同感：“我有好几个朋友，原来在海南，后来也跑到广东来。”金城在广州接受我的采访时，如此分析海南的教训：“海南的失误主要是产业选择的失误，它与珠海面临同样的困境，它本身可能比较适合做旅游，但做旅游呢，对财政来说，收益有限，而没有财力的话，就无法推动工业化的进程。海南这两年有一些改善，例如有了石化方面的大型项目，对海南经济有些带动，但海南基础太弱，原来就是一个未开发地区。”
确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叶，中国的“传媒宠儿”是海南，而非东莞；中国城市青年精英的梦想也是“闯海南”，而去东莞的都是来自农村的所谓“盲流”。但近20年下来，物换星移，东莞和海南换了个位置。
这次我去海南采访，曾在海口一家餐馆遇到一位来自海南文昌农村的青年男侍，我问他的收入有多少，他环顾左右，见老板不在，悄悄对我说：“只有500多块呀，只有我在东莞打工时的一半。”
“那你为什么离开东莞？”
“我春节回文昌老家过年。这家餐馆的老板是我亲戚，叫我过来临时帮一下忙。忙完这一段，我还是要回东莞打工的。”他向我使了个颜色，匆忙收拾起我桌前的剩菜，返回厨房。
原来，他的老板从厨房里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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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现代化之祸？（1）
听说我要去深圳，《南方周末人物周刊》记者黄广明介绍我找一个人：“你要去深圳，你就去找祝强，他创办了一个农民工维权组织，帮助那些工伤致残的农民工打官司索赔。”
通过手机，我和祝强约好了在深圳龙岗区的龙城广场见面。
那天很热，诺大的广场，没遮没挡的，烈日当头，把先到广场的我晒得两眼直冒金星。十分钟后，祝强到了，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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