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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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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主席在凌晨5点与太阳同时出现在天安门上。为什么这样早？一个说法是北京的夏天热，早晨凉快，而且保安措施更好办些。另一个也可能有“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思。
让记者吃惊的不仅是主席来得早，而且他老人家还穿了一身草绿色军装！这让其他领导人措手不及，赶忙纷纷去换军装，要跟伟大领袖保持一致啊。这也是毛泽东在1949年进京城时穿过军装以外，第二次在和平时期穿了军装。
经过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划，8月18日，凌晨一点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就陆续走向天安门广场。广场的正前方是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模型的北京大学师生队伍，其他依次是来自广州、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师生。观礼台两侧是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与太阳同步，凌晨5点，毛泽东在一名女兵的陪伴下走下了天安门，穿过金水桥，和群众握手，然后回到城楼上，手拿军帽向大家挥手，一瞬间，整个广场在一片红旗的掩映下，变成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的海洋。7点整，1500名红卫兵代表被告知：将有红卫兵代表到城楼上和毛主席一起检阅。7点16分，毛泽东在城楼上单独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代表。7点30分，庆祝大会正式开始。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后来让毛泽东觉得“讨嫌”的“四个伟大”也是从这次林彪讲话开始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把一个红卫兵袖标戴在了毛主席的左臂上，毛默认了。吕相友拍摄时，就是毛主席戴了袖标之后。就在这次，毛问这个红卫兵小将叫什么名字？宋回答说是宋彬彬。毛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本是句玩笑话，但从此宋彬彬真的改名为宋要武了。后来确实有一些人把名字改为“文革”、“要武”、“卫东”等等。
我经常跑中央新闻，知道领导人的排名顺序，今天一看不对了：原来刘少奇排第二，现在是林彪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只排到了第八位。我到了城楼的大厅里，主席在那里，过一会，江青来了，陈伯达也来了，正值夏天，他却穿着大衣，他怕冷。毛主席是临时决定穿军装的，因为他很胖，身边的人根本没准备，还是临时借的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军服，也不太合适，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反常的，可我们那时根本不知。
检阅开始了。我只忙着拍照，当时能上城楼的就几家记者，如《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等。我带了莱卡M3，用广角，最近处离主席只有米，我往外探出身子拍，周总理还关照着我们，让警卫提示我们注意安全。当时能够站到这个位置上的只有我，我不停地拍，这样的画面只拍了一张，因为不能长时间站在那里。就听下面有递条子的、有大喊的，说：“我们要看毛主席，不看记者的屁股！”那时候红卫兵可惹不起。
第二天，照片见报，惹了麻烦。原来那天主席戴了顶帽子，帽子又小，结果主席激动时就把帽子摘了握在左手里，我当时拍的是黑白片，加上印得不好。被红卫兵小将们看见了，说：“像一只脚踏在了毛主席的肚子上！”这还得了！小将们马上找到《人民日报》社，那时我们在王府井办公，他们一二十个人手里拿着皮带聚在门口要找记者算账。结果我们报社的一些负责人就出去跟他们解释，把原照片拿给他们看，说的确是印刷问题，我们大家对毛主席是热爱的。这样才过了关。那个时期有一些日子甚至要把报纸对着太阳看，就怕出问题。但是这样很费事，每次要发稿时都快凌晨一点了，哪有工夫每张报纸都“透视”着看？因为有人就这样看，然后找到一些比如毛主席像或者语录是否和一些“反动”的东西叠在一起，根据这些东西来找你算账。
照片发表后影响很大，但主要是那个事影响大。后来印成宣传画影响就更大了。但那时也没稿费，也不署名，也不敢想。更没有什么好事挂钩。“文革”后有一阵子不用这张照片了，但后来发现这是历史，还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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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相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2）
这幅照片随即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了上千万张宣传画发行全国。之后其他媒介上也大量使用，纪念章、书包、笔记本、邮票，甚至茶缸上也有。拍的是黑白片，印刷时上了色。顺便说一句，中国的上色水平还是挺高的，许多早期照片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照片都被上了色，像画一样的完美。这对人们崇拜领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张照片的传播非常广，这次毛的招手比起不久前的7月16日毛主席在横渡长江后向群众招手时更具号召力，更为神圣，后果也更不得了。后人称“###”。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接见了8次红卫兵，总数达1100万人，这说明毛对红卫兵造反运动是支持的。他把年轻的红卫兵、学生视为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在这8次的接见之后，各地的红卫兵造反运动风卷全国，同时开始了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中央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开支”。这下，全国的红卫兵纷纷奔向北京，串联的人数以亿计，停学停产，交通堵塞，社会秩序混乱，直到1967年3月19日中央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
这次接见还是“破四旧”、“打砸抢”的开始。红卫兵们得到伟大领袖的支持，当然也就有恃无恐了。北京二中的红卫兵们贴出大字报说：“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接着，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荣宝斋、全聚德统统改掉。加上宣传工具的指点，很快就蔓延到全国。8月26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之后，以红卫兵为主体，以“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浪潮在北京开始了。短短4天之内，北京大兴县共打死了325人，其中22户被杀绝。后来北京市委书记马力亲自到县里制止了这次恶性事件。但全国的打砸抢运动已经开始了。
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之后，“红卫兵”一词才正式成为公开的名词，毛泽东也成了红卫兵的“总司令”。加上全国的宣传工具的全力开动，毛主席语录和著作满天飞，林彪、江青等也乘机推浪，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顶峰。当然，这个崇拜也是一个渐渐升温的过程。新中国的建立到“文革”前的历史也就是毛泽东被神化的过程。“文革”之前就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在大量发行，各个级别的毛泽东著作学习积极分子大会不断召开，这也是红卫兵组织诞生的政治前提。但是，红卫兵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后来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他在第六次接见之后就开始对红卫兵们冷淡了。直到后来把这些年轻人送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文革”尚未结束，红卫兵便已经消失。倘若不是照片或其他记录告诉我们，后来的人们打死也不会相信这些事儿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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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造出，此后，它不仅是战略武器中的“毁灭之神”，它更是政治讹诈的王牌。眼看着世界牌局上只有美苏两国在争“大、小王”，强人政治家毛泽东自然明白，没有这东西，连小国英、法都比不上，连“红桃A”都当不上。于是他发出了温和的怒吼：砸锅卖铁也要搞出原子弹。原本要帮忙的苏联在1958年撤走了全部专家，致使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才上天，而头一天，赫鲁晓夫下台。1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并试图与苏联改善关系，结果遭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冷漠，周恩来不卑不亢，力保尊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亲赴机场迎接周恩来归来。
这颗原子弹爆炸后，中国成为了继美、苏、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而这五个国家正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由此可知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升天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意义如此之不寻常，那么记录这一重要历史瞬间的照片自然就同样不寻常。当时除了科技方面为留资料而拍摄之外，用于对外报道的摄影记者，只有八一厂的摄影队和从《解放军画报》调来的摄影记者孟昭瑞了。这一次，连新华社都没有名额，可见条件要求有多严。另一个原因是，原子弹主要的牵头单位是部队，因此由解放军派出记者也是顺理成章。当时孟昭瑞是军方派出的摄影记者，并不代表军画报。如今想起来，孟昭瑞觉得很荣幸的同时，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当时的压力——毕竟只有一个人在拍啊，万一有个闪失将无法交代。
从技术上讲，这是中国谁都没拍过的东西，几乎没有经验可循，似乎一切都心中没数。它到底怎么爆炸，冒什么烟，火球多大，怎么变化，能维持多长时间，亮度多大，如何曝光，还无法测光……一切都不知道，还要站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安全地带拍，还得穿着白色的防化服，尤其是戴着几乎是纯黑色的眼镜，连取景都困难许多。若爆炸成功了照片拍坏了，那才真要“吃不了兜着走”呢。
我当时是军画报的机动记者，经常跑重要新闻，单位和家里也就习惯了，这次又是。当时的社长高帆告诉我说，有个重要任务，你去找××人吧。家里人也不知道，也不问。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服从组织，听从命令。我搭着专机到了罗布泊的马兰—这也是后来起的名字，那地方常开马兰花。这里是实验基地，有想象不到的困难。没有菜，没有水，有也是苦的。天天吃罐头，我们去的时间短，那些科技人员和战士们真的太苦了。戈壁滩上只有帐篷，风吹来立刻就被刮走。
保密是超级的。所有的参与人员都要按一类保密单位人员的政治条件来审查，要求人人有材料，个个有旁证，外调任务很重。能够去的人也是被告知：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横不传夫妻。曾有个笑话，夫妻俩都分别接到任务，结果谁也不说，到了基地互相认出来了，才知原来是同一个任务。
我用了林哈夫6×9的相机，还有120的禄莱，135的莱卡M3，因为不知爆炸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也没用三脚架。1964年10月16日15时，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只听一声巨响，先是火球，在迅速地变化，然后一团蘑菇云升起，越升越高，十几分钟后云状散了，半小时后完全消失了。我就抓住了开始的几秒钟时间，拍了几张，最好的只有一张。就这样我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爆炸成功的消息早已发了出去，两个小时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发布了这个大好消息，整个会场顿时沸腾了，周总理连忙说，大家不要跳了，再跳楼板就会塌的！不仅是一个大会堂，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了。
而孟昭瑞的胶卷却要在几天后才能运到北京，在军画报冲洗后交给上级。几天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幅照片，但当时只署新华社的名义，直到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后，这幅照片才开始署孟昭瑞的名字。
谁有了原子弹，谁就在国际社会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原子弹成功后，又用了两年多，又成功爆炸了氢弹，它比原子弹的威力更大。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8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8个月。就在1964年底，中国把欠苏联的贷款连本带息全部偿还了。
这张照片用的是黑白片，现在的色彩是后来上色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摄影史上的佳作。孟昭瑞后来又被派去拍氢弹的爆炸，以后又多次拍重大题材，是一位久经“摄场”的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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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东方红》（1）
中国人不会忘记《东方红》这首经典歌曲，无论童叟，无论男女，张口即来，有感即颂。那时候《东方红》在中国的地位，绝不亚于《圣母颂》在天主教国家。这首由陕北民歌曲调改编而成的新中国的“圣父颂”，寄托了中国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深情。“东方红”，不但象征着东方红色中国的开始，它还是所有仪式、重要活动的开始曲，所以那时候诸如开会这样的活动，往往开始时要奏《东方红》，结束时要奏《大海航行靠舵手》。
既然歌曲《东方红》是如此的了得，那么如果有谁能拍得一幅照片，不但可以表现出歌曲《东方红》的寓意，还能恰如其分地冠以“东方红”为标题，不用说，这照片一定会借着歌曲《东方红》的神圣地位而成为一幅“神圣的摄影名作”。如果画一幅视觉的《东方红》，将不会是多么难的事情，若不用暗房特技，实实在在地拍一幅《东方红》，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鬼斧神工般的理想巧合，是不可能完成的。然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思想照耀下的革命人民的革命力量是无穷的，既然美帝国主义能打败、卫星能上天、原子弹能爆炸，一幅照片又当如何？1961年8月的一天，这幅视觉的《东方红》，就真的诞生了。它不但有歌曲《东方红》的寓意，更多了一层“新中国诞生颂”的涵义。
照片《东方红》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的地位，肯定赶不上从延安就开始唱的歌曲《东方红》，但它在中国摄影作品中，却有着与歌曲《东方红》差不多的地位，因为摄影界的人们听到“东方红”这三个字时，其第一反应往往首先会想到照片《东方红》，而非歌曲的《东方红》，起码会二者同时出现在脑海中。
既然是视觉的《东方红》，那么它几十年来的传播情况，自然也就不用再说了。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会无数次地家喻户晓。
那它是怎么“出笼”的呢？它的作者、老摄影家袁毅平如是说：
《东方红》从立意、构思、酝酿和深化主题，直到拍摄完成，将艺术意象物化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大约延续了两年的时间，其中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此前我拍了许多日出，像泰山日出、东海日出等等，美是美了，总是缺点什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但总感到缺乏新的意境，所以一直在观察与思考着如何把日出照片拍得更有思想深度、更有新意。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酝酿着拍摄一幅较有新意的天安门照片。我试着拍了些天安门的照片，早晨日出的，有松枝的，有洒水的，但都不理想，心中有些苦恼。
因为天安门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新中国的象征，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向往着天安门。我那时在中国摄影学会上班，地点就是现在的北京东单红星胡同，那时叫无量大人胡同。每天我坐车都路过天安门广场，心情总是很激动，慢慢就有了想拍它的念头，但是这个题目也太难了。当我看到矗立在晨曦中巍峨的天安门，看到隐现在晨雾妙境中的天安门，看到在朝阳照耀下琉璃瓦上金光灿灿的天安门，看到宫灯高悬、红旗招展的天安门，以及节日夜晚灯火辉煌的天安门……我总是抑止不住心头的激荡，产生一种所谓的创作冲动，为此也一次一次地按下快门。但是，中外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拍摄过天安门的照片何止千万张，其中已有不少美好的镜头。尽管我在变换拍摄角度，选择不同光线，等候不同气象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都没能脱旧出新。因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探索着如何把天安门拍得新颖独创，具有较深意境。
后来渐渐有了点感觉，那就是单拍天安门一个建筑物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定要把它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拍出来。有了这样一个立意，后面的工作就好办了。我开始完善我的想法。
一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开始曲之前，反复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的清脆悦耳的乐曲声（其实那时候每天清晨都播放这段乐曲，只是我平日没有特别注意）。音乐打开了我的心扉，一种艺术通感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这时我心中突然领悟，豁然开朗，霎时间我联想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的那个光辉的日子，我似乎听到了那天在天安门上响起的《东方红》的雄壮乐曲，也似乎听到了那天毛主席在这座新生的古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洪亮的声音。想象的翅膀一下展开了，在我的眼前仿佛呈现了一轮红日透过漫天的彩霞，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的东方冉冉升起这样一幅壮丽的画面。这时候，“日出”和“天安门”这两个平素毫无关联的景象联系在一起了，它们已不再是原形态的客观物象，而是成为我心中的太阳和心中的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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