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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刻:记忆中的影像-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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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邓80大寿时，马有恒要去见邓，给他祝寿。跟我说要送给邓这幅照片看，要我给他放大成24寸，还要请邓签名。我说那好啊，也给我签一份啊。就这样，我放了两张照片，邓也签了两张，一幅在马有恒那里，一幅在我这里。我拍了那么多邓小平照片，只有这张是邓签过名的。
杨绍明：聚焦伟人（3）
这也是“文革”后杨绍明第一次给邓小平拍照，也是他连续（“文革”前就拍过）拍摄邓小平12年的开篇之作。
说说《邓小平在北戴河》这幅照片。
在深圳市的深南大道上，高高地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邓小平语录，一侧是邓小平的巨幅画像。这是国内较早树立邓小平像的城市。多年来，深圳市的市民们每年在节假日时就来到这里，献花拍照，缅怀这位伟人给深圳带来的发展机会。在许多关于邓小平的画册和报刊中，都不难见到这幅照片，它的使用率是如此之高，实在难以统计。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幅照片的作者就是杨绍明。
我是1989年8月22日邓的生日时在北戴河拍的。这两幅使用率极高的照片都是1989年拍的，而这一年也是中国社会的多事之秋。夏天，中国领导人喜欢到北戴河避暑，我们家也去。有一天，我到了第五浴场，更衣室外有栏杆，下面就是海。这是个特殊的地方：“文革”前我曾经在这里给毛主席照过相。那次下雨后有彩虹，很漂亮。我就跟主席说要给他照相，主席说好啊，听你指挥。我就把主席请到这个地方，我那时年轻，自己很紧张，说出来却是“毛伯伯，请您轻松点啊”。结果主席说，我很轻松啊。就在他啊的时候我拍了下来。这张照片后来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用了一个中心夹页，但可惜我现在找不到这张照片了。现在要在这个地方给邓小平拍照，我心里就很开心。那时正好是邓的85大寿，我已经拍过他好几次过生日了。这次说好先照相，后游泳。他有个特点，过生日时特别好说话，子女或工作人员们有什么要求一般都能答应，照个相啦，题个字啦什么的。这次我说您穿得好点吧。他向来对服装不太讲究，而且自从建国以后就没穿过西装，无论多么大的场合，都是中山装。邓楠说：老爷子自在点，把两个指头放在栏杆上……他一放，大家就说真好看。在一家人的导演下，老爷子露出了笑容，我也就拍下了这一瞬间，而且只有一张。从画面上看，他的两个手指在栏杆上，衣服上的叠印很清晰。
说来也巧，另一幅经典照片也是在1989年拍摄的。这就是邓小平的这幅头像。一道轮廓光勾勒出他的脸形，刚刚理过的头发很整齐，暖暖的色调像一幅油画肖像，把邓小平的和善、沧桑和睿智都表现了出来。各种媒体包括许多邮品中都可以看到这幅照片的影子。中央电视台在《百年小平》的电视文献片头上用的就是这幅照片，旁边是邓的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一些邮票上，如澳门回归小型张，也是用的这张照片。
那是1989年11月。这一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事件，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选定###为接班人……也是这一年，朝鲜领袖金日成秘密访华。中方接待规格之高为近年来少有：邓小平、###、###、###等亲赴北京站迎接，邓小平甚至到车厢里迎接。这两个老朋友、铁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的闪光灯也在频频地发亮。
第二天，俩人会谈，没有其他领导人参加，一个小时后休息。钓鱼台18号楼是“总统楼”，光线好极了，他们可能是谈得开心了，金日成到另一边休息，邓小平在靠近窗户的走廊上和别人在说话，表情特好，正是11点左右，我就快速用长镜头拍了下来，只此一张！
这张照片当年发在《中国摄影》上，后来用得就多了。著名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组委会要出一本40周年纪念专辑，就用了这张作品，而且是惟一的中国作品。后来还做成了绢绣，一共就两份，一份在宋庆龄基金会保留，另一份在我这儿。拍这样的照片并非易事。按常规就拍会谈的，握手的，但这些往往大家都能拍到。而人物情绪高潮往往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场合里出现，这时你要没准备就不行。我后来养成的习惯是，只要这个事件没结束，我就不收机器。有一次，邓小平见戈尔巴乔夫时，本来结束了，我也像大家一样开始收机器，突然有人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我认识的一个警卫，他说：“你看又握手了！”我没有完全收拾好相机，还有一台在手上，跑过去就闪了一张，结果很成功，取名《第二次握手》，暗喻中苏关系的恢复。因为熟悉，我的“摄影耳目”挺多，他们经常帮助我。
邓小平同志逝世，我们感到非常悲痛，但我们那时远在海南，没能参加邓的追悼会。但那幅遗像是我拍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后来看到媒体上登出后我才知道，是从我拍的一张新闻照片里剪裁出来的。据说印了几千万张，虽然那不是一张理想的肖像。
邓小平是伟人，也是普通人。虽然有了外孙，他也希望有个孙子，在他两儿三女中，邓朴方在“文革”中致残，1985年二儿子邓质方正好在美国生了个儿子。这下老爷子高兴了，在杨绍明拍摄的许多精彩照片里常有这个孙子“小弟”的影子，仅《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这组四张照片里就有小弟（大名是卓棣）的两张，足见老人家的关爱程度。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样好的照片只得了三等奖呢？原来这里还有政治。“荷赛”一直和中国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那一届得一等奖的照片是罗马教皇的，在西方他有着不可替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二等奖是英国铁娘子撒切尔生活的照片，那年的评委主席是英国人。这组照片送去评选时是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不长，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个时候，邓小平代表的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中地位逐渐上升，西方社会不得不接受这个崛起的巨人。邓的照片在国际顶级新闻摄影比赛中获奖，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至于得几等奖，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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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明：聚焦伟人（4）
杨绍明1942年生于延安，12岁时，父亲教他学习照相，在中南海里长大的他就从此以摄影的方式与伟人们开始对话。
我一开始学照相就是拍人物，先拍我父母，然后就拍中南海里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都是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的记者。像侯波，我一有空就向他们请教。高中以后有些照片就拍得不错了，和摄影科的人一起拍，拍完了，他们一看，哎，这张不错啊，给我们“留资”吧，就拿去了。后来新华社来北京四中招摄影记者。我很想报名，但父亲说，你现在还小，文化基础还没打好。你看李讷（毛泽东女儿）就上了北大历史系，你也要考进去。一定要到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摄影将来再学也不晚。我也就听了父母的话，196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我在高中时，就已经留下了领导人的很多生动瞬间，读大学时，可以算得上“准新华社摄影记者”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回中央工作后，因为和我父亲都是四川老乡，就经常串门，一起吃川菜，看电影什么的。我趁机拍了不少他的照片，有时候他们家合影，也叫我过去拍。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已经在中南海拍了12年。“文革”刚开始，我父亲就被打倒了。江青、康生带领“文革小组”到北大动员学生起来造反。康生挑拨说：中央刚刚打倒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你们同学杨绍明的爸爸。我就站在台下，康生一说这句话，我顿时就被学生围起来了……1968年，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送到张家口4627部队农场种稻子，整整干了两年。因为身心受到极严重的摧残，1975年，我妈妈李伯钊偏瘫。中央专案组在请示周总理后，同意让我回到父母身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父亲恢复工作，我也得到平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做摄影记者，终于圆了自己的梦。
杨绍明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组任副组长。这个职务有利于他深入对邓的研究，室领导很支持他的工作，因为照片是研究一个人物的重要资料。后来他拿出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中国摄影界的工作，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连续三届）、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当代摄影学会主席。他还是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助理、中华慈善总会名誉副会长等，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多年来他活跃在国内国际上各种摄影活动中，搞大型摄影活动，获奖、办展、讲座、出书、搞“民间外交”，为中国摄影走向世界、世界摄影走进中国牵线搭桥，殚精竭虑，无私奉献。1989年邓小平同志专门为杨绍明题的字“无私奉献”，如今还挂在他家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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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畅游长江》：奋斗其乐无穷（1）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毛泽东共畅游长江17次。“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便是他第一次游长江时写下的名句。
1966年，毛主席已经是73岁的老人了，他还要再游一次长江。考虑到安全原因，中央和湖北省委再三劝阻，地方领导也怕出事，主席感冒拉肚子腿抽筋等等都是大事，谁也负不了责任。然而对于极赋个性、有着浓郁诗人气质，又一贯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来说，他可以很轻松地面对这种善意的劝阻听而不闻，更何况此次游长江绝非兴致所至，心血来潮，而是意义重大：因为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帷幕徐徐拉开的关键时刻，老人家要让他的对手们看看，“我是不行了吗”，同时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展示—“我的魅力依旧”。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游长江，7月16日，在一群游泳高手的保护下，毛主席顺流而下，在不大的风浪中“胜似闲庭信步”。
在武汉，毛泽东还接见了美国友人、作家路易斯·斯特朗，还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元帅只是在岸边看着，听毛泽东大讲搏斗和征服的理论，毛说我们不怕大风大浪，蒋介石大吧，美国人大吧，只要你敢顶，就没什么可怕的。毛还对美国作家说，我想还游密西西比河，大概美国总统不同意吧。
这次游长江自然会留下许多好照片，但传播最广的、家喻户晓的名作，当属他在快艇上的这一张。其不仅在报刊上广泛刊登，还以宣传画、展览图片等形式流传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既然是反映伟大领袖游长江，为什么不选一张水中游泳时的照片作为代表作广泛传播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游泳时只能从高处向低处拍，而这样的拍摄角度基本没有办法获得伟岸、神威的形象，相反只能产生俯视、渺小的效果，而对于伟大领袖来说，伟岸神威的形象，要比游泳本身重要得多，加之还有大量的文字报道，照片用在船上身着浴衣这样的情节来点明游泳就足够了。尤其还要挥手，在船上挥手，就会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效果，在水里挥手，虚假做作不说，还容易给人以“救命”的错觉。
这幅作品的拍摄者是曾在毛泽东身边任专职摄影师、新华社中央组的著名摄影记者钱嗣杰。钱老1946年参加革命，是地地道道的“红色摄影师”，如今离休在家。回忆起当时拍这幅照片时的情景时，钱老说：
1966年7月16日这一天，天气特别好。毛主席一行人到了武汉长江大桥附近的江面上，主席从快艇上的梯子下到江里，只穿了游泳裤，也不戴游泳帽。游了一小时零5分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陪同，还有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十几个警卫，都是游泳高手，主席很不喜欢离他们太近，但是汪东兴又不放心，所以派了这些人保卫，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大概就二三米的样子，确保“一步就能到”的距离。而且事先已经按这个线路趟了一遍。那时已经不是“横渡”长江了，而是顺流而下，所以叫“畅游长江”。为了这次游，主席已经叨咕了很长时间了。
毛主席实在是太想游泳了。他在湖南老家时就喜欢游，而且他和其他人游海水不同，他认为那就是个“泡海水”，主席是要“横渡”，要的是拼搏，他的游泳，早已超过了体育锻炼的含义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我在旁边的小木船上跟着拍摄。当时正好在举行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江边两岸都是游泳的人们，为避免和人们相遇，主席的快艇在江中心。主席游完上了船，就问我们这些人（警卫、大夫、护士、我）游了没有，我们说游了，他才高兴，披上睡衣在甲板上散步。这时被一个游泳的小学生发现了：毛主席！小学生喊了一嗓子。这下不要紧，所有的人都开始往主席的船游过来，警卫们着急了，赶快让主席的船离开，但人们仍然在欢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我看见毛主席了”。水上顿时组成了一道红色的长城—红旗和红色的游泳衣。我也被这番景象所感染了，快步到了主席的旁边，拍了这张他向群众挥手的的照片。他的身后是武汉长江大桥，他曾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句来赞赏这座大桥。为了安全，我们的快艇很快向上游驶去，游泳的人们渐渐地消失在江面上。主席一直穿着睡衣，到了岸上进了汽车，一直到了驻地才换的衣服。
我当时用的是德国的禄莱相机，英国的伊尔福胶卷。还有135的莱卡相机。7月25日照片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与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一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我那次拍了30多张，两个120的，一个135的。这边新华社催着要照片，我就把胶卷给了中办主任汪东兴，他自然会有办法带回北京。后来有人告诉我，主席看了这张照片很满意。主席有个特点，他从来不审照片，只有大型活动如“五一”、“十一”时周总理才看，以防把哪个民主党派的大人物给漏掉了。
给主席拍照片非常紧张。我那些年一直都不敢放松。每次拍完了就等着冲洗放大之后，发了稿才能睡踏实。一出去就要想着要把照片拍好，因为各大报早都留着窗口呢，你必须拍好，责任重大。像平时采访，领导人接见时就几分钟，而且从不考虑给记者留点时间。走进来，握手，坐下，马上就点烟了，这时就不能拍了。如果这几十秒内还没拍好，就只有等着结束了。而同时期的外国记者就不同，他们敢说话，可以要求总统给个笑脸或一两分钟，做个姿势。只有周总理会考虑给记者一点机会。其他领导人都是直接进去、握手、寒暄、坐下。往往有时只有一个人拍时我就更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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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畅游长江》：奋斗其乐无穷（2）
去外地更是家常便饭。主席往往一年里有一半时间在外面。我也就得跟着走，家里人也不知道，也不许问。没有电话，也不能写信，都是保密要求。主席喜欢坐火车，到哪里支线上一停，吃喝拉撒带办公都有了。也省得给地方同志添麻烦。我经常是半年才回一次家。粗算了一下，这一辈子我在外面的时间就有20多年。
毛主席用“畅游长江”来抒发他的豪情斗志，晚年的邓小平则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可以，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可以。”是呀！在伟人政治的时代，领袖的身体和大脑，无不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命运。所以，他们的健康不仅是自己的话题，还是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重要话题。
与这次在快艇上挥手仅隔一个月，便是毛主席更为著名的一次挥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大军的挥手。这一挥的神力可谓史无前例，它令“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最终的结果是，神州大地犹如台风袭过，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是后话。
一些研究“文革”的专著记载：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在头版头条登载了毛泽东横渡长江的报道和照片，当人们看到毛泽东在快艇上挥手检阅正在长江中游泳的人流的巨幅照片时，对73岁高龄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信赖感。确实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向群众呼喊“人民万岁”！激励着群众更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受这次毛泽东游长江的激励，很多地方都展开了渡江活动，因为“大风大浪”和“搏斗”与“革命行动”、“英勇气概”这类内容总是很协调，既然崇拜伟大领袖，那当然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了。
经理给总理照相
《周总理标准像》是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在1956年拍摄的。此后这幅标准像被印刷了无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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