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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每月从前方来洛阳一次押运部队的饷项物资，回前方需要随部队才能行动。我倒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可是我如不得孙本人同意，回去会出问题。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被捕——孙殿英借刀杀人（2）
前面说过孙殿英的为人是很阴险的，我参加洛阳一战区办的作战人员训练班时，还有个孙部的人叫张季良的，是三师的参谋长（孙殿英第五军就两个暂编师，三师和四师）。我在训练班结束后去了重庆，这位参谋长跟随小部队回前方，在路上被打死了。据说，他在前面骑马走，后面有人打枪把他打死的。这很明显，是这支小部队自己打的。这是孙殿英的命令。没有孙的命令，他们不敢打，不要说打枪，遇到事，部队也得保护。他被打死，传说是这人到洛阳后与各方面来往很多，受到孙殿英的怀疑，因而把他打死。虽然是传说，但可能性很大。
　　孙两次阻止我回去，是要我脱离部队的，本来应该有足够的警惕了，而我没有正确对待这些问题，反而主观地硬要回前方去。给牛瑞亭（孙部一个支队司令）的信就成了问题发生的导火线。前方一位支队司令牛瑞亭得到我的信，我在信中表示了我对不能回去的不满。我的信中有句话：“被拒于千里之外”，这就出了事。审干时才听说，牛瑞亭把我的信拿给孙殿英看了，孙殿英向来是让参谋读，他听。他听至此，大发雷霆。就打给一战区司令部一个电报控告我“？？有共产嫌疑”，“畏缩不前”，“鼓动军队”等罪名。我就这样被捕。教训是不能随便对这些人发牢骚。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打朱怀冰后，国民党给他压力；我到重庆后又没有改善关系；到洛阳又不听孙的话，爆炸是由此点了火吧。
　　我在洛阳被捕之前，朱秋白到我家去看我，是张默夫陪同他到我家的。回想我和朱秋白以往并不认识，他这个人我知道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他去时还给我一张片子，印着他的官衔是豫陕×三个省的税务视察职务。一般说老熟人是不会用片子再介绍的。从他的公开职务看，这个人是中统比较上层的人物，他这次看我，现在想起也不是偶然的，很可能与我和徐恩曾的见面有关。我在重庆只和徐打一个照面，以后就没再见面，他们是不会这样放手的。总之我和徐恩增一见之后，事情并未应付过去，朱秋白此来很可能有使命，是要继续做我的工作的。
　　当时我在洛阳即令不被捕，环境已？？很坏，也是很难应付的。我也自问，一开始做这部分工作，总理就指示过：“要同他们来往，最好能打进去。”可不可以打进去呢？？？过1938年办教导大队，到四零年打朱怀冰，？？过种种，他们已？？对我十分注意了，其所以不下手，就只是因为孙殿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要进去，他们会要，但必须付出高价，这是无法对付的。
　　我被捕是1941年8月间，逮捕是采取召见、扣押的方式。我是住在洛阳近郊瞿家屯村，头天晚上得到办事处王松筠转来战区长官部通知，要我第二天上午到战区司令长官部去，说是战区司令长官有事找我谈话。我当时奇怪，战区找我谈什么呢？但又想，也可能找我谈谈。以后回想，孙殿英的洛阳办事处长找我说：明天不能不去啊！这话很有意义。孙殿英给一战区说我有共产嫌疑的电报当然是洛阳办事处长转的，他知道要逮捕我，就安排我一定要去。我事后回想，当时不去，跑掉可以不可以？我想，不可以。他预备逮捕我，一定在我住的村子附近布置监视，有监视就跑不掉，甚至可以是一种试探：给我留一个时间来观察我怎么样，如果我想逃跑，罪证更确切，更证明是共产党。不过，我当时还没有这样周密的考虑。　。。

被捕——孙殿英借刀杀人（3）
被捕不久就到了中秋节。第二天早饭后我去了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先到的副官处那里。副官处长姓刘，和他见面之后，我看他态度冷冷？？？？，上下打量我，我感到有点不对头。我进去时他正站在房里同一个人说话，我向他通报姓名以后，他向我说：你坐坐我就来，便出去了。他刚走顶多一二十分钟，就来了个军官，背着一支驳壳枪。进屋后告诉我：有点事情，请你到军法执行监部去对证一下（即军法处，称第一战区执法总监部，总监是余典枢）。他这一说，我就明白出问题了。便同他一同到了军法监部。他们还算客气，没有采取逮捕的办法，而采取让我自己去，他们扣留的办法。当然这不是为我这个人，而是对新五军的少将副师长，不要做得太难堪。
　　执法总监部和司令部一起都在西宫营房里，从副官处到监部通过后院一块场地就到了。西宫是个兵营，从前吴佩孚在此练兵时修建的，地方很大。到监部时军法总监余典枢和一位主任军法官已？？在他的办公室坐等。后来知道，审讯我的就是那一位军法主任。余典枢人比较高、胖，络腮胡子，当时年岁已有五十上下，南方口音，没有和他说过话。主任军法官的姓名，当时问过同监的犯人，现在也忘了，北方口音，中等身材，面貌无什么特点，白净面皮，像个知识分子，年岁四十上下。“*”当中审查我的专案组，在青海省偏远的浩门农场，找到了这位当时的上校主任军法官，他还叙述了当年审讯我的情况。
　　军法执行总监已？？得到电话，我去后他们也是上下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问了我的姓名，说：有些问题要在这里对证一下。平时，去战区司令长官部是要服装整齐的，这时他们就要我解除我的少将领章、武装带。我把领章武装带取下来，还让我穿着军服。这时候进来一个人，要我跟他走，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看守所长，便把我送进了军法监部监狱。不过，还不跟一般犯人押在一起，给我住的还是一个比较宽敞的房子。监房也就在他们办公室靠近不远的地方，共两个同样大小的牢房，一个朝西，关有二十人上下，睡在地上；我是关在朝东的房子，很大的房子只住有五六个人，可以放床。和我同住在这里的人可以自己烧菜，吃酒，生活比一般犯人优待些。这个房子门不上锁，另一个房子是上锁的。院子？？常有宪兵看守。看守所长身个不高，大约三十多岁，北方人。还有一个宪兵排长也是北方人，口音像似河北的，普通身材，也只三十多岁。我一去同监的人提醒我，给看守所长点钱，要他给你找张床。我就拿了二十块钱给了看守所长，请他给找一副铺板。他接钱后随即拿了张床来，又主动要我给他开个地点，给我向家里送信，取行李。记得是李吉庆——我？？来的通信员，给我送来的行李和换洗衣服等用品。隔了些日子，我又叫李吉庆买了点东西，打听好这位所长的家在哪里，给他送去。
　　我考虑，我这次发生问题的？？因有以下两方面：首先是出于孙殿英。明显看出是孙殿英态度变了，表态了，一战区才下手的。他打算断绝和八路军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以后听说我在洛阳被捕时，他在前方也大批逮捕进步青年，我在前方的住处也同时被他们和特务一同搜查了，由此也就可以证明了。孙的变化也有三种？？因，一是打朱怀冰事件之后，国民党、特务对孙有相当大的压力。二是1941年正是第二次*高潮之后，也正在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在华日军调集主力转到华北，主要矛头指向八路军，孙部也在河北，受到日寇的压迫，已？？动摇。再加当时欧洲战场盟军失利，在这种情况下，孙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形势不利，共产党以后的困难很大了，甚至也不必再交往了，因此便向国民党屈服了，对我们的态度大变，屈从特务指使，对我下了毒手。＇叔平注：1942年12月，孙对文强的自我表白说明了他那时对共产党以及对靖任秋的态度和复杂心理：“一年前有人在洛阳告发我的副军长邢肇棠、副师长靖任秋等都是共产党，庞老总（指庞炳勋）乘机找我的麻烦，说我养了共产党想造反，甚至说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的李锡九老先生也是共产党。我是一个老粗，哪里分得出青红皂白，只好将靖任秋扣押起来，邢肇棠我正要交出去，？？知走了风，他带着副官、勤务兵一道逃走了。李锡九老先生现在洛阳，住在七里河我的办事处，要人有人，什么时候也不会跑，他究竟居何党派，我是分不清的。可恨的是调到重庆受过训的靖任秋，委员长是何等的爱护他，从我保存的这封信上就可看出来。人心难测，？？料到他是共产党，真是该死的东西。？？？？还希望有便时？？？？为我好言一句。”见《文史资料选？？》，第六十四？？＇三是他既然表态，为什么我去重庆前他没有加害我的意思，而我从重庆回来以后他才下手呢？我认为他最初只是想把我送到重庆，向国民党表示他的态度，同时可以使我离开部队。所以我在去重庆前以及到重庆后他都当面和用电报表示过要我暂住重庆不要回部队。我到重庆后没能满足他要我见戴笠和戴搞好关系的意图，也没有按照他的希望留在重庆，回洛阳后孙又来电要我住洛阳不要回前方，我曾写信表示不满，可能问题就发生在这里。正好这时前方又有一个团脱离了孙殿英，便成为导火线。其次是出于重庆。和戴蒋两次见面的情况都不好，再加我去红岩村办事处时被特务发现，可能因此发生了问题。
　　我在一战区被捕时情况很紧张。孙殿英要搞我就是要搞死我，让我活着出去，等于他树了敌人。孙殿英是阴险的人，他要这样做是肯定的。我关进去以后想，一定是因为共产党的问题，被捕后情况不会好，关在这里时间不会久就会遇害的。因此当时不仅没有考虑设法营救的问题，连彭文要去看我，我都没有让她去看。彭文住的瞿家屯，离西宫不远。我想既已如此，我和她何必见面，彼此徒增无益的痛苦，所以那时已不愿再见彭文。我的勤务兵李吉庆还在我家，允许家里送点菜，还允许他给我送换洗衣服和行李等，我就要他告诉彭文不要来看我，免得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后大家动感情，彼此不如不见。孙殿英也认为很快要将我处决。李锡九老先生那时也住在瞿家屯，担任孙部顾问，又是河南省政府委员，他在北方声誉很高，大家都把他当长者。孙殿英知道李锡九跟我关系很好，让李锡九知道他搞我，一是李会设法营救；二是我如被处死，李会很痛苦。为了不让李先生过问我的问题，孙殿英就下令给他的办事处，派人送李老先生到嵩山去玩（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于可能牺牲，处之比较泰然，甚至考虑到把我绑赴刑场时我应该持什么态度，因此毫不觉得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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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岁月（1）
没有很快处死出乎意料之外。在军法监部只？？过一次审讯，时间大约在我拘押了一二十天的时候。审讯时只有一位军法官，就是我初到军法总监那里见到的那人，另外有一位纪录。审讯的房子和我住的监房是在一排房子上的隔壁的，营房的上边没有天花板，梁上都是通的，那边审问这边都可以听到。法官去审讯，要走过我们的房子前边，我们可以看到。记得审讯之前，同监的人看到这位法官，曾？？和我打招呼说：这个家伙可很厉害，有时还打人。审问时这位法官的态度是慎重的。一开始这位主任军法官照例先问问姓名，以后就明白告诉我，孙殿英有电报给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就宣读了孙殿英给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电报，电报很长，我只记得主要是提了三条罪状：一、？？有共产嫌疑（叔平附记：据妈妈讲，靖的共产嫌疑还包括“不嫖不赌”这一条）；二、逗留不前，这一条在抗战时期可是重罪；三、鼓动军队。第三条是指策动第四师的团长王天祥带一团人跑到铁路以东投敌，以后日本人把他编为“东亚同盟军军长”（这事也确实与我无关，1944年我倒是真到王的部队策动他起义到我方）。电报全文很空洞，全都没有提出事实，共产党的问题也只说？？有嫌疑，并没有肯定我是共产党。审讯时，主任军法官的态度还不坏，没有用凶狠的态度对我。我辩白说，这三条都不确，第一，我？？来是共产党，可是好久前已不是了。我要是共产党，为什么任用我做副师长，我和孙殿英有多年的关系，他从没有提出过我有共产党嫌疑，为什么我刚从重庆受训回来，还没有到部队，就说我有了共产嫌疑？我想，岳烛远过去跟我一起过党的生活，现在，你们不能查出任何证据能证明我是共产党员，而我任暂编第四师副师长的任命则是国民党正式下达的；第二，逗留不前更不是事实，孙殿英前不多久，在我请求回前方时给我的回电，我还留着，明明是我要去前方，孙殿英要我留在洛阳，不要去前方，我对此还不满意，反而告我逗留不前，可以证明是诬告；第三，我也没有鼓动军队，因为我从重庆回到洛阳不久，回来后，才听说王天祥带着部队跑了。我既没有回到部队，一没有和任何军队的负责人有来往，二也没有鼓动军队的通信往来，怎么鼓动法？是我派人去的，还是写信去的，有没有证据？如果这三条，孙能找出人证、物证，我甘愿承担责任。可见全是诬告。在审讯中连不赞成共产党的话也没说过。问到这里，他只要我以后将电报交去，再没有往下追问，这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审讯中，除宣布孙殿英告发的电报，我作了简要的表白外，他们既没有提出任何事实和证据，也没有对我进行追问。第二天我叫李吉庆从家里把孙殿英发给我的电报让我不要回前方的证据交去。
　　在军法监部大约有四个月上下的时间，军法监部问过这一次就再不问了。
　　把我拘留之后十多天还没有处死我，这时？？过审讯，我看情况不是预想的那么严重，李吉庆来告诉我，彭文一定要来看我，我才答应彭文来看我。彭文每次都告诉李吉庆她要来看我，在军法监部几个月，也只去过两三次。但是也还没有想到托人营救的问题。
　　到军法监部看我的人有李锡九、王松云、康翔等，他们只去过一两次，彭文、李吉庆（我？？来的通信员，河北行唐人，当时还留在我家里）去的次数多些。彭文的弟弟彭轶黄也在洛阳，我的印象中好像没去看过我。当时看管我们的宪兵连长靖广松，是我本家一个叔，以后他知道了我，也去看过我一次。去看我的人没有带东西的，只有我家里有时做一点菜给送去，有时送去衣服被褥用品等。转到政治部以后只有彭文、李吉庆去过。在孙殿英部队，康翔和严家诰二人是和我作斗争的主要人物，我们也旧日无关，他们是不会营救我的。康翔此人胆量小，为人很不正派，他不肯也不敢为我负责。他到监狱看我，我在口头上也说请他帮忙，这同他看我一样，仅仅是互相应付而已。其居心是叵测的。彭文和他见面，做些请托是可能的，但不会期望他能营救我。　。。

狱中岁月（2）
在年底之前（疑似秋时）严家诰从前方去重庆，路过洛阳到军法监部看我，我正好给战区参谋长郭寄峤写了一封信，由于他是去重庆见戴笠的，也就给戴笠写了内容相同的一封信，请他带去。审讯之后我已？？了解逮捕我的？？因是孙殿英去的电报，考虑三条罪状不仅全无证据，相反逗留不前显然是诬陷，因此信的内容是和我被审讯时的辩白一致的，都是表白我既不是共产党，也没有鼓动军队，更不是逗留不前，说明我是受孙殿英有意陷害，申诉我无罪受冤，请他们主张公道。我和郭在1941年初在一战区集训时见到过，此前不认识。郭这封信是由看守所长代送的。我当时的用意一面是向他们表白一下，同时也是向他们指出，他们是没有证据的。这两封信全没有反应，郭季峤只给了一个盖上“×山樵夫”闲章的收到条，是用便条纸写的，既没有具名，也没有公章。
　　我考虑，影响他们对我处理方法的，不是我的信，专凭信，说得再好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而是以下两件事可能起了作用：（一）岳烛远对我的阴谋侦察失败，给他造成了错觉，起了有利的作用。以前我是共产党员，岳是清楚的，因为我们就是1925年南京党内认识的。但是抗战前我所属的组织北方联络局以及一些有关系的人，全没有受到破坏，我也没有暴露过身份，所以抗战时期我是否还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没有掌握到我的材料的。这是一个他们需要考虑的现实的问题，也正好可以解释他们对我进行侦察的？？因。岳烛远为了搞清我的面貌，阴谋利用袁晓轩的叛变对我进行侦查，是比较有力而且阴险的手法。袁晓轩抗战初期是八路军前总参议室的负责人，是专做对外联络工作的，也和我见过面，但是他不知道我的组织关系，对我的共产党身份既不敢否定，也绝不能肯定。他阴谋的两次约会，再加上后来在长官部的会面，我对袁都采取了不亲近的态度，侦查起了反证的作用。这之后他错误地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