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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九里-第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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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九一听来了气,立刻不哭了,瞪着眼睛捶他肩膀,又跺了他一脚,宁铮一笑,干脆一并抓了她的花拳绣腿,“小胳膊小腿的,还跟我斗?”
嘻嘻哈哈之下,伤感的气氛消失了,宁铮轻声问,想跳舞么?奉九点头。
他们卧室里的盒式留声机,是奉九回国后到重庆找江夫人要手谕时,江夫人送给她的,要不原本她也想买一台:这是当时北方地区大名鼎鼎的天津中原百货公司向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定制生产的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限量版留声机。
当然,直到二战爆发,后知后觉的人们才注意到,柏林奥运会会徽上面,奥运五环在跋扈的普鲁士鹰的利爪之下已微微扭曲,而柏林奥运会,注定作为耻辱的一届而载入奥运史册。
虽然这会徽看着别扭,但物件无罪,宁铮放好唱针,奉九走过来缠住了他的脖颈,宁铮很享受奉九对他越来越明显的依恋,她扶住她的纤腰,把她往上轻轻一提,就让她的双脚脱开了绣花拖鞋,转而踩在自己的脚面上。
一首弥漫着淡淡哀愁的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已经慢慢流淌出来——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得如此匆忙;
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
窗外潺潺雨声早已停歇,两人在将将出来的清冷山月的照耀下,一圈圈地旋着,转着,好像都披上了薄如轻纱的月华做成的衣裳,时不时交颈而谈,怅惘地倾诉着为人父、为人母的他们对万里之外的孩子们浓烈而又飘渺的思念之情。
…………
奉九拗不过秋声,到底容忍她留了下来。
没几天,宁铮接到了刘丙岸转交的一封请柬:位于山西运城的一位老帅旧识,曾割据一方长达三十七年的山西军阀阎百川邀请宁铮偕夫人参加婚礼。
其实早在抗战初期,日军虽在华北势不可挡,但山西这个地方却让日军头疼——概因山西跟四川很象,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只要守住南北几处谷地,就不容易被攻占。四年前的“太原会战”,是在这位民国政坛著名“不倒翁”的老家进行的大战,两个多月后,虽以失败告终,但日军是以伤亡近三万人的代价才得以入侵太原,这也是华北战场战况最惨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战。
虽付出沉重代价,但日军始终未能完全占领山西,而且即使打下了一个新据点,没几日也会因各种原因而撤退;这个阶段,日军兵源不足,“攻而不占”的新特点也逐渐显露出来。
山西同时也是八路军最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只可惜阎老西跟他的老冤家江委座一样,越来越忌惮在自己老巢取得老百姓衷心拥护的八路军的势力,于是将与八路合作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往事忘个一干二净,即使自己已惨不忍睹,还不忘“剿共”,这倒是大大合了日本人的心思。
即使当年太原会战死伤惨烈,赖以维战的兵工厂也丢了,但大约是看到了亦敌亦友的宁铮丢了东三省的下场,阎老西抱着“宁在山西成仁,不到他乡流亡”的念头,始终在黄河两岸游荡。
为了鼓舞士气,表现出中国人“该过日子过日子”的从容,盛情邀请各路好友到还在他治下的山西运城参加孙子的婚礼。
此次给宁铮发请柬,其实也有试探和买好之意——毕竟宁军已四分五裂不足为惧,宁铮又为阶下囚,昔日中原大战的敌手如今落得如此田地,阎老西倒是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刘丙岸已给委座秘书挂了电话,把请柬一事告知,并问,宁副座是否可去?江让秘书代为转达,不同意,并称,宁夫人既在,可代夫参加。刘丙岸暗想,能把这位太太支出去几天,也挺好,太善于策反了。
奉九听了江的决定后气够呛,但宁铮早已料到,还劝她说,“我希望你能出去走走,别总往重庆、庐山这些地方跑了;如果时间宽裕,再回西安看看,不也不错?”
西安,是奉九一提起来就心痛的地方,奉九默默观察宁铮说话时神色平静,就好像他生命中最大的劫数不是在那里发生的一样,只能听从。
秋声自是要跟随,奉九别无二话。宁铮又说,多呆些时日也好,现在全国抗战,他被困在这里自是无能为力,但她没有,如果能为抗日做些事,也是好的。
奉九听了,精神为之一振。
去年年中,江先生在江夫人的一力应承下,终于允许宁铮有自己的侍卫,于是早被调到其他部队不得重用,曾长期跟随宁铮的支长胜和太太又来到了宁铮身边,还有几个原卫队营的侍卫。
这一次奉九出行,宁铮不放心,特意让最精锐的两名侍卫寸步不离夫人。
不知为什么,此次临别前,奉九只觉得分外地依恋宁铮,可又不好表露出来,只对着宁铮说了一句“别荒废功课,回来我要检查你莫泊桑的那篇《归来》是否背熟了”,就往外走。
奉九早就开始教宁铮学习法文,只可惜这个学生志不在此,进步缓慢,把个法文老师气得连连哀叹“孺子不可教也”。
她慢慢数着,二十步了,此时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宁铮追过来,从后面把她搂进怀里,奉九在他怀里转身,跺着脚地指责道:“我都数了二十步了,你才想起来追,太不像话了!”
宁铮一呆,哭笑不得地看着她,“好好,那下回,五步行不行?”
“那是‘五步笑二十步’。两步,不能再多了。”奉九傲慢地拿鼻孔看他。
宁铮收了笑,猛地将她紧紧抱入怀中,低声说:“要不,真不去了?”就在此刻,他感受到了强烈的不舍,和不安,就好像她再也回不来了一样,他低头吻上了她的唇。
奉九一边仰头承受他炽热的吻,一边迷迷糊糊地想着,还是不行:阎老西势力庞大,不管真假,就连老江也要礼让他三分,万一宁铮获得自由的转机就在他手里呢?她再一次觉得,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一个冗长的吻结束,奉九轻轻推开宁铮,替他理了理白衬衫的领口,“我还是去吧,都说好了的。你要好好等着我,我和你,还没过够。”
说着,嫣然一笑,在宁铮难舍的目光中,翩跹而去。
第116章八福客栈(中)
奉九没想到,在山西运城这偏僻的地界儿居然见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宁铮的二哥宁铖和二嫂颜乐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收买了流氓赌棍两千多人组成天津便衣队,在当年的十一月连续制造了两次暴乱,意图提早趁隙而入,史称“天津事变”。
宁铖彼时任职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对此早有警觉,曾特意到北平向宁铮汇报过情况,并得出结论说“不打不行”,得到宁铮的首肯后,宁铖遵照宁铮指示,会同河北省主席兼宁军第二军军长王树常提前布防。
两次暴乱中,便衣队加上日本兵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架设大炮,袭击天津市政府、公安局、电话局等处,战况激烈。由于宁铖早有部署,指挥得当,便衣队死伤六百余人,狼狈逃窜。
宁铖成功粉碎了日伪暴乱,南京政府马上授予二等四维勋章,一时间宁铖名声大噪。没想到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马上向南京政府抗议,颠倒黑白,反而诬蔑宁铖。结果原本还大张旗鼓表彰宁铖的南京政府立刻妥协退让,并逼迫宁铖辞职,宁铖不得不携家眷避退上海,后又转至香港,并于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将大嫂、老帅的几位姨太太和老宁家其他孩子们都接了过去。
这次,是因为阎百川的喜帖发到了他那里,宁铖想着是不是有可能宁铮已经秘密获释,所以带着太太巴巴地赶来,虽然未见到三弟,但能见到三弟妹,也已是让人惊喜了。
婚礼很简朴,但很热闹,全国不少与阎家有交情的各地军阀都派了家眷来参加,老江也派了第一战区司令兼晋察冀总司令卫俊如来参加,还有宁铮不打不相识的阎老西得力部下傅宜生。
人人都很高兴,似乎跟以往参加世交子侄的婚礼一样没什么不同,婚宴只有乡亲酿制的最便宜的腊酒,菜式则有新钓上来的黄河大鲤鱼、阳城卤肉、北相羊肉胡卜、羊杂汤、解州羊肉泡馍等。到底是面食大省,各种各样的面食可让奉九开了眼,只恨胃袋太少。
一向以美食家之名享誉全国的二哥也大加赞赏,说此地小麦品质好,食材新鲜地道,浇头菜码小料都有晋南特色,味道纯粹,这才是领悟了美食的真谛。
山西的地方小戏非常活跃,跟奉九见惯了的声势浩大满台花团锦簇的大戏不同,小戏出场人数都不多,阎家这次婚礼请的就有罗罗腔、永济道情、平遥鼓书、晋南眉户等很多小戏团,不过一天下来,奉九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耍孩儿”——演员发声一律用后嗓儿,声音浑厚不事雕琢,乍听不习惯,却是越听越上瘾,奉九连跟秋声说话都不自觉地用上了这种发声发式,把秋声乐得够呛。
奉九看着眼前张张笑脸和川流不息的场景,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虽然日本人把中国践踏得不成样子,但我们中国人,该结婚结婚,该繁衍繁衍,我们还是要安稳地栖息在祖先留给我们的这片大地上。
奉九在此停留的两天,除了与阎百川交谈许久外,又与其他军队将领如卫俊如就释放宁铮密谈——奉九对卫俊如一直抱有好感:这位江先生的五虎将之一不但战场上是员猛将,而且思想通达,曾拒绝驰援对太行山区八路军进行围剿的友军,情感上偏于中共,也因此受到江的猜疑。
未几,卫俊如跟阎百川、傅以生及其他高级将领一样,痛快地在奉九新近偷偷起草的恳求江委座释放宁铮的联名信上署名,奉九感激非常,同时也感到此行大有收获,当然,她不能贸然再去找江理论,并马上拿出这封信——正如昨天她刚与之攀谈过的粤系李任潮所说的那样,端看现在有没有一个契机。毕竟,谁都知道当年的军事法庭当庭判了十年监禁,老江旋即又签发了特赦令,可又不放人,而是交由军事行刑处管理,这根本就是非法监禁。
奉九了了一桩心事,心情倍感轻松,正琢磨着要不再去西安一趟,就被偶尔听到的一则消息打动了。
奉九其实早就听说过艾伟德女士——这位出身低微、受教育不多、笃信基督教的英国小妇人在山西阳城开客栈,办孤儿院,做了非常多的慈善工作,是一位扎扎实实埋头做事的传教士。奉九很为她潜心帮助中国人的义举而感动,一直想见见她。
婚宴期间,这些年来精力一直用在丈夫和孩子身上,早已忘了这位艾嬷嬷的奉九与本地人闲聊时,才意识到,原来艾伟德女士所在的阳城,离运城不过二百公里。
婚宴结束,宾客们纷纷打道回府,二哥二嫂也是刚刚回到内地,此时提出想去贵州看看三弟。奉九略思索了一下,说最近刘看守的态度明显松动,作为家人,他们去看宁铮不会受到阻碍。
宁铖夫妇这才得知奉九不会马上离开山西,而是打算去拜访艾伟德女士,于是两拨人马就此分开。
奉九谢过了阎百川要增加兵力护送他们的美意,现在晋南还是安全的,于是他们决定马上出发。
随行的两个侍卫一个叫洪昌利,一个叫居德生,都是功夫了得,很有眼色的人,一路上居德生开着汽车,沿着颠簸的道路,后又改为坐骡车和轿子,一行人终于抵达位于晋东南的阳城。
到了地方,不用过多询问,奉九一打听其大名鼎鼎的艾伟德女士,很快就有人争先恐后地告诉她艾女士的确切位置。
艾女士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早已加入了中国国籍。据说二十八岁的她本想到中国东北传教,但彼时苏联日本正在对峙,所以她辗转从伦敦到海牙,接着到了莫斯科,在西伯利亚的冰原上徒步走了一天才到了海参崴,又接着辗转到了日本神户,这才到达了天津——从伦敦到天津,历时两个月,行程一万公里,这种坚忍的精神令人折服。
奉九终于在东关村后巷见到了艾伟德:这是一位瘦小的三十出头的妇人,还不到奉九的肩头,而他们正坐下来谈话的这座院落,据说原本是谣传闹鬼的被人遗弃的空屋子,被她和一位现已去世的老迈的女传教士改造成了一间客栈,专门接待往来的骡夫住宿,除了她们二人,还有一个名叫老杨的当地厨子帮衬。
作为传教士,客栈取名当然要跟她们的精神支柱《圣经》有所联系,于是“八福客栈”(The Inn of Eight Happinesses)的牌匾就这么挂了起来。
耶稣有一篇《登山宝训》,里面包含有“训导八福”,即指爱、德、恭、忍、忠、真、美、信。笃信八福的信徒,会成为天国之子,其实在奉九看来,跟中国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差不多,反正都是教人向善。
在艾伟德和老珍妮这两位传教士看来,开客栈是个好主意——既可向当地人传福音,不忘传教士就应该走遍世界,把主的旨意播撒到四方的使命,同时还能赚钱为教会筹措经费,何乐而不为?
后来的八福客栈经营得极其成功,更经过包括《时代》等主流杂志的传播,轰动了西方社会,这种影响力甚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不过最开始的经营却是相当不顺。
此刻这位小妇人就坐在奉九面前,微微含笑,轻声细语地说着客栈的发展史,因为她的中国话里阳城口音很重,奉九听不太懂,不得不频频以英语相问,两人相视一笑,艾伟德干脆用英语说起了八福客栈的故事。
“最开始生意惨淡,无人住宿。老珍妮,就是去年去世的我的老伙伴,和我坐一起分析,只怕还是中西方文化隔膜造成的——阳城当地人对我们这些外来者不理解甚至有些仇视,这种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
奉九点点头:欺生,这是人类的通病之一,搁哪儿都一个样——
穿得破破烂烂、满身泥垢的骡夫,露着一口里出外进、焦黄发黑的牙齿,在经过客栈门口时,高声喊着“死洋鬼子!”,再呸上一呸,说什么也不肯进客栈的门儿。此地偏僻,西方人本就罕见。他们觉着,这些“洋尼姑”黄头发蓝眼睛的看着阴气就重,再加上居然还是两个女人开的客栈——老杨这个勇敢接受西方传教士聘任的唯一的本地男性被自动忽略,再说他在后堂很少露面——所以阴气加倍,重得会要了人的命。
奉九摇头叹息,不禁替她们着急起来。
艾伟德抿嘴儿笑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天,后来宁夫人您猜怎么着?老珍妮倒是想出一个办法——让我站在客栈门口,看到有过路的骡队,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进来。可我并不美,年纪也不算轻,所以我真是没信心。”
艾伟德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开店时艰难的岁月,大大的蓝眼睛里也有一瞬间的失神,“我勉为其难去做了,那个时候,就会几句阳城话——‘住店便宜,饭好吃、房间干净、有马棚’。好话说尽,累得口干舌燥,人家也不买我的账。”
骡夫们嘲弄着,吐着口水,喷着污言秽语,摔着响鞭,扬长而去,那情形,真是让人难过又难堪。
不过,渐渐地,偶尔也有不那么挑剔、好奇心重的骡夫下车,等进去一看——客店整洁、饮食可口,而且收费便宜,哪能不动心呢?
为了养家糊口镇日价奔波在这崎岖险峻临着深渊的太行山路上,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都不可知,哪还能顾虑那么多?
当时,偶尔有人住宿,她们必定竭诚招待,年老的珍妮也是出出进进,忙上忙下;艾伟德则是里外关照,还试着与他们学习本地方言。
到了晚上,她们又想出一个办法是——让受教育虽不多,但学语言很有天赋,阳城话已经很流利的珍妮给旅客讲圣经故事听。骡夫们对此倒是不反感,他们也不关心细节,只是将其当成从没听过的开心有趣的神话故事来听。
就这样,天长日久,客栈人气愈来愈旺,生意愈来愈好。过了一段,客栈常常爆满了,连骡棚里也是骡子满员。
再过了不到一年,经常投店住宿的山野村夫们起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不再只知道吸食烟酒,不再大声说脏话,不再哼唱下流猥琐的小调,而是学唱西方圣歌,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圣歌的意思,但不知怎的,这明显与家乡小戏完全不同的唱腔一唱起来,他们就觉得自己与外面的那什么“文明”挂上了钩,好像自己不再是那么可有可无、卑微渺小,而是,“活得像了个人”。
这,就是被教化出来的文明的力量。
这个新情况,被一位《时代》周刊驻中国的美国记者偶尔间发现了,敏锐的新闻嗅觉驱使他快马加鞭地专程赶到客栈投宿了一星期,亲身体验后,他被深深地感动了,毕竟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不成功的事例比比皆是。
他对艾伟德和珍妮这一对传教士中最底层的两个女人,能扎根中国偏僻乡土,踏实做事,造福一方的做法大加赞赏,迅速赶出一篇稿件,很快就刊登在出生在中国,一直把中国当成母国的《时代》周刊老板卢斯的杂志上。
经过大部分都是虔诚基督徒的美国中产阶级精英的杂志订户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主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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