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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法！要有自己的味儿，自己的原味儿，这样才行。您别以为我对这种味儿要求很高……决不是的！这样的人多得很：无论你朝哪儿瞧——都有古怪的人；任何一个活人都是古怪的人，可我不在其内！”　
　　“其实，”他稍稍沉默了一会后继续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曾是壮志凌云呀！我在出国之前以及回国之初，自己曾经多么的自负呀！在国外时我非常谨慎，总是独往独来，我们这种人应该如此，可是我们这种人总是在钻研、钻研，而到头来什么也没弄明白！”“古怪的人，古怪的人！”他带着责备的神情摇摇头，又接下说……“都管我叫古怪的人……可实际上这世上没有比我更不古怪的人了。我大概生来就是要模仿别人的……真是！我在生活中似乎也是在模仿我读过其作品的各种各样的作家，我活得累极了；我过去学习、恋爱，后来结婚，似乎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似乎是在履行一种义务，或者像在学功课——谁分得清呢！”　
　　他摘下头上的睡帽，扔在床上。　
　　“要不要我把我的一生讲给您听听？”他用若断若续的声音问我，“或者就讲讲我一生中几件有特色的事岂不更好？”　
　　“请讲讲吧。”　
　　“要不，我还是对您讲讲我是怎样结婚的事吧。结婚么本来是件大事，是一个人的试金石，婚姻就像一面镜子，可反映出……可是这种比喻太陈腐了……对不起，我得闻一下鼻烟了。”　
　　他从枕头下摸出鼻烟盒，打了开来，又说起话来，一边摇晃着打开了的鼻烟盒。　
　　“先生，您就设身处地去想想我的情况……您判断判断，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喏，什么样的，您说说，什么样的好处呢？您说说，这种百科全书与俄罗斯生活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让我怎样能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呢？而且不光是这种百科全书，还有整个德国哲学，甚至说，整个德国科学，怎样能运用过来呢？”　
　　　他在床上蹦了起来，气得直咬牙，并低声嘟哝说：　
　　　“唉，本来嘛，本来嘛……那么，你于吗要跑到外国去学呢？于吗不坐在家里就地研究你周围的生活呢？这样，你倒可能认清生活的要求，认清未来，也可能认清自己的所谓使命了……可是得了吧，”他又换了一种语调继续说，似乎在替自己辩护，而且有些胆怯，“还没有一位智者写进书里的东西，让我们这种人上哪儿去研究呀！我倒是很乐意向它——向俄罗斯生活——学习的，可是它，我的宝贝，却不吭声。那样子是说，你就这样来理解我吧；可我哪有这样的能力呀：你们就给我一个结论，给我提供一个断语吧……一个断语？——他们说，这就是提供的断语：你听听我们莫斯科人的说话吧——像不像夜莺？而糟就糟在他们说得像库尔斯克夜莺一般动听，可是说得不像人话……于是我一想再想——似乎觉得科学到处是一样的，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决定前往异国，到异教徒那边去……有什么办法！——年轻气盛嘛。要知道我不愿过早地发起福来，虽然有人说肥胖意味着健康。不过天生不长肉的人，怎么也胖不起来！”　
　　　“可是，”他稍加思索，接着说，“我似乎说过要给您讲讲我是怎样结的婚。您就听听吧。一，我告诉您，我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二……这二么，我觉得需要把我青年时代的情况对您说说，不然您会什么也搞不明白……您还不想睡吧？”　
　　　“不想，不想睡。”　
　　　“那好极了。您就听听吧……隔壁房间里的坎塔格留欣先生呼噜打得真够呛！我是不很富裕的双亲所生的——我说双亲，是因为，据说，除了母亲之外，我也曾有个父亲。我记不得他了；据说，他是个不大有出息的人，大鼻子，一脸的雀斑，红头发，用一个鼻孔吸鼻烟；在我母亲卧室里挂着他的肖像，穿一身红色制服，黑黑的衣领贴到耳朵，仪表很不雅观。我常常被拉过他的肖像旁去挨鞭子，在这种情形下母亲总是指着他的肖像说：‘要是你爹还活着，还要把你揍得更厉害呢。’您想想看，这对我是多大的鞭策呀。我既无兄弟，也无姐妹；或者说确切点，我有过一个身体很差的弟弟，生有软骨病，不久就痛苦地夭折了……这样的英国病为什么会传人库尔斯克省希格县呢？但问题不在这里。作为一个乡村女地主的母亲满怀急切的热情培养我，从我初临人世的头一天她就开始对我进行教育了，直至我满十六岁……您是在听我讲吗？……，，“当然，请往下讲吧。”　
　　“那好吧。当我年满十六岁时，我母亲便毫不犹豫地辞退了我的法裔家庭教师——从涅仁的希腊人住区来的一个德国人，名叫菲利波维奇；母亲把我带到莫斯科，给我在大学里注了册，就把灵魂交给万能的上帝了，而把我留给我的亲叔叔照管。这位叔叔名叫科尔通’巴布拉，是一个司法检察官，不单是名闻希格雷县。我的亲叔叔，司法检察官科尔通一巴布拉照例把我的财产掠夺一空……但问题也不在这里。我进大学时——应该为我母亲说句公道话——已经具备良好的素养；但是那个时候在我身上已显得缺乏特性。我的童年跟其他青年人的童年一无不同之处：我也像是在羽毛褥子下傻乎乎地、蔫不唧唧地长大的，从很小就开始死背诗书，同时也渐渐变得萎靡不振，说是喜欢幻想……幻想些什么呢？——咳，幻想美……等等。我在大学里也没有另辟蹊径：我很快就加入了小组。那个时候跟现在很不一样……可是您也许不清楚小组是怎么回事？记得席勒在某首诗里说道：　
　　Gef百hrlich　ist’S　den　Leu　Zu　Weeken，Und　schrecklich　ist　des　Tigers　z￡^n．Doch　das　schrecklichste　der　Schreken——Das　ist　der　Menseh　in　seinem　Wahn！　
　　我对您敢肯定说，席勒他要说的不是这个，他想说的是Das　istein‘小组’……in　der　stadt　Moskau！　
　　“您认为小组有什么可怕之处呢？”我问道。　
　　我的邻人抓过睡帽一戴，把它往鼻子上拉了拉。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之处吗？”他喊了起来。“我认为是这样：小组就是对各种独立发展的毁灭；小组就是对社交、女性、生活的无耻的替代；小组……哦，慢着，我来告诉您吧，小组是什么玩艺儿！小组就是把懒惰和颓废合在一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却被赋予合理事业的意义和形式；小组用议论取代交谈，使人习惯于毫无意义的空谈，使人脱离独立的有益的工作，使人染上文学的疥疮；最终使人丧失朝气和纯真坚强的灵魂。小组就是借团结友爱之名，行庸俗无聊之实，以真诚和关心为由而搞倾轧和野心的结合；在小组里每个成员都有权在任何时刻把自己肮脏的手指直捅进同伴的心窝，没有一个人的灵魂保持有一处纯洁和没有创伤的地方；在小组里所崇拜的是夸夸其谈的空谈家、爱面子的机灵鬼、未老先衰的小老头，所吹捧的是平庸无才而徒具‘隐秘’思想的诗人；在小组里，十六七岁的年轻小伙就会风雅而玄奥地大谈女人和爱情，可是到了女人面前却说不出话，或者跟她们谈话如同跟书本谈话一样，再说谈的又是什么呀！在小组里吃香的是诡辩和花言巧语；小组里互相监视不亚于警官……哦，小组！你不是小组，你是个怪圈，在你那里毁掉了多少正派的人呀！”　
　　“唉，请允许我说一句，您这是太夸张了，”我打断他的话说。他默默地瞅了我一眼。　
　　“也许是的，天知道，也许是的。可是要知道，我们这类人只剩下一种乐趣了，那就是夸张。我就是这样在莫斯科度过了四个春秋。先生，我的确难向您形容这段时光过得多么之快，真是太快了；来伤心、懊恼。早上一起来往往就像坐雪橇滑下山似的……睁眼一瞧，已经滑到山脚了；已经到黄昏了；一个昏昏欲睡的仆人来给你套上常礼服——你穿好了衣服，便慢慢地去到朋友那里，抽着烟，一杯杯地喝着淡茶，海聊德国哲学、爱情、永恒的精神之光等等，真是海阔天空。不过我在那里也遇到过一些颇有特性和独立个性的人：有些人不管怎样糟蹋自己、扭曲自己，仍然不改其本性；惟独我这个倒霉蛋像捏一块软蜡似的把自己捏来捏去，我那可悲的本性却不作半点的反抗！这时候我已年满二十一。我接管了留给我的遗产，或更正确地说，接管了该我继承的家产中我的保护人认为有必要留给我的那一部分，随之就把全部领地交托给一个已经赎了身的家仆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去经管，以后便出国了，去到柏林。我在国外，正如我有幸对您说过的，待了三年。又怎么样呢？在那里，在国外，我依然是一个无独特可言的人。首先，不必说，我对欧洲本身、对欧洲的生活毫不理解，我不过是在德国本土听德国教授的讲课，读德国的书而已……也就是有这个差异。我像修道士似的过着孤独的生活；我与几个退伍中尉倒很投缘，他们也像我一样渴望知识，并为此而苦恼，不过他们的脑子却迟钝极了，又缺乏口才；我还结交从平扎省以及其他产粮省份来的几户人家，他们也都是些笨脑瓜；有时我上咖啡馆坐坐，有时看看杂志，晚上去剧院看看戏。我和当地的人很少来往，跟他们交谈似乎有些紧张，他们也没有，来看望我，除了两三个挺缠人的犹太裔的坏家伙，他们常跑来向我借钱，他们觉得容易骗。终于有一个奇异的机会把我带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家里。事情是这样的：我上他那里报名听一门课，他忽然兴之所至邀请我去参加他家的晚会。这位教授有两个闺女，都二十七八岁了，零知道怎么都长得那样矮壮，鼻子可好看了，都有一头鬈发。浅蓝色的眼睛，红润的双手，白白的指甲，一个叫林亨，另一个叫明亨。我开始常到这位教授家里去。应该说，这位教授并不算笨，可似乎受过点精神创伤：讲起课来有条有理，但在家里说话发音不清，而且老把眼镜架在额门上；不过他是一个顶有学问的人……后来怎么样呢？我忽然觉得我爱上了林亨，整整六个月里我都有这样的感觉。我跟她说话的确很少，主要是凝神瞧着她；可是我常常给她朗读各种动人的作品，偷偷地握她的手，晚间与她在一起幻想、凝望着月亮，或者只是抬头仰望。她煮咖啡可拿手啦……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可有一点让我发窘：就在这种所谓难以形容的幸福时刻，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心口发疼，胃里掠过一阵阵又闷又冷的颤抖。我终于受不了这样的幸福而逃跑了。这以后我还在国外待了整整两年：我到过意大利，在罗马观赏过《基督变容》又在佛罗伦萨欣赏过维纳斯雕像；我突然感到欣喜若狂，像中了邪似的；每天晚上我就写诗，记起记；总之，我做得跟大家一样。可您瞧，就这么容易地成了独特的人了。比如，我对绘画和雕塑一窍不通……我对这一点是会直言不讳的……不，怎么可以呢！得找个导游，去看看壁画……”　
　　他又垂下头，又摘下睡帽。　
　　“终于我回国了，”他以疲惫的声音继续说，“我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国外时我多半是沉默寡言的，可是在这里我突然变得El齿伶俐，能说会道了，同时，不知为什么觉得飘飘然，自以为了不起。有一些谦卑的人几乎把我看成天才，女士们兴趣盎然地听我高谈阔论；可是我不善于高高地保持自己的声望。有一天早晨，传出了一种中伤我的流言蜚语（是哪个家伙瞎编的，我无从知道，也许是某个男性的老处女干的，这样的老处女在莫斯科可多了），流言一出，就像草莓似的分蘖抽须。我被缠进去了，我想跳出来，扯断这些缠在身上的线——可谈何容易呀……我只好一走了之。您看，我在这种事情上就显得糊涂；我本应该泰然地等待这种攻击过去，就像得了荨麻疹一样，忍一阵就会过去的，那些谦卑的人就会张开怀抱重新欢迎我的，那些女士们又会笑吟吟地倾听我的高论……可糟糕的是，我不是个独特古怪的人。要知道，我的良心忽然苏醒了：我不好意思再胡说八道，没完没了地胡说八道，昨天在阿尔巴特街，今天在特鲁巴街，明天在西夫采夫一弗拉日街，说来道去老是这一套……要是有人就要听这一套呢？那您就瞧瞧这一场面上的那些真正的斗士吧：他们对这个满不在乎；相反，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有的人就靠那不烂之舌混J二十年，而且总是说的老一套……这就表明他们有自信心和自尊心！我也有过自尊心，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失掉……我又要说．坏就坏在我不是一个独特古怪的人，我老停在不好也不坏的中间状态。造化应该要么给予我更强的自尊心，要么半点不给。但在开头那些日…T…里．，我的确一筹莫展；再说旅居国外时把财产已耗个精光，要我跟一个年轻而身子骨已软得像果子冻的商人女子成亲我又不愿意，于是我便远远地躲到自己的村子里去了。，，他又瞟了我一眼，补充说，“至于对乡村生活的初期感受、大自然的美、孤独生活中清幽的魅力等等，我可以略而不谈了吧……”　
　　“好的，好的，”我回答说。　
　　“况且，”他继续说，“这些全是瞎说，至劣我的感触是这样。我在乡下感到很无聊，像一只被关起来的小狗：虽然，说实话，春天里我在回家路上头一次经过那片熟悉的白桦树林的时候，我的脑袋都晕了，心里由于产生模模糊糊的甜蜜蜜的希望而怦怦地跳。但是您知道，这种模模糊糊的希望是永远实现不了的，相反，你所不希望出现的事却都来了，比如，兽疫啦、欠租啦、拍卖啦，等等等等。我依靠总管雅科夫的协助一天天地凑合着混日；雅科夫是接替原先的管家的，到后来他也大捞起油水，如果说他捞得不比前任的多，那至少也是一样，再说他那双涂柏油的长统靴的气味还毒害我的健康呢。有一次我想起了邻村的一户相识的人家——一个退伍，上校的夫人和她两个闺女，于是便吩咐备车，前去拜访。这一天应该是值得我永远纪念的日子，因为六个月过后，我就同上校夫人的第二个女儿结婚了……　
　　讲述者低下了头，把两手往上一举。　
　　“不过，”他很激动地往下说，“我不愿让您对这位已故世的女人有不好的看法。不愿这样！她是一个顶高尚顶善良的人，一个懂得爱的、能做出任何牺牲的人；不过我您之间应当说实话，假如我不是不幸地失去了她，我今天大概就不能在这里跟您聊天了，因为我家库棚里的木梁至今还在，我好几次想在那里悬梁自尽呢！”“有些梨子，”他稍微沉默了一会又说起来，“要在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问，所谓真正的味道才出得来；我的亡妻看来也是属于这一类的造物吧。只有到现在我才为她说句完全公道的话。只有到现在，比如说，我回想起结婚之前与她一起度过的那些黄昏，不仅不会引起我丝毫的痛苦，相反，会使我感动得几乎掉泪。她们的家境不算富裕；她们的房子也旧得很，是木结构的，但很舒适，它是建筑在一座山上，坐落在荒芜了的花园和杂草丛生的院子之间。山下有一条河，透过茂密的树叶，可隐约看见河水。一个大凉台从房子通向花园，凉台前有一椭圆形花坛，开满了蔷薇，艳丽夺目。花坛的两端各有两棵金合欢，已故的主人在它们还稚嫩的时候就将其盘成螺旋状。稍远处，在无人照管的野生马林果树丛里有一个亭子，亭子里边已精心装饰过了，可外部已经破旧不堪，瞧起来都感到可怕。凉台上有一扇玻璃门通往客厅；客厅里好奇的人可以看到的是：各个屋角都砌有磁砖炉子，右面有一架寒酸的钢琴，上边堆放着手抄的乐谱；一张长沙发，罩着带白色花纹的褪了色的浅蓝色花缎；一张圆桌；两个摆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瓷器玩具和琉璃球玩具的陈列架；墙上挂有一幅著名的肖像画，画着一个浅黄发少女，胸前抱着一只鸽子，举目仰望；桌上摆有一个插着鲜蔷薇花的花瓶……您看，我描述得多么细致。我的爱情的整个悲喜剧就是耷这个客厅里，在这个凉台上演出的。这位上校夫人是个厉害的婆娘，说话时喉头老发出凶狠的嘶哑声，显得蛮横，爱挑眼；两个女儿中有一个叫薇拉，跟普通的县城小姐没什么不一样，另一个叫索菲娅，我爱上的就是索菲娅。姐妹俩另有一个房间，那是她们的共同卧室，室内有两张单人木床，有淡黄色的纪念册，有木犀草，有用铅笔画得很差的男女朋友的肖像画（其中一位先生显得神采奕奕，很引人注目，其签名更显刚劲有力，他年轻时曾被寄以厚望，可到头来跟我们大家一样——一事无成），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德文书、干枯了的花冠以及其他一些纪念品。而这个房I〃1我很少进去，也不喜欢进去，因为在那里我不知为什么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