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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经典著作:黄仁宇全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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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传的不算，而是要下至各乡邑，全部出诸遗传，全部成为私人家业，而且这样以私为公，以公为私的办法，并非短时间的违法，而是长期间的合法才算是封建制度。也就是要做到《左传》里所说：“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才算发扬了封建精神，以致全民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都有尊卑上下的序次。所以封建（feudalism）必有“次层封建”（subin…feudation）。（3）武士传统（warrior tradition）。根据以上所述，全民都在一个金字塔的形式下保持其固定的身份，则其社会组织，已近于军事机构。武士的活跃，是为必然趋势。这种武士身份，有其社会价值，并非普通的职业军人，也无平时与战时的区别中国在先秦，毫无重文轻武现象。“军事部分不仅在政治机构中被尊重，而且认为有高度价值。”见于Frank ，“Phases and Modes of bat in Early China”，Chinese Ways in （Cambridge；Massachuetts；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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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3）
基于以上三个条件，中国历史之可以称为封建社会的阶段，至为短暂。卜德教授认为古代商周之间为一个封建阶段，魏晋南北朝间又为一个封建阶段同28页注①，。还有人认为他引用这名词过于广泛。因为汉末统一的帝国已不存在，只有天下分裂，动荡期间，不成其为制度也。
所以将汉、隋、唐等统一的大帝国，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相比，已属不伦不类。而中国固有的名词，“封建”亦与“郡县”对峙。前者出诸遗传，着重地方分权；后者则凡人事派遣任免，全不受遗传之限制，完全出于中央集权。称郡县制为封建，更是滥用名词。
至于明朝，中央集权已登峰造极，重文轻武，也史无畴匹，而且除皇位之外，凡遗传之官职则无实际之权责，有权责之官职则不遗传，可谓与以上三个条件，完全相反。即明儒顾炎武之《郡县论》也称当日政治制度，放弃封建精神过多，矫枉过正，不合实际顾炎武曰：“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又曰：“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以上见《亭林文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6。顾之反对矫枉过正，由杨联陞简单地介绍于英文读者。见Yang，Lienshe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in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Hucker（NY。；1969），p10。。而今人三百多年后，仍称朱明王朝为封建，是即以皇位继承为封建。如此则今日英国，尚未脱离feudal system矣。滥用名词，容易改变观感，发生错觉。笔者所专攻者为明代史，最近十余年来，发觉中外著作，滥指朱明为封建，以致引用史籍，不假思考，以讹传讹之处，重见叠出。姑举二三例如次：
万历帝朱翊钧中年之后荒惰成性，最为现代学者指斥为封建威权的代表。1599年，他因为三个皇子的婚礼，手令户部进银二千四百万两，作为大礼及采办珠宝的费用，与以上所述公众事宜成为私人产业的条件符合，被研究明史的专家，研究货币金融的专家，以及为专题论文的作者引用，不止一端认为此二千四百万两白银业经万历使用者，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武汉，1957），页13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4），页463；龚化龙，《明代采矿的发达和流毒》，（《明代经济》，包遵彭编，台北，1968），页127。类似者尚多，也有记入西文资料中者。。其实当时户部每年的收入，以白银在北京收受者，不过四百万两左右。这二千四百万两数目之庞大，即有蹊跷。如果读者细阅《明史·沈一贯传》，即可见：“时国本未定，廷臣争十余年不决。皇长子年十八，诸请册立冠礼者益迫。帝责户部进银二千四百万为册立分封诸典礼费以困之”《明史》（中华书局1974标点本），。。其故事重点在“以困之”三个字。当时户部无此庞大之款项，万历亦无意动用此庞大之款项。只是廷臣一定要他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自己属意皇三子朱常洵），他就要廷臣进银二千四百万两作为要挟。站在廷臣这一方面的，还有户部尚书杨俊民，接到皇帝手令日内，死于任所。廷臣报告皇帝，即称“本官亦因之而毙”《神宗实录》（台北，1966影印本），页6207。。可见问题在于君臣不和，而非罄国库数年收入为皇室一朝花费。此白银亦未缴拨。
后来万历屈于众议，立常洛为太子，常洵被封为“福王”，建藩府于洛阳。皇帝手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拨田四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四万顷为田四百万亩，为数千万人民衣食的来源，其拨为一人家业，确有封建制度的趋向。如果此事属实，则若干历史家称明代为封建，不容置辩。
可是福王如领有此庞大的产业，势必按照封建制度的办法，将其领域实行“次层封建”，裂土封茅地给予亲信掌握，并以遗传的方式，使巡视庄园者即为武士，才能永保无虞。事既如此，则私人财产以私人军队巡卫。李自成造反时，福王麾下必有组织的抵抗，决不会无声无响，束手就擒。至此事已可疑。
因此研究明史者，又必追索原始资料，访查真迹。其实万历指派四万顷，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万历自己就减为二万顷，为原索之半。而福王也再三“推辞”。而真正的问题，又不在田土，而是佃金。缘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以后数世纪后，开垦之地称为“白地”，其主权常有问题。地方官斟察之后抽税若干，既未并于一般田赋，也难说是官田的租金。山东亦因黄河改道，淹没后又变为干地而开垦的田土，情形亦复类是。湖广地形变化，开垦更多。昔日湖沼成为“圩田”；以前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增进为良田的形势笔者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pp107…108；254。。根据不完全史料，可以看出这些土地的税收，纵未全部饱地方官之私囊，也未完全公开交代。皇帝也不直说，而总是漫天要价，责成这三省官员，在他们出进之间，每年以银四万六千两交福王，以作王府用度。各官员口称无田时，福王派人在河南侦查与地方冲突，事诚有之。但是将十多个县份的田土，划为一人的产业接管，则技术上亦不可能。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承认每年缴银三千六百五十九两。因之笔者估计，福王掌握极少数田土之外，所谓庄田，实为现金津贴，年入不过两万两《神宗实录》，页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此实情亦摘录于笔者所著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New Haven；Conn1981），中文版为《万历十五年》（台北，食货，1985）。。虽说数目浩大，和四百万亩的田地比较，则不可同日而语矣。
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4）
又崇祯时堵允锡奏疏称：湖广之“长（沙）善（化）两邑，旧额百万亩，今入藩封者，且七八十万亩”。今日仍有人摘此作为明代为封建社会的例证1979年冬，笔者见傅衣凌先生的《明清土地所有制论纲》排版，页25，38，仍有这段记载。特与友人James Geiss君造访傅先生于旅舍，告知本页注③情事，但不知《论纲》出版时曾修正否。。其实堵允锡所称亩数，全无实据。日本学者清水泰次终身研究明代土地制度。他在1928年即作文指出事不可能，堵信口开河，“无数字观念”清水泰次，《投献考》，载在《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东京，1968），页404。原文登载于1928年7月，《东亚经济研究》，12卷3号。亦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又如两县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割占为庄田，又有王府旗校巡逻征税，则满清入主，势必有极大的冲突，此亦与实际情形不符。
以上三数事，即可以看出不顾客观条件，只从原始资料断章取义的摘录若干文句，无学术价值。因其只能对当日的事实真相，作无实际贡献的参和，以表白作文者本人说有根据。而其实将16世纪白银流通状态，土地占有情形，地方官之行政效率，皇帝与廷臣的关系全部混淆，使以后治史者，不知如何下手。其所褒贬，倒与今人无关。只是旧社会的弱点，今日亟需避免及改革之处，则因此名词错用，以讹传讹，反被掩饰。
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非仅官僚作风。既称主义则必有思想上及信仰上的凭借。笔者根据李老著作及谈吐，综录这些思想上的因素，约有下列数端：（1）官僚主义自视自然法规，业已被其网罗无余。如以“褒贬”写历史，作为千古定论，墨守“原始的假说”，即出于这种自满的成分。和古希腊思想家认为自然法规，须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发现，才能不断地展开，迥然不同。（2）与中国君主制度不能分离。中国君主制度带有宗教色彩，和欧美的“政教分离”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称皇帝的文书为“圣旨”，皇帝的面目为“天颜”，发言则为“玉音”。也就是假借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做人间组织的主宰。因之君臣务必合作，融和为一体。强有力的君主，以官僚为其工具；柔弱的君主，则成为群臣的工具而不能自拔。因其如此，文官组织的权威，才有道德的陪衬，官僚的措施，也不容辩驳，相当于自然法规。（以上万历与群臣不协，才成为朝代的危机，以致两败俱伤。）（3）此种制度施行时，必借力于思想上假设的成分。例如十岁儿童的皇帝，被耆老重臣称为“君父”，在明朝亦不设摄政。皇帝为愚顽，群臣仍称之为睿智，皇帝为暴虐，群臣仍称之为慈爱。这也就是说：理想的至美至善，尽力使之可能，如真不可能时，则假设其为可能。有时宁可在实质上打折扣，而不放弃其形式。甚至以仪礼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实质。（4）这制度总以上级的理想为准则，不以下级实际情形为准则。如实施困难，则由上级向下级施加压力。因之其整个制度上不尽不实之处，通常经年累月，积滞于下端。其最需要发生作用的地方，反成为顶不实际的地方。有时整个制度因之崩坏。传统历史家，惯称这局势为“腐化”。其实所列举证据，多无关大局。有时所列者实为结果，而非原因。其主因则系本身机构设计欠周全，环境变化，上层无法继续以压力强迫其下级，掩饰其组织上不合理之处。（5）基于以上条件，中国官僚主义有其独占性。因在思想上这种制度声称“天无二日”，亦即是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不容第二者为表率。而其行政效率，也无力与较为合理的机构竞争。因其要保持其“非竞争性”（non…petitive）的立场，总是希望能闭关自守，如禁止人民出国，对外接触则以外夷进贡的方式管制都是见费正清John 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3）。。甚至永乐帝朱棣，以遣派郑和下西洋闻名，早在1404年已经通令民间之海船，全部改造为平头船，以防止其泛海《太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498，参见《太宗实录》，页0149。，都不出这种闭关自守的姿态。也即是其心理上为内向（introvert）。
中国官僚主义在对付此际问题时，起先已产生两种弱点。其一是思想上带有宗教色彩，先有唯心趋向。其二则其理想行不通，不能在立法上针对下层实况改革。而自称“体”与“用”不同，承认不合体制为当然；亦即是姑息违法。今日中国仍有此现象的遗型，是为传统习惯作祟，与社会主义无关。
以上所述，抽象的辞句为多。必须举出例证，以实际情形阐述，才能得其真髓。笔者在阅读《明实录》时，发现《太宗实录》内年终统计数字，可以解释前说官僚主义的真相，并可以揭露统计数字在明代史料中的实际意义。和以上理论陪衬，尤足将李老博士的见解，广泛介绍于一般读者。
《明实录》为朱明王朝根据原始资料撰集。明朝十六个皇帝，除建文帝朱允炆，景泰帝朱祁钰，被后来继位的皇帝视为非法，无庙号也无实录外（他们朝中的事迹则附录于继任的实录中），最后的皇帝崇祯朱由检，身死国亡，也无实录。其他十三个皇帝，共产生了十三部实录，合称《明实录》。现在通行的台北版，共一百三十三册。如稍为留心地阅看，即需要两年半以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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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5）
实录的撰修人虽想保持前后一贯的作风，这事实上无法办到。除以上所综叙的官僚主义思想在这一百三十三册文献中表现无余外，各部实录叙事有详简，着眼也有差异。有如初期以极严峻的态度，组织其帝国，中期以后，行政多显捉襟见肘的状态，作史者概须自圆其说，即不能贯彻始终。
实录内引用行政上统计数字，也因官僚主义的关系，前后不一贯，取舍无定则。例如《太祖实录》列有1381年及1391年全国耕地的面积，当系造《黄册》时的统计数目。此后各朝实录，即未继续。又例如全国军屯在1487年至1504年间，所记载的屯粮，每年都不出2 700 000石左右。而1505年至1518年前后十四年，则每年都是1 040 158石。七位数字，毫无增减。自1519年后即或记或不记；至1571年后即不再记。而自1522年至1571年间前后五十年，每年数目都在3 700 000石上下；而1567年一年，则只有1 800 000石全部数字表列于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1965），页215~216。摘录于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其所记载含糊不明之处也很多。例如明代所铸铜钱，较各朝为少，较北宋为远甚。全汉升先生估计，全明铸钱“一共不过千把万贯”。本文作者估计只有八百万贯左右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页364。笔者《从〈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7∶1（1974），页135。现收入本书，见页1~32。。而《世宗实录》则称1533年皇帝“谕工部铸洪武至正德纪元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嘉靖纪元号一千万锭”《世宗实录》（台北，1965影印本），7063。。而《明史》及《大明会典》，又针对上文注释：“每锭五千文”《大明会典》（台北影印，1957年司礼监本），1949《明史》。。按1 000文为一贯，则上述共9 500万贯。亦即嘉靖帝朱厚熜一年一次之内，发令铸钱数量，超过以上估计朱明王朝276年前后所铸10倍以上。其不可能已经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指出《中国货币史》，页426，444。。笔者更可加注，如此浩大的铸钱，其成本则为当时北京现款收入20年的数量。而当日铸钱的厂局，也必扩充到100倍以上，成年工作，才能达到所述的数量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然笔者作此文的目的，也不是劝说读者，将所有数字，全部视为具文。而是指出统计数字间表现其官僚作风之处，官僚作风追根到底则起源于官僚主义。因此证实李老博士所称有根据；而不是对前人所措施令人不如意之处，滥称其为“主义”了事。
朱棣于1402年取其侄朱允炆之帝位而代之。自1403年称永乐元年，至1424年去世，是为永乐二十二年。除最后一年之记录列于《仁宗实录》外，其他二十一年的年终数字统计见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见《太宗实录》，页0488，0637，0743，0898，1027，1149，1301，1426，1554，1651，1723，1812，1907，1974，2051，2117，2182，2244，2300，2363，2421，及《仁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193。。是《明实录》中形式上最为详尽，而形式上最为前后连贯的一套统计。兹将其中最重要的七项数字列表检讨如下，以追溯其来源与出典。
（A）赋税粮《太宗实录》中最重要的数字，为“赋税粮”。其单位为“石”，米麦不分。永乐朝内，其记录通常保持在3 100万石至3 300万石之间。特别的例外为1407年，为数不及3 000万石，1412年超过3 400万石，1419年的数目则在《太宗实录》的原始抄本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本作22 248 673石；另一本作22 428 673石。虽其第三位与第四位数字次序排列不同，两者都较前后各年之3 000万以上的数字相差极大。
图表一永乐年间
赋税粮数额
（单位：百万石）按：其实“赋税粮”系中央政府向各省府州县摊派之数额，理不应如此骤增骤减。学者考究之余，认为1419年之低额，应系抄写错误。其原始抄本即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可能由于档案上字迹模糊，而抄本的校对未精，更无话说。所以多数日本学者，在和田清博士领导下集体作《明史食货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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