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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经典著作:黄仁宇全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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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中所叙之客商，无一人携眷经商。生活裕如之客商，则在客处娶妾。《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之薛婆称：“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当家，把家当客”，即指此种趋向。《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有诗一首，开句云：“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因此杨亦在漳州另娶。
三、坐商（1）
坐商多由客商起家。《钱秀才错占凤凰俦》（《恒》）中之高赞，即为一例。此人“少年惯走江湖，贩卖粮食，后来家道殷实了，开起两个解库，托有四个伙计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
经常坐商不兼做客商，因两者经营，均须亲身预闻，坐商即不领琐务，亦须密切监视。《刘小官雌雄兄弟》（《恒》）中之刘方、刘奇在河西务开有布店。河西务为运河北段商业重镇，此布店当代表一般情形。但业主因店务忙迫，竟不结婚成家，以便专心照管。刘奇云：“我与兄方在壮年，正好经营生理，何暇去谋他事？”又《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明》）托称为宋朝事。新桥巨富吴防御开了个丝绵店，又在五里外灰桥设有分店，势必令子吴山照管。“吴山每日早晨到铺中卖货，天晚回家。”他曾对金奴云：“父母止生得我一身，家中收丝放债，新桥上出名的财主，此间门前铺子，是我自家开的。”此铺店虽有主管一人专理买卖出入，吴山仍须“逐日将卖丝银子账来算”。
明代商人除盐商及木商外，罕有批发商。因坐商既不往出产处收购物资，对收购物资之客商又无所统治，则其经营必仍以零星收购零星贩卖为原则。前述盛泽镇绸店，客商则“蜂攒蚁集，挨挤不开”，机户则“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则经营绸店者势无批发之可能。上段所叙吴山为当地巨富，但其对主管云：“我入城收拾机户赊账，回来算你日逐卖账。”则其所收丝，仍系零星卖与生产者，或以赊账方式而附行高利贷。此与其他文件记载之情形吻合。如松江之纺纱者，“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日复抱纱以出” 原载《图书集成·职方典》松江部。《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页224。。又张瀚为1535年进士，后任吏部尚书，其叙述彼祖先在15世纪及16世纪之交以织丝致富，常被若干学者摘录为资本主义萌芽之例证。其实其原文云：“购机一张，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五之一。积两月，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原载《松窗梦语》，卷6。《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页36。张瀚既以家境富裕而入仕途，其所叙商人，则又与小生产者机户直接接触，商业经营仍不出传统方式，即织即卖，全部重点为现金交易，无资本主义象征。
《三言》故事中，罕有提及客商所购物资出售于消费地坐商之详情。但其略有提示者，如前称之阿寄贩漆于苏州及杭州，南昌布商之贩布于赣州石城县，及吕玉之贩布于山西，均以零星出卖为主，暗示当地坐商，亦以极为紧缩之资本，逐日经营，无力大规模收购囤集，以掌握市场。兹项情形，与吾人所知之明代商业习惯相符。因消费地之坐商，逐渐成为批发商，则必管制客商之携货入境者，或放债于后者，或投资而互为契约。若真如此，则商业组织及商业资本必为改观，结果为资金集中，一方面坐商之数目减小而其经营范围扩大，一方面客商失去其独立性而成为坐商之雇员。此情形继续发展，商业资本终必投资于生产。但此诸条件始终未能在中国传统社会成熟，亦即坐商未能蜕变为批发商，以促进资本主义之形成。
明代坐商之资金欠集中，亦可于商税规制中窥及，如北新关在杭州城市内外课税于各行商，至17世纪之初，其所课者为“区船一千二百余只，行户三千五百余名，每名季钞少者仅二三十贯”《北新关志》，摘录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册32。。如批发贸易发达，则其税收无待于针对零售商行，有如前述。又户部尚书赵世卿于1602年呈万历帝之奏疏，称税使四出，商人避税歇业。文内称河西务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临清关往年伙商三十八人，今独存两人。临清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神宗实录》，页7073。。文中称布店、缎店及杂货店，当系零售商无疑。其店数之多，亦显系其业务非批发。如尚有批发商在此缕述店数之外，则增进商税当应从批发商着眼，零售商数目之多寡与税收数量无关宏旨，户部尚书之呈奏仍计算后者为文不对题。
又前述陈继儒之《布税议》，在叙述“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之余，续称：“其近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出长江之口，径楚蜀，而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国，以芜关为绾毂。是皆孔道要津，布商麇集，舟车负载，昼夜驰骛而不息，此天下之大命脉也。”除提供清源及芜湖为南北交通孔道外，亦未指称二处有批发商。
坐商之资本扩大时，多转业典当，因其获利多而冒险性小。《金令史美婢酬秀童》（《通》）中之张皮雀斥典当铺主：“你自开解库，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兼将解下的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又凡质物值钱者才足了年数，就假托变卖过了，不准赎取，如此刻薄贫户，以致肥饶。”其实全文为典当业一般经营之常态，非一人一店之贪酷情形。
《三言》中称典当业业务发达之情形，前后不绝。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恒》）中之张俊卿为宋代开封府“万万贯财主”，此人“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质库”。一般人士向典当铺质典及购买已绝赎之物品，亦为常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通》）中之李公子，“在院中嫖得衣衫蓝缕，银子到手，未免在解库中取赎几件穿着。”《张廷秀逃生救父》（《恒》）叙一木匠，因荒年失去主顾，“将平日积些小本钱，看看用尽，连衣服都解当来吃在肚里。”《卖油郎独占花魁》（《恒》）中之秦郎嫖妓前，“到典铺里买了一件现成半新半旧的绸衣。”则典当铺除将坐商资本吸收于非正常商业及不生产之高利贷外，亦束缚生产。因其为半新半旧之物资开设销路，即减少新绸新衣之市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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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坐商（2）
牙商为明代商业中不可或缺之成分，已在文中提及，其业务亦在前节叙客商时阐明。根据明代法令，牙行埠头，为官厅所承派，不仅为买卖之中介，并因其住址固定，足以负责客商及船户之行止。《明户律》云：“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大明会典》，卷164。。此显为明初法令，在明末未能全部实行，除政府之管制盐商及进出口商，尚采用此原则如广州在16世纪通商时，海道副使汪柏设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册44。关于盐商，详藤井宏《明代盐商の一考察》，《史学杂志》，54之5，6，7号（1943）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220…221。外，一般商业，似未能如此管制。16世纪管理北新关商税之一主事云：“行户四散，或居山僻之乡，”是以促其纳税不易，其建议为：“市镇在百里内，许牙行不时告认，其余属地方，一切停罢。”所称牙行散居乡间，亦与《三言》所叙符合。傅衣凌认为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如明清松江之布，均系农村女工所产，限制手工业脱离农业副业而独立《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1956），页31。。其实商业亦被此农业副业所吸引，而进出于乡村间，其结果为迟滞银行业务信用贷款之发展，因乡间交易，其往来均为单元，毋须拨兑划账也。
《三言》中之牙商，对客商言为“主人”。两者间之关系除商业外，尚有超经济之情谊。如客商患病，牙商之为主人，通常加以照顾。蒋兴哥之能在广东重理祖业者，亦因当地牙商顾全其父祖之交谊。是以蒋一到当地，“旧时相识都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明律又定牙商不得操纵市场，尤须平定价格《大明会典》，卷164。。《三言》中无资料证实此规定已全部遵守，但亦未显示其已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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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业组织及商业资本（1）
商人之互相合作，共同经营之情形已屡见不鲜，但始终无发展为股份公司取得财团法人地位之趋向。客商之合作，始自二人合同经营。《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所称，“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贷，一人在庐州发货讨账，一来一去，不致担误了生理，甚为两便。”即为此形态。唯其成功，全赖彼此信用，公诚无欺。张胜与李英之能相处九年，端在“两边买价，毫厘不欺。”但亦因此之故，其结构不易扩大，其结果亦难持久。
二人共同经营，一人为业主一人为从属之方式亦有之。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云：“第五年又去做经纪，何期中途遇了个大本钱的布商，谈论之间，知道吕玉买卖中通透，拉他同往山西脱货，就带绒货转来发卖，于中有些用钱相谢。”虽其全文不详，但此吕玉实系大本钱布商之所雇，唯其可能尚在雇员身份外，保持其小本经营之活动，因吕玉单独为客商，亦有四年，其资本亦未亏折，于理不致完全放弃其本身事业也。故事之所未提及者，则吕玉与此布商系共同旅行，沿途襄助，或系分处两地，有如张胜、李英之合作。揣测当日贸易，无固定法度，非亲历考察，无法管制，其业主既为大商，则吕玉恐为同道共行襄理之机会为多。
《三言》未提及两人以上之商业组织，且仍以客商单独经营之事迹为多。住商虽可雇有经理，亦须逐日查考账目，有如前叙。其为经理者，身份极低，依随主人，有如家人，仅略胜于奴仆。《小夫人金钱赠年少》（《通》）叙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家有十万家财，用两个主管经营。其中一人李庆任事已三十余年，一人张胜（与上段之张胜为两人）本身已任事十余年，其父亦为员外主管二十余年。两人“一饮一啄皆出员外，举家衣食皆出员外所赐。”两人不仅每日晚间将账目送员外核算，又轮流在店值宿，团此亦负责店内物货之安全。
《白娘子水镇雷峰塔》（《通》）所述李克用药铺，亦有两个主管。白娘子曾云：“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贱之事，不如自开一个生药铺。”其所以认为下贱者，必系以基本书算，机械地为人服役，银钱出入，稽考又严，无从在营业上决断。因其依人成事，其待遇亦菲薄，否则为主管者三十余年，甚至父子相继，应当获得其独立营业之机缘。
以上各点，与小说外之资料符合。万历时出版之《算法统宗》，为当日书算之教科书，其《卷二，差分》章有云：假如今有元、亨、利、贞四人，合本经营，元出本银二十两，亨出本银三十两，利出本银四十两，贞出本银五十两，共本一百四十两，至年终共得到银七十两，问各该利银若干？其合资经营，人数甚少，本金亦系小规模，年终得利，势必瓜分，为当日营业之常态。同书又出习题：假如今有赵、钱、孙、李四人合商，前后付出本银，赵一于甲子年正月初九日，付银三十两，钱二于乙丑年四月十五日付出本银五十两，孙三于丙寅年八月十八日付出本银七十两，李四于丁卯年十月二十七日，付出本银九十两，四本共银二百四十两，至戊辰年终，共得利银一百二十两，问各该利银若干摘录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22。？题中所述商业组织，已略具现代股份公司之雏形，但其商业关系不能脱离人身成分，因之其范围有限制，共同投资者全赖彼此熟识，互相信赖，而无法将事业盈亏，托第三者代管，使所有权与事业之经理相分离，因之既得相当丰厚之利润，必致分析其所得，有如上题所示。
《三言》中有叙商人资产已相当可观，而其经理仍不出户外者。如《乔彦杰一妾破家》称为宋代故事，其主角乔俊，本身为客商，但令仆人赛儿“开张酒店，雇一个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钱钞一应事务，不在话下。”又为他人做主管者，尚多因亲戚关系而获得其职位。《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他爹曾开生药店，自幼父母双亡，却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夜间在姐夫家安歇。”此亦为当日实情。藤井宏论新安商人，称其以“血族乡党的结合关系为基础”，参事经营者为“竖子、苍头、家丁、世仆”之辈《新安商人の研究》，《东洋学报》36之1至4号（1954）。。其类似情形，亦见于山西商人。如山西蒲州商人王某，“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又陕西商人高陵县王克伦，“其族能任买者，与之本钱，不问子钱，凡数十人，皆以赀雄于楚、蜀间”均摘录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269。。休宁歙县之商人（即新安商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其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者亦至数十家焉”《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75。。此即Weber所谓“父族社会之官僚组织”（patriarchal bureaucracy）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New York，1964，paperback ed。），pp90 ff，其所以有此组织者，则因其无纯经济利益，非人身关系之组织，其资本增大时，不得已而借力于血缘关系维持。但此种习惯在长期中阻碍商业之发展，因血缘关系不能经常与纯经济利益相始终，其任事者为“亲戚知交”，则虽无效能亦不便辞退，其商业利益，必须“能活千家百家”，则投资者道德义务，可能超过其经济利益，此亦甚有可能为其放弃商业，改变为官僚地主之一大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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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业组织及商业资本（2）
明末之巨商，多为盐商，但因食盐由官厅专卖，其能在此间牟利者，多为官僚资本，亦即家庭身份中，官商不分，或以资金转送权要，获得特殊机缘，卒获巨利有如藤井宏《占窝の意义及起源》，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1962），页551~576。。此种特权商人，不能代表一般商人，因其活动，纯赖政治背景，而无关于经济组织。又当日纵有少数商人，握有雄赀，有意革新业务，提高商人地位，此宏愿亦甚难达到。因商业机构及商业习惯，必须通过社会背景，为举国一致之趋势。数人或数十人之规划，与一般习惯相违，又无下层商人及店贩之支持，必鲜成功之望。何炳棣研究清代盐商，发现其积资最高者达百万两，其趋向仍为利用其资金捐官，令子弟读书入仕，延揽学者，购置古玩书籍，其下者恣意挥霍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1962）。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亦即过大之资本，无商业之出路。无限制之资本扩充，在传统中国为不可能。
《三言》中称商人资本雄厚者，为张士廉，“家有十万赀财”；为周将仕，其一夜典当库金珠细软物件失踪者，值“四五千贯”；为乔俊，有“三五万资本”；为张俊卿，为“万万贯财主”。其他所叙均系小本商人，本银数十两或二百三百两。此甚有可能为当日一般情形，亦即极少数之巨富外，中级商人不可多觏，而商人之中坚分子，仍为小商。其原因为大小商人之间，其资金无联系。大商人多依赖政治势力，小商人之业务，则限于本人亲身之所经营。且所谓大商人者，仍有化整为零之势，前述蒲州王某，高陵王克伦，均系以其资金分割，任用多数之客商，使其各尽其力牟利，而非结构为一庞大之商业组合。此亦因当日法律上及社会习惯上，未具备此分工合作，厘定其各人义务，保障其各人权利之客观条件。纵使有近代股份公司式之商业组织出现，亦必因无相似之机构为之定货发货垫借赊欠而失败。
明代商人间商业机构最发达者，为徽州商人，在明末“彼此间发展了汇兑业务的汇票制度”《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66~68。为山西商人，其经营情形，见于沈思孝之《晋录》，为研究中国近代商业者所必窥。其原文如下：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多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贷于人而道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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