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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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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来是丁玲的告别宴,却成了刘绍棠的告别宴——与《中国》,与丁玲,都画上一个句号。从此他再也没有来看过丁玲。但是刘绍棠后来始终对《中国》有较高的评价。他的好 友郑恩波在《刘绍棠全传》里写道:“在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共出版了18期,它给广大读者留下了堂堂正正的君子的印象。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容纳多种文学流 派。鼓励多种艺术风格竞赛,重视当代中外文学思潮评介,提倡推崇探索精神。这些当然是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功劳,不过,当时绍棠年富力强,承受了一般人不能承受的重担,这 也是需要提上一笔的。”这应该代表了刘绍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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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1)
编制和经费,始终是影响《中国》生存的两大难题。
  1985年1月21日下午4时,丁玲邀请中国作协党组的几位主要领导唐达成、王蒙、冯牧、杨子敏到家里来,专门商谈《中国》的编制、经费问题,并留他们在家里用晚餐。唐达成的 夫人马中行在日记中这样说:
  中午,丁玲来电话,要达成回来给她回个电话。……晚上了,我跟达成说:“快回个电话吧,老太太要发怒了。”达成说:“我刚回来嘛。”接着就给老太太挂电话。老太太先是 寒暄了几句,我听达成说:“我需要您的支持。”又说,“您是我的老领导,我永远不会忘记。”接着,老太太言归正传了,要请达成和王蒙去吃饭,在她家里,宽敞些,还可以多谈谈。达成说,《 中国》不管是申请开办的报告上还是对外宣称,一直是民办公助的口径,不要经费,不要编制,硬气得很。可一批下来,什么都要了。她强加给作协,因为作协要任命,怎么也不 会任命个80岁的老太太当主编。不是谁瞧不起她,是中央精神。达成说:“就是鸿门宴嘛。我真不想去,但老太太出面请,不去还不行。”
  达成、王蒙、冯牧、杨子敏应丁玲之邀去赴鸿门宴。吃香酥鸭,挺丰盛。要求要编制,要资金。出门时,丁玲欢迎他们再来。王蒙说:“饭好吃,诗难做。”①此后,丁玲为编制和经费问题,至少又给作协党组写过三次报告,时间分别是1985年的2月、4月和6月。前两次,是与舒群联署,第三次,是自己一人署名。
  1985年2月的报告说:
  现在,参加组稿、审稿、定稿及连带的事务工作的,除正、副主编外(他们年事较高,均在扶病创作中),有工作人员七名,内离休、退休干部各一名,兼职者一名,实际能全职 工作的只有四名。因此,当前急需解决、燃眉之急的困难是:
  (一)充实与健全编辑部和设立事务部门。参照北京市现有的几个大型文艺刊物和作协《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的工作情况和编制名额,考虑到刊物的近期发展,本着精简 节约、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中国》编辑部和相应的行政事务机构的编制名额,初步计划为二十至二十五名。
  (二)请批准开办费及八五年度的事业费。《中国》于八四年十二月中才从出版局领到期刊许可证,明确规定《中国》文学双月刊是作家协会所属机关刊物之一。当年制定开办费 及八五年度的经费预算,事实上已不可能。现在根据业务部门的有关规定,补报开办费及本年度的经费预算,请审核批准。
  (三)请批准建立相应的经营机构。在编好刊物的同时,拟请批转北京市工商局发给《中国》文学杂志社以营业执照。我们将在政策和法令允许的范围内,选编一些质量较好的读 物,发行合法期刊以及开展为作协会员的一些服务项目。杂志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丰补歉,逐步减少国家给刊物的拨款,配合改革的进程,尽快做到经费全部自给。
  4月13日的报告说:
  近来我们工作中人手严重不足的困难更加突出。现在编辑部编辑包括牛汉、冯夏熊(均是业余兼职)在内,仍只有五人,另有登记收发稿件、管理资料、跑印刷厂等借调来的两个 同志。这样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如果不马上补充五六个有业务能力的编辑,是很难办下去的。恳请党组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正式编制名额来不及批示前,临时准许我们先选调 或试用若干名额以应急。前次报告中的经费及其它问题,希望尽快得到批示。 。。

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2)
现在刊物已出版两期,社会上有各种反映。我们自己检查,认为仍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失误和缺点。我们将在党组领导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团结 ,改进工作。
  这两个报告都由陈明起草。68岁的陈明在《中国》没有任何职务,却是事必躬亲,而且全部是义务劳动,没有分文报酬。丁玲为办《中国》所写的每一个报告,每一封重要信件, 要么是出自陈明之手,要么经过了陈明仔细修改,他成了《中国》的高级秘书。
  5月13日,丁玲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陈明、牛汉是团员。6月2日下午回到北京。3日上午丁玲与曾克通电话,曾克说,编制和经费这两大难题,作协那边一点进展也没 有,一点消息也没有。担负出版发行的文化艺术出版社提意见了,说已经为《中国》垫了不少钱,要求给他们一些经济补偿。说来说去,还是个钱的问题,人的问题。
  6月12日上午,《中国》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为再次向党组汇报做准备。丁玲亲自主持,她说,《中国》创刊已经半年了,还是办得好的,有它的特色,我这次出去,有口皆碑 ,第一期上刘绍棠拉来的小说《四时》就很好,《党委书记》被《青海日报》转载了。大家都出了不少力,都很辛苦。但是还有问题,今天各方面都要讲彻底,出版问题、人员问 题、财务问题、发行问题,都要谈谈,把问题都摆出来,讲意见,提建议都可以。我们还要想办法找一点钱,为什么不可以登广告,何必那么清高呢?
  雷加第一个发言说,第三期应该在5月30日出版,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消息,出版社有意见。我们面临的困难,出版发行、稿源、内部团结,这三个问题是主要的。最困难的是出版发 行问题。现在对我们的刊物有两方面反映,一方面是正统的,说好,另一方面意见我们不容易听到。有人提出,对《党委书记》、《病理学的一课》、《背尸人》反映好,这是不 是就代表了我们的方向?
  牛汉说,丁玲同志对刊物是高估价,高瞻远瞩。昨天编辑部部分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尽管我们的问题很多,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绍棠、舒群同志的意见尽管很尖锐,但也是为 了把刊物办好。现在的主要问题,第一个是出版发行问题,很紧迫,第二个是人员问题,第三是刊物如何改革改进的问题。出版工作有一系列问题,文化艺术出版社有他们的困难 ,第一期、第二期大约拿出20万元,现在他们要一部分补贴,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考虑不全面,补贴问题没有及时答复,他们就消极了。我们这个刊物原来说是民办公助,现在是 隶属于作家协会,作协就应该帮助我们开办。
  丁玲说,这些问题还是要和作协谈,由我、曾克、牛汉去谈。曾克说,也要谈人员编制问题,全部的解决不了,可以先调三四个正式人员。牛汉说,现在编辑部正式编制只有杨桂 欣一个人,其他人在原单位有自己的工作,编辑部至少要15个人,编务行政要10个人。《人民文学》36个人,我们才要25个。冯夏熊说,有个小伙子写过中篇,愿意到这里来,我 们没有编制,最近让《当代》要去了。廖西岚主动说帮我们组稿,让我们去谈,可是派不出人来。我们几个人除了看稿,还要看作品,了解情况,这么熬也不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3)
丁玲总结说,一个是要人,一个是要钱,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
  三天之后,6月15日下午,《中国》向作协党组汇报工作,地点在丁玲家里。党组来了三个人:唐达成、杨子敏、邓友梅。《中国》方面有丁玲、牛汉、曾克参加。
  牛汉汇报说,编辑《中国》比原来想象得复杂。《中国》诞生就是个衰老的刊物,主编、副主编班子老化,投稿的也是老作家多,中青年作家讲究实惠,很多人是“看看再说”, 不大给我们稿子。《中国》一出现,人家就有看法,有些看法也有道理。现在《中国》拥有大量不知名的青年作者,有些人经过三五年培养是可以成名的,比如山西的田东照。我 们的班子不是一个工作班子,是个荣誉班子,有些人不干什么工作,还要横加干涉,所以编辑部工作很困难。绍棠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推荐的作品没有用,也有意见。我们现在 很困难,编辑人员太少,《中国作家》有后盾,我们没有。我们的规格应该与《人民文学》大体相同。现在需要党组帮助解决的,最重要的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钱的问题。我 70%的精力放在《中国》,却在《新文学史料》拿工资。
  丁玲插话说,有件事要说清楚。头两期只有牛汉和夏熊领着干,原来说是民办公助,拿来的编辑费除留公用外,按八个月劳动量,按多劳多得原则分配给编辑们,这样一个月有五 十几元,结果引起舒群发脾气。丁玲说这话,是因为舒群把编辑费问题反映到党组去了,她要当着党组书记唐达成的面解释清楚。
  牛汉接着说,应该定一下《中国》的编制,我们想搞二十五六个人,编辑要15个人,其余搞行政,不一定一下子进来,可以逐步来。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班子不行,主编副主编衰 老,因此编辑部的力量要加强。我们现在没有突破,读者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是纯文学刊物,阳春白雪,与群众有距离,要雅俗共赏。(丁玲插话:没有雅俗共赏,雅 俗共赏的结果就是俗!)钱的问题,我们是作家协会的刊物,开办费借了十万元,一个大型刊物至少要有两个月周转费二十万元。文化艺术出版社管印刷发行,刊物不赚钱,他们 情绪也低落了,第一期说盈利五千元,第二期说赔了,第三第四期就不愿干了。
  牛汉汇报完,丁玲说,这个刊物最好不要饿死。我个人很高兴饿死,那样我可以安心写文章去,可是对读者无法交代,对作协名声也不好。为什么作协有那么多刊物,唯独容不下 这个刊物呢?现在我们把问题摆出来,就是跟你们要人要钱,还请你们谈谈对《中国》的看法。官是我们自己封的,你们承认不承认?原来我们想搞民办公助,后来上面批下来, 是作协的刊物,强加给你们的,你们准备怎样对待,要有个明确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一、你们要不要这个刊物?二、怎么办这个刊物?这个领导班子不行,可以改组。现在我 们的评论界太不像话,想拉的人拼命捧,不想拉的人就打。我在中宣部开会批评了《绿化树》,也犯罪了?我不收回。有些人说什么保卫《绿化树》,作品有什么可以保卫的?我 实在厌倦在文坛里呆了。从30年代到现在,我是摸底的,正是因为我摸底,人家就讨厌我。《中国》可以改组,你们觉得谁好,都可以进来。牛汉是个好人,他可以留下来。 。。

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4)
牛汉说,邓友梅的思想不僵化,可以来办刊物。我们明年改成月刊,现在双月刊定价一块六,太贵。陈明说,现在的问题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向我们刊物要补贴,给不给?
  丁玲打断他们的话说:你们扯得太远了,现在是作家协会承认不承认这个刊物,给不给人,给不给钱?她两个眼睛直视着唐达成,唐达成只得开口了。他说,这个刊物有点先天不 足,你既然批了作协可以办两个大型刊物,就应该连同编制、经费一起批,但是都没有解决。我向中宣部提过意见,贺敬之同志说解决不了。我们也去编制委员会争取过,可现在 工资改革,编制冻结。开办经费上级也没有给,我们临时借了十万元给《中国》。我觉得这些问题个人是解决不了的,请你们写成书面报告,提到党组讨论一下。杨子敏说,各位 的心情我是理解的,那么大一个刊物,没有人,没有钱怎么办?我们也非常苦恼。
  汇报会么,只是汇报,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还得要起草报告!这一次,苦差事派给了王中忱,他写好后陈明与曾克又做了修改,6月22日,以丁玲署名的报告交给了作协党组和作协书记处。这是就编制和经费问题给作协的第 三份报告,也是由丁玲一个人署名的第一份报告。
  在财力人力方面,《中国》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困难。为此我们曾几次向党组汇报,请求帮助。六月十五日,我们特别约请唐达成、杨子敏、邓友梅等负责同志来作集体汇报,细 陈种种,请求紧急援助。现再次向党组、书记处汇报,恳请予以关切,并采取措施,帮助我们解决具体困难。
  (一)经费问题。《中国》自去年创刊至今,作协临时拨给开办费十万元;八五年又批准年度事业费十万元,我们甚是感激。我们均节约使用(有详细账目可查),至今剩余不多 ,维持日后的办公经费,尚有困难。本来创办这样一个大型刊物,需要多少开办费、业务费大家都是有经验的。承印的文化艺术出版社一次的纸张投资便付出九万元,这表示了该 社对作家协会的支持和对文学事业的关心。但该社是独立核算的企业,《中国》的出版占用了该社部分资金。近来更因为纸价暴涨,印刷工价提高,已印刷的三期《中国》计亏损 三万元(一期盈四千元,二期亏近万元,三期估计亏两万元)。目前,第三期已脱期一个月,如再不解决亏损补贴,出版社将难以继续支持,《中国》有停刊的可能。
  (二)编制问题。《中国》至今只有正式编制三人(其中编辑一人,事务员一人,司机一人)。现有的工作人员多数是兼职。我们根据工作需要呈请批准正式编制名额为二十五名 ,这和其它同类刊物比较,并不算多,恳请从速批准。
  上述难题,迫在眉睫,恳请党组、书记处明察,并请明确指示,以便遵循。我们将一本初衷,坚守岗位,工作下去。《中国》幸甚,党的文学事业幸甚。
  与前两次报告相比,这份报告讲述的困难更为具体。但与前两次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仍旧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丁玲对作协党组彻底绝望。从七月开始,她转向求助习仲勋。
  

2。 黎辛感到委屈(1)
1985年的《中国》,第一期1月30日出版,第二期3月30日出版,第三期应该在5月30日出版,但是直到6月中旬还没有消息。刊物脱期了,因为文化艺术出版社有意见了。
  2003年6月9日,中国文艺研究院副院长黎辛介绍说:办《中国》时,丁玲找了党委书记苏一平,苏一平住在木樨地24号楼,丁玲住22号楼,离得很近。当时贺敬之兼任艺术研究院 院长,我是副院长,分管文化艺术出版社。苏一平直接找了出版社社长王致远,王致远又来向我汇报,说你知不知道,丁玲与舒群要编文学杂志,苏一平同志让文化艺术出版社给 他们印刷出版。我说我不知道。王致远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干吧!王致远说,编杂志一般要赔钱,特别是刚创办的时候。我说,赔就赔吧,一期赔个三五千元,一年赔上 三五万元,年终时候研究院多补贴你们一些就是了。
  黎辛说,当时出版社给《中国》的稿费是按最高标准,当时的标准好像是千字12元、14元、16元三档,我们按16元给;编辑费是按照稿费的十分之一给。后来冯夏熊找出版社,说 编辑费要按十分之二给,出版社不同意。牛汉也来找,说我们办公费不够,你们按十分之二给我们编辑费,将来差多少钱,我们再给你们,但是《中国》一直没有给出版社钱。
  《中国》与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矛盾,就是由钱引起。
  印刊物需要纸,当时纸还是计划供应产品,价格实行双轨制,计划内的便宜,计划外的叫“议价纸”。贵一些。出版社原来的供纸计划内没有《中国》,只能使用“议价纸”,出 版社向《中国》要纸张补贴,《中国》又拿不出钱来。双方的关系越搞越僵,导致刊物不能按时出版。
  在6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王中忱汇报说,第五期出版社不给发,原因是补贴问题没有解决。出版社要补贴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原来说是民办公助,出版社 赔钱还是一种资助,有名誉,现在我们是作家协会的刊物,其他刊物作协都给补贴,为什么独有《中国》要由出版社负责?
  冯夏熊的人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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