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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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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便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须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召开的,离此时将近五年了。相隔那么久才开这次中央委员会议,足见会议的重要。
  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为主席团,决定改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务。这五人主席团,到了一年后的中共“七大”,都成为书记处书记,人称“五大书记”。除了任弼时因病于1950年逝世之外,毛、刘、周、朱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在中###史上是创纪录的:从1944年5月2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直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如此漫长,是空前绝后的。这次历时十一个月的中央全会,开了八次全体会议。
  会议如此漫长,内中的原因是在于此会为中共“七大”作准备工作。种种准备工作之中,最费时的要算是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实际上就是对中共历史上的一右三“左”以及其他重要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求统一全党的认识。在整风运动中,中共高级干部们反反复复讨论中共历史经验,最后“凝固”在《决议》之中。
  在五人主席团之中,指定由任弼时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
  参加起草《决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等七人。胡乔木也参与起草,但最初并不是由他执笔。
  这是一项高难度的起草工作。《决议》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反覆斟酌——因为涉及对中共以往的一桩桩历史事件的评价。
  中共的领袖们都投入到这一起草工作之中。
  毛泽东先是作了《如何研究中###史》的报告,接着,在1944年4月12日又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中###史一系列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从中共“一大”谈到中共“六大”,从陈独秀谈到博古……
  周恩来在1943年8月至11月,写下五万多字的笔记,记下他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见解。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一连作了五天报告。1944年3月3日、4日,他又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两次报告。他曾说:“做了廿年以上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
朱德作了关于红一军团史的报告,王若飞作《关于党的历史的报告》。
  张闻天也写下长篇笔记,批判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写下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看法。
  曾是中共“六大”以来“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人的博古,同样作自我批评,剖析自己的错误。
  至于王明,此时称病——因为讨论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时,受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他。
  《决议》反反复复地起草着,前前后后写了三次草案,大的修改改了十四次之多。
  毛泽东亲自过问《决议》的起草工作。对于《决议》最初的稿子,他很不满意。推倒重来,又改一稿,仍不满意。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这样记述了《决议》的起草过程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668…6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起草“历史决议”是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写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会议以来的新认识,如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等。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也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又由胡乔木写了一个稿子。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这个决议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开始进行修改。他前后作了七次修改。毛泽东后来曾特别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增写了新的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就是这次写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在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后,还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对受打击的被诬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这份稿子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40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删,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后修改三次。这以后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泽东在起始部分加写了一大段话:“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出力甚多。诚如当时参与有关工作的一位人士所忆:“胡乔木这人,思路特别清楚。乱麻似的一大堆党史问题,经他的笔一梳理,变得条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
  

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
###也这么谈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1…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我认识乔木是在1941年的秋天。我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列席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乔木是那年春天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他和王首道同志担任会议记录。他不到30岁,在会上埋头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乔木博闻强记,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及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头。因此,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中,他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那时乔木在党内不过是一个年轻后辈。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稿的基础上,乔木改写过一个稿子;最后毛主席在闻天同志改写过的稿子上亲自修改,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1945年4月历史决议正式通过,在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我们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了。
  1971年毛泽东去南方视察时,曾说及《决议》:“别人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
  胡乔木能有这样的“本事”,考究起来,是有缘由的:
  一是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毛泽东的观点非常明了;
  二是他参与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书,熟悉了中###史一系列文件、决定;
  三是他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听了中共高层领导的一系列报告,熟知种种内情;
  四是他具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文学修养。
  比之于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之于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起草《决议》的难度要高得多。胡乔木担当起这一重任,从此确立了他的“中共中央一枝笔”的地位。
  当然,胡乔木只是《决议》的最后执笔者,而《决议》本身是延安整风运动大学习、大讨论的结晶。毛泽东精心修改了《决议》。如今所保存的《决议》原稿上,还可看到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修改的手迹。
  《决议》原计划交中共“七大”讨论通过。后来,为了使中共“七大”能够集中讨论中共关于抗战建国的方针,经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于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决议》分析、批判了中共历史上一右三“左”的错误,特别着重于对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作了批判。《决议》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肯定了此后在中共全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决议》指出:
  “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决议》起草过程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曾把三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在1944年4月20日,《决议》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那一天,王明发出长信致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并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王明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王明还表示:
  “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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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
王明表示“心悦诚服”地承认毛泽东的正确和功绩。
  连王明都如此“拥戴”《决议》,有点出乎意料。
  自然,后来的情况表明王明言不由衷。在他叛离中共之后,在苏联写了《中共五十年》一书,则痛骂《决议》:“臭名昭著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是公开伪造中共历史的第一个文件。”这一段话,才是王明真正的“心声”。
  不论王明“拥戴”也罢,痛骂也罢,《决议》毕竟以历史性的文献的地位,载入中###史。
  值得提及的是,《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这在《毛泽东选集》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决议》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并经毛泽东精心修改,但毕竟并非毛泽东个人的著作。除《决议》之外,《毛泽东选集》所收,都是毛泽东著作。这也足以表明毛泽东对《决议》的看重——因为《毛泽东选集》(指1951年以来由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至四卷)是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
  就在《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1945年4月23日,胡乔木来到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开幕式,胡乔木当选正式代表。主席台上方高悬红底白字横额“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鲜明地点出了大会的主题……
  三个月后——1945年7月13日,胡乔木步入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那里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八人,胡乔木是代表之一。这次会议决定,在1945年11月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只是一个月后日本投降,时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按原计划召开……
  

随毛泽东飞往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成了中国的“新闻焦点”。
  上午十一时,一架草绿色C—47运输机飞离延安机场。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这一起一降,毛泽东一直是记者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成了中国各报的头条新闻。
  翌日重庆《新华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的邀请,昨日上午十一时同美大使赫尔利将军、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等同机飞渝……”
  其他各报,不论是共产党主办的,还是国民党主办的,新闻稿中提及的飞往重庆的共产党人,都是写毛、周、王三人。
  此后,在整个国共谈判过程中,见报的中共代表也都是毛、周、王三人的名字。
  在“新闻焦点”背后,谁都没有注意一位三十三岁,削瘦的男子,他便是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他与毛泽东同机飞往重庆,经历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全过程。
  他的唯一一次“曝光”,是在离开延安时,在那架飞机前拍了一张合影,自左至右依次为“穿军装的张治中,戴着盔式帽的毛泽东,身材颀长、一身西装的赫尔利,微笑着的周恩来,上衣显得过长的王若飞,侧着脑袋、目光正注视着毛泽东的胡乔木,头发从正中朝两边分开的陈龙。
  毛泽东把胡乔木列为随行人员,一起飞往重庆,足见对胡乔木的看重。
  陈龙则是毛泽东的警卫员,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
  毛泽东抵达重庆之后,虽说蒋介石为他安排了豪华住处,他还是住进了重庆的“红区”。胡乔木也随毛泽东住在“红区”。
  “红区”名叫红岩村,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的一个红土坡上。那里原是一片荒坡,饶国模在那里创办了“大有农场”。饶国模是黄花岗烈士饶国梁的胞妹,对中共有好感。于是,取得了饶国模的帮助和支持,中共在那里红岩嘴十三号,建了一幢三层楼房,作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设在这里(对外只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于是,红岩村也就成了重庆的“延安”——“红区”。
  笔者访问了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处长兼机要科科长的童小鹏1992年10月14日采访于重庆。,据他回忆:
  “毛泽东住在二楼东头靠里第一间。楼房里的楼梯、过道,全是铺着木板,人一走过便发出噔噔脚步声。周恩来关照工作人员们不要穿皮鞋,避免发出响亮的脚步声,影响毛泽东的休息。我们三楼的电台工作人员全部赤脚,这样走路无声……”
  胡乔木依然做秘书工作。如同他写社论、起草文件一样,总是属于幕后,他仍悄然做着他的工作。
  在重庆,毛泽东是众所关注的人物,求见者甚多,公务又繁忙。于是,给毛泽东增加了一位秘书,即王炳南。王炳南那时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熟悉当地的情况。
  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由陈龙负责,加上从延安来的颜太龙,还配备了当时在重庆工作的龙飞虎、蒋泽民、贺清华、舒光才、齐吉树等参与警卫。
  此外,由“八办”(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刘昂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李泽纯专为毛泽东做饭。
  关于胡乔木在重庆的情况,笔者从1950年2月3日新加坡的《南侨日报》上,查到这么一段报道:
  “胡乔木继陈伯达之后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修养,获得极大的进步,深得毛的赏识。他的长处是思想周密,眼光透澈,才文并茂。他随毛在到重庆时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种歪曲的指责,都由他在《新华日报》上经常撰文予以驳斥。他的文章,紧凑锋利,短而有力,学的是鲁迅先生的作风,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练的笔调描写出来警辟动人。”星市《南侨日报》,1950年2月3日,“新闻人物”专栏,作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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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二乔”断名(1)
胡乔木来到重庆,发生一点小小的“麻烦”,那便是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也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老友相见甚欢,但乔冠华也是“笔杆子”,发表文章署笔名“乔木”,而胡乔木当时用名“乔木”——两个“乔木”聚在同一幢楼里,同在一家报纸《新华日报》上发文章,叫人分不清是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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