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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你,是我一世的春暖花开-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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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逝，转眼到了1957年。我定居美国后，一个朋友想撮合我和他认识的一位女士约会，我勉强答应下来了。她叫罗玛，人很好，跟我一样，也是移民，因此，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着共同之处。
“战争期间，你在哪儿？”罗玛柔声细语地问道，以移民之间相互问及那段岁月所特有的体贴的方式。
“我在德国的一个集中营。”我答道。
罗玛陷入遐思，似乎想起了某些痛苦而又略带甜蜜的事情。
“你怎么了？”我问道。
“我只是想起了过去的一些事，赫尔曼。”罗玛解释道，声音突然变得无比温柔，“你知道吗？小时候我住在一个集中营附近。那儿有一个男孩，一个小囚犯，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去看他，我常常给他带苹果。我把苹果抛过铁栅栏丢给他，那时他是多么的开心啊。”
罗玛重重地叹了一口，又接着说：“很难描述当时我们对彼此的感觉——毕竟，那时的我们很小，情况允许时，我们也只是相互谈上几句而已——但我可以告诉你，里面包含着很多爱。我猜测他可能被杀害了，跟其他无数人一样。但我实在不愿这么想，所以老想起和他相处的那几个月里他的样子。”
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我直视着她问：“是不是有一天，那个男孩对你说‘明天不要给我带苹果了，我将被押往另外一个集中营’？”
“嗯，是啊。”罗玛颤声应道。
“但是赫尔曼，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
我握住她的手答道：“罗玛，我正是那个小男孩。”
接下来便是长长的沉默。随着时间面纱的撩开，我们再也不能将眼睛从对方身上移开，我们认出了彼此隐藏于双眼后面的那颗心，我们曾是深深爱恋的朋友，而我们从未停止过对对方的爱恋、以及对彼此的思念。
最后，我说：“罗玛，我已与你分离过一次了，我再也不想与你分开。如今，我重获自由，我希望永远与你在一起。亲爱的，嫁给我好吗？”
罗玛说话时，我再一次从她眼睛里看到了当年的那种光芒，“好，我嫁给你。”
与罗玛重逢至今将近40年了。战争年代，命运让我们首次相聚，并向我作出了希望的承诺，如今，它让我们再次团聚，践行了这一诺言。
1996年的情人节。我带罗玛去参加奥普温弗里的节目，在这个全国性电视节目中，在数百万观众面前，我要向她表示敬意，告诉她我心里一直想说的话：
“亲爱的，在集中营里，当我饥饿难耐时，你给我送来了食物。如今，我仍然饥饿，是那种永远得不到满足的饥饿：我只渴望得到你的爱。”
红木梳妆台
丁立梅
她与他相识，不知是哪一年哪一月的事了。仿佛生来就熟识，生来就是骨子里亲近的那一个人。她坐屋前做女红，他挑着泔水桶，走过院子里的一棵皂角树。应是五月了，皂角树上开满乳黄的小花儿，天地间，溢满淡淡的清香，有种明媚的好。她抬眉。他含笑，叫一声，小姐。那个时候，她十四五岁的年纪罢。
也不过是小户人家的女儿，家里光景算不得好，她与寡母一起做女红度日。他亦是贫家少年，人却长得臂粗腰圆，很有虎相。他挨家挨户收泔水，卖给乡下人家养猪。收到她家门上，他总是尊称她一声小姐，彬彬有礼。
这样地，过了一天又一天。皂角花开过，又落了。落过，又开了。应该是又一年了罢，她还在屋前做女红，眉眼举止，盈盈又妩媚。是朵开放得正饱满的花。他亦是长大了，从皂角树下过，皂角树的花枝，都敲到他的头了。他远远看见她，挑泔水桶的脚步，会错乱得毫无步骤。却装作若无其事，依然彬彬有礼叫她一声，小姐。她笑着点一下头，心跳如鼓。
某一日，他挑着泔水桶走，她倚门望，突然叫住他，她叫他，哎——。他立即止了脚步，回过身来，已是满身的惊喜。小姐有事吗？他小心地问。
她用手指缠绕着辫梢笑。她的辫子很长，漆黑油亮。那油亮的辫子，是他梦里的依托。他的脸无端地红了，却听到她轻声说，以后不要小姐小姐地叫我，我的名字叫翠英。
他就是在那时，发现他头顶的一树皂角花，开得真好啊。
这便有了默契。再来，他远远地笑，她远远地迎。他起初翠英两字叫得不顺口，羞涩的小鸟似的，不肯挪出窝。后来，很顺溜了，他叫她，翠英。几乎是从胸腔里飞奔出来。多么青翠欲滴的两个字啊，仿佛满嘴含翠。他叫完，左右仓促地环顾一下，笑。她也笑。于是，空气都是甜蜜的了。
有人来向她提亲，是一富家子弟。他听说了，辗转一夜未眠。再来挑泔水，从皂角树下低头过，至始至终不肯抬头看她。她叫住他，哎——。他不回头，恢复到先前的彬彬有礼，低低问，小姐有事吗？
她说，我没答应。
这句话无头无尾，但他听懂了，只觉得热血一下子涌上来，心口口上就开了朵叫作幸福的花。他点点头，说，谢谢你翠英。且说且走，一路脚步如飞。他找到一处无人的地方，对着天空傻笑。
这夜，月色姣好，银装素裹。他在月下吹笛，笛声悠悠。她应声而出。两个人隔着轻浅的月色，对望。他说，嫁给我吧。她没有犹豫，答应，好。但我，想要一张梳妆台。这是她从小女孩起就有的梦。对门张太太家，有张梳妆台，紫檀木的，桌上有暗屉，拉开一个，可以放簪子。再拉开一个，可以放胭脂水粉。立在上头的镜子，锃亮。照着人影儿，水样地在里面晃。
他承诺，好，我娶你时，一定给你一张漂亮的梳妆台。
他去了南方苦钱。走前对她说，等我三年，三年后，我带着漂亮的梳妆台回来娶你。
三年不是飞花过，是更深漏长。这期间，媒人不断上门，统统被她回绝。寡母为此气得一病不起，她跪在母亲面前哀求，妈，我有喜欢的人。
三年倚门望，却没望回他的身影。院子里的皂角花开了落，落了开……不知又过去了几个三年，她水嫩的容颜，渐渐望得枯竭。
有消息辗转传来，他被抓去做壮丁。他死于战乱。她是那么的悔啊，悔不该问他要梳妆台，悔不该放手让他去南方。从此青灯孤影，她把自己没入无尽的思念与悔恨中。
又是几年轮转，她住的院落，被一家医院征去，那里，很快盖起一幢医院大楼。她搬离到几条街道外。伴了多年的皂角树，从此成了梦中影。如同他。
六十岁那年，她在巷口晒太阳，却听到一声轻唤，翠英。她全身因这声唤而颤抖。这名字，从她母亲逝去后，就再没听到有人叫过她。她以为听错，侧耳再听，却是明明白白一声翠英。
那日的阳光花花的，她的人，亦是花花的，无数的光影摇移，那里看得真切？可是，握手上的手，是真的。灌进耳里的声音，是真的。缠绕着她的呼吸，是真的。他回来了，隔了四十多年，他回来了，带着承诺给她的梳妆台。
那年，他出门不久，就遇上抓壮丁的。他被抓去，战场上无数次鬼门关前来来回回，他嘴里叫的，都是她的名字，那个青翠欲滴的名字啊。他幸运地活下来，后来糊里糊涂被塞上一条船。等他头脑清醒过来，人已在台湾。
在台湾，他拼命做事，积攒了一些钱，成了不大不小的老板。身边的女子走马灯似的，都欲与他共结秦晋之好，他一概婉拒，梦里只有皂角花开。
等待的心，只能迂回，他先是移民美国。他挑了上好的红木，给她做梳妆台。每日里刨刨凿凿，好度时光。
她早已听得泪雨纷飞。她手抚着红木梳妆台，拉开一个暗屉，里面有银簪。再拉开一个暗屉，里面有胭脂水粉。是她多年前想要的样子啊……
她是我外婆。这一年，我母亲——她在35岁那年收养的孤儿，有了一个父亲。而三岁的我，有了一个外公。母亲关照我，外婆的什么东西都动得，唯独那梳妆台不能爬上去玩。于是我常怀了好奇，倚门上望年老的外婆。她坐在梳妆台前，很认真地在脸上搽胭脂，搽得东一块西一块的。因为年轻时的过多穿针引线，还有，漫长日子里的泪水不断，她的眼睛，早瞎了。
哎，好看吗？她转头问立在身后的外公。外公一叠声说，好看好看。那个时候，外面的阳光，花一样开放着。
你说过要陪我一辈子
回忆中，他成了一棵树
忻之湄
她总觉得自己的一生是耽误在这个50岁不到就被她喊做“老头子”的男人手里的，是他，害得她一辈子都生活在平庸和困窘里。
遇到“老头子”那年，她才18岁。因为同家人闹了别扭，任性的她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报名去支边，来到了这座位于祖国西南部的工业城市。那是一个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天真而执拗的她一心希望在工厂的车间里把自己锻造成一个“铁姑娘”。没想到，在第一线才工作了几个月，她就被抽调到局机关去了。那种清茶报纸过一日的安闲日子是多少人羡慕的，她却觉得憋屈。新婚之夜，成为她丈夫的“老头子”才告诉她个中详情。那一日，他随局长去工厂巡视，娇小俏丽的她一下子就吸引了他，老局长看出了他的心思，设法把她给调到局里来了。当时的他是年轻的军转干部，忠厚老实的品性恰恰是正直的局长最为欣赏的，成了局机关最被看好的培养对象。来自大城市的她，在那个充满革命气息的年代是没有多少优越感的，同出身贫农的他比起来，她父亲的小业主身份令她多少有点自卑。他们的恋爱过程同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他同她第一次见面的话题是教她写入党申请书。后来的一年里，他代她写了几份思想汇报，看了几场那个年代特有的不夹杂男女私情的电影，一起在街上散了几次步。在大家眼里，他们就算明确关系了。他的沉稳、内向甚至土气都让她觉得与他的结合是进步的表现，而她，是渴望进步的。
当时的他经常有出差的机会。在她的家人受到里弄干部监督的时节，他凭着单位介绍信坐软卧到上海出差，住在黄浦江边一个有着神情肃穆的门卫看门的内部招待所里。他可以凭票买到当时市面上十分稀罕的花生、白糖和牛肉干。他带着那些内部商品和半个月的工资买来的一辆据说是当时市面上最昂贵的玩具汽车，穿着退伍军人的绿色军装来到她的家，令她一家觉得门楣生光。他的礼物和身份赢得了她的家人和全家最疼爱的小侄子的心。
一场没有留给她多少记忆的朴素婚礼之后，他们成了夫妻。结婚之后，她发现他这个人其实相当单调和无趣，没有朋友，没有爱好，不喜欢串门，不喜欢聊天，休息日经常一个人对着一盘军棋，自己同自己作战。他的严肃和内向如果有人欣赏的话倒也可以算是优点，因为他办事非常仔细、认真，这也是当时欣赏他的领导最看重他的地方。可令人寒心的是，欣赏他的领导被调走了，他的特质并不为新领导所赏识。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他和她一起被贬到了局下属的一个企业。
他在厂子里当起了一个事务烦琐的小科长，呆板而固执的脾性，过于较真的做法经常让一般人诟病。升迁看来是无望了，现实里又充满了琐碎的烦恼，从此他再也没有走出事业的低谷。他当年的同事升职，分到大房子了，再看看自己家里一成不变的寒酸样子，加上他老家来的一拨又一拨的穷亲戚，她总忍不住要挖苦他几句。一点点很小的不顺心也可以引来她一句“都怪你没本事”。他不理会她，却经常一个人在屋子里叹气。他的叹气声让她愈加看不起他。他的消沉成全了她，她把家里的大小事务通通包起来了。儿子考什么学校，家里添置什么大件，同隔壁邻居起了冲突打口水仗都由她冲在前面。渐渐地，她也觉得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常常把“没有我，你们怎么办哦”挂在嘴上。“老头子”听了这样的话，不点头也不应和，看也不看她一眼，她又忍不住骂他“没良心”。
有一年，他们带着儿子到上海探亲，在上海亲戚的眼里他们也就是三个“乡下人”了。就因为表姐一句“你假使当初留在上海，也会过上像我们一样的日子”，他一个晚上板着脸不理人。他受不了，受不了当年他蔑视的那些“资本家”，现在都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同他说话。亲戚们好意赠送的礼物在他眼里都是施舍和屈辱，他根本不看也不碰那些东西。儿子自从那次探亲回来之后，也天天埋怨她为什么不把他生在大上海，说什么上海的高考分数低，要是他在上海一定考得进大学。儿子的埋怨让她辛酸，他的固执又让她心烦。她觉得自己的命好苦。有一日，偶遇一位懂得相术的朋友，那人凝视她半天道：“你婚姻这步棋走错了。”一句话，为她平添了许多闲愁与悔恨，年轻时候的机会和美貌在相士的断言里又放大了好几倍。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嫁错人，真的是嫁错人了”。
企业的不景气令他们两个人提前退休了。退休之后，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他迷上了金庸，一个人闷着头一本又一本地看。大约在那个武侠的世界里，他才可以忘记自己一生的憋屈。小孙子是家里与他对话最多的人。他给小孙子讲《三国演义》，讲到得意处神采飞扬，一脸的振奋，恍惚间，她看到了他年轻时那一段短暂的辉煌。他同她之间却没有什么话好说，两个人坐在屋子里，有时候甚至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
有了更多的时间，她每年总要回上海住一阵子。在家人的叹惋里自怜成了她经常的功课。富足起来的亲人们总怪她当初没眼光没远见，说什么“一个上海女子嫁一个外地人也罢了，起码也得是个县长、厅长、市长呀，你倒好，找了这么个男人”。这个男人不仅没有给她带来物质的享受，还时常会破坏她精神的欢愉。她在上海逛街，会朋友，看亲戚，过得挺滋润的，却经常被他打来的电话破坏了雅兴。一个星期不到，他就要打电话来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心里隐约地希望他说一句“家里人都想你了”，但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是硬邦邦的“别在那里丢人现眼了”，没等她回应就把电话挂了。她觉得愤懑和委屈，有时候，她甚至恶狠狠地想，等他将来不在了，要永远在家乡住下去。
他的去世很突然。平常她从来不曾注意过他哪里有什么不舒服。那天吃过晚饭，他照例出去散步。他领着小孙子走在前面，她走在后头。多年来这是他们一向的散步格局。走到转弯处，她看不到他们了。等她走过那个弯，看到前头围了一大堆人，还有孩子凄厉的哭声。她心里一惊，冲到那里，发现是她的“老头子”倒在地上！
救护车赶到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晚饭的碗筷还没收拾，他喝的茶刚刚泡上，这个人就忽然没了。
他们之间的情感早就仅限于“今天早上买什么菜，今天晚上吃什么饭”了。
他们没有在一起卿卿我我过，也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甚至对于未来也从没有什么构想。他离开了，她才开始感到他的存在，她感到痛彻心扉的悲伤。
整理东西的时候，她看到了他夹在一本“工作手册”里的一些文字。除了他摘录的一些豪情万丈的句子，居然还有一些私人的感触。他写道：“我是一个无能的男人，让一个上海女人跟着我过这么辛苦的日子。我心里知道，我是对不起雅琴的……”
雅琴，他已经多年不叫她的名字了。这些年来，她是“老太婆”，而他是“老头子”。
他还写道：“她去上海了，我心里空落落的。是我，我没有本事，让她只能一个人回家……”
那些话在他们相处的时候，他可从来没有说过。她捧着那个本子不觉失声痛哭。
她给所有的朋友和亲戚写信说：“我们家里的一棵大树倒了。”他活着的时候，她从来不觉得他是“一棵树”。家里需要讨价还价，需要吵架，需要与人打交道的时候，都是由她出面的，他仿佛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人。而他离开之后，她忽然发现，自己所有的力量都丧失了。她由一个性格开朗又好斗的女人变成了一个木讷啰唆的老太婆。
她每见一个熟人就忍不住对人家哭诉，一遍一遍地回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
她清楚地记得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看到床头一盒他抽了一半的香烟，她要哭。
儿子同媳妇吵架，她要哭——要是老头子在他们就不敢吵了。
媳妇把一套漂亮的瓷器拿出来用，她也哭：老头子活着时都不舍得用啊！
家里装了空调，她又哭——可怜老头子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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