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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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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放风时间。刘源：我母亲住的那间牢房，听说后来关过袁庚同志。这是1979年初我母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翠明庄，袁庚同志来看望时讲的。袁庚同志原先是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长，解放后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经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在秦城监狱，整天没事，就琢磨。他根据牢房里掉在地上的头发，有白的有黑的，反复推理分析，推断出这间屋子里此前关的是王光美。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袁庚同志在深圳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其间他邀请我母亲去参观访问，又说起这事。王光美：后来有一段，似乎政治空气有所松动，把我转到复兴医院检查身体。没多久忽然又被押回秦城监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监狱里把我们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院子，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那阵子老下雨，床底下常常积水，两脚就经常泡在水里。那时正是盛夏，天一晴，烈日暴晒，帐篷里像蒸笼。一到晚上，又到处是蚊子。我常常用报纸捂在脸上，以阻挡蚊子的袭击。我在秦城监狱12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有时我老猜左右房间关的是什么人，有几次零星听到一点声音，觉得好像旁边关的是严慰冰，也不知到底是不是？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少奇同志最后留给我的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决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少奇和我被关押以后，迟群向警卫二中队宣布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而是监视。”这样一来，警卫战士、医生、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自身难保，生怕被说成丧失立场。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尽量照顾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谢！有些受蒙蔽的群众，对少奇同志有过火行动，我能谅解。他们是执行者，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当时，他们在看管少奇问题上各自向上写报告，并且互相监视。那段时间少奇瘦得皮包骨头，吃饭、穿衣、行动都很困难，有谁敢去帮助他？少奇得了多种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疗。有时来个大夫敷衍一下，还要先批判。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这一段的前后经过和少奇的情况，中纪委的同志已经调查清楚。你在《刘少奇一生》等书里也写了。我就不再多谈了……实在太惨啦！少奇受到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折磨，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为了党的利益，“文革”开始时，少奇同志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开脱别人。后一段，他努力想使干部早点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当时，少奇同志面对的是他所热爱的群众，他不能与之对立；对他爱护的干部不能说好，对他仇恨的奸臣又不能痛骂。看到党和人民受到灾难，他无能为力。在他的一生中，最后这一段，是最严酷的考验，最艰苦的斗争。对于一个终身致力于建设一个好的党的共产党员，让他活着知道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太残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最难以忍受的。仅是少奇晚年这一段的表现，也足以证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少奇同志自己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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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
黄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党和人民终于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王光美：党内外的许多干部群众，早就对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表示不满。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为少奇同志鸣不平的人。共产党员张志新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我们的孩子在“文革”中散落各地，也得到不少好人的关怀和支持。粉碎“四人帮”以后，就不断有干部群众给中央写信，要求为少奇平反。
黄峥：我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要求为少奇同志平反的群众来信得到了中央的重视。经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组成联合复查组，复查刘少奇一案。王光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央组织部接收专案工作的当天，就果断地将我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并安排孩子们和我住在一起。我终于结束了将近12年的囚禁生活，回到人民中间。刘源：妈妈刚放出来那会儿，住在厂桥的中办招待所，就是现在金台饭店的前身。那时“四人帮”的残余势力还存在，“文革”中的“三种人”还没有得到清理。有人就来交待我妈妈说：“你现在虽然放出来了，但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恨你。你不要随便外出，否则安全不保。”这样一来，弄得招待所很紧张，很难办。我们一听很生气：这算什么呀！人都放出来了怎么还限制自由？我们整天在群众中，没有这种感觉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完全是又一次解放的气氛嘛！我就去找胡耀邦同志的女儿胡曼丽，请她向耀邦同志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要求给我妈妈换个地方住。胡曼丽一听也很生气，回去就跟她爸爸说了。耀邦同志听后说，马上请光美同志搬到翠明庄去住。翠明庄是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耀邦同志那时兼中组部部长。这样，妈妈很快搬到了翠明庄。有一天乔明甫同志到翠明庄来看妈妈，动感情地说：“我们很怀念少奇同志。他是我们的好领导、好老师。今天见到您，就像见到少奇同志一样……”妈妈当场感动得哭了。乔明甫同志一走，她忍不住又大哭了一场。耀邦同志家那时在离翠明庄不远的富强胡同。我陪妈妈去过他家一次。谈话中耀邦同志说：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情况下，通过少奇同志审查报告的会上大家都举手了，只有陈少敏同志一个人没有举手，所以你们见到有些同志时不要有情绪。那时陈云同志家在北长街，也离翠明庄不远。有一天我陪妈妈散步，一路到了陈云同志家门口，也没有事先通报，就对门卫说，如果陈云同志方便的话我们去看望他。陈云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话中他说：少奇同志是一定要平反的，但现在还不到时候，“四人帮”搞了那么多诬蔑不实之词，他们随意定案，但我们就不能像他们那样草率，要非常严谨。陈云同志还说：“你们家的孩子，这么多年给我写的信我都收到了，一封也没有丢，都在这个抽屉里。”王光美：1979年的春节，我和孩子们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会。这是10多年来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人们认出了我，纷纷来同我握手、拥抱，有的同志拉着我的手失声痛哭。到后来，人群越聚越多，我被挤得东倒西歪。我从人们的脸上、眼里，看到了他们对少奇同志的怀念和尊敬。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要知道，这时少奇还没有平反啊！说明10多年的批判和丑化，并没有将少奇同志的功绩从人们心目中抹掉。我眼含泪花，向人群深深鞠躬，高兴地说：“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此后不久，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的复查组，就开始抓紧工作了。黄峥：我看过这方面的一些材料。复查组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完全是凭伪证写成的。加在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1979年11月，复查组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等同志审阅同意。邓小平同志并提议，将这个复查报告作为中央对少奇同志的平反决定。1980年2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同意《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2月下旬，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并发表了公报。王光美：此后，为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各项工作按部就班地展开。3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的通知》。5月，成立了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的刘少奇同志治丧委员会。5月13日上午，中央派出专机去河南郑州迎取少奇同志的骨灰，要我和孩子们前往。治丧委员会委派了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同志，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步新同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同志，中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凌华春同志前往。当天下午，我们在省里同志的陪同下，从郑州到开封。我们来到少奇同志逝世的地方。一进那小屋，我一眼就见到了少奇用的枕头，急忙跑过去，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睹物思情，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对枕头，是1963年我们访问柬埔寨时西哈努克亲王送的，没想到它伴着少奇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2）
王光美和子女在家中喜读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
第二天，在郑州人民会堂隆重举行少奇同志骨灰迎送仪式。河南省委书记、省长刘杰同志，郑重地将少奇同志的骨灰交给我。我情不自禁地将脸贴在骨灰盒上，久久不想离开。在少奇同志逝世10年多以后，我和孩子们终于见到了他的骨灰，不禁百感交集……王光美从河南省委书记刘杰手中接过刘少奇的骨灰。王光美在护送刘少奇骨灰回北京的专机上。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方面代表、首都群众一万多人出席大会。邓小平同志致悼词。追悼会进行过程中，会场上不时传来抽泣声，好多人都哭了。我看到徐帅徐向前同志胸前衣服上被泪水湿了一大片。散会时，小平同志过来，握着我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
在治丧活动过程中，不少人提出，鉴于少奇同志逝世的特殊情况，应该保存他的骨灰。中国革命博物馆来人要求说：毛主席进了纪念堂，朱老总进了八宝山，周总理撒向了江河大地，少奇同志的骨灰交给我们革命博物馆保存收藏。我没有同意。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王光美表示慰问。
少奇同志生前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死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早在1956年4月，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一起，第一批在提倡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名。当天回家后，少奇就向我讲了这件事，并进一步提出不保留骨灰，像恩格斯那样把骨灰撒在大海里。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险的时刻，他又一次向我和孩子们作了这一遗嘱。因此，我郑重地向中央和治丧委员会提出，尊重少奇同志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大海里。中央同意了这一要求，但具体采取什么方式，一时没有商定。刘伯承元帅得知这一情况，主动提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执行散撒少奇同志骨灰的任务。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海军司令员叶飞同志亲自向海军某部下达了命令。5月18日，海军司令部派了参谋长等几位军官来我们家，同我们具体商量了散撒少奇同志骨灰的时间、地点、方式等事宜。5月19日上午，在治丧委员会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我们护送少奇同志的骨灰，由北京乘专机抵达青岛海军军港。一路上，我们看到了许多闻讯赶来的群众。在青岛，我们的车辆一度被众多的人群围住。我看到车窗外的人们含着眼泪，向我们挥手，口里诉说着什么。海军派出了一艘驱逐舰、四艘护卫炮舰，执行散撒少奇同志骨灰的任务。中午，五艘军舰编队驶向黄海海域。午后1时许，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我们满含热泪，取出少奇同志那洁白的骨灰，撒向滔滔奔流的大海……
在21响礼炮声中，王光美等将刘少奇的骨灰撒向大海。
黄峥：党和人民高度评价少奇同志的历史功绩。1980年5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上说：“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1998年11月20日，###同志在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树了卓著的功勋。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少奇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他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他的名字永垂史册。”王光美：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少奇同志的坚定信念：“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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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人民信任是最大幸福
黄峥：光美同志，您是全国政协常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连续三届担任这个职务。应该说，这是比较特殊的。此外，您还是“幸福工程”组织委员会的主任。能否请您谈谈您晚年的工作、生活情况？王光美：我是1988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在这之前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了一段时间的外事局长。那时胡乔木同志任社会科学院院长。我恢复工作后，他要我去他那里任外事局长。现在，我的组织关系在全国政协，行政关系在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1998年召开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要举行换届选举。开会前在酝酿人选的过程中，我向组织提出我退下来，不要再将我放在名单中。因为当时我77岁了，而且已经担任了两届，这次应该将位置空出来留给新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李瑞环同志等全国政协的领导同志认为我还是应该留任，没有同意我退下来，可能觉得我还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我又担任了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但是，我毕竟年纪大了，精力不如从前了，下一届我是无论如何不再留任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各地方各部门都有许多年轻或比较年轻的同志在第一线担负重任，他们干得很好。我作为一个老同志，由衷地为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感到高兴。
王光美、王光英一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正如你刚才说到的，我还是“幸福工程”组织委员会主任。“幸福工程”是我这几年热心从事的社会公益事业。我确实为之倾注了很大精力。改革开放以来，发起最早的是“希望工程”，救助失学儿童，多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幸福工程”开展比较晚，但我们还是做了不少事情，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什么是“幸福工程”呢？用一句话就是：“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在我国的贫困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就是贫困母亲。她们中有不少人还生活在极度贫困的状态，口粮不足，缺乏收入来源，享受不到教育、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很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我参加“幸福工程”的工作以后，曾到过不少贫困地区。我亲眼见到，在所有贫困人口中，贫困母亲的生活境遇最为艰辛。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她们默默忍受着各种困苦和劳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常常能听到，人们赞颂母爱的伟大、无私和奉献精神。可谁能想到，贫困母亲的母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作出多大的牺牲啊！贫困不应该属于母亲。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孩子，但每一个人都有母亲，都领受过母爱的恩情滋润。救助贫困母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我有一个深爱我的母亲，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因此对“母亲”的含义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当我听到贫困母亲的种种境况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决心为她们做一点事情。1995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联合发起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幸福工程”，邀请我担任“幸福工程”组织委员会主任，我欣然答应了。黄峥：听说为了救助贫困母亲，您将您母亲传下来的几件珍贵文物拍卖，所得资金566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幸福工程”？王光美：“幸福工程”是社会公益事业，就是发动社会的力量来办事，没有国家资金投入，全靠海内外各界的捐赠来实施救助行动。创办之初，筹集资金是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作为“幸福工程”组委会的主任，应该带头做一点贡献。这使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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