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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无关-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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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忻州城跑，原先在西门坡看对一个小二楼，内人嫌爬坡。后来在七一北路看对一套楼房，因价格问题，也就没有后话。不知怎么回事，三妹婆婆知道我们要买房，她说她们院有套楼房要卖。新房，就是顶楼。面积也行，一百三十六平方米。为此，姐夫还和我看了看房子。他老人家说行，地理位置好，离学校、医院、邮电局、批发市场也近，好！然后筹措资金。然后领钥匙。然后装修。然后搬家。然后，就有了这套楼房。
搬家前几天，父母还下来住了几天，谓之暖家。俩位老人异常高兴，逢人便说，见人就夸。我与内人听了，心里也是一阵兴奋。
儿子考上大学时，我与内人曾有意把此房卖了。回家与父亲一说，他老人家坚决反对：好不容易买下，不能卖。也是，虽说房子有些高，但是好住，首先是宽敞，三个阳面房间，客厅足有三十多个平方，而且水暖电都通，二零零五年又将房产证办下来了。
自己奋斗一生，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楼房。这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为公尽职二十年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窗外月明星稀的天空，想起历史这个沉重的话题，想起历史在漫漫星际中的一瞬，我就有一种人生苦短的感觉，也有一种光阴似箭的紧迫感。为公尽职二十年，有兴奋也有眼泪，有激动也有沮丧，有自豪也有悲愤。总之而言，怀才不遇大于悬壶济世，勤勤恳恳小于悬驼就石。
第一次从学校走进社会，这个社会居然就是吕梁。因为《吕梁英雄传》这部小说，所以未去之前，在我脑海里面就设想了一下：首先是大山，其次还是大山。山脚或山腰有几户人家，炊烟袅袅，飘浮在山谷间，偶尔还能听见人们的歌声，偶尔也能看见劳动的人们……山上有没有树，当时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山涧必定是有小溪的，清澈透明，一眼见底。
现实中的吕梁，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完美。山是随处可见的，但没有我脑海里那么高大雄伟。山上似乎没有几棵树，偶尔也能看见几棵，但是能连成片称之为森林的，似乎还没有；山涧似乎没有小溪，偶尔也能看见几处，又似乎不是那么清澈透明。倒是那儿的人们，朴实厚道，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是他们教给我真诚待人，是他们宽厚的心灵，以及宽广的胸怀，包容了我，容纳了我。
踏上吕梁土地的时间，应该是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记得那天早上，父亲与我从我村火车站（寺庄火车站）登上去太原的火车时，在我心里，确实有一种自豪感与神圣感。那天，秋高气爽。刚去吕梁时，先是把我分配在吕梁地区医院工作，后经父亲一位同学帮忙，才将我从那里调到吕梁行署科委，主要从事基建会计工作。工作量不多，只是年底填写一份报表，其余时间就是在办公室打杂。说起吕梁，我觉得有几个人需要讲叙。首先是地区科委工程师寇喜寿，我称其为叔，因为他与父亲是同学，也是老乡。在我去吕梁之前，父亲让我给他带了一封信，意思是让他老人家照顾我。下来自然是喜寿婶子，她是祁县人氏，也是大学生，好像与喜寿叔叔还是同学，他们有二男一女，现均已成家立业。二是科委主任王琦，他老人家系保德县人氏，年青时为牺盟会会员，讲原则，有党性，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因为我们是老乡，遇上星期天，经常去他家看望，也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吕梁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是我干妈，她老人家名叫贺翻娥，原是离石县某个农村学校的民办老师，她爱人名叫高尚，系离石县城关镇某学校校长，因城乡差别，高校长见异思迁，抛弃了他的爱人。为此，干妈数年往返于离石县城与农村之间，上访告状，请求司法机关为她伸张正义，寻求帮助。因她老人家经常往吕梁地区司法局跑，而我单位又在司法局的隔壁。因此，每天中午时分，我从食堂回单位休息时，准能在单位门口看见她老人家。看见她那身心交瘁、疲惫不堪的身躯，我真是有心无力，只能请她老人家回我屋里，喝口水，歇一会儿，仅此而已，老人就高兴的不得了。于是，她老人家就认我干儿子了。于是，我也就有了一个干妈。于是，我与她老人家成了同病相怜的亲人：我是身居他乡孤身一人，她是“被侮辱与被损害了的”母亲。
说实话，自己当时身处外地，内心孤独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对干妈的感情也是非常深厚的。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躺在床上好几天起不来，是干妈抱着几个桔子罐头，来看我的……当时我的心情，那是无法用成语来形容的。她老人家知道我爱抽烟，隔三差五，总要给我送几包香烟，时间过去二十多年了，我还记得那香烟的牌子叫金钟，外包装为浅颜色，一包四五角钱，而我当时的工资才是四十一元。
干妈有六个女儿，最小的那个女孩名叫高六玲，我叫她二牛。因为她长得与二妹非常相似，也因为她聪明美丽善解人意。因为父母关系，也因为经济原因，她读完小学就不上学了。有时跟干妈来我这儿，有时她一个人来，帮我洗衣做饭，有时也帮我做些其它事情。单位年底分些蔬菜之类的东西，因我家在外地，也就给了干妈。有时因探亲假未到，不能回家过年，干妈就把我请在她家，让我在“家”外边，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亲切。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我调回忻州地区供销社信息服务中心工作。负责人名叫李忠德，代县枣林镇人氏，和蔼可亲，乐于助人，极富领导才能。业务总管名叫张秉权，原平市白石村人氏。俩位老人与父亲年龄差不多，属于我的长辈，对我极其友好。还有四五个人，我对他们就没有印象了。我的工作还是搞财务会计，每天跑一次银行，每月结一次帐，年底填写几份报表，工作可谓单调。
一九八八年，国家整顿经济市场，取消所有的皮包公司，信息中心解散了。之后，我调到地区供销社最好的单位——忻州地区贸易货栈，依旧从事财务会计。在这儿，有这么一位负责人，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个印象来源于他“有一天”：他老人家让我买几架算盘。我年青坐不住，我跑腿不要紧，可恼的是，我刚买回来，他说不要了，让我去退。我说要退你去退，当初是你让我去买的，我给你买回来，你又要退，你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听人说，他在经理那受了气，所以跑到我头上发泄“鸟粪”。从此以后，我一看见他老人家就心惊肉跳。一个人不讲信用，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一九九二年底，忻州地区贸易货栈宣布破产。一九九三年一月三日，我调到忻州地区日杂公司工作，还是从事财务工作。公司经理名叫王志明，神池县义井镇人氏，比我年长几岁，为人处事却有大家风范。他是第一位尊重我的领导干部。在经济方面，也帮过我许多忙，这样说来，他老人家和我是有知遇之恩的。为此，我给他老人家写过一篇纪实文学，收在我的报告文学集《丰收》里，算是对他老人家的回报。
一九九三年秋天，我受山西省供销社财务科张兴顺（五台县人氏，原在忻州地区供销社财务科工作，对商业财务会计很有研究）推荐，来到山西省供销社与天津商学院合办的天津金龙贸易公司工作。在这体会最深的是：一个单位的人，而且是天天见面的人，也要通过相互写信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天津还有一事需要记叙，就是认识了天津著名诗人田放，还通过田放大姐，认识了天津著名诗人米斗老先生。米老先生对颜色的理解让我吃惊，尤其是他老人家把敏感动词写入诗句里面，那简直就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在天津，我还认识了小双，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她在田放大姐家沙发上坐着，嘴里含着一支香烟，吐出来的烟圈儿，从里往外翻，或从外往里翻，一直朝上旋转……小双给我的记忆非常美术，她像一幅油画里的天使，也像天津杨柳青年画里的仙女，叫我情不自禁写下那首爱情诗歌：《小双》。
之后，我于一九九四年春天回到忻州。之后于一九九五年，认识了忻州地区区情研究所所长宁志刚，他与我一是老乡，二是诗友，三与我沾点老亲。文友见面，自然话题多是写诗作文，他建议我给他写几篇报告文学，随后给我一个文件，让我到偏关县公安局采访，之后到代县公安局，之后到忻州市公安局（现在是忻府区公安局）采访，之后到煤炭系统、煤销系统、土地系统、妇女系统等采访，当然也挣了为数不少的稿费。
在这儿，我要写一位人，权且把他老人家称之为“人”吧！此人姓某，人小鬼大，心术不正，原本我采写好的稿子，他硬说我没有深入实地采访。之后把我的名字，换成了他的名字。自然，稿费也就名正言顺地装进了他的口袋。此人老家山东，后来听说他从事起了家政业务，后来听说他那个公司没几天就破产了。这应该是所有人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采访，就有接触各个系统负责人这个机会。于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这个极其普通的一天，在我人生长河中，就变成具有特殊记念意义的日子了。——借调在忻州地区公安处交警支队，担任秘书一职，专门从事文字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从事文字专业，也是第一次近距离面对公安交警。在这儿，也有一位领导干部需要记叙，他老人家的为人，我实在不敢恭维。上级表扬的时候，成绩是他老人家的；上级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把所有责任推在我身上。这样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居然担任了交警支队的领导干部，让我切身体会到了“两面三刀”与“阳奉阴违”这两句成语的深刻内涵。
有了交警支队这次锻炼，也就有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我在《山西青年》杂志社工作的机会。在这儿，似乎也有记叙一位领导人物的必要，其性质亦属于“说话不算数”之列，有关细节不再重复，因为他老人家现在又是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直呼其名有所指，未必不可，但我害怕他老人家手里的那双小鞋，虽说不要一分钱，但是伤筋动骨不好受，还是能免则免吧！要让我送他老人家一句话儿，我只能说他为文不丈夫。
之后，我来到北京一家文化公司…… 。。
一段农村经历
我在村里的劳动生活，是从学校假期开始的。因为家里穷，也为了挣队里那几个工分。我记得最初是在村西菜园子里劳动，我师傅叫张来艮，年龄跟祖父差不多，却和我是同辈。还有几位，比如同族祖父张成龙，还有林书老爷爷。他们教给我的，不仅仅是怎样砍畦怎样施肥怎样撒籽怎样浇水怎样除草怎样打掐，而是怎样做人的大道理。
我觉得村里的劳动，最数菜园子里的劳动，最能体现农家风味和田园风情，它讲究的不是粗糙，而是细致。比如刨畦，镢头要碎，要把生土全部翻过来，还不能把畦堰砍了，更不能把土弄在鞋上，在畦子里还不能乱走，否则会把翻好的土踩坏。还有浇灌菜畦的时间，那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浇，西红柿是多会儿浇，茄子是多会儿浇，黄瓜多会儿浇，那都有一定的规律。菜畦里的活儿倒不重，就是麻烦，不能有偷懒的一个机会。
在我记忆中，数修整茄子比较费事。
在我上初中时，已经懂得为父母分忧解难了。因家里贫穷，自己就想方设法劳动，能挣几个算几个，现在回想起那时的一天，还真有趣：早晨一起床，跟上村里的大人们下地劳动，村里人把这样的劳动叫打早起。或锄田，或收割，或耕种，快到吃早饭时，人们便收工了。
然后回家。然后吃饭。
然后背起书包上学。
这样劳动一个早起，我能挣二分，十分算一个工，一个工在当时的价格是一二角钱。
晚上回到家，吃过饭，又来到村东场院里劳动，村里人叫加班，加一个班也是二分工，有时加班晚了，队里还给加班的人吃饭。
所谓加班，无非是将白天劳动的结果，再做一些整理。比如打麦子呀，比如打玉米呀，晚风轻轻吹来，村里人又爱唱山曲，也有好事青年男女，偷偷藏在阴暗处，做一些你欢我爱的事情，也算村中一景。
白石初中一毕业，我在村里劳动了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应该是一九七四年，或者是一九七五年的春季。在这儿，我觉得有几件朦朦胧胧的事情需要叙述：一是在村北面戏台后面浇地，这个时间是在晚上进行的。我记得有这么一次，没有月亮，或者说星星也很少，我扛着一把铁锹来到地边，庄稼黑压压的一片，看不见一个人，只听见地里面有人说话，我朝“声音”走去，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踩进了泥潭，把我的鞋弄湿了。我顾不上发火，朝他们跑去的时候，“声音”已经飘到地中间了。
我只好坐在地边等他们。天上的星星朝我眨眼，我抬头望着星星发呆，耳边传来人们的嬉笑声，身边的流水声非常动听，不远处还传来青蛙的鸣叫声，原先还有些害怕，其实你害怕也没用。
这是那个年代“农村夜战”的一段缩影。
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村里有一位女人，我叫贵仁嫂子，大名叫邢桂贞（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出生），人长得瘦小，可劳动起来却非常麻利。那时候在村里劳动，大多做得是包工，由队长安排，贵仁嫂子一般是和我搭档，其它人还没完，我们早就回了家，要不就是坐在地边树阴底下，真是痛快啊！
记得有一次在西梁坡上收割麦子，队长给我俩分下一块地，她在地边割，我在中间割，也不说几垄，反正是见麦子就割，有好几次我俩的镰刀都拌在一起……我俩收割完后，其它人还在小麦地里挥汗如雨。
只可惜贵仁嫂子在前几年下世了，得了一种病，留下二个儿子：长子名叫张正红（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生），次子名叫张全红（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生），兄弟俩都在太原市发展，据说是做生意，收入还行，如今已是有家私车的家庭了。
在村里劳动时，我和同族兄弟张成根还给队里放过牛。据说，这活儿是队里最轻松的。对我而言，轻松是次要的，关键是自由，也有时间看书。我俩将十几个牛马赶在山沟里，然后坐在沟口的大树底下，成根摘他的酸枣玩他的皮鞭，我躺在那儿看书。累了，就躺在塑料布上歇一会儿，然后将牛马赶到有草的地方。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话对于村里人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没有春种哪有秋收？而春种前的准备工作，又有许多道程序，先将地翻过，然后将地耙平，有时在翻地之前，还要在地里铺一层农家肥，这叫“施底肥”，然后就能春种了。
一般情况下，春种最少需要三个人，一人犁地，一人撒种子，一人在后面撒肥。犁地的那人要有技术，下种那人一般是位妇女，也需要一定的技术，撒肥这个人就不怎么讲究了，只要有力气就行。
撒肥的做法是这样的：两根绳子将筐子捆住，然后把绳子套在脖子上，跟在撒种子那人后面，人家前面走，他把肥撒在种子上就行了。
由春种施肥这件事情，我想起村里一个人来，他叫邢存海（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生），会放羊，他有一个特点是非常怕蛇。于是，有村里好事人就和他开玩笑，比如说他正端着碗吃饭，只要有人惊叫一声“蛇”，别人可能也会紧张一下，但是他那个紧张程度，就要比一般人紧张十倍。这天，有人专门在肥筐子里面放了一条死蛇，还用肥把蛇埋住，邢存海端起肥筐子，往脖子一挎，跟在下种那人背后开始撒肥，撒着撒着，地里干活的人们只听见他老人家一声尖叫，然后看见他在地里乱跑，就像疯了似的，一边跑，嘴里一边大叫，非常恐怖的样子……人们则在地里一阵大笑，大家心里都在想：他手里肯定是抓着那条死蛇了！
后来这位老人也走了。留下一个儿子叫邢慧文（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七日出生），有手艺，会做木匠活儿，前几年在他旧院背后盖起五间新房。据村里人讲，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也算一喜。
我的第一（上）
在我一生当中，有几件特殊事情，从始至终记录着我的喜怒哀乐，也陪伴着我一天比一天长大，一天比一天成熟。透过这些现象，似乎还可以接触到我灵魂深处的、鲜为人知的人性。也可以通过这些事情，反映出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以及社会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那种或远或近的关系，那种或聚或散的关系。
这些事情，特殊在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
一，第一次生病。那是我刚出生半年左右，也就是一九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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