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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批判-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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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这话,我两眼竟有些发热。当年北大的情景,顿时活灵活现地浮出来。那时图书馆才让借五本书;而且除了教科书外,基本上是1949—1965年这17年出版的。因为以后十年“*”几乎没有出过书。1949年以前的书,学生基本上借不出来。记得当时有位学生鬼使神差地借出一本1949年以前出版的《爱情心理学》,如获至宝,立即决定不还了。他声称,按当时的制度,怎么罚也抵不上这本书的市场价值。也不知这老兄日后是否成了书商。
  我所在的中文系是个热门系,作家和未来的作家乃至高考状元云集。不过,教授们许多是刚刚恢复工作,知识结构已经很陈旧。“马列文论”,“文艺理论”,再加上三大斧头“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还是铺天盖地。古文课本来应该是实打实的,教授也颇为出色。但他发现文学青年们喜欢赶时髦后,就频频从《左传》、《史记》跳跃到别林斯基和批判现实主义上来,上课成了个“秀”。俄罗斯文学课的教授搞来个内部的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大家已经如醉如痴了。
  那时的宿舍,六个人十几平米一小间。三张双层床和两张小桌子再加两个简陋的书架摆上,几无立锥之地,就像一个火车的卧铺车厢,全无隐私。一个宿舍能分到一张图书馆座位证,凭证到图书馆在固定的座位上看书,六个人轮流。平时没有证的五个人,一个人留守,剩下的则多是打游击到教室碰运气。但教室也非常拥挤,经常找不到座位,于是有了郑先生所说的路灯底下用功的情景。
  我从来没有那样用功过,不过夏天宿舍的酷热还记得真切。有时热得实在睡不着,就跑到厕所外的洗手间一桶一桶地往身上浇凉水,全身冷透后赶紧回房间睡觉。可惜有时还没睡着,热劲儿又反上来了,于是又得重新浇冷水。当然,每日还要到食堂三次,吃我们所谓的“猪食”。那时早晨进食堂先到一个大桶那里舀一碗玉米粥,情景如同喂猪,并在边上放一分钱饭票。玉米粥不时洒到身上,许多学生(主要是男生),一天到晚高高兴兴地挂着一身粥干巴走来走去,人们戏称是校徽。我便是一直戴这种校徽的人之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陋室”求学(3)
这就是我们的乐园。以今天的标准,也许可以用一个“陋”字概括。但是,当时大家都有一种“何陋之有”的心态。这倒不是因为以孔子自居(当然北大人的自负也是有名的),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所能有的最好条件。同时,从大学里也真正学到了东西。这些东西,对帮助现在的一代理解什么是大学教育很有关系。
  在北大学当“君子”
  我说从北大学到了东西,并不是说当时北大的学术比现在强。老实说,除了旁听张广达教授的通史和朱龙华教授的古希腊史外,北大在学术上并没有给我什么。不过,在我看来,大学对学生最大的训练是教他或她怎么当一个“君子”。在这方面,我至少是碰到了皮毛。这也恰恰是被现在的大学教育所遗忘的一个最根本的使命。
  我对这里讲的“君子”,有一个自己的定义,那就是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全面发展的人格)。我用英文来定义,是因为中文世界的教育早忘了这一点,没有相应的现代词汇;美国人则天天把这个well…rounded person挂在嘴边。这样的君子所指的,其实就是一种人生的品格: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和意志,有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知道怎么应付挑战,怎么自我发展,怎么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
  这样说也许还是太抽象。我不妨举个例子。我最大的幸运,是因为“*”中断了高等教育,等恢复高考招生后,一些在“*”中下过乡的大龄学生成了我的同学。比如我们宿舍六个学生,老大老二都姓吴。入学那年“大老吴”32,“二老吴”28,我则不到18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大老吴”的经历最奇。他“*”前就考上北大,但因为才气太冒,*的书读得太多,对当时批判“毒草”电影《北国江南》的运动看不过去,于是参照着自己熟读的马恩选集给上海的《解放日报》投稿进行辩论。结果,不但没有给人家马列一场,反而被定为反革命,北大的录取资格被取消,并被告之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根据他的事后回忆,听到消息后,从没有碰过酒的他,跑到一家小酒店,买了一杯最便宜的烈性白干儿,一饮而尽。酒如一团火从喉头坠到胃里,像个小炸弹一样翻腾起来,忽地一下顶到了头上——他就这么下乡了。生活失去了任何希望。记得一次我们室友几人出去吃饭,有个要饭的跑到桌子边来。好容易打发走后,我嘟囔一句:“这种人很多都是装的。”谁知“大老吴”一下子火了:“你不想给钱可以,别这么说。告诉你,我要是不被及时*,说不定就变成这个要饭的了!”我看着他羞愧万分,说不出一句话,也上了人生最大的一课。
  不过,他们这些人的故事,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东西还是敬佩后的恐惧。当他们被踢到乡下时,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结束,想不到他们还有机会上大学。大部分人都丧失了希望,过一天算一天。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要死要活地干完农活后,饿着肚子继续看书!也正是这些人最后抓住机会回来上大学了。看看他们,再掂量掂量自己,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要是到了那种环境,肯定完了。我的人格中,根本不具备他们身上有的那种东西。我现在在北大,和他们这些老知青在北大完全不同。他们是凭自己的人格战胜了环境进了北大。我则是靠好运气(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恢复高考)进了北大。我完全是被环境塑造的。环境可以成就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毁掉。我无法知道以后将碰到什么样的厄运,当然也对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控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陋室”求学(4)
怎么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我在这种心理的危机和焦虑中,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教育目标:培养这些大龄同学所具有的品性,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做到不放弃。我甚至庆幸地想,我算是幸中大幸:命运放了我一马,“*”与上山下乡和我交臂而过(再早生几年就赶上了)。好在如今我觉醒了,要事先把自己的品格打造好,准备应付各种挑战。以后可以倒霉,但不会被生活给摧毁。记得“大老吴”在毕业留言时写道:“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塑造自己的性格。”老实说,刚刚进北大时,我是一个没有坚强性格也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一切跟着环境走。毕业时,则至少有了把握命运的性格和自信。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子所谓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中的“君子”,就是这种能够自主自立的个人。大学是学本事的地方,更是学做人的地方。你大学毕业时,就应该成为一个君子,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有改变社会的能力。不培养这种君子而只教技能的大学,所给你的是训练,而不是教育。我在北大,也许没有学到什么实际本事,但是懂得了君子是什么。这是我的大学生涯最大的成功。
  培养君子,是所谓“通识教育”的基本理想和目标。我主张大学生多读文史和基础科学,追寻自己心灵的声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毕竟,大学这四年,是要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并看看在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上能做得多出色的时期。你要从为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最大努力和奉献中,获得人格的训练。而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过程,包括克服一切外在的阻碍,在恶劣的环境中享受自己心灵的成长。
  现在的北大学生,大概没有我当年和三十几岁下过乡的“反革命”当同屋的运气。我当年所学的那些东西,大概也成了北大不教的东西了。但是,现在社会毕竟开放多了,大学也开放多了,学习人生经验的地方和途径有的是。大学里固然世风日下,教授们有许多草包,但是,毕竟资讯发达了,书也多得多了。自己的大学“陋”也许不假,但如果自己的心不“陋”的话,我实在想不出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教育自己。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人永远不可能对自己的环境感到满足。但如果在别人“不堪其忧”的时候,你能居陋而不改其乐,你就会享受真正属于你的高等教育,你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还是回到郑先生对北大的评价。他说北大是一流,理由不是北大有气派的大楼,豪华的校门,或者什么名教授。他的理由,是北大到处都是在路灯底下看书的“君子”。这一点,实在值得每个北大的学生好好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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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粪”教给我了什么?(1)

  大概是一年前吧,大学生“淘粪”让媒体很是热闹了一通。我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和《掏粪乃国学》,都收到本节的附录里,供大家参考。先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当时所谓大学生“淘粪”并非准确的新闻。人家企业招收的是化粪池业务员。但在许多人看来,大学生就不能沾一个“粪”字。我的文章正是针对这种心态而发,指出大学生有些淘粪的经验,比学什么高尔夫对人生要更有意义。文章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后,引起一些愤怒的留言。其中有一条说:“你淘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我先去淘粪试试的声音响成一片。
  我是个城里人,像农民那样淘粪的机会确实不多。但是,如果把“淘粪”定义得宽泛些,我确实淘过,而且一生受益。这是我北大生活值得回忆的一段。
  我“淘粪”,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住在32楼。当时一个宿舍六个人,一层楼有三四十个宿舍,也就是二百多人。厕所就两个。大便池就是一道坑,上面用几道墙横向截断,下面则是通着的;而且冲水系统经常失灵,大便池也频频因超载而被堵。一天下来,二百多人的粪便,就堆在这两道坑里。晚上即使停电,你也不愁找不到厕所,反正老远味道就闻到了。原来一直是工友负责清扫,后来学校也许是想让学生锻炼一下,顺便给低收入家庭的同学创造些工作机会,就把这种工作向学生开放。我立即报名拿到了工作。
  可是,干了一个月,学校就不让我干了。理由是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需要这个工作。我老爹在中央机关当个局长,按级别算高干,在那计划经济的年月几乎是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了。我再和低收入的同学抢这个工作,实在不像话。虽然失望,也只好作罢。后来听说有些女生宿舍楼没有学生肯干这个,也许是北大的女孩子放不下这个架子吧。我于是声称:“男生给女生清扫厕所可以吗?如果可以,我就去干!”听的人一笑置之,没有人会和我认真。
  可见,我对“淘粪”,有着原教旨般的信仰。理由有多种。我从小读书不争气。在上中学时,抗日打游击出身的老爹总教训我:“我们当年吃的苦你吃得了吗?不要说那个了,我现在一个月170块的工资,你妈妈也是国家机关干部。咱们家要什么有什么。看看工人挣多少,三十几块。再看看农民怎么过,你都想象不出来。换了人家的处境你能行吗?”等进了北大一看,果不其然:农村来的室友们,是在油灯下读书考进来的!由此,我心里渐渐有了城里人的道德自卑感。同时,我对北大人那种自负也渐不以为然。那年月上大学不容易,上北大更风光。比如1979年我高考时,在北京27个考生才有一个能被录取。我在文科里考到了全市前15名。出门时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就是这个孩子,他是四百多分呀!”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现在想起来都禁不住要吹牛。十几岁的孩子,能不飘飘然吗?许多同学,大概都是这么越来越飘,自以为是国家栋梁了。但时间一久,这种北大文化就让我生厌,觉得做人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老几。怎么才能知道呢?还是从清扫厕所开始吧。
  我总说,大学是一个人的“精神账户”,你一辈子都要不断回来“提款”的。大学经验影响人的一生,我“淘粪”的经验也不例外。这种经验给我最大的教益是:人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和最穷最苦的人都一样是人,只要是人家能干的事情,你就能干,而且可以高高兴兴地干。生活为什么不能从那里起步呢?在1989年我28岁时,因为人生事业的突变,夫妻双双决定学英语出国读书。妻子天赋高过一头,1993年就到耶鲁读博士去了。我则托福考得不理想,哪个学校也不要,只好半年后跟着陪读出来。当时许多在美国的朋友说:“千万别出来呀!你在国内多少还是个人物,出来则什么都不是,给老婆做做饭而已,况且经济上没有保障。20出头还可以,但对于三十多岁的人来说,这种心理落差会让你受不了。许多人像你这么出来的,后来压抑得不得了。”我则不明白:为什么20出头的能受得了,三十多就不行呢?还不是个架子问题吗?我不端这个成功人士的架子,执意出来了。记得当年同机的是一群女士,都是陪读去的,只有我一个是男士。她们戏称我是娘子军的“党代表”。 txt小说上传分享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2)
来美后,确实看到许多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很失落,包括一些在国内有所成就的北大校友。我则每天欢天喜地,称自己过的是“天堂里的日子”。为什么呢?我的结论是:我是个能“淘粪”的人,知道把自己往哪里摆,有什么机会都要试试,而且都很珍惜。结果时间一久,反而大有收获。我打过几天工,还挺高兴,体会不到从给报纸写文章到干粗活的心理落差。我开始学日文时已经36岁,身边坐着的女孩子居然是我上大学那年出生的,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怎么“沦落”了。读博士最后那两年,因为小女出生,又没有正式收入,还跟着穷人排队领过食物券。“9?11”的场面,就是在排这种长队时从电视里看到的。这些都被我视为可贵的人生经验。而那些失魂落魄的人则多是淘不了粪的。特别是三四十岁,受了精英的教育,在国内又是个“人物”的,一出来适应不了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地位,甚至有了读常青藤的机会,还觉得年纪一大把地当学生心理不平衡,一天到晚怨天尤人,反而荒废了自己。
  如今这80后,不仅是独生子女,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没有经历过匮乏和贫困的人(限于城里的中产阶层子弟)。20年后,中国劳动力供应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一对夫妇经常要抚养两边的四位退休父母;且根据正常的经济周期,各种衰退甚至萧条都可能打击他们的生活。人生的路长着呢,意想不到的打击也许会很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人生智慧应付这些考验?这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我才说,现在的大学生,如果有淘粪和高尔夫作为选择的话,还是淘粪去为好。至少我自己会这么做。
  附录: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
  最近,媒体简直为大学生应招淘粪的工作而炸了锅。什么侮辱大学生呀、斯文扫地呀之类的议论不绝于耳。其实,大学生淘粪和前不久的所谓硕士生杀猪等,全是评论者的误会。人家企业招的是管理人才,或者说是“白领”。只不过企业要求这些“白领”从基层的实践起步而已。媒体和各种专家对此的误读本身,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一些企业,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比较先进的经营理念,知道什么是培养管理人才的有效途径;第二,整个社会的观念结构,特别是大学的教育理念,则跟不上这些在市场经济的第一线冲杀的企业,还停留在士大夫文化酸腐的观念结构之中。
  我们不妨从第二点讲起,因为传统观念确实是媒体为正当的现代经营管理而大惊小怪的缘由。在当今中国教育体制所灌输的价值观念下,淘粪和杀猪一样,都是君子不为的贱业。大学生、研究生从事此业,自然会引起哀叹甚至公愤。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我劝大学生还是积极应征“淘粪”的工作。最直接的理由是钱多,十万年薪是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挣不到的。不过这倒在其次。更深刻的理由是:这类基层的工作,乃是年轻人事业起步之正道。经过淘粪锻炼的大学生,日后成才率怕是高于自己的同侪。新一代人应该率先突破传统观念。
  既然谈传统,就不妨先随手举两个历史上的例子。大家知道,明清两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顶峰。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要供孩子考科举,就像现在大家都督促孩子考大学一样。结果社会上遍地是举子。这就是我们继承的传统。有人估计,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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