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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批判-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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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和文学分道扬镳了。那些喜欢纯文学的人评价最低的伤痕文学等，在我看来还有些意义，因为那揭示了社会。新诗几年内不知道有了几代，可是最震撼我的，还是最老的一代，比如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等等。再有，我发现我是个毫无文学才能的人。比如和我下铺的同屋高远东比，实在感觉贫弱；只要他活着，我学文学就断无存在的意义。
当时转系是没有可能的。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专业早就被计划好了。不过，当时有个好处，中文系的学生素质比较高，特别是有一批大龄同学。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同屋吴秉杰，他入学时已经32岁，大我14岁。他“*”前本来已经考上了北大。后来因为读*的书太多，受了*批判精神的熏染，年轻气盛，当时对《北国江南》等毒草电影的大批判让他实在看不过去，就奋笔疾书，给《解放日报》写稿参加辩论，最后成了反革命，被赶到农村改造了十几年。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高考状元王友琴，是和我交流最多的同学。她也是黑五类子弟，到云南插队，从那里以全国文科第一的身份进了北大。她当时给我一篇陈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单一小农经济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对中国的问题做了宏观的历史分析。现在看来是很幼稚的文章，但当时引起了我的思想地震。我意识到，我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中国，但至少可以把中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搞清楚，而这个原因首先要从历史中找。我就这样决定学历史了。现在我以历史为职业，大概还是北大二年级时思想地震的结果。
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1）
前文已经说过，我因为社会和政治意识的觉醒，放弃了文学而想转学历史。在当时，转系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偷偷跑到历史系旁听，见了不少历史系的老师，也接触了一些历史系的学生。以下观察，当然带着个人兴趣转移后强烈的偏见，抬历史而贬中文。希望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不要介意。
从考分上来看，中文系的学生明显比历史系要高。当时文学专业考分是文科中最高的。没有考上文学专业的学生，如果成绩还在北大录取线内，一般有两个去处。首先是中文系留人，把这些学生转到本系的汉语专业。另有许多学生按第二志愿到了历史系。那些汉语专业的学生挫折感最大。因为他们大多属于“文学青年”，立志写作。可是，汉语专业大概是文科中最抽象、离写作最远的专业。其实，这个专业学问很大。语言学好比是文科中的数学。有些同学，也确实一头钻到现代语言学里，抱着布龙菲尔德、雅格布森、乔姆斯基猛看一通（比如当今的政治明星胡春华，就是汉语班的，属于抱着高深的书泡图书馆的一位。他是我们这年级里最小的学生之一，脸又长得特别幼嫩，人看上去非常单纯，很招人喜欢，大家都把他当小弟弟看）。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同学，有时也会摇头：“我愿意献身现代语言学。但是，要走这条路，大学应该上数学系或者物理系，否则没有必要的分析技能，将来根本竞争不过从理工科改行过来的语言学家。”相对而言，历史有意思多了。我第一志愿是文学，第二志愿就是历史。历史系的同学知道我放着文学课不上却跑到他们这里听课，无不叹息：咱俩换专业吧，我第一志愿就是文学呀！我则说：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呀！
我抬历史系贬中文系，除了专业偏见外，还和两系的风气有关系。当时正好赶上新文学崛起，中文系领导校园时髦。比如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就是复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的作品，一夜之间创造了一种文学，使中文系成为校园明星。另外，刘心武的一篇《班主任》，也红得洛阳纸贵。刘心武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人。我们熟起来后，我一想挖苦他时，就拿他的《班主任》开涮，他一点脾气也没有。可是，研究这样的文学就是中文系的时髦了。当时系里流行的是现当代文学、新诗、美学。甚至日本有个垃圾电影《人证》，也被当经典一样拿出来讨论。俄罗斯文学很热。但俄罗斯文学课上，大量时间在讨论《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文系的学生每天消化这些东西，还觉得自己很新潮、很精英。当然就更不用说什么赵树理、孙犁、杨朔了。你年轻的生命要是消耗在研究这些人身上，还能有出息吗？一些聪明的老师，自己也有反省能力。记得好像是乐黛云老师私下感叹过：研究现代文学，常常越研究自己水平越低。因为你总要读低水平的东西。即使是茅盾，和人家外国的大家也是没有办法比的。（这是我个人模糊的记忆，如果有错误肯定是我的责任，请大家不要把账算到乐老师头上。）另外，我在高中刚能看“*”前的旧书时，特别喜欢杨朔的散文，觉得他的语言和感情非常清丽，或者说很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时代的斗争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中学阶段写作文，一是学鲁迅，一是学杨朔。后来还是阅历多的同学王友琴一句话把他的骗局给捅破：“杨朔那种清丽漂亮，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饥荒年代最残酷、丑恶的社会中写出来的。你可以把现实的一切都写得很玫瑰色。但在当时那种极端的物质条件下，根本就没有像样的纸，最后也只好印在极其粗糙低劣的纸上。这种粉饰文字和粉饰不住的低劣纸张对比，在物理上就让你感到其文字的虚伪。”看看，在中文系受教育，有时也有精彩之处。那就是有阅历的大同学把我天真地喜欢的东西做一番历史分析，一下子使我脑子复杂了许多。 。。
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2）
当然，中国文学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并非没有可学的。我至今耳边还常常响起同屋高远东在熄灯前朗诵古诗的声音：“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一下子唤起我儿童时代以来面对死亡的心理挣扎。他的口味非常纯正，最常读的是《诗经》、乐府、古诗十九首、阮籍、李白、杜甫、王维等。有些诗我一时品味不出来，听他一读，就有感觉了。这也是我觉得自己不是文学的料的原因之一。可惜，那时中文系主流的风气不在这里。比如古代汉语课本是我最喜欢的。比如何九盈教授，属于明星级老师，据说是中文系四大嘴皮子，讲课能讲到全班鼓掌。即使是30年后，我脑子里还经常响起他念《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的声音。我虽然经常逃中文系的课到历史系旁听，但他的课我一直坚持不逃。可是到了最后，当他的课和历史系张广达教授的通史冲突时，我就实在别无选择了。这一方面是张先生的课实在太精彩——我一直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北大文史方面的第一人——这且留在后面讲。另一方面，也是何老师的课太跟着时尚走。比如，他讲《左传》、《史记》等，发议论要扯到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别林斯基等，占用了许多课时，引得阶梯教室里一片喝彩声。大家越喝彩，他日后这方面的内容就讲得越多。上课如同唱戏，我也只好逃了。
到了历史系，则是另一番光景。历史系想赶时髦也不容易。首先近现代史是非多、禁忌多，当代史则根本无法研究，大家最重视的还是古代史。对比之下，中文系崇新，历史系尚古。我觉得当时历史系的通史课安排得特别好，总把最好的中年师资列出来，实实在在，让人一下子就入门了。大学四年，北大教授对我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讲隋唐史的张广达和讲古希腊史的朱龙华。只可惜这两位先生上大班的课，不可能认识我这个外系学生；我也太胆怯，不敢主动和他们建立联系。没有这些老师的耳提面命，我又年轻气躁，虽然知道该学什么，但就是安不下心来读书。最后在大学对历史也只学了皮毛，荒废了青春。上述这两位先生，还是大学毕业后才开始交流的。这就是后话了。
平心而论，中文系出了不少人才。最近我才从一位没有见过面的师妹那里知道，中文系出来的女孩子，在美国大学当终身教授的已经有一大把，搞文学、历史、人类学等的都有（不久前我自己见了一位，还成为计算机工程师）。不过这位已经用英文在著名出版社出了书的师妹承认：中文系的教育不行，她做学问还是在美国读博士时学的。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写。她赶紧说不行，因为自己中文系的老师还在，不能太不厚道。毕竟她是读过研究生、有导师的人，说话不如我这个没有导师的本科毕业生方便。在我看来，中文系里有学问的人其实很多。不过，名声最响的文学专业，水分其实很大。而默默无闻的古典文献专业，则最货真价实。我如果现在上中文系，也许会报古典文献专业。至少古典训练是结结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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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就是个雅典（1）
我喊了半天学历史，但最终没有潜下心去。在北大的历史训练，最多是通史课的水平。中国通史大致听完，近代史没有听（主要是怕讲成了政治课，当时的*党史是我必逃的政治课）。世界通史则就听完了古希腊。
我不了解现在的通史怎么上。当时通史课是很重的。比如中国通史要上两年四个学期，还不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现代史。这样的教育，似乎太呆板了。照我看来，应该缩减通史课时，增加专题史的课时，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这一问题在这里难以讨论。不过，这到底还是形式问题。关键要看什么人来上。如我前文所述，历史系投入到通史课的师资相当精良。两年大课虽然形式单一，质量则很有保障，而且讲得也比较细致，有助于学生打好基本功。历史系不是没有赶时髦的课。比如我听过一次“比较历史”的课，大概是想赶当时中文系领导的“比较文学”之类的新潮了吧。可惜听了几节，全是花拳绣腿，还是通史课实在。我大学所学最多的，是通史课的旁听。从专业的角度看，这点训练也许什么都算不上。但至少从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角度看，对我的人生很有意义。
先说那点古希腊史吧。
我高中最后一年每周跑出去“关心国家大事”，进北大后又赶上海淀区的基层选举，北大一下子成了全国的焦点。当时随便一个候选人，在饭厅或者三角地，往凳子上一站，就开始演讲，阐述自己的主张、回答问题。听众也都非常投入、认真。我当时还问一位美国留学生：“以你们美国的标准衡量，这够不够*？”他连连点头：“这很*呀！这是真正的*！”那时我真感觉到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甚至幻想着我们这代人毕业后能够彻底改变中国。
我虽然没有具体参与竞选，不过这一段经历塑造了我的世界观。我一直认为，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就是因为我们都经过了三角地、饭厅里那种面对面*的洗礼。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环境的熏染，我开始对古希腊史入迷。在我看来，北大就是雅典，三角地就是agora（希腊城邦中心的广场，也是公民讨论各种事务的中心地带）。没有三角地的北大，自然也不成其为北大了。我还一直宣称：雅典是我的精神故乡，古希腊是我的传统文化。在北大沉迷于古雅典的世界，实在是一种政治上的“寻根”了。
开始时能找到的关于希腊史的书，全是“*”前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虽然这些书苏式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但写得还是比较具体，人家毕竟在这方面的学术水平比中国高一截。从字里行间，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记得王以铸译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前面就有一位苏联学者的序言，非常精彩，可惜后来新版时被去掉了。到了高年级，则看到了顾准的《希腊城邦》（那本书刚一出版我就读了几遍）。在我这代人中，我大概是最早的顾准迷之一了。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他从希腊城邦*一直讲到“五月花号”上的*生成。这种跳跃在现在来看大概不太合乎学术规范，在当时则有着相当的思想一贯性。从知识上看，他讲的并没有超出我已经读到的东西。但是，他是唯一一个能把希腊和中国关怀联系起来的人。他讲雅典，正好满足了我政治寻根的需要。
北大就是个雅典（2）
那时世界通史课上讲古希腊的，是朱龙华教授。他童颜鹤发，一讲话就满脸放光，极有神采。当时世界史专业的学生，还在他的顾问下上演了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看后让我激动了好久。上他的课谈不上什么思想震撼，他不是个激情澎湃的人，而是“古典式”的风格，庄重平和，而且特别清晰。当时这方面的书不全，听他一讲，对古希腊的概观就有了把握。作为外系旁听学生，我没有机会和他直接请教。不过毕业工作几年后，开始上门拜访。记得20世纪80年代《读书》杂志非常火爆，我是《读书》的常客和作者，而且有一段想调到《读书》去。沈昌文先生那时是《读书》的负责人，特地跑到我的工作单位《北京晚报》要人，但是《北京晚报》不放。后来我索性义务为《读书》办事，推荐了朱先生，并自告奋勇地代《读书》向他约稿。他应我之邀写了一组西方史笔记，非常受读者欢迎。
这段教育，使我不仅成了西化派，而且是个“言必称希腊”的西化派。老实说，那时候的古希腊史观，还属于19世纪英国史学家格罗特所代表的那种“浪漫派古典主义”，有其天真之处。但这种天真，有着珍贵的精神。要知道，即使在西方历史上，希腊*也没有太好的声誉。比如William Mitford在1836年出版的《希腊史》，大概是在当时的英国影响最大的希腊史著作了。他经常把绝对*等同于僭政，称之为暴民专制，称“作为一个富人，生活在雅典*中和生活在土耳其专制中一样危险”，在希腊的小城邦中发展出来的政治体制，不适合领土广阔的英国，“英格兰制度中固有的自由传统，并不是来源于希腊*所代表的古典传统，而是来源于日耳曼的森林。”但1851年格罗特的《希腊史》，则彻底为*翻案。他声称没有希腊的*制度，古典文化的精神传统就变得不可能。那种对公共事务公开的、无休止的讨论，那种赢得公众的尊重和同意的压力，鼓励着激烈的、有说服力的论辩，使知识得以成长。从现在的眼光看，William Mitford称英格兰的自由传统来自日耳曼森林确实是真知灼见。现代欧洲直接起源于中世纪的传统而非古典世界，这在史学界基本已经成为共识。但是，雅典精神，是欧洲现代性发育成熟、政治社会走向*的19世纪的时代需要。格罗特的浪漫古典史观压倒了William Mitford保守古典史观，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弗兰克？特纳（Frank Turner）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希腊遗产》中评论道：“格罗特对古典*的翻新是如此成功，乃至19世纪的英国人觉得他们离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比离18世纪的英国更近。”这也恰恰是我对雅典的感受。在20世纪80年代初站在北大的三角地，我觉得自己离古典时期的雅典比先秦两汉要近，比盛唐要近，比明清要近，甚至比近代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都要近。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人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传统，而非要被既定的传统所桎梏？英国有《大宪章》，有莎士比亚，有柯克，有一整套宪政传统。但是，你能嘲笑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崇洋媚外”、冷落自己的传统而拜倒在古典希腊的脚下吗？当然不能。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不仅是英国历史的顶峰，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顶峰。日不落的帝国就是在这种拥抱古典希腊的文化自信中建立的。
美国也是同样如此。Henry Steele mager指出，是古典传统造就了华盛顿、杰佛逊、麦迪逊等建国之父。“这些建国之父对古典世界比他们对欧洲甚至英国更为了解。他们对古典世界的熟悉程度可能比他们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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