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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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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次，让父亲高兴的是一九五五年春节。这个春节，使父亲脸上的喜悦持续了好多天。春节前几天，大哥、二哥、三哥、大姐都从外地回来了，加上我们的外婆、小姑姑、父母亲，还有我们三个小的，全家十一口人，团聚在一起，这可是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团圆。一九四九年以前，弟弟不满三岁，哥哥、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念书，即便是寒、暑假回家，也是你来我往，很少有全家欢聚在一起的时候，只有这一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家大团圆，这也是父亲在世时，惟一的一次。
一年后，父亲不幸去世。一九六九年，母亲相继逝世。此后，我们兄弟姐妹工作在外，人各一方，就再也没有团聚过。直到一九九三年十月，我们兄弟姐妹一行七人，又一次相聚在湘潭，一起来到颜子塘父母亲坟前祭拜，这又是一次难忘的大团圆，父母亲若九泉有知，该是多么的高兴！
五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性格内向，平时不苟言笑，往往使人觉得清高，甚至有些严厉。其实，父亲的内心很善良，待人很诚恳。
解放前，在烟塘住家时，当地有一种民间福利事业，叫做“送瘫子”。村民将无依无靠、下肢瘫痪的残疾人，用一个特制的带雨蓬的木轿，形状像两头齐平的木船，残疾人平时以此为家，吃住都在轿子里。为了照顾这样的残疾人，村民轮流将他抬到家境较好的人家门口，让这家供他吃喝几天，然后，再抬送到另一家去。每次遇到“送瘫子”这种情况，父亲总是好言好语相待，三顿饭，都是父亲将一只装满饭菜的大碗和一双筷子，亲自送到残疾人的手上，还叮嘱他：“慢慢吃，不够再添。”旧社会，穷人多，有时候，外面要饭的乞丐上门，我家喂的黄狗见了生人就汪汪地叫，父亲总是赶紧走出去，先把狗邀开，一边对乞丐说：“不用怕，这只狗不咬人，你等等。” 然后，返回屋，添上一大碗饭菜，递到乞丐的手上；若家中尚未做饭时，就舀一碗米给他。父亲对待所有的穷人一贯都是如此。
父亲平时沉黙寡言，似乎不善言谈，其实并非历来如此。
十多年前，我回湖南探亲，见到了一位远房叔叔，他年轻时曾经邀父亲一起去日本留学。据他讲，父亲在中学住宿读书时，性格比较活跃，常与同寝室的学友聊天、讲故事，说些幽默的小笑话。父亲年青时的这种开朗性格，与后来我所感受到的沉闷性格，实在相距甚远。我想，可能是父亲以后遇到的波折太多，不顺心的日子太久，精神长期郁闷的结果。不过，父亲的幽默感，却仍保留着。
湖南的夏天，常常有这种情况，太阳底下飘几点雨，当地人戏称为“牛脊雨”，意思是指下雨的范围极为窄小，以致可以用牛的脊背来分界，一边有雨，一边无雨。盛夏的夜晚，我们在天井中乘凉，父亲给我讲故事。他说，有一年夏天，在乡间的小路上走着一位身穿长衫，手摇折扇，悠然自得的老先生。忽然，大太阳底下，下起一阵片雨，稀稀落落的雨点，飘飘洒洒地浇湿了老先生的衣裳，他一边走，一边抚摸自己的长衫，他发觉长衫的前面被雨淋湿了，后面的部分却是干干的，于是乎，大发感慨：“这种鬼天气，说着说着就下起牛脊雨来了，真是一点也不假，怪不得我的长衫一边湿，一边干啊！”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父亲也笑了。
六
父亲读过私塾，上过中学，写得一手好楷书，字形中规中矩，娟秀而典雅，只是少了些遒劲和力度，真是字如其人呐！他这样的学历，在当时也算得上是知识份子了。解放后，因家庭成份和身体患病，不能参加什么工作，赋闲在家。虽然，平日里也没有像样的衣服可穿，但穿出来，仍然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斯斯文文的，浑身上下都透出一股书卷气。
在湘潭市三义井住的时候，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门口围着一些人。一个满头长发，蓬头垢面，衣衫褴缕的男子站在人群中间，摇头晃脑地唱着京戏：“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好像是在唱“武家坡”，男子双手还不停地击打着拍节，作为伴奏，虽然不像戏台上的老生喝得那么好，可听起来倒也字正腔圆，很有些韵味。时隔不久，我又看见了这个人，他站在我家门口，正彬彬有礼地与父亲闲聊得起劲。过后，我困惑不解地问父亲：“他是什么人，全身邋里邋遢的，还不分场合地唱京戏，是精神不正常还是要饭的？”父亲伤感地回答：“他姓江，别人叫他“江疯子”，其实并不疯，思维也很清晰，你可能不清楚，他还是一个正牌的大学生哩！搞不清什么原因，竟然没有工作可做，如今穷困潦倒，流落街头，没有法子，只好唱几句京戏，靠别人施舍几个钱来混日子，真是可惜，也很可怜！” 父亲一边说，一边摇着头，很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个乞丐般的男子，周围的人都瞧不起的人，父亲却不嫌弃他，居然还会和他客客气气地攀谈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惟一的解释，大概都是读书人，有共同语言的缘故吧。
父亲年青时和我们年青时一样，心比天高，充满着幻想，很想闯闯世界，干一番事业。高中毕业后，原准备与我的远房叔叔一起，漂洋过海去日本留学，但遭到了祖父的坚决反对。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祖父大发脾气，拿起菜刀，站在天井中，警告父亲：“谁要是敢出远门，就砍断谁的腿！” 向来孝顺，凡事逆来顺受的父亲，不想让祖父生气，只好放弃自已的打算，屈从他的意旨，眼睁睁地看着我那远房叔叔畴躇满志地去了日本。他的这一美好愿望只好化作泡影，以失败告终。在封建家庭礼教的束缚下，碍于“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古训，为了照顾父母，以免他们牵挂，父亲再也不敢提什么出远门的事了。终而致使父亲的理想和抱负无法施展，以后也无法实现。
祖母在世时，四世同堂，各房都未分家，受祖母的安排，一大家子的钱粮账目都由我父亲掌管。这的确不是一个好差事。我们的大伯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富家公子哥儿，游手好闲，打牌赌钱、养鸟斗蟋蟀无所不会，有时赌钱输光了，就跑来找我父亲拿钱，而且为数不小，甚至还连骂带训，弄得父亲左右为难，常常只得忍气吞声，甚至曾经为此急得吐血。
这些事情，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父亲重孝悌，从未在我们面前谈过上一辈和同辈人的不是，也从不在别人面前议论他们的是非，天大的事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
虽然，上一辈对父亲是这样专横不讲理，但父亲对我们却是另一种态度——明智而开放。他和母亲一道，积极鼓励和支持我们到外地读书和参军，到外面去闯自己的事业，从来不认为儿女是属于自己的，必须留在身边为自己效力，使个人的生活过得稍微舒适、轻松一点，日后也好为自已养老送终。父亲的这种为子女打算，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设身处地为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也教育和培养了我们。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全是父母亲心甘情愿地忍受贫穷和困苦所换来的。在当时生活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父亲能有这种“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再苦也不能误了孩子前途”的思想，真是很不容易的。 。 想看书来
七
一九五三年，我们家搬迁到湘潭市三义井，全家的生活虽然比在湘潭县赵家岭时有点改善，但仍然非常艰辛。那时在家的有七口人，二姐在中学读住读，我读小学，弟弟刚上学。家里的收入全靠大哥、三哥寄回家的三十多元钱维持生活，平均每人每月约五元钱。当时的米价是一角多钱一斤，在家六口人吃饭买米需要十六、七元，买煤、买油、盐和照明用的煤油需要七、八元，剩下的钱，用来买菜和杂用，平均每天不得超过两角钱。为了节省，只好去买六、七分钱一斤的干蚕豆和干红薯丝掺在饭里吃，这样吃还可以少吃点菜。父亲长期有病在身，既无钱上医院看病，也没有可能去改善伙食，增加营养。平时，我和弟弟在上学，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才可以吃三餐。父亲、外婆、小姑姑他们却只吃两顿。中午，我和弟弟两人共吃三分钱的原酱（做菜用的）下饭，稍好一点，可以花五分钱买一块榨菜两人分着吃，或者买一小包盐花生米下饭，每人可分得三十余颗。晚上，全家人经常吃的是清水白菜。那时，母亲白天在“军烈属被服厂”干活，天黑了，从“十八总”走很远的路回家，吃的依然是留在锅里蒸得发黄的一碗白菜。有时为了给父亲改善一下生活，就在刚出锅的白饭中加一块指姆大的猪油，倒上一点瓶装龙牌酱油，闻起来很香。父亲看到我和弟弟发馋的样子，很不忍心一个人吃下去。
生活的艰苦，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有时，仍然使人感到伤心。
那时，我正在离我家不远的“湘潭市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即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经就读过的“昭潭小学”，现在的校名是“湘潭市曙光小学”）。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老远就看见父亲站在家门口，这已经是他长久的习惯，每天这个时侯，总是站在那里，等待着我和弟弟放学回来。来到了父亲跟前，我见他那刚刚剃过的头顶上，很明显地留下两道血痕，我问父亲：“怎么搞的，剃头还剃出血来了？很痛吧。” 父亲似乎不愿让我再看到伤痕，把头抬了起来，爽朗地一笑：“五分钱剃个头，你还能要求有好高啊！” 看着父亲毫不在意的样子，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父亲大半辈子过的并不舒适，现在我们差不多都长大了，生活仍是这样的艰难，没想到，连剃个头也要吃苦。平时，我和弟弟理发，都是到附近小店子去理，一角钱一个头。父亲则总是找走街串巷的老头来剃，有时还要挨刀子，为的就是要省这区区的五分钱。其实，我很清楚，并非连五分钱都没有，父亲衣服上面的口袋里，总还是有几角钱的，可是他为了这个家，却怎么也舍不得花呀！
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嗜好，很早以前抽点水烟，后来因病，也就不抽了。他不喝酒，也未见他打过牌。平时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有时也找点报纸来看。他还会吹洞箫，月白风清的夜晚，他常常独自坐在房间里，吹着“满江红”的曲调，低沉、悲愤的情感从箫声中传出来，倾诉着他那忧郁、愁闷的心境。他看的书，大都是古典文言文版书藉，尤其爱看《聊斋》，很可能是作为逃避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在我印象中，父亲没有什么专长，但他善于讲故事，讲起故事来，语调不高，声音平缓，娓娓道来，幽默风趣，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他讲《西游记》中唐僧经历的九九八＋一难，也喜欢《聊斋》中的《偷桃》、《种梨》、《劳山道士》之类的故事。至今回想起来，父亲给我讲的所有故事，都是有选择性的，那些恐怖吓人的鬼故事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这也是他教育孩子所费的一番苦心。
八
我五岁时，父亲就开始教我认字，教我怎样写毛笔字，他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地教我练习写描红本上的字。那时，父亲的气喘病已经显现出来，他站在我身旁，沉重的喘息声，我都感觉得到。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小体弱，得病也不是这一阵子了。中年时，就气血不足，晚上睡觉，即使是夏天，也要穿长裤睡，冬天还要加厚厚的长统袜子。父亲去世前的两年冬天，母亲为了使父亲睡觉暖和一些，总是整夜地睡在父亲的另一头，将父亲的双足紧紧抱在胸前，用自已们体温去暖和父亲的双脚，其情景实在感人。我那时已经十二岁，母亲为了父亲，也顾不得难为情了。
一九五六年的早春，料峭春寒，湘潭的天气显得格外的阴冷。父亲穿着一套灰色的棉衣服，头上是一顶可放下耳罩的棉帽子，这是我记忆中穿得最好、最合体的一身衣服。这套衣服是母亲用大哥寄回的钱，买来棉花和布料亲手缝制的，一直到父亲去世，他都穿在身上。
父亲过世的情景，就像不久前发生的事一样，永远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时，我们住在三义井，寒冷的气侯使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因为贫困，没有能力请医生来看病，药也没有，一直拖着，病痛的折磨使父亲日渐消瘦，卧床不起已有好些日子。父亲去世的前三天，精神忽然好了许多，可以起床，有时在堂屋里走上几步，在旧太师椅上坐一坐。邻居家的熟人过来探望，见到父亲安慰他说：“今天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父亲无奈地摇摇头，苦笑一下：“恐怕是回光返照。”现在想起来，冥冥之中，父亲果真有某种预感吗？
三天后的晚上，大约十点多钟，我做完功课还未睡，屋里点着煤油灯，冷风吹过来，微弱的灯光忽闪忽闪，半明半暗。父亲要上厕所，母亲让我帮着她把父亲扶起来，一道搀扶着，穿过后堂屋，来到放着尿桶和马桶的厕所间。父亲要小便，虚弱的身体已不能站立，只好坐在马桶上解。解完后，我搀扶着他，费劲地站起来，父亲佝偻着身子，像是自言自语，其实是对我说：“时候不早了，你去睡觉吧，明天还要上课。” 我和母亲将父亲小心翼翼地扶回床上，父亲坐在床边，呼吸急促，喘息了好一阵，待稍微平静后，他断断续续地对母亲说：“……你这一辈子跟着我，没有享什么福，倒是吃了许多苦，受了不少罪，我是很对不起你的……只有一点算对得起你，我从来没有在外面找过女人。” 父亲喘了喘气，接着说：“我死后，棺材里不要放石灰，放白糠头灰（谷壳隔氧烧出来的灰），我怕呛。” 母亲这时很悲伤，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低声地安慰父亲：“要不要给孩子们发个电报，让他们回来看看？” 父亲摇摇头，声音微弱却很清晰地说：“不用了，他们工作忙，不要影响他们。” 没想到，这竟是父亲最后的留言。
第二天清晨，我刚起床，母亲含着泪悲痛地告诉我：“你爸爸昨夜过世了。” 我那时很不懂事，只觉得心头空了一块似地一阵恐惶，也不见得怎样地悲痛，现在想起来，真是太不应该了，太不懂事了。接下来的几天，家里忙着办理父亲的后事，人来人往，全是母亲在料理。真正让我感到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是在父亲逝世后的这些日子里。那时，周围附近的亲戚朋友都来我家吊丧，母亲总是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来，谢谢人家。”于是，我恭恭敬敬地走到宾客面前，双膝跪下去，深深地磕一个头，以表示对他们的谢意，我是在家的长男，这也是我为父亲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出殡的那天，要封棺了，堂屋里站满了人。棺木放在堂屋中央，头朝里，脚朝外。母亲牵着我和弟弟的手站在旁边。当棺木盖挪开时，我清楚地看到父亲安详地躺着。这时，母亲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地拉着我和弟弟奔向棺木前，哀痛万分地说：“你们快来看看你爸爸，以后你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一阵悲痛袭上我的心头，胸口感到被石块压着似的沉重，眼泪不由簌簌地流了出来。我默默地注视着父亲苍白的面容，一桩至今也无法解释的奇怪事情发生了：只见父亲闭着的双眼，忽然间，从左眼眼角流出一滴黄色的泪珠，久久地停留在面颊上……这难道是父亲的大脑还有知觉，听到母亲悲伤的哭喊声后，作出的应答；还是父亲放心不下我和弟弟，两个尚未成年孩子，而流下的眼泪？这一切都无从解答。
出殡的时辰到了，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伴随着阵阵鞭炮声，棺木由四个请来的农民缓缓地抬起，母亲抽泣着，带着我和弟弟紧跟在后面护送，白色的灵幡在前方飘动着，亲友组成的送葬队伍，沿着门前的石板路，缓慢地走出了三义井。父亲的灵柩，将送到湘潭县乡下颜子塘去安葬，路途非常远，来回需要两天的时间，母亲不让我和弟弟继续跟着，嘱咐我们：“回去吧，好好在家读书，不要把学业耽误了。” 我和弟弟听话地停立在路旁，目送着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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