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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三部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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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她越来越不能容忍浪费。她缩减了洗衣房正常的肥皂和洗涤剂的用量，结果床单变成脏兮兮的灰色。
在11月一个月当中她换了五个黑人女工帮着料理家务，可是最后她们一个也不愿意干。
她们中的最后一个离开的那天晚上，外婆气极了，她在房子里大喊大叫。她走进厨房时发现贝莉和完面团以后在案板上剩了一小勺的面粉。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饭了，在像蒸笼一样热的厨房里，她走近贝莉，打了她一记耳光。
贝莉手中的勺子掉在了地上，她惊呆了，眼里满是泪水。外婆又伸出手来还准备要打，一个结实的粉红手掌把她推到了一边。“不许你再打人。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多拉德太太，但是你不要再这样做。”
外婆破口大骂，用另一只手弄翻了炉子上的一锅汤，让滚烫的汤嗞嗞地泼了整个灶台。她走回自己的房间把门摔上。弗朗西斯听见她在房间里骂人，还听见东西砸在墙上的声音。她整个晚上都没有再出来。
贝莉把灶台清理干净，帮老人们吃过晚餐。她把自己的几件东西收进一只篮子，然后穿上她的旧毛衣，戴上绒线帽。她到处找弗朗西斯，可是没有找到。
在马车上她看到了弗朗西斯坐在门廊的拐角。他看着她从车上费力地下来走到他身边。
“小猫咪，我要离开这里了，不会再来了。在供给社的塞罗尼娅会帮我给你外婆打电话说明的。在你妈妈来之前你需要人照看。到我家来吧。”
他的脸蛋被她碰着的时候他扭过身子跑掉了。
贝莉的丈夫吆喝着赶骡车走了。弗朗西斯看着骡车上的灯笼慢慢消失了。他也这么注视过，现在悲伤的心里空落落的，因为他觉得贝莉背叛了他。现在他一点也不在乎了，他反而很快活。骡车的光线微弱的灯笼在路边消失了，它比起满月来差远了。
他在想，杀死一匹骡子该是什么感觉。
05
贝莉打电话给玛丽安·多拉德以后，玛丽安没有马上去。
两个星期后在接到圣查尔斯地区警察的电话后她终于去了。她自己开着二战前那种老款式的派克德车在下午三点来到母亲家。她戴着手套和帽子。
一位副警长在巷子口遇到了她，并探身到她的车窗口：“瓦格特太太，您母亲在中午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说有用人偷东西。当我赶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请原谅我的无礼，我发现您的母亲在无中生有，而且我看这里好像缺乏料理。警长觉得他应该向您先打声招呼，您明白我的意思吗？瓦格特先生目前是公众人物，所以……”
玛丽安明白他说的意思，瓦格特先生现在是圣路易斯公共工程处的处长，在他的党派里他已不是最吃香的人了。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看到过这地方。”副警长说。
玛丽安发现母亲正在睡觉，还有两个老年人在桌子旁坐着等着开饭，一个妇人穿着衬裙站在后院里。
玛丽安给他丈夫打电话。“他们多长时间检查一次这种场所？……我还不知道目前有没有房客的家属去投诉过。我估计这些人也不会有什么家属……不，你别介入进来。我需要几个黑奴。给我找几个黑人……还有沃特斯大夫。我处理好的。”
四十五分钟后医生带着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到了，还有一辆专车带来玛丽安的女仆和五个其他的家务仆人。
弗朗西斯放学回来的时候，玛丽安、大夫和护理员正在外婆的房间里。弗朗西斯听到外婆的咒骂声。当他们把她用疗养院的大轮椅推出来的时候，她变得目光呆滞，胳膊上有一小块棉球。她没戴假牙，脸显得凹陷而与往日不同。玛丽安的胳膊上也贴了胶布：她被她咬了一口。
外婆和护理员坐在车后排，被医生带走了。弗朗西斯目送着她。他想挥挥手，可是手臂垂到了身边。
玛丽安的清洗队在房子里面又刷又洗，清理了很多东西，又把房子通了通风，帮所有老人洗了澡。玛丽安和他们一起干，而且指挥她们做了一顿简单的饭菜。
她只在问东西在哪里的时候才和弗朗西斯说话。
后来她把仆人们打发走，给县政府打了个电话。多拉德太太中风了，她向他们解释。
当福利处的工人们开着学校的班车来接这些老年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弗朗西斯觉得他们也会把他带走。可是他没有被列入讨论的对象。
房子里只剩下他和玛丽安两个人了。她坐在厨房里，双手捂着脸；他出去爬上了一棵酸苹果树。
终于，玛丽安叫他了。她已经把他的衣物收拾到了一个小皮箱里。
“你得跟我走，”她边说边向车的方向走，“上车，别把脚放在座位上。”
他们开着派克德离开了，那辆轮椅还在院子里放着。
这回没有丑闻曝光。县政府的官员说这对于多拉德太太虽然是个遗憾，但她直到最后都把疗养院料理得很好。瓦格特一家保全了体面。
外婆被关进一家私人开的精神疗养院。直到十四年后弗朗西斯·多拉德才接她一起回家。
06
“弗朗西斯，这是你的姐妹和兄弟。”他妈妈说。他们在瓦格特的书房里。
耐德·瓦格特十二岁，维多利亚十三岁，玛格丽特九岁。耐德和维多利亚互相看了一眼，玛格丽特则盯着地板。
弗朗西斯的房间在仆人们房间的顶上。自从1944年大选惨败以后，瓦格特家就不再雇仆人了。
弗朗西斯在波特·施罗德小学念书，徒步就可以到，而且离瓦格特家其他的小孩上的主教教会学校很远。
最初的几天里瓦格特家的孩子们尽可能地不理他，可是到了第一个星期的周末，耐德和维多利亚到仆人房间这一层来找他。弗朗西斯听到他们在门外嘀咕了几分钟，然后他的房门的把手动了动。看到房门锁着，他们并没有敲门。
耐德说：“开开门。”
弗朗西斯打开了门。他们没理他而是径直到他的衣橱里翻看。耐德打开小柜子的一个抽屉，两个手指夹出他发现的东西：生日时得到的绣着弗朗西斯名字缩写F。D。的手帕，一个吉他的弦枕，一只装着漂亮的甲壳虫标本的药瓶，一本表面有水痕的《棒球乔在世界联赛上》，还有一张签着“你的同学萨拉·黑尔”的纪念卡。
“这是什么？”耐德问。
“弦枕。”
“干什么用的？”
“吉他上的。”
“你有吉他吗？”
“没有。”
“那你要它干什么？”维多利亚问。
“我爸爸曾经用过它。”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你说什么？让他再说一遍，耐德。”
“他说那是他爸爸的东西。”耐德拿起弗朗西斯的一块手帕，在里面擤了鼻涕后又扔回抽屉。
“他们今天把小马带走了。”维多利亚说。她在弗朗西斯的小而窄的床上坐下，耐德坐在她身边，背靠着墙，脚踩着被子。
“没有小马了，”耐德说，“没有夏天的湖滨别墅了。你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吗？你说呀，你这个小混蛋？”
“爸爸现在老是得病，挣不到那么多钱了。”维多利亚说。“有时候他根本就不去上班了。”
“知道为什么他会不舒服吗？你这个小混蛋？”耐德问。“你回答我啊！”
“奶奶说他现在是酒鬼。你明白吗？”
“他不舒服就因为你这张丑巴巴的脸。”耐德说。
“别人不投他的选票也是因为你。”维多利亚说。
“出去。”弗朗西斯说。他转身去开门的时候，耐德朝他背后踹了一脚。弗朗西斯用双手捂住腰。耐德又踢他的腹部。
“噢，耐德，”维多利亚说，“噢，耐德。”
耐德扭住弗朗西斯的耳朵把他拎到梳妆台的镜子前面。
“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耐德拽着他的头发往镜子上撞。“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一下猛撞。“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又一下。镜子被撞碎了，沾满了血迹和黏液。耐德松了手，弗朗西斯坐到地板上。维多利亚看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咬着下嘴唇。他们把他扔在那里走了。他的脸被血和唾沫沾湿了。他的眼睛因为疼痛而流出眼泪，但他没有哭。
28
01
芝加哥的雨沉闷地下了整整一夜，落在弗雷迪·劳厄兹的露天墓地的雨篷上。
雷鸣让威尔·格雷厄姆由于劳累已经很疼的头颤震动着，他从书桌前起身走到床边的时候摇摇晃晃。床边，梦如蛇一般缠绕在他的枕头下面，等待着他。
圣查尔斯城北部的一栋老房子任凭冷雨敲窗、电闪雷鸣，在风雨中重复着它长长的叹息。
楼梯在黑暗中吱呀作响。多拉德先生下楼了。他的和服在他走路时窸窣作响，他的双眼因为充足的睡眠而圆睁。
他的头发潮乎乎的，整齐地梳理过。他已经清理过指甲。他走路的时候既缓慢又沉稳，注意力很集中，好像在小心地端着满满的一杯茶。
胶片在他的投影仪旁边。两个家庭的。其他的胶片成卷地堆在废纸篓里准备销毁。他从十几部家庭自制影片里选中了两个家庭的，在公司复制好然后带回家观看。
在他的舒适的靠背椅旁边放着奶酪和水果，他舒舒服服地坐进去，开始看影片。
第一部是国庆周末的一个野餐会。一个很温馨的家庭，三个孩子，父亲很强壮，用他粗大的手指伸进腌菜罐。后面是母亲。她拍得最好的镜头是在她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垒球的时候，尽管她在镜头上只有大概十五秒钟。她在第二垒上面冲着投手和投手板，两脚分开，做好从两个方向都能出球的准备，在她弯腰向前倾的时候她的前胸在套衫下颤动着。一个孩子挥舞了一下球棒，可恶地中断了她的镜头。现在又是她了，返回触垒。她把一只脚放在船用的坐垫上，坐垫在这里当了垒，两腿一弯一直；她大腿的肌肉在她弯曲的腿上紧绷着。
一遍又一遍多拉德看着这女人的身体。脚放在垒上，髋部倾斜着，大腿的肌肉在剪短了的牛仔裤里绷紧了。
他定住最后一个片段。母亲和她的孩子们。他们玩累了，身上很脏。孩子们偎依在妈妈的怀里，一只狗在他们的腿中间摇尾巴。
一阵震耳的雷鸣把外婆的高高的橱柜里的水晶雕刻品震得玎玲作响。多拉德伸手拿了个梨。
第二部影片分了几个部分。影片的名字叫“新家”，用几分钱的硬币在一个打破了的猪形扑满上方的衬衫盒上拼出来。开头是父亲在院子里立起一块“出售”的标牌。他拿着标牌，脸冲着镜头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鬼脸，他的裤兜掏空了被翻出来。
妈妈和三个孩子在台阶上的一个特写，拍得摇摇晃晃。这是栋很漂亮的房子。镜头切换到游泳池。一个孩子，头发油光光的，个子很小，啪嗒啪嗒地走到跳水板前，在瓷砖上留下湿湿的脚印。水里露出了几个小脑袋。一只小狗向一个女孩游过去，它的耳朵往后伸，脸高高地露出水面，眼白都看得很清楚。
妈妈在水中拉着登梯的扶手抬头看镜头。她黑色的鬈发有光泽；丰胸在泳衣的上方膨润闪亮。她两腿分开站立，腿的影子在水波的荡漾中浮动。
夜里。一个曝光很差的镜头从游泳池移到灯光明亮的房子，灯光在水中反射。
切换到房子里面，一家人在欢笑。到处是盒子，还有装箱用的材料。一只老式的大箱子，还没搬到阁楼上去。
小女儿在试外婆的衣服。她戴上一顶花园晚会的帽子。父亲坐在沙发里，他看起来好像喝醉了。然后显然是父亲拿着摄影机。高度并不是很合适。妈妈在镜子前面戴帽子。孩子们在她身旁欢笑，男孩子们在旁边一边笑一边拉拽着上面的古董装饰。女孩静静地看着妈妈，审视着若干年后自己的模样。
到片尾了。妈妈转过身，冲镜头摆了个姿势，还做了一个夸张的微笑，手放在脖子背后。她很讨人喜欢。她的脖子上戴着一块有浮雕的玉石。
多拉德定住屏幕，往回倒影片。一遍又一遍她从镜子前面转过身，微笑着。
心不在焉地，多拉德拿起垒球赛的胶片，把它扔到了废纸篓里。
他把胶片从投影仪里取出来，看了看盒子上的地址标签：鲍伯·谢尔曼，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城，603号邮箱，星光大道7号。
开车去会很方便。
多拉德把胶片放在手心里，用另一只手盖住，仿佛它是一只小生命能挣扎着从手中逃走似的。它好像是一只在手心里蹦的蛐蛐。
他记得在利兹家时开灯以后的慌乱和跳动。他必须把利兹先生处理好才能打开他的摄影灯。
这一次他可要做一个流畅的过程。要是能在暗中把摄影机开着，偷偷地爬到睡觉的两个人中间依偎一会儿该多惬意啊。然后他可以在黑暗中搏斗，再坐在他们俩的血迹中间快活自在。
他可以用红外线胶卷做到这一切，他知道该上哪里去找。
投影仪还开着。多拉德手里握着胶片，眼睛看着明亮的空屏幕，可他却能看到心中的影像，与窗外风的叹息连在了一起。
他并不是出于报复的心理。只有爱和荣誉就要来临的企盼与兴奋。他的狩猎目标的心跳变得微弱而急促，像一下跨进了静谧的脚步。
他躁狂地跃立着，跃立着，被爱充满了。谢尔曼一家向他敞开了大门。
他的过去丝毫不会来干扰他，现在只有即将到来的荣耀。他从来不去想他母亲的家。事实上，他对那段时光的记忆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是朦胧的。
二十几岁的时候多拉德对他母亲家的房子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了，只在他的记忆宫殿里留下了一层膜。
他记得他只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忘了是因为他九岁时吊死了维多利亚的猫才被送走的。
在他仅有的几个记忆片段里有一个是那房子本身，里面灯光明亮，那是他在冬天的一个黄昏从街上路过房子时看的一眼。那天他从波特·施罗德小学放学回到一英里以外他寄宿的人家。
他能记起瓦格特家书房的气味，像钢琴被打开时发出的气味，他妈妈在那里给他假期需要的东西。他不记得临走时楼上窗户里的一张张脸。外面的地被冻得硬邦邦的，那些实用的礼物在他发热的胳膊底下面目可憎；他的思想逃到了大脑深处的一个家里，与圣路易斯的家完全不同。
在十一岁那年他的臆想开始非常活跃而且变得强烈。在他的爱发展得太猛烈的时候他就释放它。他捕捉宠物，小心翼翼地，观察它们的反应。它们是那么驯服，每次动手都很容易。警方从来没有把他和车库地面上的小小的血滴联系在一起。
四十二岁的他已经不记得这些了。他也不再想他母亲家中的人了——他的妈妈，同母异父的姐妹和兄弟。
有时候他在梦中看到他们，在光彩夺目的梦境中的几个片段；已经面目全非，而且都是高高的个子，脸和身体是鹦鹉一样艳丽的颜色，他们在他身边保持螳螂一样的姿势。
当他有意识地回忆时——虽然他很少这样做——就有很多令人满意的画面可以追寻，都是在他参军时的场景。
在十七岁那年，他无缘无故地从窗户闯进一个妇人家里，被抓住了。法庭给他两个选择，要么服兵役，要么按刑事犯罪定刑。他选择了参军。
在接受了最基础的训练以后他被派往专业学校学习暗室操作，然后被海运到圣安托尼奥，在布鲁克部队医院的医疗队里冲印胶卷。
布鲁克医院的外科医生们对他产生了兴趣，并决定给他整容。
他们在他的鼻子上做了Z型整形，取下部分耳朵的软骨来延伸鼻梁，然后用一个奇妙的阿贝皮片技术缝合了他的上唇，手术在演示厅里吸引了一大批学习和观摩的医生。
医生们对手术的效果很满意。多拉德婉言谢绝了别人举过来的镜子而向窗外望去。
音像资料图书馆的记录显示多拉德曾借出过很多电影，大部分都是关于外伤的片子，而且他借出的影片总是隔夜才还。
他1958年又一次入伍了，在这第二次兵役中他找到了香港。他所在的部队的军部在南朝鲜的汉城驻扎，在五十年代末期他为部队冲洗小型的侦察机跨越三十八度纬线而拍摄到的照片。在年假中他得以一年两度去香港。香港和九龙在1959年是任何人都垂涎向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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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外婆在1961年从疗养院被接回家，她的状态是长期服用盐酸氯丙嗪后的无表情的静默。多拉德申请因需复员并获批了，所以他比计划提前两个月退役，以便回家照顾外婆。
那段日子对他来说也是段意想不到的安静的日子。他在盖茨威的新工作可以让他请得起一个保姆白天陪外婆。晚上他们在客厅里坐着，互相不说话。一台老式座钟的滴答声和打点声是打破寂静的惟一声响。
他看到过母亲一次，那是在1970年外婆的葬礼上。他仔细看着她，从她身旁走过，他黄色的眼睛和她是那样惊人地相似。她也许是个陌生人。
他的外表很让母亲吃了一惊。他的胸很阔，身体壮实，和她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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