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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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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
道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哲学，它主张个人要维护自己的人生，以便把自己从那陌生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实现自身原有的清静、纯洁。道家的观念是：以“隐世”取代为名声而拼搏，在无声、无息中去发展自己的本质。
道教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和宗教潮流，至今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力量。它不仅激起了对自然的沉思，而且也给予宋代的田园画家以及中国园艺家创造的灵感。通过它对常生不老药物的尝试，使它变成了早期化学的鼻祖和中国自然研究的驱动力。以保护和强化生命之能量（气）的气功在此基础上产生，中国医学也产生于此。【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汉代那混乱的百年期间以及随后的王朝分裂时期（公元221～589年），它变成了一种起源于道教哲学并传遍全中国的、有经书、礼仪、主持人和庙宇的宗教。它是于公元142年由神奇的张道林在四川的一座山上借助于敬老子为道教先师而创立的。老子在此成了“天师”。道教从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之一，与它齐名的还有作为国家礼仪的儒教、外来的佛教。
作为关注个人的哲学和宗教，道教不同于儒教的是，它可以把人性中的一些自然属性的东西作为社会的另外一个部分使人得以发展。也正因此使得道教有可能成为威胁国家的因素，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多次农民起义都是在道教与佛教的神秘社会组织的号召和组织下爆发的。其中，那种由佛教中所接受的基于对未来的公正和平等要求的世界末日期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3。孔子理性建立的道德秩序
那最终上升为国家宗教的学派就是儒家。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61至公元前479年）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他的政治生涯是在一位侯爵那里作政治幕僚。像柏拉图一样，他在政治方面没有什么成就。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就对教育方面的热情、付出而言，我足以与他人相比，但是我却没有获得一种贵族的生活（言外之意，他作为一个侯爵的幕僚，只是把自己的道德思想付之于现实）。因此他作为私人教师去教书。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贵族世家付给侯爵家庭工作人员的工资越来越少，愿求知、实践者更少，孔子只能周游列国，四处讲学，以召募学生。
孔子心中的问题也是法家所面临的问题：如何才能使社会重新恢复秩序与安定？孔子所指出的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正是被法家所斥责的一种愚蠢至极的方法，即恢复传统的道德秩序。按照他的思想，秩序与和谐无法通过法律惩罚来实现，法家的方式是完全依靠外部的强制措施保证秩序与和谐。孔子主张，只有当人们内心接受了道德之后，秩序与和谐才有可能实现。
按照孔子的说法，这种美好的社会和理想的国家就是周朝初期的那个样子，而理想的国君就是周朝初期的两个国王，文王与武王，其中也包括周公旦，正是周公旦在武王驾崩后全力辅助未成年的王子。孔子就是由此为出发点去研究历史、诠释道德，并把它们列为自己讲学的基本内容。其中心论点见诸下述五部书：
——易经：关于发展变化的学说
——书经：关于历史的学说
——诗经：关于诗歌的书
——礼记：关于礼仪的书
——春秋：关于春秋时期的编年史（公元前722到公元前481年的鲁国史）
按照传统的说法，上述五本中的前四本应属孔子编著的，而鲁国史则是他自己撰写的。这五本书最终成了儒家学说的经典。属于儒家经典的还有孔子学生整理编辑的孔子演讲，即《论语》，以及其后的孟子的著作，即《孟子》。孟子生活在公元前371至公元前289年。
周朝初期的道德秩序是一种贵族礼仪（礼），它所确定的责任是以贵族社会的价值观念为依据，并且借助于敬天，也就是靠坚信上天会赏善罚恶而维持的。如同法家一样，孔子完全明白，那时的秩序在笃信上天方面失却了它的基础，故此他要通过对人的自然本性和历史经验的理性分析，为这个秩序寻求新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现存的贵族和等级观念体系予以道德和美学的新解，从“君子”（王、侯之子）这种周代贵族社会上层之专称推演出一种理想的、观念化的“高贵的人”，提出了“君子”之说。这类人的社会地位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出身，而是在于它们特征归属以及他们的行为举止。孔子由此用精神和道德的贵族取代了天生的贵族。
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是一幅天然生成的法权家庭的等级秩序。在孔子所提出的基本的五大社会关系中，就有三个属于家庭范畴的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第四个关系是君臣（包括百姓）关系，也是参照家庭关系的形式予以规范的：君为父，国为“家”，以此就从天然性的角度找到了归属。唯有第五个关系，即朋友关系，显示出某种平等的关系，但它也是参照兄弟关系的形式予以规范的。对儒家道德秩序来说，有两个决定性的要求。其一是：这种等级秩序并非单方面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包含有多种彼此相互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小的服从和信任大的，而大的也因此要解决小的所遇到的问题、保障他愉快生活。其二是：上不应凭借强制和惩罚实施自己的意愿，而要借助于自己道德形象的感召力。在所有严密的等级制度中，就其理想而言，唯有儒家的社会当属一种真正富于人性的社会。
只要当每个人都担负起自己在整体中所应负的角色，并履行着按照社会等级关系所确定的彼此关系中的自己那部分责任时，国家和社会就会处在秩序与和谐之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孔子在他那著名的论断中就是这么强调的。这种角色在此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象，而且受到内心道德力的驱动。产生道德内力的方法就是教育。完全不同于法家的是，按照儒家的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所有教育不外乎就是启发人们内心潜在的善。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就是孟子。尽管早期儒家哲学第三个代表人物荀子（公元前300到公元前230年）认为，人性本恶，但是他仍然主张，恶可以通过教育而从善。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儒家相信教育的力量：知善者必行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教育在儒家文化中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周朝早期的礼仪属于贵族的礼仪。那些“小人”、农民以及那些靠为贵族服役而生活的人，处在贵族王朝统治的下层。但是孔子同时也考虑到，要对这些作为贵族顾问的政府精英们和官吏们予以理性道德的教育。这些精英们不仅要拥有管理国家的实际能力，尤其要具有完美的个人品行以及较高的道德水准。儒家教育的目标是所谓的“君子”，他在国家和政府管理中不仅有思想，而且有道德感召力。
与法家相同的是，孔子在其新的社会结构中也不再提天生的贵族问题。可是法家所提倡的天下平等，是在一人统治下的平等，也就是有一个绝对王者。而孔子却把社会以是否受过教育为标准分为两个阶层。儒家的这种思想至今仍然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是敞开的，只要你努力去学习。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7在另一处他又强调说：“有教无类”8。孟子更进一步并断言说：人人都有能力成为尧或者舜9，成为中国神话中的明君和远古史上的文明奠基人。
儒家这种基于理性基础、根植于人心的道德秩序设想，也就是让人出于心灵之需要而去行善行的思想，属于人类最高尚的思想形式之一。孔子以此成为了中国乃至东亚人民的圣贤大师，成为中国和东亚文化的最伟大的缔造者。犹如即使基督本人已不复存在，但欧洲人的基本道德观念仍然深深地打上基督教文化的烙印一样，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越南人以及东南亚的中国裔少数民族的道德观念至今依然只能从儒家文化中获得解释。
■儒家思想发展成为国家宗教
孔子生活在一个从周朝诸侯持续200年的混乱走向终结的过渡时期，随之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战国”时期开始了（公元前481～公元前221年）。诸侯割据演变成毁灭性的厮杀，那些余留下来的大国凭借着用战车装备起来的数十万大军点燃了战争的滚滚硝烟，那也许是他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残杀。那时中国历史的目标就是：一个在绝对集权统治下的统一国家。
此刻对于孔子人性学说的需求显然时机未到。“无人愿意接受我的思想”，韩国的儒家弟子刘祥（公元前77～公元前6年）一针见血。诸侯们需要另外的国策，他们在法家那里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中也看到了王者的任务。此任务不在于考虑民众的疾苦和幸福，而在于扩大国家的霸权。为此，也得要求并激励国民去强化国家经济、壮大国家武装力量。实现的方法就是，推行严酷刑法，实施重奖制度，按级悬赏敌人首级。法家的国家是一种在王者极权统治下的国家，王者就是执法者。国家是依法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并有严格的管理体系。封建贵族的所有残余都被弃之不用，旧时的掌权者为国王新任命的官员所取代。按照法家的思路，法制国家的长处在于，它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政府，即便是在王者软弱、官员一般的情况下。
事实上，在“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的国家中，法家这种强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思想使得最先接受并持续运用它的国家，即西部的秦国最终脱颖而出。在短短不足1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在公元前230到公元前221年间，秦王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其他诸侯国。他为自己发明了一个新的名称：皇帝，并作为“秦始皇帝”统治着这个统一、完整的中国文化区域内的王国。他实行了一个由上而下严密组织管理的国家体系。国家由32个郡组成，每郡设一名文官和武官，他们分别由一名皇帝的钦差所监督。在整个新王朝中只许有一种意识和一部法律：法家学说。所有其他哲学学派都被禁止，他们的著述全部被烧毁，许多历史典籍也因此而失传。据后来的史书记载，460名儒家弟子被秦始皇帝活埋；强制国民服劳役修筑国家建筑工程。由此，这位皇帝在连接旧有的防御工事的基础上，第一次修筑了长达两千公里的“长城”。在其首都咸阳（位于今西安附近）驱使10万余犯人为他修建一个巨大的皇宫，其中包括所有被他吞并了的诸侯的宫殿。驱使70万劳役为他修造陵墓。时至今日已经挖掘出7500个与活人大小相近、姿态各异的兵俑，它们作为警卫，守护在这位始皇帝陵墓的入口处。
在后来儒家历史书中，这位始皇帝的名声不好是显而易见的。他被称之为残忍的暴君。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不把其奠基人称之为英雄，而看作为暴君的国家。道德历史学家也许最应该重新评价这位始皇帝。
秦王朝持续的时间很短。繁重的劳役、苛捐杂税以及酷刑使人们怨声载道，因而随着秦始皇帝的驾崩公元前221年终于爆发了起义。经过5年的战争，出身于农家的小官吏刘邦最终成了赢家。而由他所建立的汉朝持续了400余年，即从公元前206到公元221年，这是一个与辉煌的罗马帝国并行的朝代。
儒家的时代到来了。秦王朝的短命，绝非单纯为秦始皇帝的暴政所致，其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一个能使国家与社会得以协调起来的基础。汉代的第一个皇帝尽管接受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和官吏制度，但是却借助于道德的秩序使其合法化，并且回归到儒家学说上来，从而产生了儒家学说与合法的国家机器相结合的“国家化儒教”。
汉朝的第一位皇帝开始从儒家学派中为自己召募官吏。而法家则由于秦王朝的残暴而声名狼藉，因此汉朝的皇帝们也只是从道家中聘请法师，让他们提出一些有关神秘力量的建议。同时，汉朝初期，皇帝还得先与某些新产生的权贵们分割权力，即使刘邦的皇帝尊严也只是在部分诸侯那里得到认可，而且还不得不借助重奖安抚他的主要竞争者。
一直到了武帝（公元前140到公元前86年）这位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之一，才真正地重建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儒家学说国家化的第一次辉煌时期便由此开始了。为了管理那日益扩大的王朝并保持统一，武帝需要两样东西：远离京都的官员以及那些外省侯爵们的忠诚；官吏治理下的民众尤其是农民站在拥戴皇帝的一边。这二者唯有借助于儒家学说中那严肃的道德责任观才可加以保障，也正是因此，汉武帝于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学说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于公元前124年在其首都长安建立了专门用于培养高级官吏的国立儒学院。其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一目了然的，它所具有的影响类似于法国的高级管理学院，国家经济和管理的精英们在这里受到统一熏陶。
在武帝之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大地主、富豪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新的贵族阶层，他们占据了国家上层统治地位，儒家出身的官吏们被纷纷赶走。公元220年，最后的一位汉朝皇帝被废黜，汉王朝在一场灾难性的起义中结束了。“战国”时代重新开始。危难之中的人们求助于宗教。自汉代就已经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历了其重要的发展时期。土生土长的道家思想也由哲学发展成了宗教。佛教和道教此刻一起占领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一个宗教的时代结束了儒家的人性哲学时期。甚至到了隋、唐两代（公元589到618年），这种状况也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儒家学说尽管在政治领域和皇室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仍然处在低潮阶段。在公元6世纪，没有任何一位儒家思想家在社会生活中出人头地。
随着民族文化在唐代末期的复兴，儒家在公元9世纪时期出现了转机。宋代的皇帝们（公元960到1279年）把儒家文化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贵族阶层被取缔，军人力量为统治阶层所排斥。整个国家都把握在皇帝和他的官员手中。这是儒家的国家形式的最佳时代：皇帝统治、官吏管理。同时，这也是儒家思想一个最活跃的时期。大量的新儒家哲学在寻求与宗教竞争的同时，也给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以及国家学说补充了一种解释宇宙形成的形而上学，这是他们在借鉴佛教和道教之际，从易经中发展出来的。
儒家学说最终上升到这样高的地位，以至于它凌驾于所有意识形态之上，并且在随后的千年中逐渐成为绝对统治的国家意识形态，显然也成了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儒家著述得以普及、传播。在孔子的出生地曲阜（今山东省境内），有一座为祭祀孔子而修造的宏大的庙宇，它的壮观可与宏伟的皇宫相媲美。环绕四周有一道长达10公里的围墙保护着孔子的陵墓，孔庙是这个王国的圣庙和政府精英们的朝圣地。
1279年，忽必烈统治下的蒙古人灭亡了南宋，当他们统治着整个这个国家时终于发现，中国离开了儒家体系是根本无法治理的。
1368年，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崩溃。在随后汉族统治的明代300年（1368到1644年）中，儒家的精神统治继续得到了发展。如果说以前儒家学说只局限于政府和教育精英们这一方面的话，那么此刻儒家学说形成了社会化，因为地方官吏、农村绅士以及私塾的先生们对市民和农民灌输儒家思想。尽管许多人未必理解儒家的哲学，但是他们了解儒家的道德要求。当这些普通人继续走进佛教和道教庙宇，相信神灵和魔力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仍然保持着儒家的基本理念，尤其是社会等级秩序以及君臣父子的思想。儒家学说的世界观和道德原则已经深深的渗透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1644年，明朝为满族人推翻，可是这个少数民族的统治阶层并没有改变儒家的政治体系和道德体系。入关之前，满人还属于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此刻却接受了儒家学说，至少显示出这样一种姿态，以便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因此他们的所做所为与保守的汉族儒家弟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家学说由此也就彻底的教条化了。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清朝有三位伟大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由于他们卓越的领导才能，儒家的帝制才显示出其真正的生命力。
第04章 靠伦理道德的凝聚力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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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命”
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当时位于中国文化地带西部边缘的周朝尚未建立，周族诸侯为了灭商建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自己灭商的战事合法化的，而这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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