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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看不起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国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珍珠港事件后，史迪威作为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中国。此时，他还兼任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总司令和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到中国后，就向蒋介石提出正在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要由他全权指挥。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傲慢无礼非常生气，但又急欲借美国人的军事和物质力量来打败日本军队，所以表面上同意他提出的要求，暗地里却坐在重庆遥控着中国远征军。为此事，史迪威气得大骂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

不过，史迪威收到马歇尔的电文后并没有意气用事，他觉得如果美国通过中美合作完成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任务的话，让戴笠为主任控制业务管理上的权利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史迪威也清楚在中国的许多事情上如果得不到戴笠的首肯，就很难行得通。惟有让史迪威不赞成的是，梅乐斯帮助戴笠训练特务武装，进行游击战争。恰逢此时，史迪威指挥的部队在缅甸战场被日本军队击败，致使整个缅甸失陷。这时，美国国内有篇评论文章说：“……日本在缅甸的战斗部队不过四、五万人，所以缅甸失陷不过是使日本可以多调动五万人以内的部队来对中国作战。但是整个中国失陷了，则将有一百万以上的日军可以抽调出来，进攻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太平洋海岸。五月间，仅在中国金华一地集结的日军，就多于缅甸战场的日军人数的两倍……”为此，梅乐斯就拿着这篇评论去找史迪威，向他说明在中国东南沿海训练特务武装并进行游击战的重要性。史迪威听后无话可说，尽管心里仍然不满意梅乐斯和戴笠间的合作，但他已提不出反对的理由。于是，史迪威给马歇尔发去电报说：“如果按将军所言‘分而自之’的话，我们将无法获得戴笠将军的合作。戴笠是个极端保守和极端多疑的人，他决不会允许自己与梅乐斯之间再有个第三者……”马歇尔对史迪威一向信任，既然史迪威不同意“分而自之”，他也不再坚持。但马歇尔仍旧坚持把中美合作中的美方人员及梅乐斯，作为史迪威管辖下的一个海军组。不过，该海军组在中美合作中无须受史迪威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领导。这样，戴笠和梅乐斯拟定的合作协定很快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批准，也就有了中美之间在重庆签订合作协议的仪式。

但是，美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结束。

缅甸战役失败后，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对日作战、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和国共合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在蒋介石的施压下，罗斯福总统只得召回史迪威，其位置由魏德迈将军继任。魏德迈到中国后，对美国海军部与中国军统局的合作仍然成见很深。他对“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主任一职由中国人担任很不满，并坚持“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必须受他的指挥。当这要求遭到了梅乐斯和戴笠的反对后，魏德迈以辞职相威胁。美国参谋本部在协调无用的情况下，只得发布命令：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工作的美军人员，自梅乐斯以下均接受魏德迈指挥。对这样的命令梅乐斯表面上是无法抗拒的，但实际上仍然是我行我素，根本就没有把魏德迈放在眼里。魏德迈对此毫不犹豫地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进行报复，即严密控制空中航线，使美国海军每月提供给“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一百五十多吨物资，连半数都到不了中国。美国海军无奈之下只好自己组织飞机和车辆，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运输物资。但这也被魏德迈坚决地阻拦了。美国海军部愤怒之下，表示要用军舰先把给“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物资运到印度，再经雷多公路运往重庆。但要真正做到，实在不是件易事。美国海军部原准备调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工作人员为三千多人，因为得不到魏德迈的支持，有两千人左右滞留在印度，不能飞越驼峰。直到抗战结束，又由印度返回了美国。为了能得到美国陆军和空军的支持，美国海军部要梅乐斯整理了与中国军统局的合作成果，准备在国内外的报纸上发表，结果遭到了美国国内主持军方新闻发布机构的反对。梅乐斯知道此事后气得发抖，准备在重庆举行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揭露魏德迈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上所做的不道德行为。此事，被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察觉，美国政府担心梅乐斯如此下去会损害美国利益和形象，就以梅乐斯神经错乱为由，派人把他押回了国内。

戴笠在这场美国内部竞相争夺与军统的角逐中，本来完全可以保持沉默，因为不管美国方面的结果如何，最后得利的还是他戴笠。但由于戴笠与梅乐斯事先已有了较好的私人关系，并有通过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的默契，所以不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都站在美国海军一边。据说，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杜诺万为了争得与军统局的合作，来中国找过戴笠。在酒会上，杜诺万离座举杯与戴笠走到一旁交锋了起来。杜诺万对戴笠说：“如果你在与美国海军部的合作中，阻碍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在中国搜集情报，那么战略情报局将单独行动。”戴笠听后微微一笑说：“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那我会杀死你们所有的人。”杜诺万也笑着回敬说：“你若杀死我手下一个人，我会杀死你一个将军来抵偿。”戴笠的脸上顿时没有了笑容，声音冷冷地说：“你不能这样与我说话。”杜诺万毫不犹豫地回话说：“我就是这样对你说话！”是否真有这场针锋相对的对话已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样通过这场美国内部的角逐，使更多的美国人知道了戴笠。

是的，戴笠成了最大的赢家。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后，戴笠下令把重庆磁器口的钟家山一带划为禁区。这禁区的范围大约有十多公里，包括渣滓洞、白公馆、梅园等地也均列入了禁区。禁区内先后建有能使一千多名美国特工人员生活的宿舍、办公楼、大礼堂、军火库和监狱等，整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人员在不长的时间里达到了六千多人。美国海军方面也按照戴笠所提出的要求和开具的清单，很快运来了中小吉普车二百多辆和十轮大卡车二千多辆。过后，又先后向军统局提供了可建一百五十六座气象台的器材设备，可供一千张病床使用的全套医疗设备和药品，调拨了九千余吨的特工器材和武器。这些全由美国海军无偿地赠送给军统局，这大大缓解了军统局因经费紧张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也有利于中美之间合作的全面展开。

戴笠完全明白，要想通过这种合作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就要更多而又准确地获得日本军方的情报。为此，在他的策划下军统局在利用沦陷区潜伏的特工网络和一批汉奸的关系外，还在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等国家设立了工作站，通过美国提供的电台日夜侦收，搜集到了大量质量较高的日军情报。这些情报，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很快转报到了美国海军部，对美军的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八月，美军就是根据“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提供的情报，奇袭了日军的塞布基地，一举击毁了日军飞机七十多架和军舰十一艘，从而保证了顺利进驻菲律宾。同年十月，日军集中了一部分海空军，企图固守雷伊泰岛，待机夹攻美军。其中一路舰队，在穿越海峡时被“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侦悉。美军据此发动了突然袭击，整个舰队除一艘巡洋舰负伤脱逃外，共击沉航空母舰四艘，驱逐舰四艘，其它战舰二艘。此外，美国海军还利用“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提供的情报，顺利地击沉日军大型军舰有二十多艘，所击沉的小型军舰和货运船只也就更多了。抗战结束前，美国海军部在一份总结性的材料中写道：“中美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在中国沿海岸地区的侦察人员，在帮助美国潜艇对日本航运的攻击中也贡献很大。他们经常将日本船只的行动探查确实后，迅速报告给合作总部。美潜艇即根据此项情报，能按时出击，在预知地点将航行船只击沉。”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与美国打了几次海战后损失惨重，就把剩余的舰只隐蔽了起来，准备休整后再作最后的挣扎。美国海、空军联手欲将其消灭，可是多次侦察后就是找不到目标。后来还是军统局搞到了准确情报，原来日本把那些军舰伪装成了一个岛屿。美军轰炸机按照这情报，把那“岛屿”夷为平地。事后知道，此次轰炸共击毁日方大小舰只八十多艘，还有飞机二百多架。

为此事，美国总统罗斯福还专函，向中国表示感谢。

于是，就有了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向参加会议的蒋介石提出，他想见戴笠。在美国人的眼中，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是无能和低效的，而戴笠的军统局以极高的工作效力，给美国在军事上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不能不使美国人另眼相看。所以，美国总统想见戴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至于，当时蒋介石是如何答复罗斯福的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戴笠至死也没能与罗斯福见上面。

不过，戴笠更多的心事是在利用美国人的钱和技术，来加速训练和发展自己的特务武装上。当时，在梅乐斯的努力下美国人帮戴笠开办了各类特种技术培训班二十多个。特别是对戴笠手下的五万多忠义救国军进行了全面的正规化训练，并全部配备了美国的武器。过后，戴笠继续在帮会和三教九流中招兵买马，利用美国人的训练方式和武器装备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特务武装。到抗战结束前，军统局的内外勤职业特务已有二十余万人，拥有的各类特务武装也接近二十万。据军统局的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戴笠用手中掌握的特务武装，共对日伪军突袭二千八百十四次，击毙敌方人员一万八千多人，击伤六千多人；炸毁火车机车四百九十多辆，火车车厢一千六百多节；摧毁汽车五百多辆，飞机七十多架。应该说，对这个结果蒋介石是满意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满意的结果，戴笠在事业上达到了他最得意的时期。

但戴笠绝不会想到，此时的蒋介石已对他有些不放心了。

第十章

蒋介石对戴笠的不放心，其实从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的大庆活动时就有了。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是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充分展示军统的十年发展史，从这年的年初开始戴笠就指示抽调各方面的人员成立了筹备组，并向各外勤及所有公开和秘密单位发出了筹备“四？一”庆祝大会的通知，要求送展十年工作实绩资料，上报殉职、殉难和殉法人员名单及照片，查访死亡人员遗孀和遗孤，选送庆祝大会的对联和礼品。为了准备“四？一”庆祝活动期间的千人大会餐，戴笠亲自选定菜单。考虑到重庆时值初春，数百桌的菜摆下来，早已由热变冷。戴笠特指令，每个桌上必须摆上一只火锅。为了搞到这几百只火锅，军统局的总务处利用军统的特权，向重庆的各大小餐馆“强借”，弄得许多小餐馆都不能正常营业。戴笠除了对庆祝大会的程序、内容、会场布置、进出路线和出席人员名单一一顾问外，还对参加会议人员的服装和发型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并再三严厉警告，谁敢违反这些规定，将以团体纪律予以严厉制裁。当时军统局还没有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露天开会又怕临时下雨，戴笠指示筹备组，用红、白、蓝三种颜色的布临时搭建一个大帐篷。此时，正值抗战的艰难时期，重庆的纺织品价格相当昂贵，购置这些布匹不但要化费巨额钱财，而且使用一次后再无用处。但戴笠的指示又无法违抗，筹备组只好动用特务向重庆各个布店借用，搞的许多布店老板叫苦不迭。

过后，戴笠亲自组织了预演活动，对每个细节和程序进行推敲。有些布置和设置，只要稍不如意，马上命令推倒重办，浪费再大也在所不惜。由于蒋介石要来参加活动，戴笠对警卫工作抓得特别紧。当他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时，立马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可想，戴笠对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视程度。是的，在这个十年中，戴笠始终抱定“不招摇、不怕苦、不偷懒”，使一个只有几十人的特务处发展成为，触角可以伸向国民党政府的每个角落的庞大的组织。这里面当然有蒋介石的用心，更使戴笠用尽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

当时，任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的毛万里，给庆祝大会送来的对联颇能表达戴笠的心事。该对联的上联是“从鸡鹅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不同精神还是一个”，下联是“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敌我决不两全”。戴笠收到该对联后细读了多遍，在欣赏之后总还觉得缺了点什么。过后，他把上下联中的“鸡鹅巷”改为“四家巷”，把“组织虽有不同”改为“组织虽有前后”，把“敌我决不两全”改为“忠奸决不两全”。这样一改，不但把“四？一”两字巧妙地嵌入了对联，还高度概括了军统十年发展的历史，而且也表示了对蒋介石的忠诚。于是，该修改后的对联成了庆祝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的主联，并悬挂于庆祝大会主席台的两侧，可见戴笠的用心良苦。

四月一日这天，戴笠亲自驾车把蒋介石接到了大会场。

戴笠将车绕场一周后，停在了那幅主对联前。蒋介石下车后就走上了主席台，他是否看清了主席台两侧的主对联，戴笠已来不及去多想。不过，戴笠看的出这天蒋介石的心情很好，因为蒋介石在与数千名军统局的特务人员见面，以及检阅军统特务武装的队列表演时全都面带笑容，并还不时地说些勉励的话。应该说，蒋介石对戴笠通过这次庆祝大会来展示军统的实力是满意的，但对军统有如此的阵势似乎有些意外。蒋介石尽管仍旧是笑容满面，但眼神里多了几分严肃。因为他清楚，此时的戴笠不但有了自己的特务武装，而且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警察部队，这些数量相加人员不下几十万人，而且大都装备的是美国的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又调动灵活迅速，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多了份疑虑和戒备。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工、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工为先。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大权，但决不给以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而形成失控的势力。为此，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在军统发展的十年里，戴笠干来干去始终只是军统局的副局长，军阶也只有少将，而且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才由国民政府给予正式公布。戴笠也是绝对聪明之人，对蒋介石的做法心中有数。但他出于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拥护和忠于蒋介石几乎到了死心塌地的地步。戴笠知道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是跳不出蒋介石的手掌的，惟有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介石的绝对信任，被蒋介石重用。为此，戴笠对蒋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可谓是精细入微和揣摩至透。例如，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传达公布，其数量平均每年在十只公文箱左右，可见数量之多之滥。但是对戴笠的特工工作，蒋介石历来是讳莫如深，很少下手令。特别是涉及到暗杀进步人士和分化搞垮反蒋派及勾结日伪人员等，蒋介石更是小心谨慎，不留蛛丝马迹。所以，戴笠对凡涉及政治上的事件和话题从不用公文形式，对蒋介石只作口头报告，对蒋的指示也只用脑袋记不作笔录。回到军统局传达时，戴笠也只讲“奉谕”两字，究竟奉谁之“谕”，他从来不做解释。

对戴笠的这样做法，蒋介石是满意的。

为此，蒋介石常把一些棘手、敏感和微妙的事情交给戴笠处理。在处理这些事情中，使戴笠感到最难处理的要数一件“冒充领袖亲兄弟案”。河南省许昌市的双槐树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由于他长相与蒋介石极像，在受了别人的启发和指点后，就从乡下找到了许昌城里。过后由许昌的驻军，把郑绍发送到了当时在叶县的汤恩伯。郑绍发见汤恩伯后就说：“在家中我是老大，蒋介石是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不断，父亲不幸死去，母亲只好带着老三嫁给了浙江的一个商人后南去。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的意思。”汤恩伯是一介武夫，他听了郑绍发的自我介绍后，联想到蒋介石的祖籍确有河南之说，加上郑绍发也像蒋介石，就派人把郑绍发送到了重庆。这件事让蒋介石十分尴尬：认吗，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不认吗，也不好，似乎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了郑绍发，这当然是易如发掌，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