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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耻－日本的岛国属性-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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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逐渐脱离地域性习惯制约的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家庭对自己成员独立性的保护作用凸现出来。除了家庭对成员的保护，西欧的市民社会中还形成了独立性很强的中间集团，这些中间集团大部分是以新教教派为原型的结社。这些结社将成员的要求和意见整理之后，反映给作为上层集团的国家。西欧社会内部，能够出现同国家力量抗衡的各种集团，与西欧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国家与教会势力均衡的情况有很大关系。
西方文化中的罪意识需要有能够承受其重压的强大的自我。心理的安定是形成强大自我的必要因素。市民社会中的家庭和自发结社，通过地域社会和国家来保护自己的成员，给这些成员带来心理上的安定。集团的独立能够给社会成员带来安定的心理，进而产生强大的自我，但是这样的逻辑关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人们心理上的安定，导致羞耻在市民社会中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的有力形式。
在市民社会中，地域社会作为中间集团，其独立性较强。西欧的市民社会因继承了地域社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虽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所损坏，但是通过地方自治制度的保护也得以维持，并且弱化了的独立性也由于独立性较强的结社而得到弥补。由此可见，共同体社会是耻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而市民社会则是罪文化的典型基石。
江户幕府统治体制之后的日本逐渐脱离了共同体社会，但是还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因此社会与个人之间存在的集团的独立性在共同体和结社比较弱的事实，和羞耻文化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西欧中世纪时期，贵族阶级、各种行会、教会和自治城市等都拥有强大的特权和自治能力。但是日本社会中类似的中间集团的独立性却很弱。集团对自己成员的保护因为中间集团力量的弱小而失去作用。当人们看到欧洲中世纪有被称作“国中之国”的自助团体的历史事实，或看到意大利电影中教会隐藏抵抗运动的斗士，就会发现这些情景与人们想象中的社会是多么的不同。
社会集团的属性之一就是外部社会的渗透性程度。如果按照这种理论分析，欧洲中间集团的渗透性一直都很弱，正是因为这样，各个集团都保持了很强的自治力。
反观日本的中间集团，特别是德川集权统治成立以后的社会中间集团，没有拒绝来自中央和社会的渗透。这些中间集团的成员在集团防护堤内没有充分保护好自己，他们赤裸裸地接受了外来的窥视。
日本的家庭也经历了和社会中间集团相似的经历。日本社会虽然是以家族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家族主义式的结构，但是其家族集团的防卫能力却远远弱于欧洲。在日本，当家族的成员违反了家族以外的社会规矩而受到惩罚时，他的家族并不是伸出手去保护他，拉他一把，而是会因为他丢了家族的脸而同批判他的人站在同一立场上予以排斥、孤立。这种社会习惯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处于社会中的家庭独立性较弱的原因。
日本的法西斯和德国的法西斯有很大的不同，而国家权力对待家族的态度就是这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之一。纳粹实行的强制性同化政策波及到了受侵害地区的所有社会成员，将黑手伸向了离个人最近的家族集团。
二、羞耻，一种社会模式的制约（2）
有“精神分析学之父”之称的西格蒙德·诺伊曼对法西斯独裁的行为评论说：独裁者要攻击人类自由的最后城堡，专制主义是不会放过人类存在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受同化政策的影响，当时在学校或青年组织中的很多青年人，对抱有保守陈旧观念的父母也进行严密的监视，一旦发现有背叛行为，就毫不留情地向法西斯报告。德国的法西斯是十分希望旧式的家族制度解体的，因为只有这样同化政策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和执行。
日本则不然。日本的法西斯不但对家族体制十分重视，不希望看到家族制度崩溃，它还相当热衷于家族主义观念的渗透。日本社会家庭对所属成员的保护能力弱，家族成员很容易受到中央权力的侵害。日本家族制度独立性差致使家族成为培养适应外在社会要求的思想的重要场所。今天的日本社会仍然有要求恢复旧家族制度的呼声，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这种呼声的目的无非是希望通过强化国家集权，来实现社会秩序安定。
近代日本文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表现日本社会成员塑造自我过程的作品和学派。从那些作品不同的侧面，可以剖析日本的社会问题，尤其在近代自我的形成方面都表现出同一观点，即近代自我的形成都是在同“家”的对抗中形成的。日本的近代文学也是通过描写那些离家出走或想要出走的人才确立的。
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坚力量——资产阶级家庭，是培养近代自我的重要场所。在过去的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没有出现过像资产阶级家庭一样，家庭成员之间相互隔离、彼此尊重对方隐私的家庭。
西方学者认为，家庭是学校、教师和朋友等所有影响儿童性格形成的因素中影响力最大的。在西方社会中，家庭是不对外部开放的密室，在这个密室中，孩子的房间被墙壁隔开，与父母的生活隔绝开来。对孩子来说，父母除了有时候会对他们进行严厉而抽象的管教之外，是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生活的人，对他们的人生也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指导。在父母向孩子们灌输了要正直、勤勉、自我反省等一些脱离社会实际生活的概念之后，孩子就会变得内向和善于思考，近代的自我因此而形成。西欧的资产阶级家庭正是通过将孩子和外部世界隔离才培养了孩子独立、自我的性格。
日本社会的家庭难以脱离社会而存在，都处在一种拥有很强连带性的组织之中，家庭的独立性和隐私就很难得到保障。日本的家庭隶属于更大的集团单位，如同族、近邻或村落等，这种家庭间隔较少的社会结构同孤独、拥有沉重压力的资产阶级社会相比，也许更好一些。但是相对的，在这种家庭间联系密切、没有密室化的社会中，也不会形成近代自我。所以，形成自我，就必须脱离“透风”的家庭，所以说日本的近代文学是通过反对“家”才形成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形成近代自我过程中要反对的并不是家庭本身，而是反对通过家庭渗透进来的外部社会的舆论和权力。
日本家庭的独立性弱和早期日本社会村落共同体形态有很大的关系。日本的村落形态是典型的亚洲式村落，自古以来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在管理水利的同时，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种植庄稼，形成了家庭间劳动力的互相调剂，一种相当于共同体的劳动组织。从这一点来看，作为经营单位的农户没有足够的独立性。
欧洲中世纪时期形成的日耳曼村落共同体，由于土地私有的基本原则，各个家庭在森林中是独立生活的。即使发挥共同体作用并做出某些决策的机会，也都是围绕如何分狩猎地、放牧地等问题进行的。相对来说，日耳曼村落共同体中农户就有很强的独立性。
在集约型农业下，人们对土地的依赖要大于对劳动力的依赖。在日本自然经济为主，即粗放型农业下，同土地相比人们更依赖劳动力、家畜和劳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力的依赖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来往密切，家庭与家庭之间紧密相连，独立性较弱，处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村落或其他集团的独立性也较弱。另外，村落内部难以独立的低下的生产力，也是造成整个村落无法独立的重要原因。
隶属于独立性较弱的集团的成员，很难从集团内部获得安全感，尤其在集团内部成员对个人价值的过低评估所带来的无力感，让他们更加不信任所属集团，在心理上总是有种想依赖外在社会的冲动。集团成员对外来事物接受的态度，更加促进了外来事物的渗透，此时集团这个阻挡外界事物的堡垒形同虚设，丝毫没有起到防风避雨的作用。不过日本人仍旧相信自己所属集团的保护力量，至少可以说是想要信赖、依靠。有人将这种对集团所属的形态称之为“半所属”，而这种“半所属”的社会结构正是耻文化产生的基础。
集团成员在所属集团中的所作所为，随时都会受到集团内部和集团外部的监视，一个人在集团内部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也会因意识到来自外部的实现而羞愧。日本的家庭成员在家庭以外遇见亲人时也会产生难以名状的羞愧感。同时，当集团成员在外部社会与人建立交往关系时，也会因受到来自集团内部视线的监视而感到羞愧。因为人们觉得依照自己喜好或普遍性的原理来建立关系可能会被别人看作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每当有人想表达高于普通人的意识的想法的时候，都有人用一种批判的眼光试图从这种表达背后看到某种对现实利益的追求，羞耻感也因此而产生。
羞耻感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集团的独立性较弱，从集团内部成员的角度出发，集团成员在集团中属于“半从属”状态。这种社会结构特征很早以前就存在于日本社会，但是随着传统行为模式支配下的民俗社会的解体，这种“半从属”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民俗社会，社会成员间来往密切，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也因环境的限制而趋于一致，不容易产生分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羞耻感产生需要的敏感的自我意识也没有形成，因此，没有形成羞耻产生的土壤。只有弱化集团的独立性，使社会的有机结构不断发展，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从善恶改为优劣，才能形成易于羞耻产生的基础。从这一点来看，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大众社会中，羞耻感才易于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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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羞耻，一种社会模式的制约（3）
一般而言，在这种社会中，对社会成员的评价标准会因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正因为标准的多样性，才让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在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实现自己所肩负的期待。一旦所做的事情以失败告终，就会招致大众的非议，也会让当事人感到耻辱，因此，羞耻也有了约束人行为的功能。
大众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范围广泛而且错综复杂的社会，在其中生活的人们，如果终生都保持一种孩子式的害臊和忸怩就很难融入社会，所以只有接受各种各样不熟悉的眼光的历练，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因此，大众社会具有诱发羞耻产生的因素，也具有抑制羞耻产生的因素，但是大众社会促进羞耻产生的因素往往被人忽略。
明治三十年代产业革命以后，日本社会迅速城市化，同时民俗社会迅速解体。
明治维新时期，维新派“活用”了天皇的权威，靠着威迫幕府将军的“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的行动，把天皇树立为支配人民的绝对君主，形成了天皇制国家，并仿照西方国家建立了近代行政机关。在“家国一体”观念的支配下，日本的近代的行政制度有着很强的家族性，伊藤博文还提出过日本社会就是一个“乡党社会”的观点，认为“家”和“同族团”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些行政机关作为政治的中间层将官僚制统治贯彻到社会底层，同时又将底层民众的要求有组织地反映给统治阶层。他们同时充当着统治者和民众代表的双重媒介的角色，他们一方面贯彻近代的、统一的官僚统治，另一方面保护着底层的未分化的共同体，同时执行着相互矛盾的任务。
明治三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明治时期的家族式官僚体制统治下的政治机关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城市化的加剧使人们离开农村奔向城市的趋势也逐渐明显，对个人价值认同的提高使个人主义渗透到地域共同体中。民俗社会中类似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集团内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也遭受到了威胁。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强化近代的行政制度，培养地方政治的中间层来保持地方共同体的完整被提上日程。
这样，明治前期的中间集团比后期的独立性相对增加。中间层的媒介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统治阶层就能较好地和被统治阶层接轨。明治前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立身处世观就源于这种接轨。如果某个人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不仅会得到天皇的奖赏，家乡的人也会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还会被当作英雄看待。
人们的所属集团给予的评价，被认为是在社会上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准。成功的人和想成功的人在自我意识中也有两个标准来衡量自己，一是所属集团如何评价自己，再就是从统治阶层的角度观察自身。在这样的社会中，耻和名誉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是羞耻观却不普遍。因此，和明治后期的人相比，明治前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日本人的社会性格中，有不拘于羞耻的刚直的一面。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的加深，社会中间集团作为民众代表的功能逐渐弱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心理上也渐渐产生了不安。城乡差别逐渐增大，地方和中央之间并出现了明显的分界线，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两种不同视线的存在。过去被奉为人生理想的立身处世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甚至怀有这种思想的人内心也感到些许的内疚。在成功者和要成功者的人的心中，会因为失去了对所属集团的归属而逐渐产生模糊的背叛感和淡淡的乡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的强大让日本人看到了“强权即公理”的社会规则，并逐渐产生向西欧看齐的想法，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但是西欧人的行为方式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对个人行为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当一个日本人用西欧的行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时，又受到自己所属集团行为标准的限制。当日本人用所属集团的行为标准衡量自己时，他又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西欧行为标准的制约。
1921—1925年，日本爆发了“大正民主运动”，使日本的藩阀势力退出了政治舞台，并产生了###制度，日本的政党政治也初步确立。它虽然发生在天皇制的社会制度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形成。日本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小市民阶层的子弟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到了罪文化。适合耻文化成长的社会土壤逐渐衰落，逐渐被罪文化取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同罪文化共同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的深化和耻文化价值观的衰退共同交错于大正时代，作为耻和罪交叉点的羞耻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欧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变迁情况正好相反。随着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导致国家权力不断强化，中间集团逐渐强大起来，并趋于官僚制化，人们开始重视同一集团的一致性，以自发结社并存为结构背景的多元价值观逐渐变成了一元价值观，罪文化逐渐衰退，羞耻文化处于上升之势。但是，在日本，由多元的社会集团、多元的价值观、多元的利益组成的市民社会没有发展成熟，民俗社会就已经直接转变成了大众社会，在这样不成熟的条件下，传统终究还是占据上锋。耻文化在社会模式的制约下，还是如草一般，火烧不尽，风吹又生，其反反复复的结果也就是文化的不断演变、变态、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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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社会对立”的内心排斥（1）
每个人都是看似毫无破绽的借口，命令的受害者，即使有心为自己讨回公道，也不清楚到底应该向谁追究责任。难怪人们管日本的官厅叫“无责任体系”。在这种权力代理制度下，上级可以巧妙地将自己隐藏起来，即便下达了什么有违民意的命令，中间人的存在，也可以让他们从沸腾的民怨中逃脱。
古代的日本社会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在这个金字塔中，位置越高，责任越大，需要处理的事务就越多。人的精力有限，权高位重的上级们根本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幸好他们有众多下属鞍前马后，可以随时差遣调换。然而，若想让下属们圆满地完成任务，就必须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让他们成为自己部分权力的代行者，否则，即使下属有为上级效力的心，也没有为上级办事的力。
代行上级权力的下属，便是权力金字塔中的中间人，他们一边承接着上级的任务，一边又对下级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督促他们完成任务。因为这些中间人的存在，上级们省了不少力气，他们只要将意图交代下去就可以了，不用直接行使权力。中间人承担的任务越重，需要的权力就越大，对上级权力的代理功能就越强，而上级也就越没有直接行使权力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上级的权力往往会超乎想象地向社会的底层渗透。因此，对老百姓来说，尽管那些国家权臣们，深居在自己看不见的深宅大院中，很少露面，他们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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