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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因疏忽而落下的耻辱的印记。当然，对名的重视也让日本人固执己见，不愿承认错误，有时候又不免自高自大，目中无人。
　　樱井庄太郎不同意姬冈勤的观点，在他看来，义理就好比北美洲西北海岸的波特拉齐人的待客理念，这些淳朴的居民至今仍然把待客多少作为衡量人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待客越多，主人就越有面子。当然客人们也都颇识礼数，定会加倍回报热忱的主人，以维护自己的荣誉。樱井庄太郎称其为“契约式的社会意识形态交换”。恩是有上下级之分的社会意识，义理则是立足于公平的社会意识，姬冈勤不应将武士们由恩而发的体面意识和义理混为一谈。
　　柳田国男更是对“对名的义理”嗤之以鼻，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对名的义理”。柳田国男的反应或许有些夸张，但却是情有可原，越靠近现代，义理的体面意味就越淡，今天的日本人提起义理，脑海里第一个闪现出来的就是“赠予，还礼”，但在井原西鹤生活的年代，“对名的义理”却颇为流行，现在“对名的义理”依然能从一些传统味十足的行业中找到，比如日本的艺伎就认认真真地强调“义理是招牌”。
　　义理中的体面意味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漠，在和井原西鹤同时代的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中，就已经显现出这种趋势。今天，体面规范的义理在影响力上已经远远不及还礼规范的义理，而对“义理、名耻”等问题的争论也还会随着义理概念的不断变化继续下去。或许学者们在展开对义理的争论之前，先要在一起商量好研究什么时代的义理。因此，尽管不能将义理和耻割裂开来，但在时代的变迁中，义理和耻间的裂缝却越来越大，很多时候，日本人在说起义理二字时，一时间竟想不到它和耻的联系，当义理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还礼规范时，这样的现象不足为奇。
　　义理和耻的联系被还礼的规范掩盖起来，但即使将义理片面地看作还礼规范，耻却仍旧对它发生着影响，譬如接受了别人重礼而一直没能报答的人，多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而自觉地遵守还礼规范本身，也是出于对耻的敬畏。
　　人们多以被称为“懂礼”而荣耀，在内心深处将自己想象成识礼之人，重情重义，把还礼的规范融合成自我理想，而在那些不大讲究义理的国家中，日本人多会表现得格外不知所措。
　　以武士阶层为例，武士们把勇敢无畏当作美德，胆小怯懦便为所有武士不齿。如果一个武士贪生怕死，他就会被认为有损整个武士群体的威名，而被大家孤立排斥，甚至打击报复，所有人都会嘲笑他的软弱，并不觉得嘲笑他有什么不当之处。如果被嘲笑的武士自尊心强，就会主动鞭策自己，向武士集团的标准靠拢，努力克服胆小怯懦，最终成为人人眼里的合格武士。
　　在这一事例中，群体通过对个人的嘲笑，将个人改造成符合自己期望的个体。在封建时代，武士们被反反复复地教育要爱惜名声，知耻知辱，让他们从小就对嘲笑格外敏感，如此，即使没有外界的硬性条例来约束，他们也会自觉地向武士阶级的价值标准靠拢。
　　就武士而言，他们已经自觉地将勇敢当作基本品格，胆小怯懦和武士精神格格不入，面对危险心生畏惧却是人的本能，一旦发现自己心底的怯懦，即使没有他人嘲笑，武士也会感觉耻辱。同时，胆小鬼武士的出现又大大超出了武士团体的意料，一个群体的勇猛威名总是来自身处这个群体中的个人，于是团体中的其他人开始嘲笑这个胆小鬼武士，因为他辜负了众人的期望。
　　因为长期以来的知耻教育，武士们对嘲笑格外敏感，迫使他们督促自己遵守武士阶级的价值标准，耻不仅仅是对违背了社会规范之人的一种惩罚，还有创造社会规范的意义。
　　《平家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部小说，刻画了不少战争时代的武士，其中诸如“有耻者”、“有耻武士”、“有耻门客”这样的词汇频频出现，多用来形容品格高尚之人。“有耻”即“知耻”，在当时，被誉为“有耻”，就类似今天被称作“高贵”。“有耻”之人，都有极强的荣誉感，对武士来说，为维护荣誉，不仅要尽可能不做耻辱之事，在强烈的耻感的作用下，还必须以理想型的武士为参照，不断完善自己，成为更高尚的武士。
　　体面型义理，因耻的存在，将人对面子的维护上升成一种规范，要维持面子，就必须谨言慎行，对那些和体面相关的规范亦步亦趋，因此，尽管这些规范未必都诉诸文字，具有强制性效力，但在耻的威慑下，人们还是要认真地履行它。
　　在研究那些古代武士时，姬冈勤不禁感叹，作为一个武士，只要出现了耻辱的污点，哪怕只有一点点，就再也洗刷不掉了。即便自己的生命结束，这一点一滴的耻辱也会留存下来，成为后代的耻辱。耻辱似乎是武士的一种宿命，在近松门左卫门的《女杀油地狱》、《日本西王母》以及《国姓爷合战》中，都有为耻辱折磨的武士。武士的名誉就好像洁白的纸，只要沾染上耻辱，就再也称不上无暇了。在生和耻之间，为保全名誉，武士们能做的不是杀身取义，就是报仇雪耻。体面型的义理，既有让人小心约束自己避免受耻的作用，又能让耻成为自身提升的动力。
　　尽管多年以来日本的武士伦理一直被当成“封建的前近代伦理”的代表来研究，而武士也多被当成封建文化的象征，但值得指出的是，武士的耻辱很容易滋长个人主义。对武士深有研究的相良亨曾说，在日本的思想中，武士的独立思想最接近西欧近代的自我意识。每个武士都有强烈的自尊心，都希望成为人人尊敬的人，杀身雪辱，或报仇雪耻，一方面是在保护自己的名誉，一方面也是在告诉别人“绝对不要轻慢武士，侮辱武士”。渐渐地，平常人在和武士打交道时也会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避免伤害武士敏感的自尊心，同时，武士们也将自己受辱非同小可的意识推及他人，意识到不能让别人受辱，相互尊敬的大环境就这样形成了。到了明治时期，这种对他人的尊敬逐渐演变成对自己及他人个体价值的认同，并催生了近代意义的独立思想。
　　无论是公耻还是私耻，既有可能向个人主义发展，又有可能浸染集团主义的色彩，它们和义理结合在一起，影响着日本人性格的形成。本尼迪克特曾总结道，在日本，人们必须遵循义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在人前感到丢脸”。可见，耻辱和义理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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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的自律与他律（1）
就自律一事来说，日本人绝不比罪文化影响下的欧美人表现得差。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看到本尼迪克特将日本定性为耻文化后，日本的学者会有那样大的反应，向来以超强自律性为荣的日本人，一下子被划入了他律性文化的阵营，当然会有所怨言。
　　虽然明言日本是“耻文化”、欧美是“罪文化”的本尼迪克特并没有说“欧美人是自律的，日本人是他律的”，但其耻文化的观点一经提出，还是有不少人把日本当成了他律性的典型存在。被贴上“他律”的标签，无论他律在社会中会发挥多大的正面作用，人们都不禁会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懂礼貌，有上进心就是因为害怕别人对自己做出什么不好的评价。之所以要强认真，不过是好面子罢了，一旦没了人监督，他们就不会好好表现。总之荣辱观念极强的日本人不像欧美人那样自觉，欧美人犯了错，即便没有被人发现也会深深自责，而日本人就是被人指出来错误，也会百般抵赖维护面子。
　　自尊心极强的日本人当然不满这种非议，本尼迪克特的日本耻文化说提出来没多久，日本的社会学家就十分认真地研究起日本耻文化，希望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本尼迪克特的观点站不住脚。他们举出了大量例子证明，日本人不仅会在他人面前感到耻辱，即便是孤单一人，也会有耻辱的感觉。他们把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在他人监督下的耻辱感称为“公耻”，将人独处时的耻辱称作“私耻”，认为私耻就是日本人自律性的表现。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律性的一面，日本也不例外。对个人来说，要想在社会中立足，就必须自觉遵守社会规则，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和别人和谐相处，否则，人就会被社会孤立。一个人自律性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他和其他人的相处情况，古代的日本人重视义理，不用别人提醒就知道自觉遵守义理，就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严格自觉地遵守义理可以保障人与人的交往顺利进行。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缺乏自律性，只能在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才遵守规则，那么这个社会也就离天下大乱的日子不远了。
　　个人的自律性是人与人友好相处的前提，也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几乎没有国家希望自己的公民只是“他律性的存在”，每个国家都会在强化公民自律意识上大做文章，日本人尤其重视秩序和稳定，对人自律性的要求不比任何一个国家低。
　　日本人的确好面子，他们确实非常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是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任何一个在日本呆过的外国人都会赞叹日本人超强的自律性。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3倍，人们出行一般都是乘坐公车、地铁，但即使在上下班高峰时期，日本的大小车站仍然井井有条，人们有秩序地上下车，根本不需要专门人员维持秩序。在东京、大阪等繁华城市，很多小商店都将货物摆到门外，方便招揽顾客。这些货物既没有人看守，又没有任何防盗措施，却很少被人顺手牵羊。
　　作为耻文化的典型，日本人的自律性为世界称道，日本人总能在看似对立的两件事物中找到契合点，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长处。
　　自律并不是他律的对立，它的产生和人的理想人格密切相关。武士以勇猛为荣，学者希望被看作是有智慧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人格目标，不用旁人督促，就会自觉向这个目标靠拢。希望拥有魔鬼身材的人，会自动克制食欲；希望拥有坚强意志的人，会自觉抵制诱惑，只要理想人格目标存在，人的自律性就会发生作用。耻文化会影响日本人的理想人格目标，却不会削弱他们的自律精神，相反这种他律性的文化还和对自律的追求结合一起，督促着日本人更加自律。
　　日本人以自律性强为荣，以自由散漫为耻，很早的时候起就把自律和意志坚定等美好人格联系起来，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培养自律性的细节。就拿坐姿来说，日本人的传统坐姿谈不上舒服，坐的时候双脚不能舒服地伸展开，而是要“两膝内曲、足背贴地”，身子也不能随意地放松，必须“挺直后背，保持平稳”。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到，武士家庭的女孩，就连睡觉都要保持优美的姿态，她们必须学会在睡梦中约束身体，以“体现一种自制精神”。日本人也喜欢从细节出发，考察一个人的自律程度，不拘小节的人往往会被冤枉成“自律性差”而被看不起。因此不管工作多么紧张，日本人还是坚持天天洗澡、更换衣服，绝不给人留下邋遢的印象。
　　理想人格目标的存在让人有意识地培养着自律精神，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有上进心，为了实现目标，他们总是全力以赴，不敢有丝毫懈怠，自律精神恰恰是他们实现目标的前提。耻文化下的日本人以他人的评价为重，他们希望知道，别人眼里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拿他人的评价和自己理想的人格目标进行对照，看看自己有哪些不足，把他人的评价当作完善自我的一大动力。
　　为了实现理想人格目标，人会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将这种约束看成是一种牺牲的话，那么补偿这种牺牲的，促使这种牺牲产生的，就是对理想人格目标的自豪感，所以，社会学家们认为“自豪感导致自律”。
　　耻文化下的日本人重视体面、尊严，如果哪个人伤害了他们的面子，他们必定会记恨很久。这种记恨也让他们间接地意识到，要想进行良好的沟通，就必须尊重对方。因此，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日本人会特别注意礼节，生怕自己的疏忽，让对方不快。同时，这个礼节并不仅仅停留在说几句漂亮的客套话上。对日本人来说，即便是客套话，一旦说出了口，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履行，绝不能辜负别人的信赖。在日本，是否信守诺言，被当作衡量一个人自律性高低的标准，那些出言必行的人，会被大家当成有义理的人，受到尊敬。
　　良好的交流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基础上，保护体面和维持信赖关系，不是与他人交流的目标，而是交流的条件。以礼待人的人，多会被称为“谦逊有礼”，社会学家们也将谦虚看作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前提。
　　

三、日本的自律与他律（2）
由自豪产生自律，谦虚让人和谐相处，二者相互作用，一起保障着社会交流顺利进行。
　　为自豪感和谦虚支撑的社会交流，被社会学家们称为“相互作用礼仪”。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人都被期待成有自尊心、有同情心的人，且大家都对这种期待心知肚明，并愿意尽己所能地满足它。如此，这一社会中的人便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由己及人，不希望看到别人身处尴尬之中，颜面尽失。如果有人在他面前做了丢脸的事，他却不为所动，冷漠置之，就会被周围的人叫作“冷血动物”，这实在不是一个赞美的称号。
　　换句话说，对他人的丢人行为无动于衷就相当于自己也参加丢人事件，成了“无耻”的一分子。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交过程中，人不仅要注意自己的仪态，还必须小心保护其他人的面子的原因，照顾他人的尊严既是一种礼节，也是保护“我”的面子的手段。
　　人们必须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的面子，尤其在即将丢面子的关键时刻，保住体面更是一种艺术，而擅长这种艺术的人多会得到他人的尊敬。在社会学家看来，研究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交流规则，就是研究他们维护体面的方式特点。
　　人和人的交往、沟通，实际上就是一种传递信息的过程。但在实际生活中，为了确保某些信息的顺利传递，又必须特地隐瞒另一些信息，这些需要被隐瞒的信息便是“秘密”。每个人都有秘密，这个秘密有可能是为维护自己的理想人格目标而生，也可能是为了保持和他人的友好交往而设。但无论怎样，人们总会留心隐藏这些秘密，一旦秘密被公之于众，人就会感到耻辱。隐藏秘密是维护体面的重要手段。
　　如果将传达信息称作“积极的交往手段”的话，那么保证信息不被传达，即保守秘密就是一种“消极的交往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消极的交往手段”起到的作用，实在不容小觑。几乎每个人都有被要求保守秘密的经验，比如不经意地发现了朋友丑事，为继续维持友情，就必须对该事守口如瓶，即便朋友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耻文化下的日本人对耻辱格外敏感，保守秘密便成了每个日本人都必须练就的本领。保密是一种义理、责任，泄漏了他人的秘密意味着辜负了他人的期望，泄漏别人秘密的人也会和秘密暴露者一起感觉耻辱。
　　秘密，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站在保密之人的角度看，都是一种“无”的存在，一种“无知”的状况。人们通常认为知道得越多越好，西方人常说“好奇心害死猫”，人天生有一种将无知转化为已知的欲望，人获取知识的过程就是将无知变成已知的过程。近代的西方启蒙思想家，竭力要求将人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德语中的“启蒙”本身就包含着“解释、告知”的意味。在中国，无知被当成骂人的话，经常和白痴等词一起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知远比无知优越。但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看，如果启蒙主义者的理想完全实现，所有人都像上帝那样无所不知，人类社会恐怕就要土崩瓦解了。所谓社会关系，就是建立在半知半解的基础上的。信息有好坏之分，传递信息既有可能促使社会关系成立，也有可能让它崩溃，如果放任信息自由自在地传播，不对其加以控制，不仅个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也都将面临威胁。崇尚自由的美国人，喜欢强调隐私，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一大堆机密文件，可见在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稳定上，无知和已知地位平等。
　　秘密是为了实现理想状况，必须存在的“无知”。在秘密暴露的一刹那，人们往往会抱怨“不该被知道的知道了”。如果被暴露的秘密不过是像“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这样的小事的话，辜负了秘密的人，最多遭到一顿嘲笑罢了。但如果事关重大，比如某位以清纯著称的明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