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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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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在24小时之间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骑程之远地区的消息。”
  鄂多立克在北京待了两三年之久,好像在1328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他途经汪古部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境,一位名叫阔里吉思(死于1298年)的王公,在孟德科维诺的主持下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像在他之前的马可一样〔121〕,鄂多立克也把这些汪古部王公们与克烈部的“约翰长老”混淆了,但是,当他提到他们与成吉思汗系的公主们的频繁通婚(见上文)时,他头脑中指的肯定是这些汪古部王子。他所称呼的汪古部都城的名称(Thozan),是伯希和认定的中世纪的东胜,即托克托,或可能是现在的绥远。从汪古部境,鄂多立克继续前往甘州之地,即甘肃甘州,他提到了该地的城镇和村子沿大商路排列非常紧密,以致旅行者在离开一个城市和村子时,就可以看到下一个城市和村子的围城。鄂多立克必定是走一条小道穿过戈壁的,这条小道或者是在塔里木北缘,或者是在其南缘,沿途他收集了有关吐蕃和喇嘛教理论的有趣的资料。然而实际上他从未进入吐蕃地区,尽管这一点与他的陈述不相符合。〔122〕他于1330年5月回到帕多瓦,在口授其传教活动的经历之后,于1331年1月14日在乌迪内修道院去世。
  北京大主教约翰·孟德科维诺曾接见过鄂多立克,在鄂多立克离开北京后不久,他于1328年(或1329年)去世。〔123〕1333年,罗马以另一位方济各派修道士尼古拉继任他的职务,尼古拉是走中亚之路。尼古拉到达阿力麻里(即今伊犁河流域的固尔扎附近)的消息是于1338年传到欧洲。但是,他好像未到中国就去世了。〔124〕1339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派约翰·马黎诺里修士到中国。〔125〕他从那不勒斯出发,于1339年5月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乘船到克里米亚的喀法(费奥多西亚)。接着他访问了钦察汗月即别,向他呈递了教皇送的许多礼物。1340年春,他从钦察来到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他在阿力麻里重新建起了前几年中因宗教迫害而遭到破坏的基督教会(参看342页)。然后,他过中亚,于1342年到达北京。8月19日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代继承人、大汗妥懽帖睦尔(Toghan Temür)的正式接见,他送给大汗一匹来自欧洲的战马,这一礼物很得大汗的赞赏。〔126〕1347年12月26日,马黎诺里从泉州起航,在沿印度海岸航行时,在迈拉布尔和奎隆停留一年。于1353年返回阿维农。〔127〕
  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任命巴黎大学教授纪尧姆·波拉特为北京大主教,第二年教皇又命名弗朗希斯科作为他的使者到中国。但是,元朝刚被推翻(参看下文)。胜利的中国人——明朝——强行禁止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蒙古人引进的或者说是赞赏的所有外来宗教教义。基督教处于不利地位,被中国的反对分子看成是一种蒙古宗教。同样的事情在840年也曾发生过,当回鹘可汗们垮台时,在他们统治之下得到保护的摩尼教在一夜之间被禁止了。它被认为是蛮族强制推行的宗教。


第十一节 忽必烈家族的后裔和蒙古人被逐出中国
  为探讨元朝时期的各种宗教,我们只好中断了对元朝历史的陈述,插入上述事件,现在我们回过来继续叙述之。
  铁穆耳皇帝(1294—1307年在位)是元朝最后一位能干的君主。在他之后,王朝即呈现衰败景象。正如成吉思汗所预见——如果认定是他说的那些话是可信的——草原狩猎者的后裔们忘记了艰苦创业和获得权力的原因,满足于定居生活的舒适和奢侈,对此,马可和鄂多立克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印象。蒙哥是最后一位企图使征服者们回到简朴的草原生活上来的人。他的继承者忽必烈果断地扭转方向,使元朝转向中国的生活方式:在文明化的乐趣中过定居生活。在忽必烈这种人(或者他的孙子铁穆耳)的统治下,这样做毫无害处,因为他把中国人的能力注入到蒙古人的强壮之中,在他身上仍原原本本地保持着这种强壮。但是随着平庸无能之辈的继任,这种结合证明了是有害无益。中国的最后一批成吉思汗后裔们已经完全中国化,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淫逸所腐蚀,被一群亲信、贵妇、文人学士和官僚们簇拥着,与外界隔离,于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者的子孙们已经退化到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地步,当灾难临头时,只会悲伤。他们惟一保持的蛮族本色是不能适应把国家作为一个抽象实体的中国意识。尽管占据了天子的王位,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氏族,氏族成员们公开争斗,互相夺权,互相残杀。在中国人起来反抗时,他们之间是绝望地互相分裂和强烈的嫉妒,而不是面对危险团结一致,结果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打倒。
  除此之外,他们由于过度地享乐而缩短了寿命。忽必烈于1294年2月18日去世时是79岁。他的宠儿(次子)真金(拉施特的Chinkim)于1286年1月就去世了。真金之子铁穆耳能够使自己戒掉了成吉思汗家族根深蒂固的酗酒恶习,证实了自己是一位比他的祖父所期望的还要好的君主,但是,他于1307年2月10日过早地去世(他死后无子女),终年42岁。接着,如上所述,发生了忽必烈孙子、唐兀惕地区(甘肃)的长官阿难答王子,〔128〕与忽必烈的重孙子、蒙古哈拉和林长官海山之间的王位争夺,海山在杭爱山边境统率着帝国最强大的军队。海山获胜,并处死了对手。在他的军事才能得到证实之后,特别是在反海都的战争中,他唤起了他的臣民们的希望,但由于沉溺于烈酒和女人,他31岁就去世了(1311年1月27日)。他的兄弟普颜笃(爱育黎拔力八达)〔129〕“温和、善良、坚定”,他想采用像任用中国文人学士一样的科举制度录用蒙古候选人,他35岁时去世(1320年3月1日)。普颜笃之子硕德八剌即位,年仅17岁,3年以后,被蒙古高级官员组成的阴谋集团杀害,他们拥立他的堂兄弟也孙铁穆耳为皇帝(1323年9月4日)。
  也孙铁穆耳统帅着在蒙古的军队,他在怯绿连河畔的军营中被宣布为皇帝,并于1323年12月11日在北京正式即位,当时是30岁,但是5年之后(1328年8月15日),因纵欲而死。中国历史把他描绘成无所作为的懒散王公、豪华宫廷的囚徒。他死后爆发了内战。海山之子图帖睦尔于1328年11月16日夺取政权,但是,他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哥哥蒙古长官和世焺。1329年2月27日和世焺突然去世,图帖睦尔又登上王位。但他也因暴饮暴食,于1332年10月2日去世,年仅28岁〔130〕。和世焺的小儿子,6岁的懿璘质班被宣布为皇帝(1332年10月23日),但两个月之后也去世了(12月14日)。懿璘质班13岁的哥哥妥懽帖睦尔于1333年7月19日继任为皇帝。
  妥懽帖睦尔统治期间看到了元朝的灭亡。在他年轻时,蒙古大臣们在宫廷政变和宫廷阴谋中为控制权力而互相争斗。最初,政权由蔑儿乞部出身的权臣伯颜操纵。他失宠并于1340年去世之后,蒙古各派之间的斗争使王朝的威信一败涂地,中央政权瘫痪。妥懽帖睦尔是一位软弱和摇摆不定的人,只是在他的心腹和吐蕃喇嘛的陪伴下寻求乐趣。他因纵欲而迟钝,对治理国家毫无兴趣,忽视了正在中国南方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反抗斗争。
  元朝腐败的景象激起了中国爱国志士们反抗外来统治。这次反抗,像1912年革命一样,发端于长江下游和广州地区。反抗是自发的和分散的,由许多半爱国、半土匪式的首领领导,当他们与蒙古人作战时,他们之间也在互相争吵。徐寿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湖北省的两个孪生城市:汉阳和武昌(1352年),接着占领襄阳(1356年),最后,控制了两湖(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西。然而,他于1359年被他的部将陈友谅取代,陈友谅是一个普通渔民的儿子,现在扮演着帝国候选人的角色,他一直驻扎在鄱阳湖以北的九江。与之相同的又一个例子是刘福通,他是一位冒险家,在被称为宋朝后裔的名义下,他于1358年短期内取得了对开封的控制权,但是,1359年被蒙古王公察罕帖木儿赶跑。第四位起义军首领张士诚占有长江口边的扬州(1356年),而浙江和福建海岸遭到勇敢的爱国者方国珍的毁坏。
        
  所有这些亡命之徒,在他们最聪明者、即明朝建立者、未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面前都黯然失色了。朱元璋是安徽一个贫农家的儿子,早年当过和尚。1355年,他在长江下游河畔的太平起兵。尽管最初他与所有的竞争者一样,只是一个团伙的头目,但是,与其余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敏感性,以及他对地方老百姓的仁慈和圆滑,他能够不用武力而使他们依附于他。1356年,他从蒙古人手中夺取南京,使它成为他的都城。正是在他定居南京前不久,在一片混乱中他建立起一个正规政府。他于1363年在潘阳湖东岸的饶州附近击败并杀死了对手陈友谅,占有了他遗留下的地盘:湖北、湖南和江西,于是成了整个长江流域的主人。1367年他从另一个对手张士诚手中夺得浙江,1368年从海盗方国珍手中夺取了福建诸港口。同年,广州和两广内的城镇都不战而降〔131〕,随着上述城市的投降,明朝成了整个中国南部的主人。
  中国南部(即原宋朝)是一个世纪前被忽必烈征服的,由于他衰退了的后裔们的无能和忽视而丧失了,对于它的丧失,蒙古宫廷似乎仍不在意。比较而言,成吉思汗后裔们对他们最初的征服地中国北部(即原金朝)更感兴趣。直到当时,它仍是完整的。但是,为了保护它,必须有一定的凝聚力。而蒙古王公们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四分五裂,1360年他们中最有能力的两位王子,帝国军队中最杰出的将领察罕帖木儿(他重新征服了开封)和山西大同边境长官孛罗帖木儿为了太原(当时的冀宁)的管辖问题几乎兵戎相见。接着,在蒙古的一位窝阔台家族的王子企图利用这一形势推翻忽必烈家族的统治。他进军至长城,在上都府(多伦诺尔)附近打败帝国军队,但是,后来被叛逆者杀死(1361年11月)。在帝国领导者中间内战盛行。1363年,当帝国丧失了南部中国时,孛罗帖木儿凭借武力,企图从察罕帖木儿的继承人扩廓帖木儿手中夺取太原(山西)的统治权。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站在反孛罗一边,命扩廓帖木儿撤销孛罗在大同的统治权。接着,孛罗于1364年9月9日率军进入北京,迫使妥懽皇帝任命他为最高统帅〔132〕,而皇太子逃往太原的扩廓帖木儿军中。但是,孛罗并没有战胜这两位对手,1365年9月作为一次宫廷阴谋的结果,他在北京被暗杀,皇帝亲自参与了这次阴谋。于是,扩廓帖木儿与皇太子一起返回北京,这次是扩廓帖木儿被任命为最高统帅〔133〕,直到1367年他失宠为止。于是,当蒙古宫廷和贵族们正在打内战时,中国的起义者们能够夺取整个南部中国就不足为奇了。明朝的首领在进行征服北部中国时,对付的正是这种丧失了能力的敌人。
  朱元璋于1368年8月从南京出发,经广平和馆陶路进入河北,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蒙古将军卜颜企图守住通往北京的路,但是,在通州被新明王朝的杰出统帅徐达打败并杀死。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携带祖先匾额逃往蒙古。妥懽帖睦尔皇帝于9月10日夜离开北京奔上都府(多伦诺尔)。蒙古宗王帖木儿不花在企图保卫北京的战斗中英勇阵亡。于是,明朝统治者进入了北京。
  仍然占据着山西的最后一支蒙军是在太原总督扩廓帖木儿的统率下,扩廓帖木儿像独立的宗王,拒绝援助他的君主,而是集中兵力保卫他自己的属地。但是,当徐达率领的中国军队逼近时,他也放弃了抵抗。太原被攻陷时,扩廓帖木儿逃亡到甘肃。悲惨的妥懽帖睦尔皇帝感到在多伦诺尔也不安全,逃往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开鲁),1370年5月23日他在此去世。他是处于丧国之绝望中,或者说,他为丧失了帝国境内的许多乐趣而沮丧地死去:    为四面八方的蒙古之众显耀、矜夸的我可爱的大都,    冬季御寒的我的巴尔哈孙,    夏季避暑的我的开平上都,    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    统失陷于汉家之众……〔134〕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中国建立的王朝,从忽必烈到妥懽帖睦尔,持续不到一百年。他们在突厥斯坦建立的汗国注定要延续到17世纪,尽管命运多变,并且帖木儿曾打破过该汗国的连续性。
    注 释  
    〔1〕《秘史》蒙语是Qubilai。汉译名忽必烈。波斯文名Qubilay或Qublay。我们采用传统译名Kubai(khubilai),既符合蒙古人的拼法,同时又恢复了汉译名。
    〔2〕事实是当旭烈兀听到蒙哥去世的消息,他将征服西亚地区的事托给统将怯的不花,从叙利亚东还。但此后他的行动不明。据说在此之前他曾下令将伊朗国库的财富运回蒙古,得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后,他收回了命令(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载《中亚杂志》第22卷3—4号)。——译者
    〔3〕出席忽必烈当选会议的成吉思汗系蒙古人中,除了窝阔台之子合丹和铁木哥之子脱格察儿(Togachar)的名字外,很少提到的几个人之一的。忽必烈最能干的部属有汪古部王子孔不花和爱不花,两人都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他们于1260年打败了阿里不哥的将军哈拉不花。参看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纽约,1930年)第236页。
    〔4〕梅拉书IX,275—282。据《史集》(第二卷,295页)1260年仲夏,在开平府登上帝位,当时46岁。——译者
    〔5〕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29页)。
    〔6〕伯颜(Bayan)蒙古语意“富贵”、“幸运”。伯颜将军属八邻部,汉译名伯颜。
    〔7〕马可·波罗认为他的父亲和叔叔可以建造这种机器(鲍迪乃译本II,470—476);穆勒和伯希和译本(伦敦,1938,第318页)。(攻城武器指中国人称的“回回炮”。——译者)
    〔8〕蒙古人围镇巢[常州]时,蒙军中有一伙基督教(东正教)阿速军,在发动新的攻势时,他们被中国人以多少有些奸诈的方式杀害(1275年6月)。伯颜因此被激怒,在1275年12月该城最后被征服时,为给这些阿速军人报仇,伯颜掠夺该城居民和库藏,分给受害者家属。参看《马可·波罗》贝内代托版第141页。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41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140页。
    〔9〕《马可·波罗》波特埃译本,II,460;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313页。参考穆勒的《从杭州到上都》载《通报》(1915)第393页。
    〔10〕根据忽必烈的旨意,上都的东面和西面各建一所行宫,供皇帝狩猎时居住,通常称为东凉亭和西凉亭。元朝皇帝每年夏季都驻上都,在这里举行诸王朝会、开诈马宴、望祭陵寝等重要活动,一般要到7月下旬才返回大都。——译者
    〔11〕看布雷特施奈德的著作(Recherches…sur Pékin)(巴黎、1879年),图III,V,第52页、84页。可汗之城,“汗八里”一名,像宫廷之城、“斡耳朵八里”一样,常常被突厥—蒙古人用来指王室驻地。在玄奘传的回鹘译本中,中国唐都长安也被译成Qan…baliq(汗八里)。A。冯·加拜因《玄奘传之回鹘译文》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语言—历史部分》(柏林,1935年)第30页。
    〔12〕参考德米埃维尔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2(1924年),195上发表的文章。高宗王抵抗蒙古人的政策是大臣崔瑀授意的,崔瑀是自1196年就行使权力的世袭宫廷侍长家族中的最后一位代表。
    〔13〕考朗特写道:“从此,高丽只不过是由本地统治者统治的蒙古的一个省。这些统治者们与蒙古妇女结婚、生儿育女,受蒙古居民的劝导,他们可以被可汗随意召到北京,或者被流放,或者被罢黜。他们说元朝的语言,穿元朝的服装,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高丽人的样子。”
    〔14〕据《世界通史》(周一良主编,307页):“1274年,忽必烈集合元军及高丽军三万三千人,船九百只,……在九州北部肥前(今福冈)的松浦郡登陆,……遭到日本军民奋力抵抗,被迫回船。”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译者
    〔15〕参考J。默多克和I。山县的《日本史》(伦敦,1925—26年,3卷本),I,491—592;还可参看N。山田的《蒙古入侵日本》(伦敦,1916年,附有日本著作和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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