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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船去中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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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妮问什么时候可以去拜访她,婶婆说上午她已经有客人来拜访,范妮也需要先安顿好自己,所以,她认为下午Tea Time时见面更合适。范妮原以为婶婆会马上让她过去,甚至想到,也许她们也会象电视里报道的台湾老兵回家省亲那样抱着哭成一团,只是没想到要等到Tea Time。
  范妮挂了电话,突然感到肚子饿了。她想吃上海的小馄饨,很薄的皮子,能看到里面裹着指甲大小的一团肉米,汤很清,上面漂着黄色的蛋皮丝,老绿色的榨菜丝,还有深紫色的紫菜以及绿色的小葱末。她想起来,自己从昨天下飞机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要是自己不找,再也没有人来催她吃饭。然而,这屋子里,范妮连一粒米都没有。
  范妮拿了钱和钥匙,下楼去。走了些弯路,问了些人,找到了鲁说的那家超级市场,范妮见到不少学生模样的人出入,她于是跟着他们往里面走,象他们一样在入口的地方随手拿了一只塑料篮子。有人在买烟肉的柜台前买小面包,和几片烟肉,卖肉的人会帮他们把烟肉夹到圆面包里,还在里面放上一小段酸黄瓜,或者阉过的尖辣椒。范妮也跟过去买了一个,她以为那样的夹肉面包叫sandwich; 其实他们叫它hamburger。范妮又为自己的错误涨红了脸,她拿了hamburger,赶快离开烟肉的柜台。这次她比较麻木了一点。
  或者说,她来不及多想,她被这家百老汇大街上的超级市场镇住了。她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商品,喜气洋洋,无穷无尽,都放在唾手可得的架子上。几十种牌子的巧克力,几十种牌子的奶酪,几十种样子的蛋糕,都是新鲜出炉的,几十种牌子的日霜,晚霜和护手液,还有范妮不知道怎么用的紧肤水,爽肤水,柔肤水,以及防晒霜,隔离霜,精华素,唤肤液,修复水,范妮不是那种上海弄堂里对化妆品喋喋不休,孜孜以求的小市民女孩,也不是一年四季都用一筒雪花膏,只花心思在读书上的清高的女孩,但她在那些化妆品的货架前走过的时候,还是被它们吓了一跳。然后,她发现有许多东西,她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接着,她又发现原来可口可乐在美国,居然比在上海要便宜好几倍。她是在这时开始留意货架上面标着的价钱,刚看上去,那些东西都只有几十块钱,甚至只有几块钱,几个quarter,但要是按照美元和人民币在黑市上1比8。9来算,这里的东西除了可乐和洋鸡蛋,真的都贵。最贵的,竟然是范妮不得不买的大米。那种象针一样两头尖的泰国米,要卖到0。99五百克,也就是八元人民币一斤。象装蛋糕粉一样,它们被装在考究的纸头盒子里,盒子口上还有一个用锯齿线划出来的小口子,很方便打开。大米居然是这个价钱,给了范妮很大的打击。她已经听说纽约的生活指数高,可是她不知道要高到这种程度。她不得不买米,这是她的主食,但她怎么也买不下手,最后她拿了塑料袋包的简装米,它们放在角落里,看上去是落脚货。范妮算了算,五斤里面,可以便宜到一斤。范妮已经离开了,可是走了几步,又回来,再拿了一包米。
  到底要在这里过日子,家里的安徽小保姆买米,都是一口袋一口袋的。
  范妮看到了日本酱油,果然比她带来的中国酱油要贵十倍以上,这让范妮高兴,好象拾到便宜一样。因为想到自己有酱油,她买了一块肉,她想要做红烧肉吃,因为不想将肥肉扔掉,她特地挑了瘦肉多的剥皮小蹄膀。到结帐的时候,她才发现那块肉贵得让人不能置信。等回去煮了,她才发现那块肉又白又硬,如同木头,而且一点没有猪肉的香味。范妮在上海并不下厨,所以她以为需要用文火笃,但是过了两个小时,那块肉在没有油花的酱油汤里越缩越小,也越来越硬。范妮从垃圾袋里找回那块肉的包装,拿了本词典一项项查过来,这才发现那上面的Turkey,并不是和土耳其有关的产地,而是“火鸡”。她原来买的是一块美国人圣诞节和感恩节吃的火鸡腿,根本不是上海小菜场里的热气剥皮小蹄膀。范妮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火鸡”的英文。
  范妮努力将那烧不烂的火鸡腿咽下去,她不想将木渣一样的火鸡肉倒到马桶里冲了了事,大概不想浪费,也不想确认自己的失败。火鸡肉用中国酱油红烧以后,嚼在嘴里,象微微烧焦的老树枝,用饭裹着,一口口地吞下去。范妮的心情渐渐开始恶劣起来。她把自己的公寓弄得到处都是中国酱油的气味,在没有混合足够的脂肪和肉香,也没有加进去足够的糖和黄酒的时候,中国酱油会发出有点苦涩的焦臭,努力吃饭的范妮觉得自己快被熏晕了,一阵阵的恶心泛上来。她的胃里还感到饿,可她吃下去的东西都堵在嗓子口,随时可以张嘴吐出来。
  她吃了些榨菜,才勉强把它们都赶下肚子里去。她想起来妈妈说的话,榨菜是世界上最落胃的东西,只要有榨菜,人就可以活下去。这时,范妮不得不承认,妈妈是对的。
  下午找到婶婆在华盛顿广场边上的家时,范妮觉得自己的头还在一阵阵发晕,这时正是上海时间的下半夜,她在棕色砖墙的房子前走过,好象走在睡梦里。也是前进夜校的同学说的,到了美国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差,这时候,不可以按照你身体里那个还在上海时间的生物钟去睡觉,一定要按照美国时间作息,这样才能将那个身体里面的生物钟调整过来,适应美国。范妮做得很努力,拼命地在熟睡和晕旋中挣扎着四处走动。
  婶婆住的是一个干净的老公寓。范妮一推门进去,里面一股热气带着咖啡气味扑来,还有加了芳香剂的清洗液的味道。美国室内的暖气,高到许多人都只穿汗衫。范妮在电梯里打了一个大大的恶心,她闻到自己胃里存着的红烧火鸡味道。寡淡的火鸡肉衬托出了中国酱油烧焦木头般的难闻气味。
  婶婆正候在电梯口等着范妮。她是个小个子的老太太,她眉毛细得已经看不见了,用眉笔高高地挑上去,再弯弯地顺下来,贤淑又有风情。楼道里有点暗,范妮头昏眼花,可她还是用力看着婶婆,看到她嘴唇上的大红唇膏,范妮想起《良友》画报里的女人。“Alice年轻的时候也能算得上是个美人。”叔公对范妮说过,“她教养好,又很摩登,一口好英文。”她身上穿着一件塔夫绸的长袍,象是从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里走下来的人一样。
  “我懊悔没有关照你,可以从广场拐过来就看见的那个Playground的门进来,那里最好找。”婶婆的嗓音很柔和,但是也很硬朗。她直直地站在那里,看不出曾经摔坏了股骨,不得不有九十天躺在床上,让骨头自己康复的经历,许多老人因为摔断骨头而失去活力,迅速死亡,但婶婆不但康复了,而且还保留着让范妮惊奇的女人的讲究和漂亮。接近婶婆的时候,范妮甚至闻到了婶婆身上淡淡的清香。
  婶婆将范妮让进门来。她走得很慢,范妮伸手去扶她,她愿意表现出自己这个小辈可以照顾她的乖巧。但是婶婆挡开她的手,说:“我自己能走。”
  范妮赶快收回手。
  范妮告诉婶婆,美国海关将爷爷送给婶婆的浙江笋干翻出来充公的事情。婶婆将自己的眉毛挑得高高的,说:“他们就是专挑一看就是新到美国的人翻东西。”
  婶婆点给范妮看她客厅里养着的绿色藤蔓。靠着窗台的那堵墙上,吊着一些透明的塑料绳子,上面爬满了绿色的藤蔓。那些室内的藤蔓原来是到马来西亚旅行,偷偷带回纽约的。“就放在我的coat里面,”她得意地说,那马来西亚的藤蔓,如今已经养了十多年了。
  “我很抱歉,没有能把笋干带给你。”范妮再三表示抱歉,她小心地引导婶婆说上海话,她想,那么多年,她生活在美国,说英文,大概乡音会让她变得有点多愁善感,像那种抱着亲人痛哭流涕的老华侨那样。“你想上海吧。”
  “不,不是真的想。”婶婆否认说,“就是想,也是想我年轻时代的那个上海,而不是现在的上海,我的上海已经消失了。现在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比纽约还要陌生的地方。”婶婆随着范妮,说起上海话来。就象叔公说的那样,与爷爷说的口音有所不同。她的口音里面有一些“er”。但是,婶婆很快就又转回英文,婶婆说英文时的声音和说上海话的时候不一样,突然声音就低了下去,不象她说上海话时那么妩媚。好象她说英文比说上海话要更自在和自如,也更庄重。她呈现出和《良友》画报上的柔和的上海老式女人不同的硬朗。范妮的心里有点失望,也有点羡慕。
  婶婆家的客厅里放满了中国古老的家具,鸡翅木椅子背上嵌着兽骨拼成的梅花,大青花瓶子里插着枯了的红玫瑰,在走廊上挂着山水的画轴。范妮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看到过的东西。很小的时候,在弄堂里,上幼儿园回来,家家的大门都敞开着,从里面搬出东西来烧和砸,每家的屋子里,都搬出来那么多东西,象山一样堆着,被抄家的房子前,还有大堆的红木家具堆着,等待大卡车来搬走。那些东西,就象婶婆格林威治村的家,好看得有一点闷人。范妮以为婶婆的家会像茜茜公主的宫殿,是巴洛克式的但没有想到会是一个有红木家具的客厅。范妮其实从来看到过用中国的老式家具布置出来的客厅,在走进纽约的婶婆的客厅以前。
  爷爷早在郎尼叔叔出事以后,就将家里的整套红木家具送到旧货店里去卖了,将奶奶的钢琴送给了街道办的幼儿园。那钢琴是奶奶的陪嫁,是一个从奥地利来上海的犹太制琴匠用手工做的,琴的共鸣箱底,还有他的签名。还是维尼叔叔后来带范妮到那家街道幼儿园去,指给她自己家的琴。幼儿园的老师们都知道这件事,看到他们来了,都主动带他们到放着钢琴的屋子里去,好象同情他们对钢琴的感情。钢琴盖上,被人放过热茶杯,有点烫坏了,老师用胖胖的手指抚摩着那个印记,很抱歉的样子。爷爷甚至把家里的一楼主动送给国家,由房产局作为国家拥有的房屋,分配给了一户教师住。在范妮的记忆里,家里从来都是漆了棕色油漆的普通家具,大衣橱的镜子也和别人家一样是变形的,因为质量低劣。然而,当弄堂里抄家声响成一片时,她家是弄堂里最干净,也是最安静的人家,即使是楼下的教师家,也有学校的红卫兵来抄过家。那时候,家里人提心吊胆,怕也被人抄家,爷爷逼着维尼叔叔将他存着的唱片统统送走,连英文词典也送走。但是,家里却一次也没有被人来抄过。说到底,爷爷是个埋头画图纸的老助理工程师,从来没被走资派重用过,平时就像块铺在路上的石子一样与世无争。过后,维尼叔叔一直心疼被那些烧掉,扔掉的东西,维尼叔叔认定它们再也找不回来,也再买不到了,就象那个旧社会一样。但爷爷从来不置一词。
  “我欢喜在客厅里用中国家具。在纽约把它们找齐了,真的不容易。但是,你知道,我除了爱旅行以外的爱好是什么?就是去找老式的中国家具。我喜欢它们的情调。”婶婆对范妮说,“将它们换一种摩登的风格摆放起来,最让人舒服。这是我从维也纳的青春艺术风格里面学来的。你晓得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做什么?我常常在家里自己把家具摆来摆去,就我一个人,像苦力一样工作。但我最享受摆出一个新风格的乐趣。”
  范妮一点也没有想到,婶婆是这样的人。
  沙发前的嵌骨茶几上,已经放好了几个细瓷的小碟子,里面放着黄油曲奇,切成四小块的糖纳子,黑色的巧克力饼干,牛奶壶,糖缸,还有两套茶杯。这是专门为范妮准备的。“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婶婆吩咐说。
  婶婆家的沙发到底老了,一坐下去,就软软地往下陷,象在梦里从楼上堕下的感觉一样。范妮努力维持着端正的背脊,不把自己的头靠到软垫上去。她也要自己和婶婆的风度相衬。
  婶婆打量着范妮,突然微微笑了:“你的嘴让我想起甄展。”
  “真的啊。”范妮对婶婆笑,“我家都是这样的大嘴,象黄鱼。”范妮一边开自己的玩笑,一边紧紧地掐自己的合谷穴,想让自己的胃安定下来。
  “甄展有没有告诉你,你其实长得更象你奶奶。”婶婆说,“你的手指长得像。她的手指最漂亮,所以她总是不停地买好看的戒指,吸引人注意她的手指。她是个city girl。”
  这真让范妮吃惊,她张开自己的手看了看,她还一直以为自己和简妮的手都长得好,是因为像妈妈,因为爸爸和郎尼叔叔的手都像农民一样粗大,维尼叔叔的手长得像爷爷一样。原来自己像奶奶啊,她马上想到了爷爷对自己的疼爱。
  “我们家的照片全部被爷爷烧掉了,怕被人抄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奶奶的样子。”范妮说。
  “全都被你的爷爷烧掉了?”婶婆挑起她的眉毛,“他会做这样的事情?范妮是最喜欢照相的人,你爷爷也是最喜欢玩照相机的人,你爷爷为你奶奶照的相,还摆在百老汇大厦楼下的照相店橱窗里过,他把照片都烧掉了?”
  “他怕别人来抄家。”范妮说。她想起爷爷,他从来都不说从前的事情,什么都不说,要是有人问起,像饶舌的维尼叔叔,他就是有本事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照样什么也不说。这也是为了怕家里的事情终于传出去,惹来灾祸吧。他也从不说奶奶的事。以至于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维尼叔叔告诉范妮的,而范妮常常怀疑那些事情是疯狂怀旧的维尼叔叔自己幻想出来的。
  “我会为你找来看,我这里还有许多。”婶婆许诺说。
  “你总晓得你的奶奶也叫范妮吧?”婶婆说。范妮想起爷爷的嘱咐,要是见到奶奶,一定要告诉奶奶,自己的名字叫范妮。奶奶1955年离开上海去香港,范妮1964年出生。原来自己叫范妮是这个原因,甚至连爸爸妈妈都没有告诉过自己。维尼叔叔会告诉自己的,但显然维尼叔叔自己也不知道。
  这家里,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呢?范妮想。
  “你见到过我奶奶吗?他们说你是最后一个见到奶奶的人。”范妮问。
  “我在看唐人街过年游行的时候遇见她,还没有说两句话,人一挤,就散了。现在我才知道她是要避开我。”婶婆说。
  “为什么她不想跟我们家联系呢,其实爷爷真的一直很想她的,不过他什么都没有说。就是我也是刚刚知道自己叫范妮,是为了纪念奶奶,维尼叔叔告诉我说,爷爷大概以为,那时候奶奶叫他申请到香港去,他没有申请,奶奶记恨他了。其实,当时上海的情况是,奶奶走了不久,申请到香港去,就越来越严了,好象你要叛国一样。要是勉强去申请,不要说不能批准,把柄也被别人抓在手里了。爷爷在造船厂这种要紧的部门工作,爷爷以为共产党会让他参加设计。”范妮说。
  “甄展是这样的,他一直有精英思想的,他恨国民党的愚蠢,所以他有点粉红色。那时候,这是大学生里面最时髦的。”婶婆说,“他和你的奶奶真的不一样。你奶奶,你看到照片就知道了,是摩登人。但是,他们两个人真的相爱,他们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就一直像鸽子一样,不停地亲嘴。”婶婆说着笑起来,摇着她满头整齐的白色卷发,“他们是维尔芬街上最性感的中国人。”
  “什么叫粉红?”范妮问。
  “就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又不是共产党,那时候我们叫他们pinker。”婶婆说。
  爷爷居然会愚蠢到倾向共产党的地步?范妮被气得笑了出来。她想起来郎尼叔叔脸上对爷爷永远爱理不理的样子,爸爸和爷爷之间的隔膜,还有从不说人不是的维尼叔叔对爷爷的遗憾,而爷爷的脸总是像尘封的门一样。爷爷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吧。
  “难怪后来我们找奶奶,都是由维尼叔叔出面的。”范妮说,“爷爷不好意思自己再出面了吧。他的粉红色,把我们一家人弄得家破人亡的。但是,”范妮又接着问,“她为什么不要我们了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家在上海已经问过了一百遍,一千遍。
  在上海的家里,虽然大家都不说什么,可都在心里想,奶奶是嫌他们要出去靠她,太麻烦。他们都有那种被抛弃的穷亲戚的悻悻然,但是还是不能相信奶奶对自己的骨肉也会这样。还有广泛的猜测,奶奶在那里有了新家,有了自己的男人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多年,一个人。但从亲戚们那里来的消息说,奶奶并没有另外组织家庭,她一直是一个人。奶奶一直是王家的一个谜,一个至关重要的谜。
  “我不是真正晓得,但是我猜想,大概她过得不如意,就不想让大家知道,更不愿意你们在上海的人知道。好多上海人,老是把美国想得像天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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