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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你一朵火烧云-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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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康脱掉皮鞋，穿起拖鞋，走进卧室，把那一沓子用塑料袋装着的会议材料，啪地一下，放在高架台灯下面的床头柜上。愤愤地说：“我就百思不得一解，这位公孙龟年同志，到底哪点儿令你为之倾倒？这话我憋了多少年啦，你以为我杨大康是傻瓜蛋一个？看不出来？”
叶秀子也啪地一下，把她正看着的书也放在床头柜上，一卷被子就盖在身上，背过脸去，躺下，说：“你就不觉得你刚才那话，是多么幸灾乐祸！你还干了些什么？我想，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干什么了？我干什么了？”杨大康在卫生间里，一边放着太阳能热水器里的热水，用一方纯棉毛巾擦着脸，一边朝叶秀子低声喊道，“我就为挽救这本杂志，挽救包括你我在内的饭碗，不被砸了。”
“是啊，看你这位匡时救世的大英雄，挽救得多好？发行一下子就挽救掉一多半，再这样挽救下去，只怕刊社就该喝西北风了。”
叶秀子干脆蒙起被子，不再理杨大康。
自从那年河阴事件调查之后，第一次了解到丈夫曾在暗地里告过公孙龟年的状，叶秀子就开始留心自己的丈夫了。没想，这一留意不打紧，她竟发现了一个与自己恋爱多年，结婚多年，生儿育女，相沐与濡，被人称为郎才女貌﹝其实丈夫也是一表人才约褐堪⑽景恋恼煞蛄硪恢中蜗螅盒男叵琳迪图赡埽拱Ｒ跄惫罴疲挂湔司印�
河阴事件，上级重视，派出一个强大的专案队伍搞清了真相，取得圆满结果。《场》杂志社任何人都没有因为披露报道这件事受到影响，几位涉及此事调查与报道的采编人员，包括公孙龟年、关凯、刘玉屏、叶秀子和欧阳亚男等，还先后被老唐重用了。而且杨大康也被重用了。
可作为妻子，叶秀子能体察出来，杨大康在河阴事件整个过程中的微妙心理变化，他曾是多少希望那是刊社一场塌天大祸呀﹗她曾经委婉地劝说过丈夫，什么时候都应该与人为善，丈夫对她的话也总是点头称是的，甚至是言听计从的。可是，她总是或多或少感觉出，丈夫通情达理的言行下，似乎总有什么东西，在藏着掖着，总有点儿演戏的味道。
河阴事件处理过三年多时间之后，在党组书记、总编辑兼社长唐风的一再申请之下，省里对刊社领导班子做了重大调整，杨大康提拔为党组副书记副总编辑兼社长，公孙龟年任党组成员、副总编辑兼副社长，刘玉屏为副总编辑兼总编办主任，关凯为总编办副主任兼记者部主任，欧阳亚男为总编办副主任兼通联部主任，另外还新设了广告部和发行部，广告部主任由美编室主任叶秀子兼任。杨大康虽然不再分管编务，而编务仍然由唐风亲自主抓，但他杨大康毕竟是行政正职了，虽然还没有像老唐一样升到副厅格，但谁都清楚，老唐马上年届花甲，第一接班人非杨大康莫属。但杨大康自己却有自己一套防患于未然心理，那就是始终警惕着公孙龟年。
杨大康始终认为，老唐虽然提议把自己安排为党组副书记、副总编辑兼社长，但实际上，老唐起用代他主抓刊社编务的副总编辑、副社长公孙龟年，才是别有深意的。谁敢说，这位大兵哥就没有接班的可能性？从公孙龟年刚转业到刊社工作时起，他就发现，老唐对这位大兵哥，有一种格外的器重和关照。再说，这位取笔名驮夫的公孙龟年，也真小看不得。一个普通转业军人，竟在转业之后短短时间内，名声大噪，不但成了有名大记者，还成了灸手可热的大作家，一部长篇小说《天眼》已经令中国文坛叫好之声，喧哗成一片，同名电影的放映更在全中国掀起一股《天眼》热旋风，“驮夫”的名字，几乎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字，连自己老婆叶秀子，都成了这位别名“驮夫”者的公孙龟年的顶礼膜拜者。
这不能不使杨大康忧心重重，生岀警惕之心。
杨大康和叶秀子，同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入学的大学生，且是同系同班同学，都是艺术系美术专业。入学不到一年，文革掀起大风暴，这对一表人才俊男美女的大一学生，和当年千百万青年学子一样，以满腔革命热情，投身到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中，参加红卫兵，参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破四旧立四新活动，并肩战斗，并且悄悄恋爱，私订终身。哪儿想，在那个阶级斗争弓弦越绷越紧的年月，如鲁迅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这对被爱神“小娃子先生”，张弓搭箭射中前胸的金童玉女﹝当时杨大康叶秀子也确实是班上年龄最小的紊先此屑渎砹恕�
起因是叶秀子父亲的死。
叶秀子出身书香门弟，父亲叶知涵，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解放后一直在一所矿业学院执教，先后为讲师、副教授、教授，文革开始前，刚任命为这所大学的院长。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混进教育战线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小会斗、大会批，带着几十斤重铁牌子游街，最后竟不明不白死在学校一条连人膝盖都淹不住的排水沟里，被革命造反派定性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畏罪自杀。
消息传来，叶秀子所在的造反派组织，要求叶秀子发表声明，谴责父亲死有余辜，同反动老子划清界限，叶秀子却坚决表示反对，声称自己的父亲“是无产阶级教育家，是被人谋害死的”，并随即离校，去处理父亲后事。可她的造反派战友们不买她的帐，宣布开除她红卫兵资格，并定她为“铁杆保皇派”“资产阶级孝子贤孙”“黑五类子女”。
而当时根红苗正，出身贫农家庭的杨大康，正是统领包括叶秀子她们那一派造反组织在内的，几十个革命造反团体的红总司，即全称红色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副总勤务员，也即副总司令。恋人叶秀子父亲之死，对这个风头正劲、对政治前途充满灿烂憧憬的红卫兵领袖，简直是当头一棒。
开始，杨大康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积极参加各种造反活动，因为他和叶秀子的恋爱毕竟是秘密的。谁想，终究没有不透风的墙，对立面红联总，即全称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很快就有人揭发红总司第二号人物杨大康，竟然和封资修的一条美女蛇谈恋爱。他自己的红总司内部，也越来越出现要求“清除睡在我们身边小反革命野心家、小赫鲁晓夫”的呼声。杨大康曾竭力表白自己与叶秀子毫无任何私情，并声色俱历地咒骂过他那个“死有余辜”的准岳父，以表示自己革命的坚定性，但却于事无补。几十个下属造反派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要求开除叛徒、内奸、工贼杨大康。
后来，杨大康没办法，只好宣布退岀红总司，并另立炉灶，想拉起一支新的造反派队伍，但却无人响应。于是，小伙子彻底失望了。最后，杨大康干脆自己发表声明，“红总司已经堕落变质，我宣布，成立独立革命造反大队。”其实什么独立革命造反大队？真正就他杨大康孤家寡人一个人而已。从此，杨大康成了真正无所事事的逍遥派。
但是，有一点却是值得称道的，杨大康始终挚（执）爱着叶秀子，而且勇敢地以实际行动，公开了他和叶秀子的关系。
叶秀子返校后，曾明确拒绝再和杨大康保持恋爱关系。
这位受过良好家庭教养，美丽，纯情，而又善良的姑娘，并非出于对杨大康曾经对自己死去父亲，有过的过激言论的记恨，实在是担心，因自己的家族出身和黑五类子女身份，影响到恋人的政治前途。但杨大康在对叶秀子的感情上，倒真正称得起是无私无畏的。他为叶秀子父亲的死和老人的一生清白，外岀搞调查，找资料，公开奔走呼号。他无微不至的照顾遭受巨大心灵创伤的叶秀子本人，她的妈妈和她的弟妹们。为表达他对叶秀子爱得刻骨铭心，他公开声言，“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二者皆可抛”，他把裴多斐那首著名诗歌，都篡改为爱情至上的了。这令有名的校花，正处人生最低谷的大美人叶秀子，感激涕零。
七十年代初，就在走出校门的插队期间，他们结婚了。
但他们的生活并不顺畅。
开始他们都插队到了农村，叶秀子分在这个省最边远偏僻的山区小县河阴县，并且一去就是五年。杨大康却分在这个省的最东面，一个全国著名的学大寨先进县川陵县，正如它的名字，虽也是本省边远地区，但却是一半平川一半山地，山地也多为丘陵，比起河阴县条件要好得多。
这期间他们有了一双儿女。由于两人天各一方，且没有安家落户的房子，大女儿和小儿子都是在杨大康老家山东沂蒙地区农村生的，孩子们也一直由大康父母亲带着。在插队的第三个年头上，省里派到川陵县一支社教工作队，主旨是重新总结川陵县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带队的人，是刚刚从牛棚解放出来的一位原副省长，即后来先后担任过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最后退居二线又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马斌。 但此时，马斌是省革委会常委兼政工组组长。社教工作队抽调了几个插队锻炼的大学生，来帮助搞调查、写材料，其中就有杨大康。
这次抽调，成了杨大康命运的转折点。
杨大康不仅社会调查搞得好，材料写得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又是一表人才，还有农家孩子那种实沉和憨厚。
老革命出身，靠解放后进过几天速成中学，才有了一点墨水的马斌，非常喜欢杨大康。老人有意想提携这个年轻人，甚至产生过把杨大康选做自己女婿的念头，只是在了解到杨大康已经结婚并已有了儿女，方才作罢。杨大康自己也感觉到了马斌对自己的垂青，明白这是历史赋予自己的机遇，必须抓住，不能有半点闪失。他对老头子真可谓敬爱有加，举止谦躬得体不说，对老头子一言一行都察颜观色，体会周详而深得要领。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只要他亲聆马斌说过的话，不论是会议正式报告、座谈会即席讲话，还是平时一些不正规场合的随便谈话，他都能默记得一清二楚。所以，他撰写的文字材料，老头子最为欣赏，认为最合心意。
一年以后，也就是社教工作队工作结束之后，杨大康正式被调入省革委政工组。又过了二年，在河阴县插队任小学教员的叶秀子，也被调回省城，到文革中瘫痪的省妇联筹备成立新的妇联。
与插队丈夫不同的是，叶秀子插队五年，并没有像丈夫一样放弃自己的专业，她在参加农业劳动和教学的同时，光写生画就画了不知多少，以至回城省时，仅画稿就装了满满当当五大纸箱，那是一种能装几十条香烟的马粪纸箱。那时，已经是文革结束后第三年，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前夕。在她那些画稿中，有一部连环画草稿，是根据诗人纤夫那首著名长诗《老人家，请住手》意蕴，再加进她自己这几年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认识，创作的一部带意象色彩的连环画稿。这首诗，开始发表在邻省河阳县所在的地区文联一本文学刊物上。叶秀子回到省城一年后，又发现它被某省作协一本文学刊物转载。直到俩口子一齐调入《场》杂志工作后，又被唐风在《场》杂志上转载。随后不久，这首诗就受到了严厉批评，认为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革命家的恶意攻击，随后，连叶秀子不认识的那位名噪一时的诗人纤夫，也销声匿迹了。至今，叶秀子那本画稿还压在她那个纸烟箱的箱底。
杨大康自始至终参与了唐风创办《场》杂志工作。
叶秀子从省妇联调入《场》杂志社时，《场》杂志也尚在初创期，尽管名声已经大起来了，但许多事情都尚未进入正规。
叶秀子是在一个偶然机会，得知刚从部队转业的公孙龟年，就是当年诗人纤夫的。所以，当她得知欧阳亚男，为这位大兵哥起笔名叫“驮夫”时，她确确实实认为，这对公孙龟年是一个不祥之兆。她为这位让她久慕其名令她心仪已久，而天意又让她与他相识，走在在一起，却始终不能点破他“真面目”的诗人担心。更没想到，她深藏在心头的这个秘密，随着时间推移，也正在令她的感情不知不觉中，发生着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质变。
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一批批过去打成右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得到平反昭雪，《场》杂志总编辑唐风就是其中一位。
唐风解放前，与现任省委书记高大印，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同学，也是当年北平学生运动中，一起参加革命的老战友。与“文革”结束前后，任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工组组长，后又改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马斌，也是同事兼战友，且同为过高大印部下。解放后，两人同在一所军事院校共过事，而且唐风还曾是马斌上级、军衔为上校。平反后的唐风，已不可能回到部队工作，因而被省委书记高大印，专门要来创办一本杂志。
杂志名字，是高大印与唐风两人定下的，叫《场》，怪怪的，是一本带政治新闻性，又强调社会多样性的综合人文杂志，主旨是反映中国的法治和民主建设。而且杂志社的级别也定了，副地厅级。
首先得到消息的是杨大康。
当时，因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革委会及其政工组、生产组之类，带文革色彩的建制都刚刚撤消，或者准确点说，都刚刚废止名称，重新恢复为党委、政府及各种部委厅局办。刚由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工组组长，转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马斌，原曾想把杨大康留在组织部的，后来得知省委书记高大印，让唐风这个老冤家要组建什么《场》杂志社，于是干脆向高大印推荐杨大康，去跟唐风一块搞筹备工作。为此事，他还专门与省委书记一道，与唐风共进了一次晚餐。
表面看，这是两位省委领导与老战友唐风的一次共叙友情的晚餐，其实只有马斌他自己清楚，他这个小小动作，是带一箭双雕性质的。
一是，他想借此机会和唐风修补一下关系。
20多年前，在那所军队学校，他是一位教务协理员，少校，正营职，唐风是他的上司，上校，正团职教务处副主任。唐风就是因为他马斌的所谓揭发，才打成右派的。他不知道唐风是否还对此事耿耿在心，但既然冤家路窄，他们又走到一个省份工作，那就应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尽管他心里清楚，至少在他本人看来，这是根本泯不了恩仇的。他至今对唐风当年那种知识分子的狂傲，或者说对唐风的世界观，是保持着自己看法的。
二是，既然唐风与省委书记高大印，是更老且关系更好的战友，唐风又是省委书记亲自点将，要回到本省工作的，而自己尽管在反右斗争中与唐风有过节，但也毕竟曾为战友、同事，修好与唐风的战友关系，这“战友”二字，也就与省委书记高大印更贴近了，今后同一把手搞好关系，无论对于搞好今后工作，还是关乎自己今后的发展都是非同小可的。
所以推荐杨大康给唐风，既是对第一把手高大印使用唐风的感情支持与工作支持，又是对唐风这个老冤家的监视，再说了，这也是对杨大康这个好小伙子，前途发展的一种期许和安排。
杨大康是唐风筹办《场》杂志之前，得到的第一个助手，并且实实在在地说，也是堪称一位非常得力的助手。
杨大康始终铭记着，临到《场》社筹备组前，马斌部长对他的教导，那是一席意味深长的话，那些话，又是那般贴心贴肺般令他感动。
马斌那番话，是在省委马斌的办公室说的。
杨大康记得很清楚，马部长说那番话时，停顿了三次，吸了三口烟，磕了三次烟灰。其实有两次，那烟并没有吸，只是在嘴上靠了靠。
第一次，部长说：“小杨，你是个德才兼备的好青年。从个人感情讲，你跟我这么多年，我是舍不得放你的，但从党的工作出发，从党性原则讲，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据守在党更需要的岗位上，应该担负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当然，也应该准备担负更重要更高级的职务。”
第二次，部长说：“我经常想，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如何把我们这一代人打下的革命江山，和开创的革命事业传承下去？千条万条，正如毛主席说的，有一条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培养出在世界观上，与革命老一代一模一样的青年人。在世界观上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
第三次，部长说：“不要以为现在，党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了，两个阶级、两种路线、两条道路的实质性斗争就不存在了。不会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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