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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门-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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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得转移视线，要从郭德纲的“狭义”相声门看他身后的“广义”相声门。
面对这样一个传统又有点神秘的行业，作为外行的我们显得孤陋寡闻，且势单力孤。不过，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上至相关部门负责人，下至靠相声为生的茶馆艺人，其实原因显而易见。记得陈凯歌导演曾说过“一个被热爱的事物是不会消亡的”，我想，相声亦然。在相对有限的采访中，我们还是有所发现：在相声大腕一个段子的出场费接近六位数的今天，也有终日在茶馆演出靠几百元度日的能人；在郭德纲“跳门弃师”引发上下指责之前，相声门内其实早已不乏先例；在内地争论电视相声、剧场相声优劣的同时，台湾的同行已经模糊了相声与戏剧的分界……
从郭德纲热看天津相声“北漂”（1）
相声起源于北京，兴起于天津，解放以来老幼妇孺耳熟能详的相声名家，几乎都出自京津两地。马三立和侯宝林两位相声表演艺术家则被看作是天津和北京的相声代表人物。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相声这门历史悠久的传统曲艺形式从去年岁末在北京突然升温，并迅速将这股热潮传遍全国。一夜之间，相声好像是焕发了第二春。而站在这股热浪春潮风口浪尖上的，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相声北漂”——33岁的天津相声演员郭德纲。
有人在以郭德纲名字命名的“相声公社”网上发帖，针对郭德纲相声火爆京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30多岁的天津相声演员在没有任何后台，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可以让相声掀起一个如许浪潮？”针对于此，回答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郭德纲水到渠成，有人认为是媒体“恶性炒作”，也有人认为是郭德纲创办的德云社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扶持。
常派相声的代表人物常宝华老先生称郭德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相声人才”，常老认为郭德纲从8岁学艺以来，20多年来从来没有放弃过相声事业，这种执着精神在今天的相声界“不可多得”。他把郭德纲的刻苦勤奋归结为他今天一鸣惊人的原因。常老非常反感有人称郭德纲是“暴发户”，“郭德纲在北京坚持了这么多年，能有现在的名气是厚积薄发，赶上一个合适的契机，怎么能够说是暴发户呢？”
谈及京津两地相声这些年发展的特点，常贵田认为按照地缘位置来对相声加以区分是不合常理的，“相声只有流派的区分，没有地点的区分，不论是北京还是天津，它们都是相声”。他认为，以侯宝林为代表的侯派和马三立为代表的马派相比较，“侯派相声以学唱为主，侯宝林和郭启儒两位老师合作，形成的是一头沉的特点。他们站在观众之上，以说教和批评来和观众互动；而马三立的相声都是运用第一人称，以自己的形象再现他人的事情”。巧合的是，两个人分居京津，慢慢地也就被看作是两地相声的代表人物。
除了马派和侯派，常贵田所在的常家也可算得上是自成一派，而说到他们的地缘归属，却很难加以界定。“常派”相声的代表人物是常宝人称“小蘑菇”。上世纪30年代，年方十一二岁的常宝已经红遍了天津。但是常宝华却在六七岁时，就从天津回到北京，在父亲常连安开办的启明茶社里苦学成才，解放后常宝华成为第一个进入部队工作的相声演员，常家也在北京落户。常老开玩笑地说：“说起来，我们也算是从天津过来的资格很老的相声‘北漂’了。”
崔琦分析，相声艺人的流动性本身就比较大，相对而言，北京的市场更为广阔，文艺团体的数量也比天津要多得多，提供给相声演员的机会自然也是天津所无法比拟的。大树底下好乘凉，天津的优秀相声人才被吸纳到北京也就变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中，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存与发展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相声也不例外，不少相声演员也开始选择更为多元化的发展空间，走向小品舞台的黄宏、巩汉林；走上主持人舞台的汪洋、赵宝乐；以及在影视剧领域有出色表现的冯巩、刘亚津，都曾经是“正宗”的相声演员。和天津相比，北京无疑给这些相声人才提供了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利用他们当年学习相声时打下的坚实基本功在北京“漂”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出了一个郭德纲，对于今天的中国相声还远远不够，正如常宝华所说“相声界现在最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盲目的嫉妒和排斥，不管是天津的还是北京的，不管是王德纲还是李德纲，只要能对振兴相声有益，大家就应该举双手欢迎”。
杨少华、杨议父子：给你欢乐，给我饭吃
天津相声演员杨议近几年和他父亲杨少华合说的一系列的父子题材的相声受到观众的欢迎，北京曲艺团为此还将杨议签到了北京。然而和郭德纲不同的是，杨议并没有就此留在北京发展他的事业，反而重新回到天津，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根据地。去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工作室，与父亲杨少华联袂担纲主演了电视剧《杨光的快乐生活》，在全国十多个地方卫视播出，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并创造了天津本地黄金时间电视剧的收视纪录。与此同时，他也没有离开“恋战”多年的相声舞台，2006年元宵节，他还接受了湖南卫视的邀请，和父亲再次登台献艺。
已经年至耄耋的杨少华年轻时并没有成为大腕，从天津曲艺团退休后，帮着儿子杨议捧哏，却捧出了一对全国知名的父子组合。杨少华告诉记者，给儿子杨议捧哏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但是碍于中国传统道德的禁忌，儿子不能跟爸爸开玩笑，所以两人不能在舞台上公开父子身份，直到两人名气越来越大，从天津说到北京，1998年参加中央电视台《周末喜相逢》节目录制的时候，导演建议两人公开父子身份，并据此设计包袱。杨少华和杨议父子接受这个提议，合说了第一个父子题材的相声《有这么一个人》，大获成功。随后，《夕阳红》、《杨家拳》、《肉烂在锅里》等一系列父子题材的相声陆续在全国走红。
杨议现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第三部《杨光的幸福生活》的筹拍工作中，“说是做影视剧，其实做的还是相声，只不过变了个形式”。在杨议看来，相声是一个“无形”的艺术形态，时代不同，观众喜欢什么，相声演员都能干，“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老本行，依然在给老百姓制造欢乐”。
从郭德纲热看天津相声“北漂”（2）
立足津门谋求发展，杨议认为是因为卫星时代的到来给他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以前只有中央台覆盖全国，现在只要是好东西，往卫星上一放，全国人民就都能看到，而天津是我的家乡，守着这里的老少爷们干什么都觉得踏实”！
杨少华老先生有一句话总挂在嘴边：“电视剧算个嘛啊，千万别忘了咱们老祖宗是说相声的！”然而今天杨议心中要超越的目标却不是郭德纲，而是赵本山，他说：“相声发展至今，一直以来真正要解决的只有两个问题，给你欢乐，让我吃饭，拘泥于任何形式都是多余的，一场相声再精彩，在大剧院里说，也不过是给几千人听，可是一部电视剧上了卫星，都是几亿人在看，如果我的作品能给这些人都带去欢乐，我就可以无愧地说我是一个好的相声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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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相声守望者（1）
——天津相声市场及演员生存状况扫描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引爆了北京的相声演出市场，凡是有郭德纲的演出，出现了多年不见的拿号排队，一票难求的盛况，而在郭德纲的从艺之地，相声的大本营天津，相声演员和市场的状况如何呢？是一片萧条，还是冰河解冻，举座回春呢？相声演员们是偃旗息鼓，还是“口吐莲花”呢？
场场满座 票位预定
周末的天津市东丽区清河茶楼，是哈哈笑艺术团新开辟的演出阵地。东丽区在天津市属于郊区曲艺演出市场，一直疲软，如今，在茶楼二楼的演出厅，百十来个座位出现了客满的现象，气氛热烈。著名曲艺作家、哈哈笑艺术团的团长宋勇说，清河茶楼开辟相声专场，刚刚一个多月，每周演两场，几乎场场爆满，而日场的鼓曲演出，则一直只有十几二十多名观众。这天演出压轴的是刘文亨的师弟刘文步演出的《富贵图》，刘先生已经71岁了，但演出时非常卖力气，包袱又脆又响，接连不断，逗翻全场。刘先生要跑三个场子，几乎都串不过来了，刘先生原来家住大港区，因为现在他天天都有演出，跟老伴到市里租房住，由老伴照顾他的生活。
众友相声团演出的名流茶馆在两三年前每逢周末才有两场演出，而现在不但天天晚上有演出，而且增加了日场，由哈哈笑艺术团和众友相声团轮番上阵。演出全部爆棚，很多观众前来听相声，因为连加座都没有了，只能失望而归，要是再卖票，就得卖“挂票”了。因为演出太火爆了，所以经常有观众前来预订座位，否则临时来肯定买不上票。在演出过程中，气氛一直异常热烈，每当抖出一个大包袱时，观众席中就发出“咿”的喊声，不禁让人想起四川球迷“雄起”的呐喊。
哈哈笑、众友的崛起
现在天津相声演出市场有两个“支柱”团体，一个是哈哈笑艺术团，一个是众友相声艺术团，哈哈笑艺术团的领军人物是白全福的弟子、著名曲艺作家宋勇，成员有佟有为、马树春、刘文步、郑福山、卢福来等名家，众友相声的团长是马三立先生的弟子尹笑声，成员有黄铁良、佟守本等名家。哈哈笑艺术团以创作见长，阵容齐整，新旧节目结合，众友相声团以老相声艺人为主，以原汁原味的老相声段子赢得观众，可以说这两个艺术团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搅热了天津的演出市场。
哈哈笑艺术团相声队是1999年4月成立的，当时是相声市场的低谷，最早在名流开始演出的时候最多十几个人最少五六个人，然而这帮人没有一个打退堂鼓，始终在坚持。很多的演员不是为了钱而演出就是喜欢这门艺术，不愿意看到相声在这代人手里断送。现在市场火了，每周的演出由原来的两三场增加到了十几场，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二十场，有的演员一天要串好几场，其实在郭德纲“火”之前，天津市场已经火了，这是相声多年处于低潮之后的一次爆发。
众友相声团的成员在1998年就聚在一起进行演出，1999年8月才正式成立了众友相声团，当时打出来的口号是“保卫相声”。大家要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人喜欢听相声，豁出命来拼这一把，七年来最坚苦的时候，每个人每场演出的收入只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费。他们曾经在能坐300人的茶馆里说相声，只面对8个观众，而现在有的观众要听相声还要提前一周订票，不仅有一些老观众还喜欢看相声，更多的青年观众也对相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相声复苏了。
极低的收入 极大的乐趣
多年来哈哈笑和众友相声大会的票价只有十块钱，前排才二十块，前几年困难的时候哈哈笑艺术团的演员一个月只能挣几百块钱，有时演一场只能挣二三十块钱。宋勇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是关于演出收入的记录：在第174周，演出3场收入1398元，按15个人分，一人不到100元；第276周，一周演出7场收入4802元，一个人分到300多元；今年一月份的第一周，演出9场，一个人分不到700元。宋勇表示现在的演员从几百元的收入能够挣到两三千元，他们已经很满足了，像马志明的徒弟卢福来原来是个下岗工人，没有收入，现在靠说相声每月能挣个三四千块钱，既能发挥自己的爱好，又能养家糊口，非常知足了。虽然这些演员一年的收入不如人家大腕一场的收入，但他们不跟人家比，现在心里充实，都挺高兴的。
众友相声团的演员，几乎都是六十岁以上的年纪，都已经退休了，他们的退休金都不是很高。像团长尹笑声是从工厂退休的，他的老伴没有工作，在参加众友之前他还做过小买卖。团长佟守本是刚从电影院退休的，退休金不到1000元，现在演出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演出场次少，每个月的演出收入还不如哈哈笑艺术团的演员多，但一个个都乐此不疲。在众友相声团，还有一位女将名叫刘春慧，她白天烤羊肉串，晚上说相声，现在她已经成了天津的新闻人物，当有人问她为什么还没有“拜师”，刘春慧笑着说：“想拜，但拜师的钱还没有挣够。”演出结束后，刘春慧照样回家烤羊肉串去。
老艺人焕发艺术青春
哈哈笑和众友的相声演员们，虽然大多数人年事已高，但在演出现场个个精神抖擞，劲头十足，像尹笑声因为历史原因，将近20年没有登台演出，但自他加盟众友相声团之后，仿佛焕发了艺术青春，他不但重新排练了多年不演的相声段子，而且另外整理了很多段子。现在身为团长的尹笑声是团里“使活”最多的一个人，他不但逗而且捧，每场至少登台两次，而观众对他也非常欢迎，说起他自己的“老来红”时，尹笑声哈哈大笑地说：“确实焕发了青春。”
孤独的相声守望者（2）
众友相声团的汪恩寿老先生从50年代末就开始拜师学艺，后来也多年没有参加演出，退休后在众友的邀请下复出登台，也捡起了多年不耍的“老玩意”，现在他一周又演七八场，身体已经快要吃不消了。
相比于哈哈笑和众友相声团的这帮老演员演出不断、劲头十足的状态，一些天津相声界知名的演员却似乎退隐江湖，很少露面，也几乎不到茶馆里来进行演出，哈哈笑和众友的人士表示：主要是身价问题，参加这种演出收入太低，人家不愿意“跌价”。
大批青年观众成为“相声迷”
在清河茶楼和名流茶馆可以看到，在观众中青年观众占了多大的比例，有的还是恋人携手而来。宋勇说：现在青年观众越来越多、清华、北大、南大的学生们也常来听相声，我们还搞过大学生专场，气氛非常火爆，台上台下互相呼应，这种效果只有在体育比赛时人们才能看到。宋勇认为网站和媒体对相声的宣传，对青年观众起到了引导的作用，郭德纲的走红也加了一把火。尹笑声也说：现在每场演出青年观众占到了80％，很多是同学、朋友、恋人三五成群一起来听相声，到茶馆里听相声似乎成了一种新的时尚，这一方面是因为听相声消费低，50块钱两人就能过得舒舒服服的，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相声这种传统艺术感到好奇，产生了真正的兴趣。正在南大上学的业余相声演员裘英俊认为：青年观众爱听相声，是因为平时学习或工作压力很大，听相声很轻松，可以鼓掌，可以喊，可以叫，是一种很好的宣泄方式。
天津会不会再出一个郭德纲（1）
红透半边天的郭德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讲过：是天津为他打下了相声的基础，北京为他的成功发展提供了空间。然而除了十年前流浪到京城现在一举成名的郭德纲之外，近十年来天津这块相声的沃土上出现了青黄不接的贫瘠之貌，相声界的后起之秀少之又少，令人眼前一亮的青年才俊不知身在何处，在海河两岸能否再出现一个郭德纲？“津派”相声的大旗由谁来扛呢？
天津相声演员出现“断层”
众友艺术团的成员多为60岁以上的老演员，没看见有年轻演员登台，尹笑声非常感慨地说：“天津现在培养出大师级的相声演员太不容易了，我师父（马三立）一离开，天津大师级的人物几乎都没了，现在年轻的演员有，但有待培养，他们还不够成熟。关键是相声人才的培养，不单单是艺术问题，主要还是看从艺的目的和思想，现在一心一意搞相声事业的年轻人太少太少了。”
马三立的徒孙邓继曾说，现在郭德纲这样30多岁的优秀相声演员几乎没有，20多岁的演员倒有一些好苗子，30～50岁对相声界来说是一个断层，20多岁的青年演员目前还缺乏舞台经验和实践，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孙悟空还需要拜师学艺呢，他们的崛起可能需要15年的时间。超级相声迷刘军说，相声人才的培养和崛起需要环境和氛围，郭德纲的成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在人们需要传统艺术回归的时候，郭德纲赶上了这个历史时代，未来的郭德纲出现，也需要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
曲校毕业生成功者不多
在天津有一所北方曲艺学校，这所学校成立于1986年，是专门为培养曲艺人才而创立的，目前有在校生100人，学校的专业分为说唱两大类，相声归到了说的专业上，20年来北方学校也培养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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