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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门-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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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进京路
郭德纲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他考试来到北京，进入全总文工团的说唱团，做了一名演员。那时候他最好的朋友叫洪子，也就是后来成名的洛桑，洛桑后来因为酒后驾车车祸身亡。在西单附近的东京畿道10号，郭德纲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那时候的日子青涩又悠闲。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他回了天津。
因为厌倦了在天津群艺馆的工作，1994年，郭德纲又一次进京。他胸怀大志，想在北京有一番作为，觉得自己认识很多曲艺圈的朋友。他四处访旧友，但是这一次让他领略了什么是世态炎凉，什么是人情冷暖，原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指望。郭德纲住在大栅栏一个旅馆里，15元一个床位，旅馆里住满了小贩、旅客，屋子里阴暗潮湿，臭烘烘的。郭德纲穿着一双新鞋，从民族宫走到前门，再走到大栅栏，脚上磨了很多泡。一周之后，他又一次懊恼地回到天津。
在天津，郭德纲做生意，做什么赔什么，于是在1995年，郭德纲第三次来到了北京。那时候他还年轻，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梦想着成大腕、当笑星，无奈自己走投无路，进入不了那样一个名利圈。郭德纲自信不会被饿死，他身上有功夫，会唱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西河大鼓，会说评书、说相声，并不是随便票一把，而是可以穿上戏服，打上脸登台献艺的那种。在北京，他又做过生意，倒卖过服装、家具，可是在生意场上，郭德纲依旧失败，还被一个朋友骗得身无分文。
一个非著名相声演员的北京生活（2）
挣钱养活相声
郭德纲虽然热爱相声，但是来北京并没有指着说相声生存，他出过书，做过电视导演、编导、编剧、主演、主持，策划过曲艺晚会。他说在电视上看见一些相声段子，他自己都不愿意看。
他说相声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天在大栅栏，他在一家茶馆里看见台上有一个小孩说相声，心里痒痒，于是也上台票了一把，后来就经常在这里说相声了。
再后来，他慢慢形成了一个想法：把相声带回剧院。于是成立了“德云社”，德云社的前身叫“北京相声大会”，最少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在大栅栏的广德楼演出，张文顺先生先来一段单口相声，郭德纲再来一段单口相声，接下来是对口相声，三个人轮番上阵，苦苦支撑几个小时的演出。
而那时，台下的观众也稀稀拉拉，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张文顺先生在台上说单口，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他接电话，张先生也就停下来，等他接完电话再说。寒冬腊月，郭德纲和自己的社员在广德楼外面说大鼓，敲敲打打，发传单，招揽客人，而那时天又降下大雪，在雪中，郭德纲显得那么无可奈何。
别人是指着相声挣钱，郭德纲是挣钱养活相声。他做主持，做编剧，当导演，做文化公司，挣的那点钱，全搭给相声了。以前在广德楼，一个月搭进###千元，是正常的事。
日子总是要一天一天的熬过来，而如今郭德纲坐在宽敞的家中谈论那些北京往事已经有些淡然了。像每一个来北京寻找梦想的年轻人一样，郭德纲的辛酸故事可以成为每个北京寻梦人的范本。
北京生活日复一日的忙
越是到年根岁末，郭德纲越忙。
在2005年12月27日这天，他早上八点钟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自己的论坛。前天的演出很多人没有买到票，一些观众有一些怨言，他要看看观众的说法，然后考虑一下解决方法。九点钟，出门，去解放军歌剧院，他们将要举行一场相声演出，在这里举行新闻发布会。
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边吃边接受两家媒体的采访，一直聊到下午两点多钟。然后又去了西城区政协，很早之前就答应给他们说相声。下午，匆匆地赶回大兴，和一个客户谈论春节期间的演出事宜。然后回家，在家里再接受记者的采访。在和记者聊天的间隙，接电话若干，回复短信若干。晚上随便吃点东西，然后写字。他正在写一个长篇自传性质的文章，贴在自己的论坛里，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
平时他都不会太晚睡，但是如今凌晨三点睡觉也是经常的事情。
第二天，他要回天津，他不会开车，需要安排接送。
第三天，他要去合肥，录制电视节目，要提前确定机票，安排人送去机场。
周六上午回到北京，下午就要在天桥乐茶馆演出节目，需要敲定演出的具体细节，节目安排。而《不完全相声手册》的全国巡演，也越来越近，元旦期间的专场演出也需要提前准备，接下来就是春节，无休止地演出，没完没了的琐事。郭德纲在这些琐事的包裹中，没有被淹没，因为他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相声的缘故。
郭德纲说北京这座城市带给他最大的感觉是家，他每次回天津，都觉得很别扭，感觉不是回家，而是做客，一旦回到北京，汽车刚过五环，就觉得心里踏实了，觉得到家了。在北京的十几年，“我已经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城市里了，反把他乡作故乡”。
当然，因为父母都还在天津，郭德纲会经常回天津，有时候也会把父母接到北京住上一段时间，可父母都不习惯，还是觉得在天津好，街坊邻居的都熟。但在郭德纲眼中，与天津相比，北京更加大气，大环境更好，很多曲艺行的人都说：成名在天津，赚钱在北京。
刚来北京的时候，郭德纲在蒲黄榆演出，有一次夜场散了已经是11点多了，末班的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郭德纲身上只有两块钱，又不能露宿街头，只能走着回大兴黄村。郭德纲说：“走到玉泉营的时候，那里正在修路，很不好走，我需要爬上一个大大的土山，才能绕过去；走到新发地，已经很晚，我又饿又冷，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门口有卖包子的小贩，我花了最后的两块钱买了两个包子吃；我继续走，走到西红门桥上，走的是主路，就在马路最外侧的马路牙子上走，周围全是呼啸而过的货车，我朝前面看，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心里默念着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一夜对我的一生都影响深远。”等最后回到黄村，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
后来，每次郭德纲开车经过西红门桥，总会朝路边看看，对身边的朋友说：“这条路我以前走过！”
“相声就是我的命”
郭德纲和传统的相声界一直保持着一种隔绝的态度，走着民间路线，他平时绝少和传统相声界的人在一起，他说：“因为我不喝酒，那些饭局我也不参加，反正他们看着我也烦，我看着他们也烦，索性就不见了，图个清静。”很多人把郭德纲誉为“相声界的草根英雄”，而他自己认为：“说我是相声界的草根英雄，其实我更加认同我的一位知己好友对我的称号：雅痞。”
“相声是最简单又是最复杂的艺术，它不需要什么道具，穿大褂可以，穿西服也可以，一个人可以，两个人也可以，全凭一张嘴，说完了，你笑了，就得把钱掏出来。相声界是个名利圈，不会说相声的人占了主流，包括很多大腕，一辈子也就指着几段相声吃饭，他们都不懂，同时又维持着某种利益关系。当看到一个真的会说相声的人来了，他们不会高兴，因为我破坏了他们的利益。那些大腕需要的是奴才、拎包的、打伞的、扇扇子的，他们需要的是前簇后拥的架势，不需要我这样的人。”
一个非著名相声演员的北京生活（3）
郭德纲说：“这十年来最大的感触是世态炎凉。为相声，十年来我经历了太多，也付出了太多，相声就是我的命！”
“一路坎坷走过来，势必要疾恶如仇”
郭德纲不喜欢成名，“成名不成名是外人的事，我还是我，我关上门要过日子。我喜欢出去买菜逛街，现在一出去，一帮人围上，坐街边吃碗面，后面站十个人看着你，怎么张嘴？我再累，走到街上，谁喊你，都得说‘您好’，来个人要求合影，都得站着和人乐。当然成名自然有好处，至少想害我的人要考虑一下郭德纲的影响了，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
前段时间关于郭德纲的负面新闻很多，当记者采访他时，总选择选择回避。他说：“并不是我谨慎了、懦弱了，而是我还带着德云社很多人呢。我要为大家着想，但我的脾气没改，我还是那样，还是那么横，当然不是惹祸穷横，而是就事说事。”
郭德纲说，除了相声圈，大家都挺欢迎他。北京相声界最近没有人明着骂了，而是关着门骂。天津相声界比较仇恨他，他想给天津曲艺界捐钱，没人要。给天津曲校十万块钱，他们不要，并且没有任何理由。当时，天津老市长给他写了个“德艺双馨”的奖状，他哈哈大笑，“你们都说我缺艺德，市政府却说我‘德艺双馨’。其实原来我就不和相声界接触，现在距离更远，我就只想把相声说好，其他的我都不想参合”。
但这也不是一长久之计，再过一段时间，或许一两年，或许更长时间，郭德纲觉得会回旋过来的，因为当初无论是小蘑菇还是侯宝林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当你的敌人发现你不容易被撼动时，他们就会用另一种方法和你合作，马季、姜昆哪一个出来不是被骂得很厉害的？我希望相声界团结，但是团结不了，它不像京剧，打鼓的知道自己唱不了青衣，花脸的知道自己拉不了京胡，四个龙套缺一个唱不了一出戏，他们可能内心不合，但是为了舞台演出，他们有种虚假的融合。相声界不行，独特的表现形式决定了这行人与生惧来的自私本性，一个人也能干，两个人也能干，所以，他不希望别人从自己这里分一杯羹。当年这是个非常团结令人羡慕的行业，但自从大的‘名利’二字出现，一些体制的涌入，导致了相声界分崩瓦解。人们向往的都是‘名利’，你要上去势必会对我造成威胁，所以，我必须要害人，这是后来我们这行人所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虽然没有人敢承认，但我知道这是真的。全国说相声的专业艺人在册的无非四百余人，为什么不能壮大，导致这个行业现在的没落，三分之二的原因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我很痛心，我太爱这门艺术了，我太恨这行人了，这行人不分年长年少，只要一沾到这方面都会原形毕露。”
说汪洋的段子还会说，只是不提他名字了
相声界的那么多问题，郭德纲说他可能多多少少会沾有些，“但是我这人不下流，有什么事我会喊出来，当着众多观众的面我也敢说，而不是当面称赞完了转身就又骂他，和谁我都敢当面对质。对于相声界的‘三俗’问题，每个相声演员都存在。十几年了，为什么那么多观众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庸俗、低俗、媚俗，观众就不来了，正因为我们抵制‘三俗’做得好，观众才支持我们，我认为前些日子曲协的那个抵制‘三俗’倡议大会，是表彰我们的”。
那么郭德纲说汪洋的那个段子，是不是“三俗”问题呢？还有两个官司他又有何打算呢？
郭德刚说：“汪洋这事很快就结束了，无论怎么样，不就那些事吗？说清楚就完了，真的不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为什么要麻烦法院呢？杨志纲先生的事我还没有接到传票，锣鼓喧天的时候我不想干这些事。在中国，父子打起来，都说父亲对，老师学生闹起来，都说老师对。但还是那句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义子奔他乡。’说汪洋的段子还会说，如果你要说那就是‘俗’，那么好吧，这样的‘俗’段子我可以给你列举一大堆，所以段子我还会说，只是不提他的名字罢了，我们可以说是李菁、是何云伟（德云社成员），换个人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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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相声新偶像（1）
2005年初冬，相声界冒出了一个“鬼才”，成为从白领丽人到蓝领的哥甚至文化界资深人士争相追捧的对象，他的演出火爆程度绝不亚于超女演唱会，这个人就是郭德纲。
郭德纲来自天津，若干年前来到北京组成了相声民间社团——德云社，目前以在天桥乐剧场演出居多，票价仅为20元。演了十多年，虽说观众越来越多，订座越来越难，不过唯独这个冬天，郭德纲却受到众多媒体追捧；突然在京城窜红。1月11日、12日、25日，郭德纲率领德云社在解放军歌剧院举办了京城10年创业以来的第一个剧场专场，结果一票难求，场场爆满，12日晚的演出创下返场 22次、20多万人在新浪网视频直播同步观看的单场纪录，到了25日，观众热情依旧，3个小时的演出一直持续到午夜才结束。
在中华相声网上，网友们称郭德纲是“郭猛士”——个拥有继承和阐释传统相声能力的猛士，而喜欢他的粉丝们自称是“钢丝”。
郭德纲火爆的原因是什么？观众对他的追捧到底会持续多久？他对当代相声有什么影响？
郭德纲开创剧场相声时代？
黄纪苏（剧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相声最生香活色的是即兴的东西，郭德纲的相声做到了。我听他的相声感觉就是江山代有人才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老式相声有很多陋习，比如排辈分，郭德纲虽然是侯耀文的徒弟，但是他的能力可以和侯宝林相比。侯宝林开创了相声的新局面，把天桥式的老相声文雅化的同时，又反映了新中国的东西，然后又使相声进入了电视、电台，之后的相声一直延续了这种趋势。等到改革开放时，相声发展到了一个高峰，相声的讽刺功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后相声进入春晚使得由低向高发展的相声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当它进入春节晚会时，我们发现，相声走到了尽头。而看郭德纲的相声，又让人猛然感觉，最好的相声到了剧场里，好像一个东西又从头开始了，这和侯宝林的方向正好相反（侯宝林那时最好的相声是在电视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整个制度上，郭德纲现在所做的可能是个开创时代的事情。如果德云社办好了，或许就会是个标志，标志着这种门类的艺术离开了一种形式涵盖全国的局面。电视是面向全国的，但是剧场里就是那一部分人，它会形成很多小的雅文化，在一部分人中生香活色。
但是形成这个局面要有条件：1。传统要继承得好；2。进入了当代生活。两者在一起很不容易。任何中华民族的民间传统艺术，都存在如何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问题。我认为，郭德纲在这方面还有潜力，比如有些传统他掌握的极好，但是，他掌握的这些极好的东西和我们现场观众各自不同文化带来的背景不一定能够完全融合起来，在没有完全整合好的前提下，他需要再继续整合，要继续教育观众，还要想办法接近观众。另外，他本人的条件好：训练好，掌握了很多的东西；个人的天赋条件好；有个好的心态。将心态落实到了生活里，融化到了实践中，他在剧场里搞了十年了，量变应该达到质变了。
郭德纲的相声是从市场里出来的
张立宪（出版人、策划人）
计划体制下的相声，一个段子可以说十几年，那些相声演员没有衣食之忧，他们所在乎的是要评几级演员，从而，养成了艺术创作的惰性。而郭德纲的标语是“严禁包袱不响”。因而，他在接受市场检验的同时，不断改正着自己的创作和演出，接受着磨砺。不然，他们没有市场，没有观众。计划相声害死人，市场相声养活人也就在此。郭德纲的成功可以说来源于他的悟性，但更主要的是他的勤奋，他的第一场相声只有一个观众，第二场他就要保证有两个观众，不然，他活不下去。现在很多相声演员都赶不上他了，因为他已经有10年的摸爬滚打经历，时间上已经赶不上了。从一个观众说到二三百观众，从一个月贴补###千到现在能养活自己。
另外，社会对文化的需求也是他们生存下来的一个条件。黄纪苏老师也说过郭德纲的相声是从市场里出来的，中国以前是计划体制，计划体制里的人对市场中的人体会大概是不太一样的。郭德纲几进北京，他的成功很不容易，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最后成功了。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从蔑视到贱卖，很少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是真正的热爱。这种热爱是靠着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转折，对每一个片段的尊重，对它投入的是一种热情。后来，在观念上虽然有所改变，但是，真正在行动上还是没有转变过来，然后突然发现郭德纲在这里已经十年，就一直守着这些东西，在这里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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