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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全传-第1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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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王越是一名立过战功的边将，但为人品格却不太高，与汪直过从太密，以后终于因此而倒了霉。陈钺也是如此，在跟着汪直做了许多坏事以后，没有得到好的下场。
对宪宗纵容汪直横行宫掖的行为，大臣们一直没有放弃劝谏，许多人以对汪直的不恭行为，从侧面对宪宗加以提示，使宪宗渐渐地明白过来。
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秋天，宪宗出于对边事的关心，下令汪直巡视边疆。边臣得知汪直巡边，害怕受责，极力加以讨好，沿途数百里，陈设供应，奢侈铺张到了惊人的地步。兵部侍郎马文升受命镇守辽东，他对汪直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对汪直没有恭敬。结果汪直就给马文升加上了扰边的罪名，把他贬戍边城。河南巡抚秦肱对此十分不平，向宪宗密奏了这一罪行，宪宗虽然不太相信，但对汪直也有了看法。
成化十七年秋天，汪直奉诏巡边已有整整两个年头。就在汪直巴望回京的时候，宪宗却屡屡不准其请，只召还了跟随他的官吏。这是一个疏远汪直的信号。给事中、御史们一见这种情况，乘机纷纷上疏，把汪直泄露宫中秘闻，以及勾结外臣的许多不法行为，一一揭发出来，请求撤销西厂，内阁大臣万安也上书支持这些言论，大同巡抚郭镗千里之外又上了一疏，揭发汪直和总兵许宁不和，恐贻误边事。宪宗于是下令将汪直召还，不过没有让他进京，而是发落到南京御马监，随后，又撤销了西厂。不久，宪宗又根据万安的建议，罢了汪直的官，驱逐了汪直的亲信王越、陈钺等人，召还前兵部侍郎马文升，令为左都御史，巡抚辽东。宪宗的这一举动，令文武百官感到十分鼓舞，认为圣上终于被感化了，从而对朝政充满了信心。
三、迷信僧道不理朝政
本来在打击了汪直势力之后，满朝文武欢欣鼓舞，宪宗有了一次重振朝纲的机会。但谁知这时的宪宗不仅没有振作，而且又沉溺于两件事上。一是求道炼丹，以此来延长他的寿命，本来宫中已经有一些祀求仙道的斋坛，他对此仍不满足，经常令人加盖翻新。炼丹也到了着迷的地步，宁肯为此废寝忘食。再就是与妃嫔耳鬓厮磨，终日沉溺于床第。太监梁芳见宪宗如此迷恋歪门邪道，就向他推荐了一个僧人，名叫继晓。继晓对房中之术很有研究，不断地对宪宗加以指导，并自制了一些春药，供其使用。宪宗按照继晓所嘱行事，很有成效，于是就将继晓留在京城，在西市建了大永昌寺，耗费了白银数十万两。从这往后，六部尚书和九卿科道大臣基本就见不到他的面了，就连内阁大学士，一年当中被召见也是数得过来的几次。
这时的宪宗偶尔还有点兴趣的朝事，是任命官吏。祖制规定，皇帝任命大臣要经过廷推，提升小官要经过吏部铨选，而且各衙门有一定的员额。宪宗不管这些，随意让太监传旨任命人为官，出身资格一概不拘。被任命者大多是江湖术士，和尚、道士、番僧、优伶、工臣。这些官，全是不合格的人员，因此被称为“传奉官”，总数多达3000余人。
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为了使宪宗能摆脱梁芳、继晓的控制，刑部员外郎林俊满怀愤懑地上书，要求宪宗把梁芳、继晓正法。宪宗十分恼怒，下令将林俊捕入诏狱。司礼太监怀恩对林俊深表同情，面奏宪宗，请予释放。宪宗大发雷霆，提起桌上的端砚，向怀恩用力掷去，随后拍案大骂道：“你竟敢帮助林俊诽谤我啊！”事后，由于怀恩对镇抚司施加压力，镇抚司才没敢对林俊治罪，只是将其降职使用。林俊敢于直言上疏的勇气，极大地鼓舞了朝中的言官，于是，不久因此而引发了又一场上疏行动。
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元旦，宪宗受贺退朝之后，刚刚吃罢午饭，突然晴空炸响霹雳，听后不禁为之悚惧。在一宿心神不安之后，宪宗在早朝上向群臣询问阙失。吏部给事中李俊立即陈言，数说了时弊的6个方面，语气极为沉痛。宪宗听后，不禁心有所动，下诏将已封为国师的继晓革职为民，斥罢传奉官500余人。一些给事中、御史见李俊入奏有效，喜出望外，也纷纷上疏。不料，宪宗能够改正一些缺点，并非出于自愿，他对这些疏奏根本就不想披阅，反而对进谏者都耿耿于怀，令吏部尚书尹旻将奏章所署的名字，一一记录下来，以后寻找机会一一给以远调或者罢免。
成化二十三年，宪宗终于脱离了万贵妃的控制。这个女人在掌控了宪宗整整23年之后，死于肝疾。
万贵妃死后，宪宗念及她的种种好处，特别是年幼时的一段情分，洒下了眼泪。他命治丧一切按皇后的待遇办理，并辍朝七日，给万贵妃加了荣耀的封号。
到这一年的八月，宪宗染上了重病，并一病不起，很快就结束了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生，死时41岁，葬于北京昌平县天寿山下的茂陵，庙号宪宗。
第三百四十五章 孝宗朱祐樘
一、侥幸得生清除积弊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八月六日，宪宗朱见深死去。九月六日，18岁的皇太子朱祐樘接替父亲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以第二年为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此即孝宗。
孝宗的母亲纪氏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史（宫廷女官名称），她本是广西贺县的瑶族民女，在成化元年瑶民造反失败后，夹带在被俘的几千名男女青年中送来京城。由于纪氏姿色超群，聪明伶俐，入宫后不几年即通习汉语，因而被命令管理宫中藏书。成化六年秋天，宪宗偶然来到书房，见纪氏长得如花似玉，而且应对称旨，于是喜而幸之，因此有孕。纪氏怀上龙子，犯了宪宗专宠的万贵妃的大忌，这个女人自己不能生育，也不准别人为皇帝传宗接代，专门残害被宪宗临幸过的妃子和宫女。纪氏怀孕时，万贵妃曾经留意过她，其他宫女谎说她是病痞，于是被贬居安乐堂。不久朱祐樘降生，纪氏忍痛下了狠心，将他交给门监张敏，让把他溺死。
张敏为人善良，他想到皇上无子，就背着万贵妃对朱祐樘秘密加以哺养，废后吴氏这时正好贬居在西宫，与安乐堂相邻，闻之也往来就哺，从而保全了他的生命。渐渐地朱祐樘长到6岁，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春天的一天，宪宗召张敏梳理头发，对镜叹道：“老之将至了，尚无子嗣！”张敏就把朱祐樘的事情告诉了他。宪宗喜出望外，立即派人把他接来。朱祐樘去见父亲的时候，胎发还未剪除，直垂到后颈，看到宪宗，他依据母亲的交待，扑到宪宗的怀里，大声呼喊“爸爸”。宪宗揽视良久，悲喜交加，连连说：“这个孩子像我，真是我的儿子啊！”随即饬礼部定名，并册封纪氏为淑妃。纪妃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厄运，不久就在新居永寿宫暴死。纪妃之死，有人说是被万贵妃毒死的，也有人说是被她遣人勒死，由于宪宗没加深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母亲的去世，使朱祐樘极为悲伤，神情犹如成人一般，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年的十一月，朱祐樘被册立为太子。随后即位，是为孝宗。
后宫中的这段经历，对孝宗的影响很大，由此形成了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在即位之后极短的时间里，孝宗对太监梁芳、礼部右侍郎李孜省等人，给予了严厉的惩罚。太监梁芳是万贵妃的红人，曾向其大量进献美珠珍宝，得到宠信，一些奸佞之徒通过走他的门路，得到包括太常寺卿在内的官职。孝宗在执政的第6天，就把他送入诏狱。李孜省因为依仗万贵妃作恶多端，公然操纵内阁大臣随意罢免、提拔官吏，被谪罚戍边。两个月后，孝宗又下令罢免传奉官，将那些冒领官俸的艺人、僧徒一概除名，先后总计有3000人之多。接下来，孝宗又拿混在内阁中的奸佞开刀，首先罢了万安的官。万安的靠山同样是万贵妃，为了巴结这个女人，竟不知羞耻地称自己为她的侄子，在万贵妃的包庇下，劣迹斑斑，声名狼籍。孝宗还是太子时，就对此人非常反感，即位后，在宫中发现一匣奏疏，内容都是讲房中术的，末尾的署名又都是“臣安进”，于是派人拿着这些奏疏到内阁找到万安，严厉指责他：“这是大臣写的东西吗？！”万安羞愧得汗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孝宗遂下令罢免其官职。除此之外，孝宗还以各种方式处罚了另外一些奸佞之徒。在清理过程中，孝宗注意方式方法，没有大开杀戒。被砍掉脑袋的，只是罪大恶极对宪宗诲淫诲盗的僧人继晓。一系列堪称圣明的行动，好像一阵冲刷污垢的暴风雨，使宫廷之内的坏人骤然减少。这为全面刷新政治，起了清除障碍的作用。
与罢斥奸佞相并的是任用贤能。为了熟悉官吏的情况，弘治元年三月，孝宗下令吏、兵两部，把两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备以上的官吏姓名，全部抄录下来，贴在文华殿的墙壁上，遇有迁罢的人，随时更改。他还多次指示吏部、都察院：“提拔、罢免官吏的主要标准，是看此人有无实绩。”由于孝宗注意任用贤能，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出了许多名臣。
孝宗即位后，还很注意广开言路，于是在他上台不久，形成了臣子纷纷上书的生动局面。如这年三月，都御史马文升上疏言时政十五事，其中的一条是“节约费用，以解救百姓生活的艰难困顿”，他说：“宫中所供应的物品，如果陛下能节俭一分，则百姓受益一分。”言语极为尖锐、深刻。孝宗对这个建议非常赏识，嘉奖了马文升，并下令削减宫中开支。正统以来，皇帝每天只有一次早朝可面向群臣，大臣们为时间所限，进见言事，不过片时。这样一来，皇帝与大臣们见面的时间很少，只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听信太监的意见，对大臣们的了解也很少。鉴于这种情况，吏部尚书王恕建议，孝宗除早朝之外，最好每天再在便殿召见大臣，谋议政事，当面阅其奏章，下发指令。王恕认为，这不仅可以使皇上加深对大臣们的了解，而且可以提高其处理政事的才能，使正确的意见得以贯彻执行。孝宗听到后，觉得很有道理，遂开始增加“午朝”，每天在左顺门接见大臣，倾听他们对政事的见解，做出了许多重大决策。
二、任用贤能注意民生
新君即位之初勤于朝政，而后荒疏，继尔江河日下的事例，史书每每可见。明王朝的君主尤为明显。但孝宗是个例外，弘治初年的诸多优点，在以后几乎一直保持下来。
孝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孝宗的周围，有一批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大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为他励精图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群臣之中，孝宗最信任的是王恕，也因有了王恕，孝宗才如虎添翼，雄风大振。王恕是在成化末年被宪宗强迫致仕的老臣，以“好直言”著称。孝宗即位后两个月，由于许多大臣的推荐，将他任命为吏部尚书，一直干了将近6年之久。新君的善任使王恕感激不尽，在职期间，除了仍能上疏抨击时弊之外，忠于职守，先后向孝宗引荐了包括刘大夏在内的许多人才。孝宗极为赏识的还有马文升。这是一位文才武略兼备的大臣，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由左都御史升任兵部尚书，并提督12营团。马文升到职以后，因兵备久驰，他大力整军，罢免了30余名不称职的将校。结果惹起遭贬将校的怨恨，有人夜间持弓等在他的门口，企图行刺，还有人写了诽谤信，射入皇宫之内。孝宗立即下令锦衣卫缉捕，并特拨骑士12人，时时跟随保卫马文升。数年之后，孝宗仍把重用忠良之士做为治理朝政的保证，又陆续把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提升到内阁当中，参预机务。对于内阁大臣们的奏请和意见，孝宗初时尽管大多能听从，有时也并非全都认可，但后来他看到这些人确实在同心辅佐，信任程度便大为加强。凡阁臣们的奏请，无所不纳，与他们的关系极为融洽，因刘健曾在他做太子时，担任过讲官，就一直称其为先生，尊重异常。孝宗接见刘健等人的时候，往往要左右之人退下，据这些人出去讲，孝宗对阁臣们讲的话，言听计从，每每称善，这种情形在君臣之间，确实少见。
孝宗在减轻百姓负担上也做了许多好事。这表现在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上。从弘治三年河南因灾免秋粮始，他对每年奏报来的因灾免赋要求，几乎无一例外地加以同意。弘治六年，山东因灾情严重发生饥荒，孝宗闻奏之后，向灾区发送去帑金50余万两，米200余万担，并派了官员监督发放，不仅免除灾区税赋，还通过赈济拯救了260余万灾民的生命。为了整治黄河以及江南的水患，孝宗令刘大夏于弘治五年七月，来到了山东，坐镇阳谷。刘大夏不负使命，完成了多项水利工程，历时两年，终于治服了水害。奉旨到江南治理水害的工部侍郎徐贯，也出色地完成了钦命。他在江浙地区大搞调查研究，从而确定了比较完善的治水方案，一举修建、沟通河、港、泾、湖、堤岸等135道，从而使洪水通过吴淞、白茆地方的渠道，毫无阻拦地泄入海中，除掉了威胁朝廷主要经济区的一大祸害。
在施恩于百姓的同时，孝宗继续虚心纳谏，鼓励广开言路的风气，亲近大臣，远离小人，勤于政事，表现得相当明智。弘治九年闰三月，少詹事王华在文华殿向他进讲《大学衍义》，趁机揭发太监李辅国与张皇后关系甚密，招权纳贿。此事被李辅国知道后，马上报复，说王华有种种劣迹，应予驱逐。孝宗没有听信这番鬼话，反而哈哈大笑，传令中官赐食给王华，以示亲近。弘治十年二月，孝宗在后苑游玩的时间过长，侍讲学士王鏊反复规劝，孝宗当时没有接受，事后却没有怪罪，而是对诱导他玩乐的太监说：“讲官指出这一缺点完全正确，是一片诚挚之情，完全是为我着想啊！”自此之后，不再到后苑游猎寻欢。为了引导大臣们踊跃进言，孝宗还经常提出这件事情，请人们知无不言。他为取消讲官的顾虑，避免讲官为此观望，不肯大胆进言，特召来刘健等人，说：“讲书必须要讲那些圣贤之言，如此直言不妨。”进而又明确要求阁臣们：“传我的话给诸位讲官，不必顾虑。”孝宗如此虚心，在明王朝历代君主中是不多见的。
三、知过能改限制勋戚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孝宗将曾修治黄河有功的刘大夏，由总督两广军务的左副都御史，提升为兵部尚书。刘大夏在兵部尚书任内，颇想痛行一番改革，因此常把民间的真实情况告诉孝宗。有一次，孝宗在便殿召见刘大夏，问他：“你几次对我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祖宗以来征敛有常，我也尽力采取措施减轻百姓的赋税、徭役，为什么还是这样呢？”刘大夏回答说：“陛下以为征敛有常规，其实不然。我在两广任职，每年见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费以万计。这种情况，陛下可知道？”孝宗又问军队的情况，刘大夏回答说：“与百姓一样穷苦不堪。”孝宗很不理解，说：“士兵平时月有口粮，出征时也有行粮，怎么会穷？”刘大夏向他报告说：“将领统帅克扣的数量，在半数以上，怎能不穷？”孝宗遂感叹道：“我做君主已经很久了，竟不知天下军民如此困苦，这也是我失职啊！”于是，下诏严令将帅不得侵吞士兵的军费。孝宗对刘大夏这样的大臣，非常喜爱，经常召他在一起商讨大事。有时与刘大夏在一起交谈的时间过长，感到十分疲劳，就传司礼太监李荣搀扶走路。有一次早朝，刘大夏立于一侧，孝宗没有看到，第二天就告诉他：“你昨天失朝了吗？我担心御史找你的麻烦，所以当时也没让人召你。”这个小小的误会，足以说明孝宗对爱臣的感情。在孝宗的支持下，刘大夏大力整顿军事。先是从核查军队虚额入手，补进了大量壮丁，同时也请孝宗停办了不少“织造”和斋醮。孝宗看了刘大夏写的“兵政十害”的疏奏，接受了他的许多建议，不过，也有一些保留，有的因为牵扯到权贵和近倖，孝宗认为与军备关系不大，就搁置起来，没加批示。如刘大夏力主把分布在各地的“镇守中官”一律撤召回京，这是一个正确的意见，但孝宗就没有同意。
在阁臣以及六部尚书的支持下，孝宗在弘治初年对朝政加以治理的基础上，沿着改良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勋戚宦官等为非作歹，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孝宗特别予以了注意。弘治三年九月，孝宗下令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不准接受外人的投献钱财、物品。这是一场几经反复的斗争。勋戚近臣对这项命令，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并在行动上不加收敛，公然蔑视各种规定，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在京师之中大开店铺，邀截货商，收受献品，有的还在府中养了大批仆从，任意肆虐百姓。面对这种情况，孝宗再一次下达了关于“禁势家侵夺民利”的命令。弘治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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