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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全传-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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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日程上来了。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刚刚立国不久的宋王朝周围存在着几个由外族所建立的敌对国家和许多由汉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北方有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在西北有党项族的强大势力，夹在二者之间的则是割据山西一带的北汉。北汉受到契丹的支持，与以前的后周和现在的宋王朝一直处于公开敌对的状态。在江淮以南，则存在着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南汉、南平、漳泉等8个割据政权。虽然这些割据政权处于物产丰富、生产相对发达的地区，但由于其各自疆域狭小，又互不联合，因而大都国力不武，软弱怯懦，不得不向以前的后周和刚刚建立的宋王朝表示名义上的臣服或通好。
在这种形势下，摆在赵匡胤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乘南方诸国名义上已表示臣服的时机，继续周世宗的政策，进行北伐，收复为辽所占领的燕云16州领土，割断辽与北汉的联系，进而消灭北汉这一公开的敌对势力，然后统一南方诸国；另一条道路则是南征，在完全征服了南方8个割据势力以后，再来亡北汉，攻取燕云16州，将契丹赶回长城以北。经过君臣之间的反复论证，宋太祖集思广益，最后终于在建隆三年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
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宋太祖任命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率安、复等10州之州兵出征荆湖。临行前，他对慕容延钊和李处耘说：“出征湖南，必然要借道于南平，南平国势卑弱，可顺便将其攻灭。”
慕容延钊等依计而行，于乾德元年二月，出兵湖南途中攻破江陵，高继冲遂以3州17县，142300户归降。一个月后，湖南亦被平定，又得14州1监66县，97380户。
平定荆湖以后，“水陆皆可趋蜀”，后蜀这一雄据川中的南方大国已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了。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宋太祖派大将王全斌、曹彬分兵两路，仅用66天的时间就灭亡了后蜀，取得了46州、240县的广大领土。
后蜀物产丰富，府库充盈，号称“天府之国”。平定后蜀后，宋太祖特命参知政事（副宰相）吕余庆为成都知府，协同王全斌等人大肆搜刮。一时间，船载路运，“日夜不息”，大量财富被集中到东京开封。这固然加强了宋王朝的国力和财力，但同时却又激化了后蜀地区的社会矛盾，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后蜀一直动乱不已，民变、兵变相继发生，牵扯了北宋王朝的很大一部分兵力。
平定后蜀不久，宋太祖先后派遣了侯霸荣、惠磷等人为间谍，打进了北汉内部。侯、惠等人积极活动，很快买通了当时北汉宰相郭无为。在郭无为的安排下，侯惠等人都成了北汉的宫庭供奉官，可以方便地出入宫禁。
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八月，宋太祖发大兵进攻北汉。同时又密令侯、惠等人相机行事，里应外合，“迎接”宋军。九月，宋军突破了北汉的团柏谷防线，越过汾河桥，进逼太原城下。
在宋军进逼太原城下的同时，侯霸荣在郭无为的支持下，发动了宫廷政变，刺杀了北汉国主刘继恩。但意想不到的是，郭无为此时却又突然变卦。就在侯霸荣率人刺杀刘继恩时，他却悄悄调动部队包围了刺杀现场，将侯霸荣和其同党全部杀死。
郭无为的临阵变卦，搅乱了宋太祖精心布置的一着妙棋，宋军的失败也在眼前。果然，宋兵围困太原不久，契丹即以兵来援北汉，围城的宋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归。北汉乘机反攻，宋朝方面自八月进军以来所占领的州县不但全部丢兵，还被北汉军队打进了晋、绛二州，大掠而去。
本来，此次开战前，宋太祖已将北汉君臣投降后的官职提前封好了，没想到最后的结局却是这样。次年二月，为雪前耻，他决定亲率大军征讨北汉。战事一开始，北宋方面很顺利。三月，宋太祖即率大军突破了北汉的数道防线，进抵太原城下，将其团团围住。但此后战事即进入胶着状态。宋军发起的几次强攻都被北汉名将刘继业击退。强攻不行，宋太祖又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政策，但三个多月过去了，仍没能将太原攻克。这年的闰五月，宋兵正式从太原撤兵。北汉军队又一次乘势追击，宋军丢失了大批粮草，损失比上一次还要严重。
北宋自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九月首次对外用兵起，至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不足3年的时间，就平定了南平高氏、湖南周氏、后蜀孟氏3个割据政权，统一了63州1监的大片领土。但可惜的是，自平蜀后，几乎完全是由于宋太祖个人的举措失当，导致了一系列意外的变故，先是蜀中动荡不已，紧接着又是两次北征太原，损失惨重，“先南后北”的统一大业因此而停滞逆转。
自太原班师后，经过一年多的休整，开宝三年九月，宋太祖决定攻取南汉，继续实施“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
南汉以广州为中心，割据岭南两广地区达60年之久。北宋平定后蜀后，潘美等宋将就曾攻取了南汉的郴州，形成了良好的进攻态势。现在，潘美等接到宋太祖灭亡南汉的指示后，马上就攻陷了贺州，随之连克昭、杜、连、韶4州，大败南汉军10余万于莲花峰下。至次年二月，即攻克广州，南汉灭亡。宋王朝又得了60州214县的领土。
南汉灭亡之后，南方剩下的最后3个割据政权个个自危，震恐异常。势力最强大的南唐这时也不得不主动要求取消国号，放弃皇帝的称号，改称“江南国主”（另外两个割据政权吴越和漳泉早就上表称臣，接受宋朝的官职）。
经过3年的准备，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十月，宋太祖令曹彬为统帅，潘美为都监，率水、步、骑兵在采石一线强行渡江，进围金陵；同时令吴越国主钱俶统率吴越军五万，由宋将丁德裕监军，从东面攻取常州，然后会师金陵。令王明为西路军，向武昌方向进击，牵制屯驻在江西的南唐军队，使其无法东下援救金陵。
十一月中旬，宋军依照南唐进士樊若冰的图示，在采石用预先造好的战舰架设浮桥获得成功，其主力部队通过浮桥，顺利跨过了长江天险，大败南唐水陆兵10余万于秦淮，直逼金陵城下。与此同时，钱俶率兵攻克了常州、江阴、润州，形成了对金陵的外线包围，金陵成了一座孤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李煜仍不投降的情况下，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做了俘虏。
灭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公元967年，宋太祖死去，宋太宗按照宋太祖的既定方针，继续对吴越和漳泉施加压力，终于不动干戈，迫使钱俶和陈洪纳表献土，以两浙和福建地区的15州一军（与州平行的一级组织）100县归降北宋。南方完全统一。在此基础上，宋太宗一鼓作气，灭亡了北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终于结束了，除了辽所控制的燕云16州以外，汉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广大区域重新获得了统一。这时，离宋太祖逝世刚刚3年。
四、中央集权重文轻武
宋初，宋太祖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
首先是“稍夺其权”，即削弱地方势力。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平定了荆湖以后，宋太祖作出废除荆湖地区“支郡”的规定。宋太祖宣布，新征服地区仍保留节度使，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支郡”被取消了。随着南方诸国的逐渐被平定，罢除“支郡”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宋太宗时，就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支郡制度。同时，宋太祖逐渐向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来掌管州务的防御使等武将。宋太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选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为各大藩所辖的支郡，最终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
废罢支郡和“以文臣知州事”，使位尊权重、声势煊赫的节度使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其实际权力仅等于某一州郡的长官，有时甚至徒具空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自中唐以来藩镇权势过重，坐大地方，尾大不掉的情形终于得到了改变。因而在废罢支郡、以文臣知州事的同年，宋太祖又定立了两项限制州郡长官权力过重的措施：一是“三岁一易”，使“知州”、“知县”在一地任职以3年为限，不得久任。乾德三年，北海军知军杨光美任职已满3年，由于其为政清廉，颇得百姓爱戴，当地有数百人赴京守在宫门口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在北海任职。宋太祖先是下诏劝他们散去，无效。于是采取断然措施，“笞（鞭笞）其为首者”，才将请愿者赶走。另一项措施是在州郡设立通判。通判名义上是与知州共同判理政务的，其地位略低于知州，但事实上由于其负有监督州郡长官的特殊使命（故通判又称监州、监郡），知州往往还要怵其三分。所以有宋一代，州郡长官与通判不和的问题一直存在。
其次是“制其钱谷”，即收夺地方上的财权。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他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辇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这道诏令。唐代以来节度使蓄积大量钱财的税赋“留州”制度被废止。随着钱币的集中，对其余财物的控制也逐步加紧了。
在废除“留州”制度的同时，对于各地大藩镇以“留使”的名义截留地方赋税以及肆意征税的弊政，宋太祖也小心审慎地进行了革除。他以支付大藩镇“公使钱”为代价，废除了留使制度，收回了为地方藩镇所控制的部分财权。对于藩镇任命亲信武将掌管场务、肆意征税的问题，宋太祖处置时就更为小心了。一般都是在该节度使病逝或调离之际，朝廷方才改派文臣管理场务。自此以后，“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王朝的经济后盾。
地方丧失了财权，自然也就无法“屯兵自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与赵普所讨论的“收其精兵”的措施实施起来就很顺利了。宋太祖为收地方精兵而创立的兵分禁、厢的制度，也为其后代一直沿袭下来，成为两宋兵制中的一大特色。
宋太祖在统一南方诸国时，为了制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再现，曾下令拆毁了不少通都大邑的城墙，填平了壕沟。这显然是一个消极的、只解决临时问题的措施。而“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才能收到长远的效果。出现了“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的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以后两宋300多年的统治中，宋太祖所确立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为“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一直为宋代君臣所恪守。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同时，宋太祖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
在他看来，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权力，使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权力最后完全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自两汉起，宰相与皇帝议事都是有座位的。宋太祖称帝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有一天早朝，宋太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在范、王二相离座递疏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也大大下降了。
与削弱相权同步进行的，则是在百官中推行“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力；只有由皇帝或中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这种职、权分离，名、实混淆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如宋代有固定的尚书省兵部，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职，并无实际兵权，只有被差遣为枢密使才有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实权。不过枢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长官。同理，“三衙”的高级将领虽然名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却也只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
宋太祖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
同时，着力改变重武轻文的旧风气。宋太祖即位之初，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以劝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很高兴地派人送去美酒、菜果以示祝贺。
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时期那样，只是当作点缀摆设，而应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
随着对文臣的重用，统治集团内部的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得到了调整。原来那些骄横跋扈，视文臣为无用，甚至一言不合就要“砍杀”宰相的武将们不但见了宰相都要恭恭敬敬地唱诺问候，而且自己也在宋太祖的劝告鼓励下，学着文臣的样子读起书来。
宋太祖的“重文”是针对五代的“轻文”而言的，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由武臣独擅政权的局面，进而扩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所以在“重文”的同时，他并不歧视武将。当然，在宋初君主专制极度强化这样一个大气候下，无论文臣也好，武将也好，其权力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总之，尽管宋太祖的“重文”政策在以后曾被其子孙奉为“祖宗成规”而代代相传，以至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但在宋太祖时，情况却并不如此。他“重文”但并不轻武，无论文臣武将，只要“有一材一行可取者”，都予以擢拔和使用，“天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其专制统治的基础是广泛和稳固的。
这样，一方面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使地方的行政、财政、军事等等各方面的权力不断地向中央集中，最后又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主集权制；另一方面又开科取士，重文用武，广罗人才，极力扩大这一专制统治的基础。
五、修身正己身死如谜
在统一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宋太祖并没有志满意得、忘乎所以，更没有因此而骄逸放纵。平定南方诸国后，各国的金帛财宝源源不断地运至东京，宋太祖将其作为战备物资，全部收贮在内库，从不随意挥霍。宋太祖本来很喜欢射猎和踢球（当时称“蹴鞠”），刚做皇帝那阵，他还常常技痒难忍，不时地邀手下的人玩上几次。这些游戏对宋太祖来说自然属于忙里偷闲，但有时玩到兴头，又难免误事。一次，他正在后苑射鸟，忽然有大臣口称急事求见。可他接过奏章一看，里面说的并不是马上要办的事，不由得有些恼火，当即训斥了几句。那大臣却说：“这些事虽不是很急，但总比射鸟急些吧。”他愈加恼怒，随手抄起一把玉斧，朝那人撞去，撞掉了两颗牙齿。那人也不作声，跪在地上，将牙齿捡起来装在衣服里，宋太祖问：“你想拿这个来控告我吗？”那大臣说：“不敢！不过陛下既为天子，一言一行自然会由史官记录在案的。”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逼得宋太祖不得不赶紧地表示道歉。通过这件事，使宋太祖认识到“吾为天下主”，一言一行至关重要，“畋游”（即射猎）、“蹴鞠”终究不是“正经事”，以后慢慢地就将这些嗜好戒除了。
去世前一年，宋太祖曾对臣下说：“自古为君者，很少有严以律己而无过失的。像唐太宗那样虚心纳谏固然不错，但他若一直注意防止骄奢，克制自己，不犯过失，使臣下无从谏议，岂不更好！所以我自己是夙夜畏惧，防非窒欲，以防过失的。”
随着宋初局势的稳定和统一事业的逐渐完成，赵宋皇族被外姓旁人颠覆的危险越来越小了，宋太祖与赵光义之间原来那种为家族的命运和利益同心同德、共济险难的精神慢慢地消失了。而一旦他们有了争夺的目标，原来掩盖在“兄友弟悌”的伦理美德下的人性中的另一方面的东西就可能显露出来。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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