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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革前弊排抑宦官

由于平叛的胜利，整个朝廷都被武宗突如而来的威力震慑住了。武宗与李德裕君臣二人配合得如此默契，令群臣瞠目结舌，甚至连身历多朝权势显赫且具援立之功的大宦官仇士良等也不得不另眼相看，重新审时度势。正当宦官们狐疑、观望、等待之际，武宗君臣立刻推出了限制宦官的方略。

他首先稳住仇士良、鱼弘志等。加封仇士良为楚国公，鱼弘志为韩国公，也权作对他们援立之功的“报答”。随后即诏调在淮南节度使任上的李德裕入朝秉政。武宗采纳李德裕的意见，有步骤有分寸地开始对宦官的权力进行剥夺。首先向宦官头子仇士良开了刀。武宗自即位之初便对仇士良进行种种限制，不准他参预政事。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八月，仇士良奏请武宗以自己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的职务荫补其子为千牛官。千牛又名千牛备身，为中央禁军左右千牛卫的属官，专掌护卫天子。官位虽低，但选拔极为严格。对他的请求，唐武宗置之不理。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令中书省起草诏书，削减禁军的粮饷。在此之前，天子的诏令是由大宦官传递经办的，而今仇士良等却不能参预。仇士良恼怒地说：“果真如此，我将率领禁军兴乱示威。”武宗得悉，气愤地说：“纯为奸人之诃！”当面斥责仇士良“削减粮饷之事，纯属朕意，且尚未实行，你何必出此狂言？”一向骄横的仇士良竟诚惶诚恐，俯首请罪。从此仇士良的权势受到很大限制。会昌三年，仇士良见武帝内心十分忌恶自己，无奈退休，不久死去。1年后，武宗下诏，追削仇士良生前所受官爵，并籍没其家产。

同年，唐武宗不同枢密使商量，直接任命崔铉为宰相。唐中后期，由宦官出掌的枢密使“承受诏旨，出纳王命”，控制禁军，掌握国家机密，取代了中书省的权力，权势极为显赫。武宗架空他们，无疑是对其权限的极大限制。

宦官势力不仅把持朝政，也控制着兵权，并利用兵权扩大势力。李德裕当宰相后，上书武宗，总结了德宗以来中央与藩镇作战失败的三个原因：一是由于宦官军权太大，战时诏令从宫廷直接发到前线，宰相却不能参预决策。二是宦官监军，随意指挥，束缚了将帅的手脚，使军队不能灵活作战。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他们选军中最强壮的士兵作为牙队（卫队），让老弱士兵出阵作战。开战后，监使率牙队在远处观战，见势不妙，便策马先逃，阵上士兵随之溃退。武宗接受李德裕的建议，诏令监使不准干预军政，监使选牙队每千人中只准抽十人。由于牙队人数少了，监使便不敢到前线观战，由此加强了将帅的指挥权，使他们能机动灵活地在前线作战。

武宗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尽管是有限的，但对唐王朝来说却是受益非浅。唐武宗能摒绝近宠，在历代皇帝中也不多见。

四、灭佛崇道饮丹毙命

宗教的传播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又是我国吸收佛教等外来宗教最为旺盛的时期，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宗教往往被教内外的别有用心者引上歧途，蠹耗生灵。会昌二年三月，李德裕下令禁止置童子沙弥。十月，又下令，凡僧人违犯戒条，擅自娶妻者，一律责其还俗归乡，没收其钱粮田地。欠债者，还俗后充为徭役。当时还俗的和尚达3000余人。随后，武宗下诏，限定寺院奴婢人数，规定每僧只准用一个奴婢，尼姑用二婢。会昌三年，因与奉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交恶，唐朝又废除了摩尼寺，斩杀摩尼师，籍没其财产。翌年四月，下令禁止寺院供奉佛牙，并拆毁了一部分山房兰若（较小的寺院）。

从会昌元年到会昌四年，武宗经过4年的调查准备，为全国规模的灭佛运动创造了条件。

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疏，发布了灭佛诏书。三月，武宗诏令对全国各地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五月，勒令50岁以下的僧尼，不论有无度牒，一律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武宗还批准了宰相的奏请，规定：上州（三万户以上）每州只准留一所佛寺，下州（二万户以下）的佛寺全部废毁。上都（长安）、东都（洛阳）每地各留两所寺院，每寺留僧30人。到会昌五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兰若46600余所，僧尼还俗20余万人，解放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磬送归盐铁使铸钱，铁佛像由各州收缴，铸造农器。还俗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原籍充为两税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

武宗在强行灭佛的同时，却又企图恢复国教（道教）的权威，用道教压制佛教，因而大力提倡道教。

早在未执政前武宗就颇好道术修炼之事。即位后，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来朝廷，向他们询求道术，并在三殿修建金录道场，武宗亲临九天坛接受法录。当时谏官上疏谏止，武宗置之不理。六月，又封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与道士赵归真住在宫廷，撰修法录。赵、刘两位道士在武宗面前极力诋毁佛教，这正中武宗下怀，因此，灭佛运动愈演愈烈。

自此而后，武宗对道士备加崇信，渴望赵归真、刘玄靖等道士能够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服后成仙。对这种愚蠢的行为，当时谏官刘彦谟曾上书切谏，反被武宗贬出朝廷。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正值昭义镇发动叛乱之际，武宗竟在禁中建造望仙楼，企望步入仙境。会昌五年正月，又在南郊建造望仙台，并诏令神策军重修望仙楼及廊舍539间。

会昌六年三月，丹药炼成，武宗迫不及待地吞服而下。药服下后，武宗顿感不适，继而狂躁不安，喜怒失常，旬日间便丧失了说话能力。二十三日，武宗在长安大明宫驾崩，终年33岁。八月，葬于端陵，谥“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为“武宗”。

第二百一十章　宣宗李忱

一、宦官矫诏皇叔承统

唐宣宗原名李怡，即位后改名李忱，为唐宪宗李纯之子，生于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六月二十二日，母郑氏。会昌六年（公元846年）被拥即位，为唐王朝的第16代皇帝，在位时间共13年。

唐武宗会昌六年正月，大唐帝国的臣民们刚刚度过隆重而又热烈的旧历新年，整个长安城内还是一派节日的景象。但在皇宫中却笼罩着一片紧张和严肃的气氛，新年之喜并没有冲走唐武宗的病，宰相李德裕眼看武宗病入膏肓，对由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心急如焚。

唐武宗共有5个儿子：长子李峻，封为杞王；次子李岘，封为益王；三子李岐，封为兖王；四子李峄，封为德王；五子李嵯，封为昌王。由于这5个儿子年龄都还幼小，武宗一直没有册立太子，武宗病重之时，也一直没有提起过此事。宦官马元贽等人见武宗病重，便利用没有册立太子的机会，积极准备择立嗣统，以便将来能够控制皇帝，专权朝政。经过一番密谋和策划，他们决定立武宗的叔叔光王李怡为皇位继承人。于是，马元贽等人矫传诏命，说皇子年幼，无法临朝理政，特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全权处理国事。宰相李德裕等人对此虽然感到吃惊，但认为是武宗亲命，也不敢加以反驳。实际上，武宗此时已经不省人事。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武宗驾崩。马元贽等人即奉光王李怡继位，改名为李忱，定年号为大中，史称宣宗皇帝。

宣宗李忱自幼严重口吃，平时很难见到他开口说话，看东西也和平常人不同，像痴呆人一样，宫中都叫他痴儿。宦官马元贽等人拥立他为皇帝，正是因为觉得他傻，认为将来容易控制。哪知他即位以后，接待群臣，处理政务，一扫过去那种痴呆状。宦官和朝官们方才恍然大悟，知道他是个有心计的人，痴是装出来的。

宣宗以皇叔的名义继位称帝，他不承认自己是唐武宗的继承人，而把自己看作是父亲唐宪宗的直接继承人。他指责哥哥穆宗是大逆不道，连他的3个儿子敬宗、文宗和武宗也都是逆子。因此，他即位后立即否定了唐武宗时期的一切施政方针，斥逐了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同党，将李德裕、李让夷的宰相职务罢免，改任和李党集团相对立的牛党成员白敏中为宰相。

白敏中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堂弟，他是靠李德裕的推荐才进入中央政权的，但却属于牛党一派，因此他担任宰相以后，便开始对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集团打击报复。白敏中首先指使自己的党羽李威罗织罪名，将被罢相的李德裕再贬为东都（今洛阳）留守，继而又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正月，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直到李德裕死于崖州（今海南崇山）方才罢休。与此同时，白敏中对李党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大加贬斥，甚至连李党的支持者也不放过。

在贬斥李党集团的同时，白敏中对武宗时期被李党集团贬斥的牛党成员则大加提拔重用或恢复官职。他刚一接受宰相职务，便将被李党贬斥的牛党首领牛僧孺提拔为衡州长史，第二年又调牛僧孺回东都洛阳任太子少师。同时，又将牛党重要成员李宗闵的流刑处分撤销，调任郴州（今湖南永兴）司马。大中元年，白敏中又调潮州长吏杨嗣复为吏部尚书，第二年，调李珏为户部尚书。经过这一系列活动，李党集团的成员及其支持者几乎都被逐出京都，或贬往边州或遭流放；而牛党集团的成员不但得到升迁，而且还当了中央的高官。

白敏中共做了6年的宰相，继他之后被唐宣宗重用的宰相是令狐绹，也是牛党集团的成员。所以，在唐宣宗统治的整个时期，牛党集团始终掌握着中央的大权，他们忠实地执行了唐宣宗的施政方针。

二、重视科举整肃吏制

唐宣宗爱好儒士，重视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人，认为只有这些人才有真才实学。在位期间，他每次上朝召见新上任的官员，都要先问有没有功名，是否中过举人进士。如果被召见的官员回答有功名，是进士或举人出身时，宣宗便会喜形于色，谈兴大发，甚至会把其他事情搁在一边，当场和被召见的官员谈起他们考试时所做的诗赋和主考官员的名字，有时甚至会把这些官员的名字和他们的诗赋文章记在宫殿的柱子上，以备日后浏览。如果听说某人才学俱佳却没有能够中选，宣宗就会叹息良久，默默不乐地罢朝回宫。

宣宗对科举制度非常关心和重视，在位期间，他经常穿着普通百姓的衣服，装扮成平常人的模样，到民间进行私访，以听取人们对科举取士的议论。为了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选拔更多的有才之士，宣宗还对科举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礼部侍郎魏扶向宣宗奏陈进士的录取情况，其中谈到，有封彦卿、崔琢、郑延休三人，德才兼备，本应录取为进士，但由于他们的父兄都在朝廷中担任重要官职，因此按照常例没有录取他们。宣宗看后，认为这种做法限制了对人才的选拔，于是诏令礼部重新对这三人进行考试，如果考试合格，可以录取为进士，并且强调指出，今后科举取士，不必遵循这种规定，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中选。除此之外，宣宗还对违犯科举制度，弄虚作假以求仕进的人毫不留情地加以严厉惩罚。大中九年三月，礼部在考试宏词举人时，出现了泄露试题的情况，被御史台弹劾。宣宗对此事非常重视，当即下诏将主管考试的官员分别处以降职、免职和罚俸禄等处分，全部取消已经被录取的10名举人的资格，并将伪造堂印、堂帖、替人考试并贪污受贿的官员黄续之等人依法处死。宣宗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在朝野中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科举考试中的营私舞弊现象。

宣宗认为：“治理好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君主能够明察慎断，正确的选拔和任用官吏。”他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改革和完善选官制度。以往吏部选官，只凭家世资历，宣宗认为这不能够选拔出具有真实才能的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宣宗下诏规定：“允许观察使、刺史有奇才异政者加以试用，根据其在试用期间表现出来的实际能力，然后再决定正式任免。”同时，宣宗还把户口的增减也列为官员升迁的标准，规定观察使、刺史任期届满时，如果所管州县户口增添至1000户，则加以升迁，反之，如果逃亡至700户，不仅罢官免职，而且罢官后3年之内不再任职。大中元年正月，宣宗又下诏指出：“为政之本，在于选拔亲民之官，作为皇帝顾问的中央各部官员，必须从地方官员中选拔，因为这些人了解民间的疾苦，有治民理政的经验。”宣宗要求宰相在拟议和推荐谏议大夫、给事中和中书舍人等中央高级官员时，首先要看其是否担任过刺史县令，否则不予推荐。即使担任过刺史县令，如果在任职时有贪污受贿等不法情况的，也不能推荐。同时，宣帝还针对当时地方官调动频繁的情况，对地方官员的任职时间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县令在一个地方任职必须满3年，才能调任，以免当地百姓的迎送之劳。

不仅如此，宣帝还亲自掌握对州刺史的考核工作，规定州刺史在上任之前，都要由皇帝亲自进行考核，再决定任免。为了掌握各州的情况，以便对刺史进行考核，宣宗还特地令翰林学士韦澳秘密地编辑了一本关于各州户口田亩、山州境物、风俗人情的书籍，起名叫做《处分语》。一次，邓州刺史薛弘宗进京朝见宣宗，退朝后对韦澳说：“皇帝对邓州的情况了解的如此详细，太令人惊讶了！”韦澳经过询问，才知道宣宗所说的原来都是《处分语》中记载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亲属，宣宗要求也比较严格，宣宗生母郑太后的弟弟郑光，原来在河中做镇守官，进京朝见时，宣宗见他言语粗俗不堪，认为他不够治民的资格，便把他改任为京师中级别比较低的右羽林统军，不再担任地方官。郑太后多次要求宣宗给郑光安排一个好的官职，但宣宗对这位国舅只是厚赐金帛，始终不给好官做。

除内政而外，唐宣宗在位期间，还收复了河西，还是终其一生最辉煌的功业之一。自安史之乱以后，从唐肃宗到唐武宗，每个皇帝在位时总不免有大大小小的内战，边患也时常发生。唐宣宗在位的13年，却是比较平静的一段时间，外无边患，内无战争，还收复了自唐代宗时期就被吐蕃奴隶主占领的河西地区（今甘肃黄河以西地区，又称河西走廊），重新开通了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以及与中亚各国的联系。使唐朝的西部边境重新得到了安定和巩固。唐宣宗下诏在沙州恢复河西节度使，号称“归义军”，并任命张仪潮为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卫大将军、归义军节度使和11州营田处置观察使，负责对河西走廊的经营和管理。

三、美德有瑕劣性遗害

在历代皇帝中，唐宣宗算是恭俭好善、平易近人的。宫中的侍役，他都能够叫得上名字，知道干什么差事。宫中有人生病，宣宗知道后，不但派御医前往诊视，而且还亲自前往去探望，并私下里赏赐给病人一些物品作为安慰。平时和大臣们在一起，宣宗总是表现得恭恭敬敬，如同对待客人一样，但听大臣们奏事时，则严肃认真，一副威严的气势，从来没有显出过烦躁和怠惰的神情。奏事结束后，宣宗便立刻恢复了平时那种和颜悦色、客客气气的样子，君臣之间谈些开心的玩笑，或者谈及宫中的游宴，无所不至，气氛融洽而又热烈。当大臣们退朝时，宣宗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说：“希望你们善自为之，我常常担心你们辜负了我的期望，以至于我们君臣不能够再相见了。”宣宗这种平易近人，又威严不可冒犯的特点，使大臣们既尊敬他又害怕他。宰相令狐绹曾经对他的朋友说：“我为相十年，可以称得上是皇帝最宠爱的人了，但每次上朝奏事，没有不流汗的时候。”

宣宗在位时期，很注意节俭，平时在宫中，经常穿着洗过的衣服，待上朝召见大臣时，才换上新衣服，有时甚至穿着洗过几次的衣服上朝，每天的饭菜也比较简单。以前皇帝出行，都要先用龙脑（冰片）、郁金等珍贵药材铺撒地面，宣宗认为这太奢侈浪费，诏令撤掉。在宣宗的带领下，大臣们都很崇尚节俭，并在官场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

宣宗在位13年，史官称他是明察慎断，用法无私，恭谨节俭，惠爱民物，具有贞观之风，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相媲美。从唐朝中后期的几代皇帝来看，宣宗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较为贤明的君主。他在位时期，社会形势也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国家安定，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最为明显。据《新唐书》记载，大中十三年，国库充足，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户部的钱币多的几乎无法计算。各州的情况也是如此，有的州积钱甚至多达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