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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娱乐界的边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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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是因为他们也了解我。这样聊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他就说6月25日不插电演唱会，到时候可以去看。
“回家我就写稿，我写《黄燎原印象》，我的第一篇专访就是《黄燎原印象》。当时只是想写，后来连着写，突然觉得写了好多，10多篇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那时候也是用笔在纸上写？”
“在纸上写，没有电脑。我写着写着发现我可以做系列，当时我就突然有一个念头，我说我要写音乐界的人物印象，因为每个人物都是写的印象。”
“就是写音乐人的群体？”
“对。《黄燎原印象》以后，我整理了一下，写了很多人物印象，我觉得我应该出一本书，当时我冒出这个念头：写书。我后来去了出版社，说要自费，要几万块钱。但是哪有钱啊？我也不管，继续写。
“我在正大国际采访了倮倮、孙悦、江凌。江凌是正大国际的总经理，她的妈妈是无锡人。她当时特别鼓励我。所以半年以后我到了Channel［V］参加《音乐生活报》年会的时候，她也在。我对她说‘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和鼓励。’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
“那时候你是最狼狈的吗？”
“是，刚到北京。我采访的第一个是黄燎原，第二个就是江凌。后来采访倮倮，一边采访一边聊，聊到最后他还没有说的话我就可以替他说出来了，他就说‘你可以代替我采访了，你说的话都是我要说的。’”
“你和艺人有一种天然的沟通，你和他们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艺人，我在跟一个人对话。作为人之间对话很多东西是有共鸣的。”
“他们能够可以和你实现精神上的沟通吗？”
“不一定在精神上。是我去了解他们，我去跟他们产生共鸣。”
“你采访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
“要故事，我每次聊的都是经历。通过经历产生一些感想，我这个感想可以启发他。”
“你是不是通过跟他们沟通实现一种梦想的实现？是不是在他们身上寻找一种答案？”
“我没有刻意去从他们身上求证，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间，会通过他们的经历来坚定自己的梦想。我经常觉得在采访他们的时候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采访，我在梳理我自己的头绪，所以我特别喜欢人与人的沟通，因为这种沟通是一种交流。”
前往德国巴登·巴登（5）
【回放】
站在流行音乐的边缘鼓噪和歌唱
——黄燎原印象
初识黄燎原，是在北京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大办公室内。他瘦瘦的个子，30岁左右，一条牛仔裤，一件休闲服，透露着随意和洒脱。
在音乐圈内，黄燎原可是京城一“腕”。他是“汉唐”公司的音乐制作人，著名音乐评论人。他谈吐不凡，说起音乐眉飞色舞。话匣子一开，滔滔不绝的话语便伴着轻柔的语气汩汩流出。
1994年1月22日，黄燎原策划举办了沙龙式的“94大陆新民谣新歌试听会”，开了北京试听试唱会先河。试听会吸引了众多的音乐人，包括甲丁、三宝、赵小源、王小京、臧天朔、洛宾、“黑豹”乐队、金兆钧、解承强、毕晓世以及张楚、何勇、窦唯、老哥等。而在试听会上登台的歌手老狼、黄众、黄群、曹葳、郁冬、张广天、黄金刚、沈庆、方辉等陆续在94年——95年间走红全国。这次试听会被传媒认为是“94大陆流行乐坛第一声”。
1995年1月8日，黄燎原又策划举办了“辉煌94——精品群星耀京华大型演唱会”，参加者为三十位当今流行乐坛的顶级歌手，有老狼《同桌的你》、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尹相杰、于文华《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艾敬《艳粉街的故事》、郑钧《回到拉萨》、李春波《一封家书》、那英《欲走还留》等等。这次演唱会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便是舞台并非是歌手的天下，许多幕后制作人、演出制作人、乐评人被请到了台前，使人们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流行乐坛的现状和未来，这些人才是大陆流行音乐运作机制的核心部分。如果说，大陆流行乐坛已进入“战国时代”，那么，所有这些幕后的音乐人便是真正的“各路诸侯”。
最近，黄燎原又在筹备策划“中国首次不插电（Unplugged）流行音乐会暨95新歌发布会”。晚会将于6月24日、6月25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
这次音乐会将全部使用原音乐器伴奏，比如木吉他、钢琴、手风琴、口琴、铃鼓、笛、箫等。而所有歌手都将现场演唱。Unplugged由美国Ｍ46台大力举荐而在90年代风靡欧美，其质朴、清新、纯音乐的表现形式使之成为欧美流行音乐领域中与Grunge比肩的两大奇观。几年来，几乎所有的欧美流行音乐界的大师级人物都曾热衷于“Unplugged”。象埃里克·克莱普顿、斯汀、涅槃乐队、鲍勃·迪伦……而在国内还是极为少见的事。尤其是作为一场“不插电”音乐会更是绝无仅有的事。黄燎原说，这次音乐会在邀请了国内歌手加盟演出的同时，还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上千首新歌中挑选了10首作品。这次音乐会将出实况CD。
黄燎原说，由于众多的原因，这次音乐会没有得到一分钱企业赞助。尽管非常遗憾，但不办不行，好在我们不会让所有热爱音乐的人失望。
“不插电”是一种倒退，从现在回到过去；“不插电”又是一种进步，从过去现在至将来。
黄燎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但是音乐制作人和乐评人，而且还出过诗集、散文集和译诗集，并且8岁开始学摄影，在大学修欧美文学……
黄燎原还是一个具有独创性格的人。他是黄群黄众的《江湖行》、曹葳的《情歌唱晚》的音乐制作人，也是大陆第一张单曲盒带刘婕、张林的音乐制作人。他还为流浪歌手栗正进行了包装，将于6月份推出栗正的风格怪异的《坦白交待》，还将推出用人声代替乐器的《板腔艺术》和曹葳的只有语音，没有语言的《无字歌曲》，并设想于95年8月举行“中国首届流行音乐节”。
“站在流行音乐的边缘，鼓噪和歌唱”，这是黄燎原与其同仁的口号。
看着黄燎原，我想，这瘦瘦的家伙今后不知会在中国流行乐坛上掀起多少风浪。我与大家一起期待着。
1995年5月写于北京
“你和郭涌的相处也是这样一种交流吗？”
“我在看不插电彩排的时候，有一个歌手叫郭涌，在彩排，唱的不错。我看见一个帮他伴奏的女孩子坐在下面，是吹笛的，我就跟她沟通。我说我要采访郭涌，能否帮我约一下？她说好啊，后来就帮我约了。因为白天看彩排的人不多，而且不插电演唱会演出的都是一些没出名的人，一些地下音乐人。那个女孩子后来说，‘我一看见你进来，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那时候我就想，到底什么地方与众不同？我一直在疑惑这个问题。
“她后来跟郭涌说了，我要采访他，郭涌以为我是顺口一说吧，但没想到真的约他了。几天后的晚上，我到郭涌的家，他家在鼓楼。我们聊得特别好。郭涌也是当了老师，后来不当老师做音乐了。半夜没地铁了，打车黄面的也要10多块钱。为了省钱我就住在他家了，他睡沙发我睡床，聊得很晚。
“郭涌是重庆人，他的音乐我挺喜欢的。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别无选择的道路——郭涌印象》发到报纸上。
“我采访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记者是《人民公安报》的责任编辑，我很多稿都是在他那儿发的。郭涌的父母及同事都看到了那个报，特别欣慰。我们采访以后经常沟通，后来他搬到中央音乐学院附近，离我住的平房不是很远，所以我经常去。我有一张单人的照片就是在他们小屋旁拍的。那时候我还是他们的心理辅导医生，因为那边住了很多地下音乐人，马条和女友还经常闹一些别扭。其实我自己也很落魄，但我还是会给他们做一些调整。当时有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弹钢琴的女孩吴寒冰，经常和大家一起玩。她准备出国比赛，我还说，等她获奖，我去采访。好多年了，没有消息了。
前往德国巴登·巴登（6）
“后来郑钧出了一个专辑《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听里面有一些云南的音乐元素，跟郭涌的音乐很像，我打电话跟郭涌说，‘你多可惜啊，一直没出来。’他也是没有钱。
“后来他签了汉唐公司，黄燎原拍了一部电影《城市爱情》的时候用了郭涌的音乐。我当时觉得他可能因此会出来，但是这个电影没批准公映。所以我一直为他惋惜。
“郭涌是我那段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见证人。现在我们虽然很少见面，但他依然觉得我10年前后没有变化，不管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名气也好、地位也好，相互没有任何隔阂。”
【回放】
别无选择的道路
——郭涌印象
在北京的音乐圈，我采访过许多名人、“大腕”，他们的经历可以给人许多启迪。然而，北京还有许多没有成名的音乐人在音乐的路程里默默地求索，艰难地跋涉，不断地努力。等待他们的结果也许是成功，也许是成名，但也许是默默无闻。可是，他们的生活历程和感受
同样会给人以深思、感动、勇气和信心。
郭涌就是这么一位人物。
郭涌是贵州人，今年25岁。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目光很深邃，也很敏锐。1993年他从重庆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分在北京教了一年书。因为他的一些教学方法有悖于传统教学，被校长评定为“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好教师。”这样，他在当了一年的“灵魂工程师”之后便离开学校，闯荡京城。
他的音乐创作有着浓郁的民族色彩。采访时他说：“我创作并演唱的东西，摇滚、通俗都靠不上，很独特。我心中的目标是做纯民间性的中国乡村音乐。”
离开了学校，郭涌一度去歌舞厅打工，维持生存，生活非常艰难。曾经有一次，身上没有一分钱，他饿了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后来一个朋友请他吃了饭。谈起这段生活，他感慨万分，他说：“贫穷不是光荣，但我感谢贫穷和苦难，它们给了我思考和灵感。”
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变动，女友不理解，与他分了手，并说他是一位悲剧人物。失恋之后，痛苦之余，郭涌的精神境界却有了一种升华。他始终记住了当小学教师的母亲告诫他的话：“不管今后遇到什么事，都要乐观地对待。”他说：“我不管今后成功与否，都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我的成功就在于我的追求之中。”
在音乐上，郭涌曾尝试过一些现代音乐的创作，但后来他觉得这种音乐对自己以及社会都没有什么价值。他近期的一些作品都是他内心的歌声，他把每一次挫折和痛苦的感受都融入他的作品之中，使之升华。他说：“我会搞大家接受的东西，但我不会媚俗。”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而且不急功近利，坚实地打好自己的基础。
在北京，郭涌遇到过许多帮助他的人，但在他的生活中，默默地支持着他的是母亲的关怀和爱。大学毕业两年来，他不但没有积蓄，反而还欠款买了一台“MIDI”，在音乐上花了大量的投资。作为家中已成人的孩子，不能从经济上为家中分忧，弟弟上大学还要母亲外出借钱，郭涌几乎无法面对这种现实。他说：“我只能加倍努力，多写作品。我搞音乐不但为自己，也为母亲和所有帮助我的朋友。我始终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会成功。”
今年5月，郭涌把自己创作的两首歌曲小样寄给了“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音乐制作人黄燎原，报名参加“中国首次不插电流行音乐会暨’95新歌发布会”，并被慧眼识珠。十位入选者都唱一首歌，就他入选两首，这是从报名的两千多首新歌中挑选出来的。对于即将举行的演出，郭涌信心很足。有一首歌叫《别无选择》，其中唱道：
再次点燃的烛光，尽管那么脆弱；我仍向前走，我不在乎结果；我们没有选择，走上这条路；生命犹如时钟，对我不停督促……
郭涌的歌道出了他别无选择的道路。在这里，我想对他说：郭涌，好好珍惜每一个脚步，不管是否能够爬上高坡。
1995年6月于北京
八 留着回家的路费
“那时候你不觉得苦吗？”
“其实最初的半年，虽然很艰苦，但是很快乐，挣脱了枷锁的那种快乐。因为在老家的时候有很多约束，我觉得束缚了我的翅膀，无法挣脱。我到了北京，一下子觉得每个毛孔都透着快乐，完全是我想干嘛就干嘛。但我不是失控，我觉得是灵魂在唱歌的感觉，我后来再也没有过。我一直怀念那时的生活，跟这些地下音乐人吃羊肉串，蹲在街头喝几口啤酒，我跟着大家入乡随俗，那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快乐，跟钱没有关系。”
“这个源泉来自哪里？”
“来自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充满了希望，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往这个希望飞翔，没有任何的羁绊。”
“当时采访是为了发表吗？”
“当时虽然也想，但目的不是发表。记得H就问我，说你天天写，写了干嘛呀？有人给你发吗？
“因为他觉得我老不帮他，他要我以他为主。但是我每次出去都是以我为主采访，只是把他顺便介绍一下，他就特生气。说‘写了有人帮你发吗？’我说‘我写了才有人发，我不写别人怎么会发呢？’
前往德国巴登·巴登（7）
“我注重过程，他注重结果，所以我觉得他是功利性的。我觉得我首先要做，做是我的过程，我的快乐来自这个过程。
“因为来北京前我就决定我要做自己，不做任何人的附属品。这个状态导致了H和我在北京半个月的时候就有了一次争吵。
“我到了北京第一个礼拜，我就带着他跑了六个唱片公司，一是因为他是歌手，可以增加机会。第二，我要写我的东西。所以我到了北京就联系老狼、郑钧的经理人开始采访。第一个礼拜，我跑了六家唱片公司，写了五个专访。
“有一次采访完常宽后，在路上他就跟我发火。他说‘山奇，你要知道在北京肯定是我比你先出来，我比你容易出名。’我就跟他说，‘你歌唱得非常好，但是有一天如果你出不来，不是因为你唱得不好，而是你的性格有问题。因为性格决定命运。’
“其实他没过多久就回去了。一直到我在北京声名鹊起以后他又来了，所以耽误了很多，错失了良机。他现在也在做歌手，但是很多方面都要靠自己。他唱唱夜总会，走走穴，还没有成为职业歌手。他唱得很好，特别可惜。”
“机会很重要，抓住了就成了。”
“但是这个抓是需要判断的。你要不要去抓？每个人都有机会，为什么很多人抓不住？或者有人抓住了又留不住？这需要判断力。你在抓住任何机会的时候，首先要判断有些机会要不要放弃？”
“这个判断力是不是需要很多历练？”
“为什么很多人走法不一样就是判断不一样。但是判断来自你对生活的把握、对未来走向的把握和对事物深刻的理解。有很多机会过来的时候，你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那个机会就流失了。有些机会你要学会放弃，要善于积极地等待，这个等待不是消极的。”
“你在采访这些人物的时候，你在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你的思想在唱歌的时候，你在等待什么？”未来说。
“说实话，我当时是很茫然的。我当时每天都在想我要不要回去，每天想。我虽然很快乐，灵魂很自由，但我是现实的。我三千块钱用完了怎么办？我那时候一个是采访、写稿，接触更多的人，寻找机会；另外一个就是折磨、煎熬，回去还是留下？这是天天思考的一个问题。
“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我想最坏的结果就是回去，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把我回去的路费都留着，火车票的费用是千万不能动的，我要回去的。我焦虑的是留下还是回去的问题。现在想明白了，无所谓。大不了回去，这是我的底线。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有了要写书的意识。既然要回去，我就踏踏实实去写，利用有限的这个时间，尽量去写、去接触，去留下一点东西。我一下子释然了，平静了，一点事都没有了。既然迟早我要回去，我就好好写，好好采访吧。
“所以我后来总结经验。在现实面前，我们是积极地面对，还是消极地面对？是平静地面对，还是焦虑地面对？心态不一样，会让结果不一样。
“有一天，我向房东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天安门。我想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北京的一员？马路上车来车往，都是陌生人。我记得我在天安门东侧红墙前的椅子上写了一封信，给我一个远方的朋友方跃。那时候我特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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