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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年都没有找过他。到了1996年的4月，我在Channel［V］去拍新闻，在一个发布会上，碰上他。他跟我说，‘你现在不得了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刚才这个发布会要开始的时候，有人说不能开，山奇还没到呢。要你到了才开。’
　　“其实我心里特明白，这是因为我的平台。当时海外媒体特别少，就我一家。虽然我个人只是在努力工作，但是这个平台也同时成就了我。所以我从来不会沾沾自喜。就像3月份鼓仨儿跟我说我特有名一样，我没有想过有名没名。”
　　“走过这段路你觉得哪个阶段最难？”
　　“就是在我没有固定工作的那个阶段。那个难是心灵的难，就是心灵在摩擦的时候，到底是留下还是回去？对未来的茫然。这是精神上的，不是物质的。我从来没有觉得物质难过，尽管物质很难，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超过精神的压力。”
　　“就连下雨天都没有感觉到绝望吗？”
　　“没有。而且我觉得身体的困难都不是困难。林育明问我，说‘你来了快一年了怎么从来没找过我？’我说‘如果当时来找你我觉得有求人的嫌疑，所以我没有来找你。’
　　“我身上没有求人这个概念，我从来只靠自己。没有这个意识，没想过我要去求人家。我特别坦然，我要用我的努力去付出、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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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巴登森林公园的一天（5）
“你习惯别人靠你，不习惯自己靠别人？”
　　“对，主要在精神上。我本身物质不是很丰富，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会用物质去帮助别人，哪怕很少。我希望我周围的人都生活得非常好，所以我特看不得周围人有困难、有痛苦，我会尽量去帮他。
　　“有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帮别人？老为别人做事情，没有任何好处。’我说‘我乐意，我在里边得到了快乐。’过了两年她就跟我说，‘我现在特别有钱了，但是我觉得特别没劲，特别不快乐。’我说‘你应该想起以前问过我，为什么老帮别人？我现在没有你有钱，但是你的钱买不到我的快乐。’
　　“在北京我从来没有觉得物质苦过，我只是觉得精神上的苦。但我很适应，我很享受这种苦。我觉得这种苦会磨炼我的意志，提升我内心的深度。从中得到很多感悟，都是从磨难中产生的。”
　　“你喜欢跟落魄的人在一起是不是也反映这一点？”
　　“我不知道，反正我会特别关注这些落魄的人。但落魄不能没斗志，我最初看见要饭的人，我会特别同情他，也会给钱，但我现在通常不给。一个是我救不了全部；另外一个，各人应该按照各人的生活，各自去奋斗。我觉得给予人帮助更多的应该是精神上的，你从根上把他给改了，让他对未来抱有希望。”
　　“在当今社会你能做到哪点？”
　　“我只能尽量做到去帮助别人，但是我不可能改变所有。”
　　“你自己就没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吗？”
　　“有啊。在Channel［V］的时候我住在8楼。有一年冬天，我生病，浑身疼。那种难受觉得比死还难受。我想这一晚上熬不过去，我得去看病。我这个人又不愿意求别人，我不愿意打扰别人，就自己一步一步爬下楼梯。根本走不动路，一步一步挪出去的。到医院本来10分钟的路，可能挪了半个多小时。看完回来还那样，没办法，自己在家里找了芬必得，吃了以后，那夜睡得特别舒服。早上好了，就又上班去了。”
　　“是什么原因？”
　　“感冒，浑身的疼，难受。那一刻特别无助，这么多年那是我惟一一次生病。”
　　　。。

在小镇的教堂里我是惟一的亚洲人（1）
10月24日
　　早上9点早餐过后信步向外，一个人慢悠悠地走着，没有目的。路旁幢幢古老的楼房，是赭色金山石砌成，怪不得那么牢固。听说战争期间德国有三座城市没被炸毁，其中巴登·巴登便是其中之一。因为美军中有许多人在战前来过巴登·巴登度假，有着良好的印象和较深的感情，所以决定不轰炸这个地方，也许他们当年也留下了不少故事吧。
　　阳光很灿烂，听说我们来之前连着一周下雨，可我们一滴雨也没见，可见老天比较眷顾我们。早上虽然清冷，但阳光撒在身上暖暖的。坐在街心公园的长椅上，树木葱茏的叶子在阳光下恍惚，惬意的我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看到有人走近双塔教堂，想起今天是礼拜天，应该有礼拜，我信步进入教堂。教堂里正响着管风琴的音乐。教堂内分上下层，正面有三扇长条型的窗，上面画着耶稣受难的画，五彩的玻璃透着阳光，很漂亮、很庄严。
　　教堂的座位前后左右分四个区域，每区有九排六座，总共有216个座，两边和后面还可坐些人，不算楼上可容纳300多人吧。我坐在最后一排，有一慈祥老太太递给我一本书，我拿着书翻看着，里面是一些五线谱的短歌和一些文字，都是德文的，应该是圣歌吧。
　　一开始教堂里有着十多个人，都是老太太，安静地坐着。不一会儿，人陆陆续续多了起来，开始有老夫妻进来；年轻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一个3岁左右，一个6岁左右；还有中年男人带着2岁的儿子。在快十点之际，教堂钟声连绵不绝地响了起来，人越来越多，还来了一群15岁左右的男孩、女孩，大约7、8个人。每人从边上的书架上拿一本书纷纷入座。
　　整10点时，主教上场，穿着黑色的神服，留着胡子，等音乐结束后开始说话。大家跟着主教朗诵，一个美妙的男声在里面唱，唱一句大家和一句，真是天籁之声，很动听。
　　环顾四周我是惟一的亚洲人。坐了半个小时，因为要回酒店，赶时间，所以趁有人开始离开的时候，我也赶快把书放在书架上离开了。
　　礼拜的感觉真好，很神圣、很平和……
　　　　十六　　真实的坚强的罗琦
　　“当时《非常中国》的主持人是谁？”
　　“罗琦。那时候她已经瞎了一只眼睛，戴着墨镜主持。但是歪打正着，特别酷，特别有个性，特别受欢迎。因为中国的主持人当时没有这种风格。罗琦应该是大陆人第一个在海外频道的首位音乐主持人。”
　　“你知道罗琦吸毒吗？”
　　“罗琦那时候吸毒，我感觉出来了，别人也说过。”
　　“她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
　　“眼睛瞎了以后。有一次我们在酒吧聊天，她说她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来不伤害别人。我说我们不要伤害别人，但是也不要伤害自己。我是暗示，她听懂了，但是没有追究这个话题，我没有说下去。”
　　“她眼睛什么时候瞎的？”
　　“应该是1993年被刺的，一个女孩子从小吃了很多苦。后来我才知道她头上、身体里都有钢的材质。她受过重伤，眼睛又被刺，很痛苦。因为眼睛瞎了，很难度过这个过程，后来被别人引诱吸毒。因为吸毒可以遗忘，属于临时麻醉。
　　“罗琦唱了《选择坚强》后，一鸣惊人。她是指南针乐队的主唱，王晓京的星碟公司推出来的。
　　“我记得1997年她跟我打电话，说‘你到我家来聊聊天吧。’我说‘好啊。’去了以后她说她戒毒了。我说是吗？她说‘你是我中国朋友里惟一一个人没有问我吸毒的事，现在我戒了，我要告诉你我戒毒了。’她说是她妈妈帮着戒的。这是1997年。她说‘我怎么认为我肯定戒了呢？因为我拿到毒品我把它放到马桶里冲下去了，我能抵抗了。’
　　“但是这个东西反复性很强，她后来又复吸了。之后发生南京事件，她被强制戒毒。后来跟男朋友去德国，去德国以后消息虽然很少，但我一直牵挂她。2004年初的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洛兵写到他跟罗琦有沟通，我就跟洛兵说，她回来要告诉我。后来她回来就给我打电话了，我们见了一次。”
　　“她戒毒了吗？”
　　“是的，状态特别好。装了假眼，发胖了。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说‘你应该感谢上帝，给了你磨难，也给了你幸福。’她现在的老公特别爱她，一个德国人，搞电影的。她心态很好。”
　　“罗琦身上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真实，也很坚强。”
　　“吸毒的人反常吗？”
　　“我发现他们吸毒的人很奇怪，需要钱的时候会编造很多理由借钱。我曾经遇到有人借钱，但是我通常不给，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救他。我一般对赌博、吸毒的人不借钱。”
　　“和罗琦的交情就是从做节目开始的吗？”
　　“对啊，她做主持，我做节目。通过聊天我也觉得她非常有想法，她也看过很多书，不是我原来认为的那个特别无知的人，因为我以前觉得她除了会唱歌，也就那么回事。其实我对她不了解，接触以后我觉得她本性很善良，然后又很好学，又很坚强。她的弱点就是因为沾染了毒品这种东西，自控力会差一点，但这是她的生活，我管不了。”
　　“你怎么看待自控力？”
　　

在小镇的教堂里我是惟一的亚洲人（2）
“我觉得毒品是一个有瘾的东西，不犯瘾的时候可能会控制自己，但是发作的时候控制不了。”
　　“你和罗琦面对面的时候，会想到她是一个沾染毒品的人吗？”
　　“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没想过她吸毒，因为我对任何人都不会去想坏他。只是后来，她曾经到我家问我借钱。没说什么用，只是说想借钱。后来我想可能是买毒品去了。我那时没什么钱，给过她一百块钱，但之后再也没给过。我记得有一个摇滚人C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女朋友换肾需要钱。那时别人以为我应该挺有钱的，其实没有。那时候我一个月两千多块钱，还要交房租。”
　　“这种东西在娱乐圈里很流行吗？”
　　“现在的吸毒现象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现在可能有摇头丸、大麻存在，但是我不太明确，因为我自己不会介入到这个领域里边。”
　　“罗琦的真实在什么地方？”
　　“她的为人真实，跟人相处很真实。我记得1996年的夏天，北京经常下大雨，我还在Channel［V］。一个搞音乐的人A晚上跟我打电话，说他状态不好，对生活厌烦了，要自杀。我着急，半夜三更，我想怎么办啊？又找不到他家。
　　“我和司机陈先生去过他家，但我不认道。A也是罗琦的朋友，我就跟罗琦打电话。罗琦说不要理他，他经常这样的。我说不会吧，他都要自杀了，我们去看看他会不会出事。我就打车去。罗琦住的很远，在北边学院路那儿。半夜三更就把罗琦弄了下来。
　　“司机陈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又跟他打电话，我说我想去A那儿。他说这样吧，你们在西直门桥上等我，我去接你们。那时候已经2点钟了。我们就开车去A家，家里没人，敲了半天，找不到人，没办法，只能回来，还特担心。
　　“回来的路上因为刚下过大雨，桥下有积水。我们的车是面包车，下边进水以后就冒烟了。后来及时发现了，就赶紧下车处理。半夜三更，晚上四点钟了，罗琦躺在车里睡着了。司机说这个情况如果发现晚了会爆炸的，很危险。半夜三更，就把罗琦送回家，还没电梯。后来罗琦都感冒了，把我埋怨了一顿，说‘就是因为你太善良了，所以我就陪你去看看。’第二天A打电话说，没事。他跟罗琦这么说，他说‘没想到山奇会当真。’
　　“罗琦因为吸毒，不守时，有时我们做节目找不到人了，所以想换新人。我们开始试镜，试过林依轮、陈红、肖楠，最后选择了歌手P。当时P正被起诉。正大公司推红他出来以后，他解约了。因为在正大唱流行歌，但他喜欢摇滚。所以他的解约，让正大血本无归。
　　“当时到了我们节目组，我发现这个人骨子里不是特别尊重人，他可以轻易地否定你采访的人物，说这个人没有名气，其实比他要有名。同时在节目里说别的歌手是农民喜欢的歌手。我曾经跟他说，作为歌手，节目中不要轻易地去评判别人，我们只是做介绍。
　　“他最初和最后的态度都不一样，最初他特别热情。没多久，我们拍节目，提前打电话说接他去拍摄，等全体人马开车到他家门口，他会让我们等一两个小时。出来以后又说头发要去洗，又跑到理发店去洗头发，所以拍摄计划完全失控。我不喜欢不守时的人。我认为一个人的守时是一种素质。
　　“后来我才知道P喜欢玩电子游戏。因为晚上游戏玩晚了，早上起不来，时间上耽误了。所以我对电子游戏没有好感，我觉得玩物丧志，它能让人上瘾。我觉得任何让人上瘾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所以我从来不碰烟、酒，凡是能上瘾的，我从来不碰。”
　　　　十七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当时在Channel［V］好像还做别的节目？”
　　“对。96年3月份开始，除了做《非常中国》，同时又开始做中国摇滚10年的回顾。因为我对摇滚界的情况了解不多，我就开始找书。我记得我去何勇家里找到一本《中国摇滚》的书，从里边找资料。后来我还买了一本同样的书，但何勇那本一直没机会还。当时我把中国的摇滚乐队从80年代初‘不倒翁乐队’‘七合板乐队’开始，一点点理清头绪，做了28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把人物关系的发展、乐队成员的演变，都画了一个关系图。
　　“做到90年代初的乐队时就没做下去，主要是Channel［V］没广告，没有钱投了。做了28集，主持人是蔚华。
　　“其实说到何勇，96年初我在做明星拜年的时候，约了何勇，何勇的家在中国歌舞团内。到了大门口何勇不接电话，找不到人，我又不认识他住哪间屋。我当时把后面的张楚调过来拍，等拍完了也没等到何勇，没拍成。
　　“后来我问何勇，到底去哪儿了？他说睡着了。害得我在门口等了几小时，为了做春节的拜年。
　　“在《非常中国》我学了很多东西，一个是赶节目，一个是套拍节目，怎么在低成本中套拍节目，怎么在内容上娱乐化。我的重大改变就是，电视没法深刻，电视就是娱乐。”
　　“那时候形成了这种理念？”
　　“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原来我觉得我是一个读书人，文化人，做电视，就应该要艺术性、深刻性、思想性，后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电视可以有想法，但实际上电视就是娱乐产品。因为遥控器在观众的手里，做得太深刻如果不喜欢观众可以转台。电视首先是娱乐的，然后才是独特的。这个观念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在小镇的教堂里我是惟一的亚洲人（3）
“Channel［V］在我的印象中，如果用颜色来判断它，就是绿色的，给我带来了希望。是我生命里那段时间的希望象征。让我的希望更明确化，具象化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太充实了。
　　“后来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很多事。当时有一个香港带过来的DV摄像机，我就拿DV拍采访、拍新闻、拍人物。全北京我是第一个用DV机拍节目的人。那时候我们去天安门拍，没人管，但大机器是不让拍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机器，所以让我的节目更方便了。
　　“我记得1996年的3、4月份，峦树起诉鸿钛公司。窦唯是黑豹的第一代主唱，第二代是峦树，第三代是秦勇。因为跟日本合作的《光芒万丈》的CD里面，峦树唱的歌没有署名，所以他起诉。老板是四哥郭传林，郑钧、豹妹李小燕都是他挖出来的。那天在法庭见面，我也去了。但是法庭不允许拍照、不允许录像。我就坐在那儿架着腿，把机器开着放在腿上。
　　“没有看到吗？”
　　“呵呵，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没有闪光，也没有任何动静，我就这样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就把现场偷拍下来了。全北京的任何媒体都没有新闻，就我拍到了。
　　“后来我记得12月份阪本龙一在保利大厦演出，也是不让拍。他在弹琴，突然冲着台下走来了，我特别紧张，赶紧把带子倒过去，怕被发现抹掉。只见他冲着下面一个摄影记者发怒。说了一堆日文，意思是拍照的‘嚓’‘嚓’声影响了他工作。那天我有点紧张，没把他发怒的场面拍下来。”
　　“那时候DV只是用来偷拍吗？”
　　“不是。主要是拍新闻，后来我还拍访问。最初是摄像师拿着，后来我自己出去拍，这样我就自由自在了，我还可以看看演出。好多明星的动态、近况，我都用这个拍，碰到谁就拍谁。拍他们最近的动态。特别随意，没有刻意。
　　“做电视其实就是简单的、自然的、随意的。这是最好的，太刻意了就矫情。我觉得央视的节目就是太刻意了，他们不是做节目，是做艺术品，我觉得有点浪费。”
　　“电视就不应该矫情。因为电视是一次性的，最多重播，播了就过了，不像书还可以留着看呢。电视的新闻纪实是最好的，新闻性、现实性，是最抓得住人的。”
　　　　十八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