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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边的贵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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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蒋孝勇毕竟还担任着中兴这家国民党党营公司董事长一职，所以他无法摆脱和台湾的矛盾。作为国民党中常委的他，与台湾的政坛也是藕断丝连，不时地接到一些涉及国民党当局的机要文件。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蒋友柏经常在夜里听到父亲的叹息声，很多时候看他抽烟抽得越来越凶，每天在缭绕的烟雾中唉声叹气。蒋友柏知道父亲从一些文件和报纸中，看到了一些新上台的官员和民进党又在变花样地攻击蒋家。虽然他们一家人远避天涯，但台湾一些政客并没有放过他们。
蒋友柏从母亲口中得知，这时台湾对父亲攻击最多的是一个叫*的人。他污蔑说蒋孝勇在蒋经国在世时，利用手中职权大搞工程。甚至挖出蒋孝勇与臭名昭著的“台电购煤营私案”、彰化“滨海开发舞弊案”有直接关联。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让蒋孝勇气愤之极又无可奈何。
然而，此时祸不单行的是，他们全家接到了大伯蒋孝文去世的噩耗。
蒋孝文是蒋经国和蒋方良的第一个孩子。蒋经国夫妇在苏联婚后没多久，蒋孝文就呱呱坠地了。他可以说是蒋经国夫妇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里的结晶，所以，蒋经国夫妇对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了孝文的身影，就等于重现年少时代在西伯利亚那段最艰辛的日子。
由于是长子长孙的关系，蒋家上下都很宠爱蒋孝文。孝文血液里充满着俄国人生性早熟而热情奔放的因子，又兼具中国孩子聪明顽皮的特性。蒋经国和蒋方良在他身上付出了无数心血，可是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孝文跟随父母回到祖国，可是在台湾成长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
蒋孝文少年时代学业成绩并不理想，尽管蒋家的家教向来严格，但喜欢过夜生活的他经常深夜偷偷溜出，叫侍卫把吉普车推到距离官邸远处，坐着吉普车扬长而去。蒋孝文凭借着显赫的家世，三天两头的在外惹是生非，无照酒醉驾车、殴打警察等是家常便饭，甚至开枪差点射杀官邸卫士李之楚。这个淘气包让蒋家人十分头痛。蒋介石在世时希望蒋孝文从军，接受军事训练磨练，于是送他进入凤山军校就学，然而因在舞厅为争夺舞女而闹事，中途被迫灰溜溜地当了逃兵。
蒋经国认为蒋孝文成为问题青年，归咎于蒋家的溺爱和庇荫，于是1955年把他送往美国旧金山留学。这位花花公子离开家庭的约束更加有恃无恐，女朋友多到十根手指头数不清。为了让这个纨绔子弟早点收心，在蒋经国夫妇的安排下，他在美国和同盟会先烈徐锡麟的孙女徐乃锦结婚。徐乃锦婚后不久生下了蒋友梅，这是蒋家第四代的第一个孩子。
门当户对的婚姻生活没有束缚这位花花大少，不争气的他并没就此收敛，依旧我行我素地过着*不羁的生活。终于在1970年时发生惨剧——因遗传的糖尿病外加酗酒，蒋孝文一次醉酒后突然昏迷，后来虽然急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因而受损，智力退化到只及四五岁的儿童。
在蒋友柏幼年的记忆中，大伯蒋孝文一直是卧病在床的，由大婶徐乃锦随侍在侧照顾着。友柏感觉很多时候大伯可爱得像个孩子，比他们对世界还充满着好奇，有时还能跟他们乐到一起。
爷爷逝世的时候，蒋友柏看到大伯在家人的搀扶下出席了告知式跟祭拜。但也许爷爷的过世带给他的打击太大，那段时间大伯只要看到爷爷遗照，都害怕地用手遮住脸，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长年虚弱的身体加上巨大的精神打击，蒋孝文的健康急速恶化，1989年4月14日，因咽喉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距离蒋经国逝世不过15个月，终年54岁。
得到蒋孝文离世的消息，蒋孝勇再也忍不住了，他要回到隔膜已久的台湾，去送送他那位不幸的哥哥一程，去看看那位命运多舛的母亲。友柏和友常也流着泪，吵着要一起回朝思暮想的台湾，但父亲并没有同意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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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父亲
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蒙特利尔又进入一个绚烂的季节。蒋孝勇从台湾彻底抽身而出，不再去掺和那潭浑水。蒋友柏和家人又恢复了往日宁静的生活。
平淡给他们一家人带来了默契，也让蒋孝勇重新整理了凌乱的心绪。蒋友柏明显感觉到父亲跟在台湾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对他们兄弟俩从教育方法到态度大别从前。
在台湾时，友柏做错事情，父亲不是打就是骂。蒋家的规矩特别多，而友柏偏偏又是不守规矩的小孩，所以总是少不了棍棒伺候。他经常被父亲打得鬼哭狼嚎，让身边人都实在看不下去。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蒋孝勇从蒋经国那里学来的。蒋孝勇小时候没少挨过蒋经国的打，所以，他要把蒋家这个传统继承下来。在台湾，有时友柏兄弟和父亲相安无事，一旦父亲凶起来他们会不寒而栗。
蒋友柏对最后一次挨打，至今还念念不忘。那次蒋友柏太顽皮了，一下子惹怒了蒋孝勇。蒋孝勇平常做事极其细致，他看书喜欢做笔记，一般先用尺把重点的部分，画上整整齐齐的线条，然后再把好的句子抄到本子上。那次父亲在房间大喊找不到尺子，让友常去找一把尺子来。结果友常挑了一把大大的钢尺，送进去之后，才知道父亲是要用尺子教训哥哥。事后，友柏把弟弟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你猪八戒！不会找个塑料尺子呀！”
然而，一家人到加拿大后，在异国他乡相濡以沫，朝夕相对心心相惜。父亲的脾气似乎好了起来，不再动辄打骂了，而是像朋友一样经常聊天，有什么麻烦相互倾诉。有蒋孝勇的亲自教诲，母亲方智怡这时倒不太管孩子们。
友柏第一次抽烟也是在这时候。14岁的他平时看到父亲抽烟的样子很好奇，觉得自己都长这么大了，应该要酷酷地抽烟才算男人。他偷偷地拿了蒋孝勇的香烟，躲到厕所里腾云驾雾起来。
细心的蒋孝勇很快发现自己的香烟少了，想起友柏经常鬼鬼祟祟地躲在厕所，他立即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把友柏叫到书房，出乎意料地递给他一支香烟，并郑重地宣布儿子现在可以在家里抽烟了，当时友柏一下子真是被雷倒了。一贯率真的友柏真的开始抽烟了，蒋孝勇果然没有食言，再也没去干涉。
父子之间渐渐地这样建立起信任，两人可以一起出去玩耍，可以共同坐下来谈心。后来蒋孝勇自己也坦言，比较起来他与儿子友柏建立感情，要比自己小时候与父亲经国先生建立感情，年岁要早得多。
侨居的日子无疑是极其平淡的，蒋孝勇几乎无具体的社会事务可做。于是，他开始静心整理祖父蒋介石和父亲蒋经国的日记。祖父的日记在逝世前交给父亲，父亲逝世后连同祖父日记一同交给了蒋孝勇。他在移居海外时将所有的日记和文稿资料一起带走，然后全部复印一份，分别放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蒋孝勇知道祖父和父亲日记的非凡价值，作为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决策者，他们笔下包含着无数历史秘密。
蒋孝勇在台湾时就经常与担任“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兼秘书室主任的王家骅谈到日记问题，因为王家骅曾亲手处理过蒋介石及蒋经国日记、书信及文稿，所以王家骅对蒋孝勇的一些话记得很清楚：“有天晚上孝勇从经国先生卧房出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说：‘今天爸爸跟我谈到阿伢和他的日记，很关心处理情形如何。爸爸说，阿伢的日记非常重要，这里面关系到历史，什么时候能够发表不知道。孝勇，你要好好地保存。’”
蒋介石从年轻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到1972年左右卧病才终止。蒋经国也是一直记到1981年，那时他公务繁忙又因为眼睛出了问题才不得不停止。两蒋的日记都是用毛笔所写，再请专人重新誊写了一遍。
整理蒋家两位先人的日记，对蒋孝勇来说是一项艰巨而神圣的任务，他要把祖父、父亲生前亲笔记下的文字一点一滴整理出来。他相信如果哪一天将其公之于众，中国近现代历史无疑要改写。
蒋孝勇想若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后，这些日记要交由方智怡保管。合适的时候将会把日记暂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供蒋家以及蒋家指派的研究人员入所研究及整理资料。
蒋孝勇依然保持着在军校时养成的生活规律，晚上10点钟就寝，早晨6点半起床。上午就一直留在书房，整理这些日记资料，或读书思考，或埋头笔记。思接百年，心鹜八极。
虽然身居远离故土的加拿大，但蒋孝勇却毫不懈怠，他每天坚持浏览华文报刊，仔细地剪报、摘记重点、写感想。《我内心的千字文》就是在蒙特利尔写出来的。方智怡则一边相夫教子，协助丈夫整理文件，一边电话遥控台北“怡兴幼儿园”的业务。
日子如水般不舍昼夜地流逝，一家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生活一转眼满3年了。蒋孝勇干脆带着友柏他们一起入加拿大籍，全家成了加拿大公民。
这几年时间里最让一家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蒋友青的出生。那是1990年冬天，母亲即将临产而住院，父亲每天要照顾医院里的妈妈，又要接送友柏两兄弟上学。这段日子友柏长大了很多，已经懂得替父母分担家务。
1990年，蒋家又一个新成员来到人世。当时妈妈方智怡多么希望是一个女儿，可又是一个儿子。她嫁到蒋家一口气竟然生了3个儿子，方智怡在小儿子出生那刻，居然在产房里委屈地哭了起来。
虎头虎脑的小弟弟出生，给蒋友柏和爸爸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当年曾祖父在世时，早就把蒋家第四代的男子名字命名，这下名字就不用大家操心了。“松柏常青”4个字，蒋友柏一家子一下子占去了3个，这让他们一家人很有成就感。
在蒋孝勇夫妇眼里，仿佛看到了这个日渐衰微的蒋家，又升起了新的希望。在友柏和友常两兄弟看来，无疑多了一个小开心果，这样每次放学后，可以逗弟弟玩了。
蒋家人是难做的
1991年7月31日，二叔蒋孝武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年仅46岁的他毫无征兆地走了。当噩耗传来时，带给蒋友柏一家无限的震撼和伤感。
蒋友柏知道父亲和二叔的感情最为复杂，他们兄弟俩相差两岁，童年时代就如一对小冤家一样在一起打闹终日；后来爷爷去世时因为没有遗嘱，所以二叔还和父亲有过争执。
毕竟血浓于水，他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让蒋孝勇“最愉快，也是最安慰的是，在二哥过世前，获得兄长的谅解，然后关系变得很好，成为相当亲密的兄弟感情”。
蒋友柏对二叔倒是印象渐远渐疏，因为他在1985年就去新加坡任职，中间只是偶尔回来，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爷爷的葬礼上，当时他哭得最为伤心，可能因为这些年他过得颇为不顺。
蒋孝武1945年出生于老家奉化。他从小就心眼很多，蒋介石曾对身边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主意多，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
蒋介石的确没看走眼，蒋孝武从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曾赴德国留学，后返台进入国民党党务部门实习。从主持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工作开始，逐步涉足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他原来在政坛上一路顺风顺水，被很多人所看好，就因为“江南命案”不仅让他毁了前程，而且成了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
连小小年纪的蒋友柏对“江南命案”都是耳熟能详，因为以前总有媒体和个人像揭伤疤一般，不断地反复提起：
1984年10月15日，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旧金山遭歹徒暗杀，因为他出版的《蒋经国传》中涉及蒋经国私情的内容，让台湾当局想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此次暗杀震惊海内外，国外媒体和江南亲友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台湾形象受到前所未见的重挫。
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即查出凶手为台湾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和董桂森。陈启礼与吴敦逃后被台湾政府逮捕；董桂森在巴西被捕而被引渡到美国。美国向台湾当局要求引渡陈启礼及吴敦未果，便透露已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国民党当局情治人员介入此案。
蒋经国于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决心要彻查此案，并承认情报局官员涉案。未料到在3月1日，陈启礼的密友忽然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的人，公开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一时舆论一片哗然。
台湾当局判处陈启礼、吴敦、汪希苓无期徒刑。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则在美国控告台湾当局，获得赔偿145万美元。这件案子表面尘埃落定，涉案的蒋孝武得以全身而退，但终究没能堵住世人对于蒋家涉案的猜忌。
面对“江南命案”发生后的国际谴责，令蒋经国不能不有所思。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曰：“*”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明确指出从未考虑由蒋家人继任“总统”。的确，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了。
蒋经国为了平息事态，于1986年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屈就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之职。蒋孝武从此以后一蹶不振，其政治生涯实际上已告结束。
在蒋经国去世之后，蒋家失去“靠山”，台湾政坛人士秋后算账，让蒋孝武回台澄清“江南命案”。此情此景，让蒋孝武顿感人心险恶，萌发了退隐之意。1991年他卸职日本使节归台，但此时病魔却又朝他走来。
虽然蒋友柏与二叔蒋孝武交往很少，但对二叔有些语重心长的话却刻骨难忘。有次二叔亲口跟蒋友柏说：“作为蒋家人，做的好，外界说是应该的，甚至归因于先生余荫；做不好，则指责交加，甚至扣上有辱先人的帽子。”
这也许是蒋家境况真实的表达，蒋家人真是难做，注定无法做一个平常人。作为蒋家顶梁柱的蒋孝武很早就感到身为蒋家后代的困境。少年的蒋友柏似乎有点明白父亲和二叔后来为什么远走他乡，远离是非不断之地。
二叔蒋孝武的离世，让蒋友柏和家人欷不已。尤其经常看到海外华文媒体上，说蒋家变成一门四寡，让他们心中不是滋味。
绚烂归于平淡
蒋友柏刚到加拿大时，就经常听到这样的笑话：“加拿大有两种人，一种是Canadian，一种是French Canadian”。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在魁北克省的加拿大人，虽然国籍是加拿大，但他们却一直认为他们不是加拿大人，而是法裔加拿大人。他们想要脱离加拿大而独立，而且也把这个主张付诸行动，以“和平”的方式付诸行动。他们过去几年已为“是否独立”举行了两次公民投票，前后两次都无功而返。虽然他们嘴巴上还是说要继续争取独立，但是只要公民投票不过关，他们也只能心甘情愿地继续乖乖当加拿大公民，所有加拿大公民必须尽的义务一样也少不了逃不掉。
不过，这样特殊的地方有趣是有趣，但却多了一项让蒋友柏这样的小移民很头疼的麻烦——这地方通行英、法双语。英文虽然是学校的主要用语，但是蒙特利尔在加拿大的法裔移民占多数的魁北克省，法语在学校里也是必修的课程。
在友柏出国之前连英语一点也不会，更遑论相对生僻的法语了。对一个外国学生来讲，同时要学习两种陌生的语言，实在是有点不堪重负。短短3年要学好两门复杂的外语，无疑有点天方夜谭。
在蒙特利尔上学时，友柏因为语言不通，又是一张东方人的面孔，所以一直打不进班级的主流团队。他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边缘人，班级什么活动也不会想到他，他那时的爱好是一个人打台球、玩弹子和健身。
蒙特利尔是一个很排外的地方，特别不喜欢东方人。所以蒋友柏在学校每次就像是一个不会讲话的失落者，安静地坐在一旁观察同学和班上的活动。假若他想要交朋友的话，也只能找一些像他一样不入群的失落者。这让他感到分外的孤独，他也渴望有小伙伴一起游戏，渴望友情的温暖。
就在加拿大上学第二年，他们班级来了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同学。他们两个人都是黄皮肤的中国人，语言和文化一模一样。他乡遇故知，两人很快就打得火热。上学放学形影不离，成为一对好哥们。
友柏把他当成知己，告诉他自己的身世，一开始小伙伴也没介意，可能因为年纪小，不明白蒋家意味着什么。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小伙伴突然跟友柏大义凛然地说，他爸爸不准许他们来往了，因为友柏是“蒋匪”“蒋贼”的后代。
小友柏听到这几个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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