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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边的贵族-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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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请愿事件严重干扰了蒋经国的治疗，而一个月之后他又遭到了一次更大的打击缮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出席一年一度的“宪政纪念会”。此时身体虚弱的他只能坐在轮椅上致词，这时有11名民进党代表在会场突然发难，高举白布条抗议，一边跺脚一边高呼：“我们要求完全选举国大代表！”
面对这样当面的挑战，蒋经国默然而坐不以为意，继续让“国大”秘书长代他在喧哗声中宣读讲词，重申*改革的决心。面庞浮肿的蒋经国呆坐几分钟后，黯然离场那刻特别转头深深地看了鼓噪的人群一眼。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或许是无人解围让他感到了孤独。之后蒋经国几乎不再露面，也不过问什么事，有人来到他面前，会听到他喃喃，如同自语：“你们能做的事，赶紧去做吧。”
1988年1月13日下午1点55分，蒋经国突然大量吐血，并引发休克和心脏呼吸衰竭，不幸于3点50分去世，终年78岁。当天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在街头列队向他致哀。
多年后蒋友柏回顾爷爷的一生，感觉他过得真是坎坷。在有生之年经历了流放西伯利亚、与孔宋集团对抗、美国遇刺、石油危机、退出联合国、半夜美使告知断交、“美丽岛事件”、“江南命案”等崎岖。但蒋友柏也觉得爷爷一生更是伟大，他亲手带领台湾进入经济腾飞，又将台湾带入*时代。他亲口宣告了开放大陆探亲，为两岸和平交流揭开序幕。
最让蒋友柏不解的是，为何爷爷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做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没人能告诉蒋友柏。但蒋经国的一生可以画下一个完满的句号，成为让后世认同的政治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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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葬礼的背后
爷爷蒋经国去世那年，蒋友柏才12岁，个子却一下子蹿得跟父亲差不多高。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轮廓越来越清晰，长方型脸庞，高高的鼻子，集合了父母的优点。然而正是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在爷爷去世的那段时间，忽然想明白了人生的很多事情。
蒋友柏永远也忘不掉爷爷去世那天，他放学回家就从母亲口中得知爷爷去世了，这消息宛如晴天霹雳，惊破了长空。等到蒋友柏换好西装跟着家人去看爷爷时，爷爷已经更好衣，安详地躺在床上。父亲沉默地陪侍在一旁，奶奶情绪激动地抓着爷爷的手，不断地呼唤爷爷的名字。
蒋友柏想起爷爷往日的音容笑貌，不禁抽泣着哭出声音来。但是他毕竟是小孩子，没有感觉到这意味着他一种生活状态的破灭。
蒋友柏和父亲他们当天晚上一起在“荣总”怀远堂为爷爷守灵。奶奶几度晚上至太平间探视，爷爷的遗体从冰柜拉出来之后，奶奶迫不及待地抚摸他的脸，细细地轻轻地摸，好像爷爷只是睡了一般。其实遗体早被冰得像冰块了，可是她才不管那么多缮
接下去的日子，蒋友柏亲眼目睹了爷爷隆重葬礼的全过程。
从1月13号蒋经国去世消息传出后，政府当天举行了“国葬大典”。当时三家无线电视台立刻改以黑白画面播出，所有娱乐业全部歇业3天。在开放民众瞻仰遗容的6天里，民众自发来谒灵的络绎不绝，每天都有超过20万人到忠烈祠追思。
蒋友柏随着家人一起参加了1月30号的“国葬礼”。在葬礼举行前，先举行了一场2000人参加的追思礼拜。当司仪庄重地宣布“起灵！”后，21响礼炮响起的同时，全岛防空警报也同时响起，为蒋经国默哀1分钟。
遗体移灵大溪头寮的路程中，前导机车通过时，哭声就如潮水般从远方随着车队慢慢涌来。从忠烈祠到“总统府”前，再到桃园大溪，68公里的路，到处有民众披麻带孝沿路哭泣。
灵柩安厝头寮福安宾馆，覆盖在铜棺上的旗帜则由蒋孝文收下。当时蒋方良因为心脏病，没有出现在安厝大典上。
在隆重的葬礼背后，隐藏的是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由于蒋经国在去世之前，早已公开对外界表明：蒋家人决不再搞世袭政权。事实上蒋经国不仅这样表白，更是毅然作出让别人接班的实际安排。蒋孝文因为卧病多年，蒋孝武因涉“江南命案”外放新加坡，只有蒋孝勇在他病危时代理一些政务，但蒋经国有意不想再让蒋家人走政治这条路，所以自他去世后，蒋家权力继任成了一个真空。
这时*开始活跃起来。之前他一直以一位学者型官员面貌出现，貌似对官场表现得不是特别热衷，像当年王莽未篡位之前一样的温文恭俭，所以才赢得蒋经国的倚重。1984年他被蒋经国一手提升为“副总统”，并顺利进入中常委，成为刻意培植的接班人。
对这位个子高高、脸长长的“副总统”*，蒋友柏并不陌生。因为父亲陪侍爷爷那段日子，他总是隔三岔五满脸堆笑地出现在家里。在父亲面前一般都是恭恭敬敬地左请示右汇报。不过蒋友柏对他并没什么好印象，人小鬼大的他知道，这人准是想让父亲把什么话带给爷爷。
如今蒋家大势已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就在蒋经国去世当天，*宣誓就职“总统”，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没过多久，*就得陇望蜀，觊觎国民党党主席的位子。
当时还是国民党“立委”的赵少康，与其他三十几个“立委”突然公开发表声明并联署，要求推*出任代理党主席。赵少康在选民心中有着良好的形象，加之宋楚瑜在后面为*鼎力相助。因此，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民间，都掀起了一股*旋风。
虽然国民党内多数人都支持*继任主席，但党内实权仍在*派这边，他们认为只有德高望重的宋美龄才有资格担任这个位置，因此*派和少壮派之间在军政界斗争激烈。*这时还得如履薄冰，在他就职的第二天还去拜访宋美龄，并以继任者的身份谦卑地下访**，并且勤跑蒋经国的灵堂，一点儿都看不出来野心。
*一面深藏不露地不动声色，一面积极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军政要职，把一些*派排斥在权力圈外。不久羽翼渐丰的*登上国民党党主席的位置，实现了党政一元化领导。他终于不用再把蒋家老小放在眼里，可以志得意满地宣告台湾天下是他的了。
从此，蒋氏家族步入了无限期的黯淡时光。
人在走路时，转弯最重要
爷爷蒋经国的撒手人寰，除了让年少的蒋友柏第一次感觉到亲人离世的悲痛外，感触最深的还有阳明山家门口一夜之间变得门口罗雀，父亲蒋孝勇的生活也骤然变得如闲云野鹤般散淡。
以前一天往往有几拨人风尘仆仆地上山，前来请求蒋孝勇疏通关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更是数不胜数。现在蒋经国尸骨未寒，居然很多人立马就变了嘴脸，尤其是那个前恭后倨的*。一种压抑的气氛开始向蒋家靠近，早晚这股怨气会发泄到他们头上。
在蒋友柏幼小的心灵中，从这时起就隐约地感触到政治的险恶，但又不知道这么大的变化究竟为什么？
蒋友柏知道爷爷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他和妈妈朝夕陪在父亲身边，希望他能稍微高兴点。这段时间蒋孝勇整日沉浸在悲伤中，无所事事而又不能自拔。拿蒋孝勇自己的话说：“我失去最多，因为我失去了父亲；然而我也失去最少，因为我只失去父亲！”
的确，父亲蒋经国的离去，让蒋孝勇的生命一下失衡了。因为蒋经国在世时，蒋孝勇整个生命重心都在父亲身上，父亲说走就走，这让他心里空落落的不是滋味。加之*上台掌权后，急于摆脱两蒋在台湾政界的影响，纵容和支持一系列“反蒋”的活动，开始对台湾政治体制大动斧钺，实施一系列本土化和“去蒋化”改革，岛内的气氛与蒋经国时代如同隔天换日，大家都有预感——台湾要变天了！
昔日两蒋被塑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而他们身后的政治冤案如孙立人案、雷震案等纷纷出笼。民进党“民间代表”逐步反攻倒算，在不同场合控诉两蒋的暴行。面对岛内一日甚过一日、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作为蒋家第三代“硕果仅存”的实力人物蒋孝勇，面临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前后才几个月时间，让蒋孝勇仿佛感觉换了人间，尝尽世态炎凉。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父亲蒋经国的话又一次回荡在蒋孝勇耳边——人在走路时，转弯最重要。这句话原是国民党*吴稚晖的名言，蒋经国生前经常挂在嘴边。这时的蒋孝勇分明感觉到，他的人生和家族命运是该转弯了。
虽然蒋孝勇一直身处权力的顶峰之上，但他深知变化莫测的政治险恶。他不想儿子友柏和友常日后也置身漩涡之中，过早地背上政治的包袱，被别人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和自己一样身不由己地遭遇政治的浊浪。蒋孝勇在父亲去世之后，一直秉持一个原则：对政治有所批评，但绝对不卷入是非圈里！他知道如果自己和孩子一直留在台湾，免不了还要政治这潭浑水。若能就此离开台湾，去个单纯的环境，一家人不就可以重新思考未来，思考要往何处去了吗？
蒋家过去和中国近现代史似乎总是连在一起，但终究有一天要有一个休止符。蒋孝勇希望这个休止符由他来画。
其实在这个家庭里最先动了移民念头的是方智怡，她在1984年蒋经国尚在人世时，就因为蒋友柏小学即将毕业，为了大儿子的教育问题，曾向丈夫真诚地探讨过，由她来带着孩子出境读书。但是当时蒋孝勇是死活不答应，认为一家人要走的话也是一起走。父亲蒋经国需要他侍奉，而且政治上也决不容许。
时过境迁，蒋经国已溘然长逝，*虽然假惺惺地邀请蒋孝勇入主新政府，担任个一官半职，但蒋孝勇感到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在无所适从的焦虑之下，蒋孝勇决定“逃离”台湾。
对这个决定方智怡是十分支持的，她和蒋孝勇相识8年才结婚，婚前就把很多问题想得很清楚，知道政治这东西远比想象得还要复杂，如今丈夫要决定远离是是非非，她自然是无条件地选择配合。
恰好方智怡姐夫张春旺在国外，曾经在加拿大东岸的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留学并且工作过，对那遥远的国度和陌生的地方相当熟悉。因此，去加拿大的念头在蒋孝勇的心中萌生缮
一次“意外”的家庭旅行
1988年8月，这正是台北郊外阳明山一年中的避暑胜时，别墅在郁郁葱葱的绿树掩盖下显得格外幽静。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蒋孝勇一反寻常地喊来方智怡，并郑重其事地召集友柏、友常，说要开一次小小的家庭会议。这让友柏感到十分意外，隐约中感觉要有场大事来临。
在那片树荫环绕的庭院中央，蒋孝勇兀然地站在孩子中间，宣布决定一家人一起离开台湾一段时间，去加拿大做一次短期旅行。
“去加拿大？！”蒋友柏感觉很惊讶，暑假能去加拿大旅行当然是他所喜欢的。因为从友柏记事开始，四口之家很少到国外旅行消遣。父亲蒋孝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经商，等爷爷生病时更是将全部时间放在七海官邸。父亲在爷爷逝世不久决定带全家出去，这样仅仅为了散散心？
蒋友柏弄得不是太明白，只觉得这次少见的家庭会议气氛不对劲。父亲的脸色一直是凝重的，这与过去开朗的父亲简直判若两人。
年幼的友常对身边的事还没有太多的体察，他听说要去加拿大，立即在旁边兴奋地嚷嚷道：“太好了！我要去我要去！”
通情达理的方智怡立即表示支持说，与其一家人闷在阳明山别墅里，不如外出旅行放松放松好。但敏感的小友柏从父亲脸上看到一丝忧伤。不再声响的蒋孝勇把目光投向远方。友柏顺着父亲的视线，穿越午后的阳光，看到了隔壁和自家一样的米黄色小楼缮
这幢楼早已人去楼空，那里原是二叔蒋孝武的住宅。自“江南命案”发生后，蒋孝武被爷爷蒋经国“外放”新加坡，那所宅子一直就空在那里。看着邻居空荡荡的房子，寂寞一下子涌上蒋友柏心头。
1988年8月18日，蒋孝勇带着全家飞抵大洋彼岸。经过长途奔波到达加拿大后，在方智怡姐夫张春旺陪同下，他们一家下榻在首都渥太华。
蒋友柏没想到这里的气候这么凉爽，比闷热多雨的台湾感觉舒适多了。异国的新鲜让他和弟弟目不暇接。次日，他们全家又乘飞机飞抵加拿大东北部的魁北克，那里更是别有一番天地。
魁北克是位于加拿大东部的一个省，约一半土地被郁郁葱葱的森林所覆盖，人们大多沿着穿境而过的圣劳伦斯河而居。蒙特利尔是魁北克最大的一个都市，这里的法语居民占大多数。
此时魁北克的蒙特利尔尚未进入深秋，气温要比渥太华低了10度，满山遍野的枫叶已经染上淡淡的红色，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像一幅油画一样让人着迷。
他们全家在张春旺的陪同下，走在安静得似乎有点冷清的街头，发现这里满街都是白皮肤、黄头发的外国人，连一个东方人的影子也看不到。对这儿实地勘察和体验之后，蒋孝勇心中很是满意，对他来说这里正是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十分安静，中国人很少。
一个月的行程显得那么短暂，蒋友柏和弟弟余兴未了地跟随父母归来。回到台湾的蒋孝勇暗地里积极筹划移民，马不停蹄地接洽律师办理移民手续。但他并没有把真相告诉小友柏和友常，怕他们太小而无法理解。
其实敏感的小友柏已经感觉到了异常，因为回来这段时间，父亲老是带他们兄弟俩一起去金门岛游玩。开始蒋友柏也不理解，为何不是阿里山或者日月潭呢？
这时蒋孝勇往往不厌其烦地跟儿子解释，金门对台湾的位置太重要了。这座形状像一只花蝴蝶的群岛，与大陆厦门隔海相望。蒋孝勇一边带着孩子们眺望对面的海岸线，一边跟孩子们诉说着一些家族的历史。讲述当年他们蒋家怎么从大陆一步步败退，后来曾祖父、祖父怎么冒着炮火，抵达现在的金门从而守住了台湾。
这时的蒋友柏第一次知道，在金门过去还一直有炮战存在。那是两岸在“一个中国”立场下，形成高度默契，对面的*对台攻而不取，对金门的炮都打到无人的海滩上；国民党金马守军回击时也心照不宣，双方都象征性地在打“和平炮”。这样的炮弹打打停停，一直到他出生后不久才停止。
蒋友柏虽然年幼，但深刻地领会到他们家族的特殊性——他们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史。
第二年2月下旬，加拿大移民局通知蒋孝勇，审查已经顺利通过。蒋孝勇又一次召开家庭会议，虽然美其名曰是会议，其实是宣布最终的移民计划。
当蒋孝勇告诉全家已经拿到签证，只给两个星期时间打包准备搬家时，小友柏都惊呆了。
可以想象，友柏这年才刚刚12岁，一个孩子面对父母如此的决定，真觉得太突然了。对他来说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对于陌生的国度和未来的生活他是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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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寂寞的奶奶
马上要告别这片熟悉的土地，一切都是那么让人留恋。友柏舍不得外公外婆，还有最疼爱他的奶奶。
友柏想起了奶奶蒋方良，那位一直非常慈祥的老妪，鼻子就开始发酸。爷爷去世之后，七海官邸只剩下奶奶一个人独守空房。身体健康日益恶化的她，很多时候要在轮椅上度过。
当奶奶那张饱经沧桑的脸浮现在眼前时，蒋友柏开始莫名地难过起来。说起来怕别人不相信，小时候的友柏从来不知道奶奶是一个外国人，虽然她的外貌和别人不一样，但她的国语和宁波话说得太标准了，简直让人没法怀疑她与大家有什么不同。奶奶的行为处事和周围的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更加的“东方化”。
小友柏知道在奶奶的世界里，爷爷和孩子们最大，她全部的生活都在他们身上。后来他在书中才得知，爷爷和奶奶之间还有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让他感到万分惊讶。
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时，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刚刚弱冠之年的蒋经国非常向往革命，他去广州投奔正在办黄埔军校的父亲蒋介石，被黄埔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他头一次看到学校墙上写着“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也看到很多俄国人在校园里。有人告诉他只有俄国人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俄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一样，他们是工农当家的共产主义社会。
追求进步的蒋经国，在16岁那年孤身一人去俄国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没想到这一去几乎回不来，他差点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丢掉了性命。蒋经国在俄国的14年里，做过各种各样的苦工，曾经被充军到西伯利亚，不仅吃不饱而且经常挨皮鞭。他还被送进了一个冶炼金矿的农场，晚上就睡在金块上面。这里大部分是像他一样的知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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