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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兆琦史记 新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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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的时机到了，他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意思是“儒生们虽然不能帮着你攻城占地，但他们却可以帮着你来守好天下”。于是他组织儒生帮着刘邦制定了一套用于朝廷、宗庙、社稷坛等处的礼节仪式。这套礼节仪式经过演习付诸实用后，朝廷上下、宫里宫外立刻面貌一新。刘邦激动地说：“我做皇帝这么长时间，只有到今天才真正体会出一些做皇帝的乐趣来！”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概括刘邦建国初期在各种制度方面的建设情况说：“汉朝建国以后，萧何整理了法律条文，韩信撰写了兵法，张苍拟订了律历方面的章程，叔孙通制定了礼仪，从此文化方面有了发展，流散在民间的《诗》、《书》也渐渐地又出来了。”接着，再往后又有“曹参推崇盖公，提倡黄老；贾谊、晁错又发挥了申不害、商鞅的学说；而公孙弘更是由于奉行儒学受到了朝廷的宠用。”下头这些当然是后话，但说明刘邦在建国初期的开头是开得很好的。
建国初期刘邦所进行的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消灭割据、平定叛乱。其中首要的是诛灭了韩信、彭越、黥布的“造反”。
西汉郡国图韩信、彭越、黥布是建国初期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他们在消灭项羽的过程中功劳的确很大，没有他们的协助，刘邦是绝对不可能打败项羽的。但是他们的存在又的确是刘邦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他们每个人的封地都广达数郡，握有兵权、人权、财权，刘邦在世的时候，他们也许不会造反；但刘邦日后一旦不在，就凭吕后和太子刘盈，他们能控制、能统辖韩信他们这些封王的功臣吗？更何况韩信、彭越早在与项羽战争的年代，就对刘邦做过一些让刘邦非常恼火的事。韩信在率兵灭掉齐国时，其功劳自然是很大的；但是他打下齐国后居然敢擅自称王，先称了王，再派人向刘邦请求照准。这是刘邦不能允许的，但当时刘邦没有办法，只好忍了下去。后来到与项羽鸿沟结盟，项羽撤兵东归时，刘邦是与韩信、彭越商定好共同追击项羽，进行会战的。结果由于韩信、彭越到时不来，眼看着刘邦又被项羽打得大败；直到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给他们预先划出地盘，他们才出兵合击项羽。这样的事情是任何一个帝王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此外还有像韩信的那种狂妄自大，不仅看不起樊哙诸将，而且连刘邦也不放在眼里。所以说韩信、彭越等有其自取被杀的情由。
尽管韩信、彭越等从其主观而言，也许真像司马迁所写，他们并没有想反刘邦；但他们的客观存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确实是让刘邦、吕后等人不放心。他们的被杀是必然的。韩信、彭越、黥布都是死在刘邦病死的前一年，这一点更加说明了刘邦、吕后是害怕他们在刘邦去世后对朝廷的稳定不利。
由于韩信、彭越、黥布“造反”的罪名实在是难以成立，而且刘邦、吕后杀人的手段又极其阴险、极其残酷，如对于楚王韩信是刘邦假装外出巡游，在经过韩信封地临近的陈县时召集诸侯开会，从而将韩信袭捕；但又无罪证，只好将其降为淮阴侯，软禁在京城。对于彭越，也是在罪名不成立的情况下，突然将其逮捕，因为没罪，只好流放西蜀。最后又都是吕后指使人告发他们还要造反，于是把他们灭了三族。至于黥布，更是在韩信、彭越被杀后，刘邦还把彭越煮成肉粥分给诸将喝而被吓反的。这样的强加罪名、这样的残酷手段，都让读历史的人感到憎恶，所以给后世留下挨骂的口实，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汉朝初期在北方发动叛乱的主要是韩王信、陈豨、卢绾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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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秦灭项歌大风（11）
韩王信是战国时韩王的后代，自响应反秦起义后，一直跟随刘邦，也是第一批被刘邦封为韩王。因与军事家韩信同名，故历史上称之为“韩王信”。韩王信的都城原本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刘邦感到这个诸侯王的都城距离他最初的朝廷都城洛阳太近，故而把韩王信的韩国北迁到了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太原市，封地为今山西北部。韩王信则感到晋阳离他封国的北部边界太远，当匈奴进攻时，来不及支援防卫。故而要求将都城设在北部地区的马邑（今山西朔县）。这样的打算不能说不好。可是韩王信北挨着匈奴，当匈奴向韩王信发起进攻时，韩王信抵抗不了，只能向匈奴求和。这件事的做法有问题，当大臣的没有这种权力。于是刘邦对韩王信产生怀疑，屡屡谴责韩王信。因为刘邦前面有假装巡游袭捕楚王韩信那样的先例放着，韩王信害怕，于是带着马邑投降了匈奴。
陈豨是在刘邦出兵###韩王信的时候，被任为代国（都城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丞相，统领代、赵两国的边防部队。陈豨有战国四公子的风度，好养士，出门总是带着许多人。他经过赵国的时候，把赵国都城的旅馆住得满满的。这引起了赵国丞相周昌的嫉恨，于是向刘邦打报告，说陈豨权力太大，人马太多，怕靠不住。于是刘邦对陈豨进行调查。陈豨害怕，开始与韩王信的部下相互联络，以防不测。
卢绾是刘邦同村的儿童时代以来的亲密伙伴，起义后紧密追随刘邦，卢绾本来没有什么战功，就因为和刘邦的关系太好，故而建国后被封为燕王，都城即今北京市。卢绾曾派使臣入匈奴，该使者在匈奴见到了韩王信与陈豨的部下，共同分析卢绾所处局势的危险，劝卢绾吸取韩信等被刘邦所收拾的教训，早日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后来这些内情被刘邦发现，于是卢绾逃入匈奴。
由于韩王信、陈豨、卢绾的造反都与北部境外的匈奴纠结一起，为此，刘邦不得不格外重视、认真对付，故而他先是自己御驾亲征了一阵子，随后又派了樊哙、周勃等人统兵###了好几年，才使北部的边境稍稍安定下来。韩王信、陈豨、卢绾都有一个勾结匈奴的问题，与韩信等三人的情况有些不同；但他们之所以如此轻易地“造反”，又与韩信作为一个战功无与伦比的大功臣而第一个被刘邦无辜地袭捕、软禁有关。
司马迁对这些所谓的“叛国者”们都有不少同情，他写了卢绾在出逃时的许多犹豫、留恋，他说：
卢绾带领妃嫔、家属和几千骑兵逃到长城脚下，希望高祖病好，亲自进京谢罪。四月，高祖逝世，卢绾及家人遂亡命匈奴。匈奴命他做东胡卢王。他常受胡人骚扰和掠夺，总想再回归汉朝。一年后，卢绾病死于匈奴中。
司马迁还写了刘邦派将军往讨韩王信，这位将军在劝说韩王信归汉时，韩王信说：“我如今逃匿在荒山野岭，早晚向匈奴人讨口饭吃，我那种盼着回家的心情，就像瘫痪者总不忘站起来，像盲人总希望重见光明一样。但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回去只会是死路一条。”于是两军开战，韩王信战死。
读后使人感到很悲凉，隐隐地流露着司马迁对刘邦处理功臣问题的一种批评。
余音刘邦死后遗留的两个麻烦
刘邦死于他在位的第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的四月二十五，享年六十二岁。刘邦是在###黥布“叛乱”的时候中了一箭，伤到了要害部位。所以在回京经过故乡沛县时，在乡亲们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演唱了他自己所作的《大风歌》，在演唱那“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时候，就让人感觉到，其中尽管有豪气，但同时也带有思前想后的悲凉之音。这应该既与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有关，也与刘邦自身的伤痛、自身的健康情况密切相关。刘邦给他的后人留下的麻烦主要有二：
其一是当他率兵打败了韩王信时，他的脑瓜一热，急躁冒进地想趁势一举消灭匈奴人，结果被匈奴人包围在今山西大同东北的白登，七日七夜与外面断绝联系，直到被迫订立和亲条约，答应年年向匈奴进贡才被放出来。而且即使年年向匈奴人进贡，匈奴人也基本上没有减少对汉王朝北部边境的掠夺与侵扰。这个问题一直苦恼着汉王朝此后的六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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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秦灭项歌大风（12）
其二就是由于刘邦在他最后的十多年里宠爱戚夫人、宠爱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并由此进一步发展到要废掉吕后，废掉已经被立了十多年的太子刘盈。由于大臣们坚决劝阻，最后刘邦也看到了自己死后非吕后不能驾御群臣，非吕后不能帮助刘氏稳定国家政权，所以直到临死前不久才正式取消了废吕后、废太子刘盈的想法。由于这个问题拖得时间长，吕后所受的伤害大，从而种下了大小老婆之间的尖锐矛盾。所以在刘邦一死、尸骨未寒的时刻，一场残酷的凶杀、迫害，与一场无比激烈的权位之争就已经展开了。
结束语
司马迁写《史记》，在对比着写刘邦与项羽的时候，其同情更多的是在项羽一方，而对刘邦则是有不少地方故意出他的洋相：如写刘邦的好酒好色、流氓习气、张嘴骂人、粗话满口以及怯懦自私，战场屡被项羽打败，而且败得非常惨等等。但司马迁写刘邦的优长之处也是极其用力、使人过目不忘的。如刘邦入秦后所实行的一系列得民心的政策；如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所表现的许多关系全局的宏伟决策，即使是在彭城惨败之后也不失时宜地进行巩固后方与建设根据地的一连串措施；尤其是在任用贤才、驾御贤才方面所表现的特殊能力，更是令人叫绝。韩信在对敌作战上可谓百战百胜，但一到刘邦面前简直就成了“少不更事”的孩童，一任刘邦摆布；刘邦从谏如流，在改变个人看法、收回错误指示的时候有如条件反射一样快捷，这在接受张良意见撤销封建六国后代为王的问题上，在如何处置韩信擅自称王的问题上，都表现得绝顶聪明；刘邦在坚持个人意见、造成军事上的重大失败时，对于提过反对意见者公开认错，如对于娄敬因坚持正确判断，反对进攻匈奴人而被刘邦下狱，事后证明娄敬所坚持的意见正确，刘邦遂向娄敬认错，并对之表彰、封赏等等，与其他帝王犯有错误死不认账、文过饰非的做法，形成强烈反照。项羽绝不是刘邦的对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杰出人物中刘邦是极为少有的既有突出的政治天才，又具有极其生动的独特性格魅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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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乱定将星陨（1）
——司马迁笔下的周亚夫
一 周亚夫军细柳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
周亚夫是刘邦开国功臣绛侯周勃的小儿子，文帝时为河内郡的太守。文帝末年，北方传来匈奴要大举进攻长安的消息，文帝调了三位将军率兵驻扎在长安城的郊区，以防备匈奴。这三位将军是：身为宗正官的刘礼将军，统兵驻扎在当时长安城东南方的霸上；爵为祝兹侯的徐厉将军，统兵驻扎在当时长安城西北方的棘门；身为河内守的周亚夫将军，统兵驻扎在当时长安城西方的细柳。
周亚夫像有一天，汉文帝带领官员、侍从分别到三座军营劳军。在到达霸上与棘门两座军营的时候，两座兵营都是营门大开，将军率领全营将士下马跪拜迎接皇帝，而文帝与其所带领的百官、侍从，则都是长驱直入兵营，毫无阻挡，毫无耽搁。待至文帝到达周亚夫细柳军营的时候，情景就完全不同了。
当皇帝的“先驱”（也称“先马”、“顶马”）到达细柳营区域外围的“壁门”，也就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外围之门时，发现情景已经大不相同。这里不但看不到任何等候迎接皇帝的人员与任何欢迎皇帝到来的喜悦气氛，相反让人看到的是一派庄严肃穆的紧张气象。守卫军门的官兵一个个都是全副披挂，弓上弦、刀出鞘。他们把皇帝的“先驱”挡在了门外。“先驱”着急地说：“皇帝马上就到，赶快打开壁门！”守卫壁门的都尉说：“我们将军命令，军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皇帝的旨意。”
一贯畅行无阻的皇帝的“先驱”，居然被一群卫兵挡在了兵营外围的大门之外，他们还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冰冷的待遇。说话之间，文帝的车驾已经来到了壁门前，还是进不去。而且皇帝也无法对守门的将士发号施令，因为把守壁门的军官已经明确说过：“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于是文帝只好改为先给周亚夫下命令，通知他说：“我要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接到圣旨后，下令让守门的卫兵打开军营的外围之门。但周亚夫的人影还是没有出现。
汉文帝的百官、侍从一见壁门打开，迫不及待地就要一窝蜂地向里闯。而把守壁门的军官又发出警告说：“将军规定，军中不得驱驰。”也就是不允许任何车马在军营中奔跑。于是汉文帝又只好让从人勒紧缰绳，让车马悄悄地缓慢行进。
当文帝的车驾到达兵营的正门时，周亚夫已经在那里等候，只见他也是全副披挂，手持兵刃，他向皇帝深深地打了一躬说：“我甲胄在身，不能行叩拜之礼，只能行个军礼。”
汉文帝见此光景，很受感动，他在车上也郑重地向周亚夫还了一礼，并说：“皇帝向将军敬致亲切的问候。”
慰劳仪式进行过后，文帝等人出了周亚夫的军营，那些被吓得面无人色的百官侍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文帝说：“好哇，这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将军！像刚才我们所去的霸上、棘门那样的军营，简直就像是做游戏，他们那里的将军，都可以被人偷袭逮捕。至于细柳营周亚夫这种样子，谁还能够侥幸进犯呢？”
这段故事写得很好，但也不能全信。司马迁写这段故事的目的是想说周亚夫为人有个性，治军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任何人不能违犯，甚至连皇帝也不能有任何通融，这是好的。但是不能写得太过头。比如作品写“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可以；又说“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也可以。至于说“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还要“持满”，这就太过分了，用得着吗？明明知道这是皇帝前来劳军，而对汉文帝的车驾还要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令，以显示自己兵营的纪律森严与自己在军中的无上权威，用现在的一个新词，就是过分地“作秀”。我相信周亚夫当时也不可能这么做，这是司马迁夸张、描写得太过头了。清代郭嵩焘曾对这段故事的本来面貌推断说：“此当为文帝微行至军，军吏得遏止之。史公但自奇其文，故于此等细微不及详耳。”他猜想大概是有一回汉文帝微服出游，信步来到周亚夫的兵营，守卫的卫士不认识皇帝，把皇帝挡在了营门外。《史记》中的故事大概就是由此发展而来。这倒也是一种不错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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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乱定将星陨（2）
另外，这“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的确是古代军事家们的一种处事原则，《孙子兵法》与《史记》的《司马穰且列传》、《魏公子列传》中都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种话，但这种话都是让帝王们听了害怕的，实行起来风险极大。即使当时因此取得了胜利，将军日后也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清代姚苎田说：“细柳一节，亚夫以此见长，亦以此招祸。”
这为日后周亚夫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但在当时周亚夫的确是受到了汉文帝的赞赏，汉文帝升任周亚夫为中尉，中尉就是首都长安城的治安长官。而且临终时还告诫他的儿子汉景帝说：“如果国家日后出现紧急，周亚夫绝对是个可以顶事的人才。”于是汉景帝上台后就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在武官中的地位相当崇高，在前、后、左、右诸将军之上。
二 周亚夫平吴楚七国之乱
（景帝三年，前154年）
吴楚七国之乱发生在汉景帝三年，也就是在公元前154年1月。所谓“七国”是指吴国、楚国、赵国、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其带头的是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吴国的都城广陵，即今江苏的扬州；楚国的都城彭城，即今江苏的徐州；赵国的都城即今河北省的邯郸；胶东国的都城即墨，在今山东平度县境内；胶西国的都城即今山东省的高密县；淄川国的都城即今山东昌乐，当时称作剧县；济南国的都城即今山东章丘，当时称作东平陵。
吴楚七国发动叛乱的原因：
其一是吴王刘濞与汉景帝有旧仇，当年汉景帝为太子的时候，刘濞的儿子进京朝见汉文帝，与尚为太子的汉景帝堂兄弟一道下围棋。因为一点小事发生口角，汉景帝竟然掣起棋盘把刘濞的儿子打死了。事发之后也没听说汉文帝对自己的儿子有何申饬，以及对刘濞表示过什么歉意。因此刘濞开始与朝廷结仇。
其二是自从吕氏集团被功臣与刘氏宗室灭掉后，汉文帝被周勃、陈平选进朝廷，做了皇帝，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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