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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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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作秀，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总的说来，橡胶股票的成功多半是各种营销手段出奇制胜的结果，几乎可以这么说，20世纪初橡胶行业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开创了广告业的辉煌时代。所以说，不想做广告的橡胶肯定成不了好股票。
1910年3、4月间，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领头羊兰格志股票从1909年的840两每股，飙升到1675两，薛纳王股也不甘人后，从2月的630两直奔4月的1650两而去。不过这些股票的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了，市面上干的大多是空盘交易的勾当。
好了，泡沫就这样被吹到了膨胀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等待它的命运只能是破灭。
但无论橡胶股票的泡沫有多大，其破灭惨状有多吓人，如果没有金融业的介入，股票投机的失败，至多只是让部分上海富人破了点财而已，还远不至于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但是，钱庄这个唯利是图，又缺乏风险防范机制的金融机构，最后把这锅粥彻底捣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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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的前世今生
钱庄，在辛亥前一年这场牵动清朝气数的金融风暴里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细观钱庄与股票风波之间的种种关联之前，我们还是先要回头来看一看，钱庄究竟是什么个东西。
简单说，钱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而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与它性质相近的机构则称为银号。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都是私营企业。但经营得当、发展经年的，也会有一定的规模。这些大钱庄，除了能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以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基本上，这是一种银行的雏形。
鸦片战争以后，洋商虽然争得了一些通商口岸，也设立了一些银行，但如果要把商品推销到内地，并且要在内地得到生产原料，则必须利用原有的金融机构调拨资金，钱庄便成为了他们首选的工具，从而成为了中外商人之间以及上海与内地之间调拨资金的媒介。据1858年的《北华捷报》记载，当时上海城内和租界里大概有钱庄120家，其中较大的钱庄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对经营棉织品等的批发商和鸦片掮客给予资金周转方面的融通。
当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东南各省以后，各地的地主、官僚都背着钱袋往上海租界里赶，这些内地资金的集中使上海钱庄的发展成长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原来在上海南市的钱庄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了租界里的北市。
甲午之役后，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了，之后上海租界又开设了10家本国银行。但是钱庄依靠洋商的支持，依靠发行远期庄票扩大信用和掌握汇划制度依旧保持了资金的主动调拨。同华资银行比较，钱庄还处于优势地位。华资银行早期的业务开展还不广泛，有些银行会聘请钱庄经理为经协理，还往往把多余资金提供给钱庄运用，毕竟钱庄多年的人脉基础在那边，资金的流动渠道自然也多一些，周转起来也更活络一些。通商银行在成立后的几年中，交给各钱庄代为放贷的款项最高时有200多万两。这么看来，钱庄和华资银行总算是同根生，并没有相煎太急，反而是携手同心，相互扶持，总算平平安安地来到了辛亥前这一年。
总体而言，辛亥前上海的钱庄，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势力，对全国金融市场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沟通上海与内地的金融关系和商业关系尤为重要，所以钱庄实际上已经成为控制上海商界的一只看得见的大手。在上海众多的钱庄里，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家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上海钱庄的领袖，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
但钱庄老板开办钱庄肯定不是单单为了搞慈善事业，它和任何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一样，有着疯狂逐利的本性。但与现代银行不同的是，钱庄缺少风险防范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相比洋行和华行，钱庄是比较纯粹的“民营企业”，资金上尽管时有洋行、华行通融，但毕竟不是一个娘养大的，无论洋行或者华行都不可能成为钱庄稳固的后台。洋行的雄厚实力自然是钱庄难以企及的，而华行的“国有”背景也是钱庄绝无办法匹敌的优势。所以，不难想象，一旦起了金融风波，最先受到冲击的，自然是无依无靠的中国本土的“民营”钱庄了。就像胡雪岩的阜康，虽然一时富可敌国，但最终还是落得闭门倒灶的下场。
当然，如果经营谨慎的话，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规模的金融风暴未必能至钱庄于死地，但是橡胶股票投机堆出来的泡沫实在太大了，一旦破灭，其破坏力是毁灭性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股票高额利益的诱惑，但钱庄经营者们大多没有接受过股市崩盘的教训，对其中的风险明显认识不足，也是致命的缺陷。橡胶股票上涨的喧嚣宛如海妖甜美而诱惑水手落入陷阱的歌声，将利欲熏心的钱庄们引上了不归路。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向投机者提供贷款获取高额的收益。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投机者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从而获得新的贷款再去购买新股票，这样借来钱就买股票，买了股票就抵押，抵押了再去买，往来循环，一笔款项被放大的能量比之现代金融业的乘数效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地升值。这种危险而刺激的游戏让钱庄欲罢不能，但他们的钱毕竟是有限的，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投资客的需求，钱庄也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洋行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股市，但是拿拿拆借利息的收入也很可观了，而且又不用担当风险，他们当然也乐享其成。有了外国银行强大的资金支持，上海钱庄把本来就热火朝天的橡胶股票投机越炒越旺。
在大家都忘乎所以的狂欢中，总有人会玩过头。随着股票价格的水涨船高，钱庄看着投机客们大把大把地进账，他们也越来越不甘心做后台老板。只是给投机者贷贷款怎么过瘾？后来，他们干脆赤膊上阵，开始大发庄票（相当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炒股。许多钱庄还向外商银行拆借巨款，用来购买股票。单单正元钱庄一家，就拿了三四百万两来买股票。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往往与钱庄也有各种关系，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股票。
这些脚踏两条船的银行家们包括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这位老兄绝对是把钱庄玩到极致的主，他不仅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还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同时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老板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巨额利润的诱惑让这些金融界大鳄摒弃前嫌，同声共气，团结一心，共同发庄票，先后发出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大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了100万两巨款，存放在三家钱庄里。但他们还嫌不够，又从关系不错、往来密切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元丰就被陈逸卿调走11万余两庄票。最后，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
上海钱庄不仅把自己手里的资金都投进了股市，而且还从洋行那儿拆借巨额资金。这样一来，能够维持市场运行的流动资金就大大短缺了，连正常的贸易活动的开展也缺乏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现金流匮乏，这成为了接下来发生的悲剧的关键因素。
而这个时候，橡胶股票的火箭也冲到了顶点，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的最高潮。接下来等待它的，将是万米高空的大跳水。
股市大跳水
1910年6月，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其影响很快波及了全球化经济的先锋英国，伦敦股市暴跌，导致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溃。在7月的时候，伦敦市场每磅橡胶的价格还在12先令5便士的高位，到了7月底，就已经降到了9先令3便士。
最早开始搞，也是搞得最狠的麦边因为得到消息比较早，也是最先祭起遁地大法。7月初，他卷起全部款项，神不知鬼不觉消失了。购买蓝格志股票的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打听他的下落，但始终是杳无音讯。投资者们这才冷静下来思考，传说中的那片升值潜力无限的橡胶树种植园远在数千里的国外，是否确是存在从来没有人去考证，即使位于上海的股票公司也不知设在哪里。购股者这时才如梦初醒，只能在万般无奈下委托专营华洋股票交易的众业公所代为抛售股票，但该公所声称他们只管卖出，不管买进，要卖股票，去找发股票的家伙吧。众业公所到后来干脆关门大吉。走投无路的受骗投资者拼命冲进去，但却被英国巡捕抓了关进了巡捕房。大家伙儿回过头去寻找其他橡胶股票公司算账，结果遭遇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橡胶股票公司的冒险家们都和麦边一样，已经悄悄地走了，正如他们悄悄地来，但是却带走了全部资产。
消息一传出，上海市场上的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有人出货无人接盘。有资料指出，1910年3月的时候，上海市场上售价70两（可能是指一股拆十股后）的薛纳王橡胶股票，到了9月至12月间，市值只剩下可怜巴巴的7两了。而蓝格志股票更是跌到了105两（也有可能是一股拆十股后）。
而外国银行一看形势不妙，马上收紧资金，加大力度从各大本土钱庄中收回贷款，这就造成了银根的进一步收紧。更糟糕的是，7月中旬，外国银行突然同时宣布停止发放所有的橡胶股票抵押贷款。当时的上海银钱业还指望着拿积压在手里的这堆被套得死死股票从外国银行那里套点现，但洋人们突然来这一手，等于是直接宣布了股票为废纸。于是，上海的现金流完全崩断。
金融危机大潮立刻扑面而来，上海市面的钱庄、当铺、银楼、商店应声倒闭。首当其冲的是正元、谦余、兆康三大钱庄几乎同时倒灶。他们同时牵连了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受影响，后者也在短短几天内相继停业。
1910年7月26日的《申报》记录了上海钱庄纷纷倒台的经过：
英租界天津路正元、谦余二钱庄，15日因周转不灵，停止进出，16日兆康庄继之。沪道蔡观察（上海道台蔡乃煌）闻耗后，立饬公共公廨派差协探……又闻森源钱庄亦于16日受其影响，暂行收账，17日元丰庄继之，18日会大、协大、晋大三庄又继之。市面紧急，恐慌殊甚……
在这种控制经济现金流的钱庄连锁倒闭事件中，上海的金融状况恶化到了极点。在众业公所挂牌交易的近百种股票奄奄一息，90％以上的股票已无人交易，这些股票已经形同废纸。
外地商埠也很快受到影响，正元等三家钱庄倒闭的消息一传到杭州、宁波，马上引起银根紧缩，不少钱庄票号随之关门歇业。到7月底8月初，上海钱庄倒闭风潮的影响由江苏、浙江往内陆蔓延，最后终于扩展成了全国性的风潮，深入到了各地的城市和乡村。金融业的极度不景气也使工商企业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工厂企业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或因原料、产品市场不景气而停工的数不胜数。
当然，话说回来，受到打击最严重的还是上海银钱业。囤积大量股票的钱庄的老板们成为了最后的买单者。多家钱庄的大老板陈逸卿损失了200多万两，戴嘉宝损失180多万两，陆达生损失120多万两。钱庄是靠活钱来做生意的，一旦资金链断裂，这边款子收不回来，那边又来讨债，那让他们怎么办？关门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归宿。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大祸已经酿成，金融海啸已经席卷而来，经济界、金融界已经无法招架，政府再不出面，那可真没办法收拾了。
在这橡胶股票事件的滔天巨浪之中，作为救火队员急匆匆赶来收拾烂摊子的清政府的表现可谓相当及时和英明。单从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来看，清政府足以跻身“最负责任政府”行列，与以往昏庸、愚昧的形象完全搭不上边。
《申报》也报道了上海道台蔡乃煌在听说正元等钱庄出现周转问题，停止进出时，第一时间让公共公廨把正元等三家钱庄的老板、经理等收押起来，严加审处，其中包括陈逸卿、戴嘉宝、何兆政、陆葆润、何继云、魏宝炎、戚雅芳、田龙章等人。他还派人去调查风波缘由。而正元集团倒闭的时候，蔡乃煌又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紧急赶赴南京，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来的时候又谒见了江苏巡抚程德全商议办法。几番跑下来，对局势总算有了一个看法，并且也有了初步的对策。
在朝廷为之焦头烂额的当口，洋人们又来添乱。外国银行见到了几家大钱庄倒闭，想到自己也放了不少钱给中国钱庄，也就急着想要收回这些款项，这就让钱庄们面临了更加大的资金压力。当时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款，据称在1100万到1300万两之间，这笔钱是维持上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的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外国银行在这个节骨眼上宣称要收回拆款，那无异釜底抽薪，会大大恶化上海金融危机的形势。张人骏据实向朝廷汇报，朝廷让他按照所筹划的办法处理，并让上海道台悉心筹划善后事宜，“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7月27日，清廷还批准向外国银行进行紧急借款。
既然洋行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来简单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似乎有交代不周之嫌。20世纪初的上海，外国银行已是列强纷争，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对于上海金融界有着极强的影响力。毕竟发展了上百年，它们的资本比较雄厚，又吸纳了大量外国企业的存款，并且，由于治外法权的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到洋行里，尽管这些洋行的存款利率很低，这就像今天很多人愿意不辞辛苦把钱存到老老远的瑞士银行里一样。安全嘛，这还是很多人把钱存在银行里首先会考虑的。
为了贯彻中央的救市精神，蔡乃煌苦口婆心跟外国银行交涉，要求他们不要雪上加霜，而应该雪中送炭。他的努力有了结果，8月4日，蔡道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了《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洋行虽然不太信任钱庄，但既然有政府出面担保，他们还是愿意相信的，何况他们也知道，如果这场风暴继续扫下去，没准儿把自己也牵连进去了，所以他们最后同意借款。9家洋行总共出借了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拿出80万两、麦加利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钱庄则把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由注销。
上海道台蔡乃煌（中）与西人福开森
这些洋同行们总算是没有乘人之危，握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他们并没有趁机收取高额利息，这笔借款的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了。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人亡政息，合同里还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与此同时，蔡道台还特别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到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大上海钱庄的顶梁柱及其所属庄号内，帮助他们稳定市面。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了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大概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惨重。不过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非凡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总算是挺过了第一轮冲击波。尽管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精疲力竭，但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
清政府，尤其是张人骏和蔡乃煌，行事不可谓不主动积极，处理方案不可谓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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