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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号处应照广东办法，举定股东数人”作代表，“非同志兼有嫌疑者不取”。他认为，股东中的这种同志在江浙皖粤闽等省都是有的，预期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果然不出所料，挂号处的工作取得了成功。不到两个月，在上海股商持验票折陆续挂号的达2。4万余股。到宣统元年五月底止，“已得股份全额十成之六”，超过郑观应预期的“全数”之半的目标。于是，1909年8月15日，在上海静安寺路召开了股东大会，推选董事，讨论章程，会上选出盛宣怀、郑观应、施绍曾、谭国忠、严义彬、唐国泰、张允言、杨学沂、何声灏等九人为第一任董事。盛宣怀任董事会主席。这九名董事和查账员基本上都是盛宣怀战线上的人。这标志着盛宣怀与袁世凯争夺招商局的胜利。随即以郑观应为主拟定了招商局组织商办章程46条。这样，轮船招商局就真正成为了商办之局了。

干戈变成玉帛？

盛宣怀人生有两次大发迹，有趣的是，这两次发迹都肇始于他自称为“知己”的人失势之时。第一次是甲午战后，李鸿章下台，盛宣怀却在一年之中连得汉阳铁厂、铁路总公司、华盛纺织厂、通商银行等几项要职，又举办了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堂两所学校，在官场上他还得到了太常寺少卿衔并获专折奏事权。第二次是13年后，袁世凯被罢官了，盛宣怀时来运转，不仅夺回了轮、电两局，而且还当上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会长、筹赈大臣。不久他又从邮传部右侍郎、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的位子上晋升为邮传部尚书。

这可能不是历史的偶然。因为这些“知己”对于盛宣怀来说，与其说是他升官发财的推手，不如说是抑制他平步青云的阻碍者。袁世凯自不用说了，一上台就翻脸要从他碗里夺食，即使是恩师李鸿章，也在各方面对他多加抑制，让盛的才能和野心没有办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所以，对于这两位“知己”，盛宣怀都颇有微词，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他来说，“知己”毕竟是“知己”，翻脸的时候可能是打得不可开交的对手，但是脸一转回来，还可以继续做朋友。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在官场上，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都可能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不太有人会为了旧仇陈怨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而盛宣怀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正好是这一种复杂性的最好说明。

与庚子年的动乱让盛宣怀寄望于袁世凯一样，当辛亥年间的革命形势越来越炽热的时候，盛宣怀又想到了他的这位老战友。

早在革命前，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在致盛宣怀的电函中，就有“非有如慰帅（袁世凯）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纳诸轨物”之言。盛宣怀虽然已经不太待见自己的这位同门，但是在军事实力方面，他还是不得不认可端方的看法。

武昌起义刚发生时，盛宣怀是最积极主动策划镇压的清廷重臣。起义发生后，身为邮传大臣的盛宣怀情报掌握得比较迅速而准确，他一方面要使在武汉的革命军无法夺取火车这个在当时是最迅速有效的交通工具，一方面又让清军能够最快最安全地利用火车，以保证调度的方便可靠。他以邮传部的名义急电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要求准备运输兵马辎重的大轮船五艘，为清廷集中兵力，对革命军进行“水陆会剿”做好充分的后勤准备。同时，他还极力保护铁路桥梁的安全，保证南下清军运输任务的实现。他还通令各处严密稽查革命党人，要求江苏、江西督抚“通饬各处，专派巡警于船到时严密稽”，“通饬各税务司检查搭客行李夹带，俾匪徒难于混迹及私运军火炸药”。

但清廷对武昌事变的发起是始料未及的，当时新建陆军中约有三万多人已奉命到永平（今河北庐龙，北京以东）去参加“秋操”，其余的还在赴永平途中。起义枪声一响，清廷来不及调集大军。就临时匆匆忙忙地把那些在永平“秋操”的士兵和在保定的军队勉强凑了两镇，让荫昌率领南下，去镇压起义。这些士兵没有足够的作战思想准备，加之是正在参加“秋操”时临时给拉来上阵的，军械子弹也不充足。而统帅荫昌又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人，碰上了这样一个岌岌可危的局面，总是有些犹豫加恐惧的。于是，他就把军队驻扎在远离武昌数百里之外的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在信阳、孝感之间徘徊来、徘徊去，拖延了不少时日，浪费了镇压起义的最佳时机。

对此，盛宣怀是极度不满的，他在《荫午楼宜电旨促其亲督进兵节略》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对荫昌的批评，他说：“荫昌身为统帅，正宜乘此声势，率领大队节节进规，以寒匪胆……若复迟延不进，深恐前敌已到之军，以无后援不敢再战，或致挫失，匪焰更张。应请严旨电伤该大臣克日前进，必须信赏必罚。贼少兵多，且有海军截江而守，何难一鼓荡平？荫昌若再逡巡不进，贻误事机，岂能当此重咎！”但光指责荫昌是于事无补的，他进一步建议清廷“换马”，而这匹新马，就是已经下野一段时间的袁世凯。

虽然和袁世凯有过不少龃龉，他也知道袁是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但毕竟，过去的都过去了。盛宣怀是商人，他不想太纠结于以往的陈案，说到底，被袁世凯夺去的轮、电两局，都已经拿了回来，而且袁世凯这个时候也貌似相当服膺地在家里做寓公。看起来，他应该会接受教训，不敢那么狂了。退一万步来说，他们俩好歹是同门，在和平时期，他们可以斗来斗去，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清廷面临颠覆之灾的时候，他们应该可以摒弃前嫌，携手共挽狂澜的。何况，这个狂澜，在当今朝廷，也只有袁世凯有能力挽得住。

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正在彰德的家里办自己52岁的生日。他在“养寿园”里酒宴正酣，突然传来起义的消息，满座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袁世凯立刻停止了祝寿活动。虽然他心里可能还是在替这个朝廷着急的，但他还不想这么轻易地前去救驾，他还想再谈谈价钱。在随后发给盛宣怀的电报里，他写道：“惟凯衰病侵寻，入秋尤剧。俟见电钞，拟请另简贤能。”

盛宣怀当然知道他是在等更好的价码，所以仍然很认真地恳请他早日复出，敉平叛乱：“此乱蓄之已久，若不早平，恐各省响应。公出处关系中原治乱，并请默念此身负环球众望，岂能久安绿野。与其迟一日，不如早一日。万勿迟疑。”

他这话说得很有水平，柔中带刚，既把袁世凯复出的意义提高到不能再高的地步，又一语道出了他“岂能久安绿野”的野心。而且那番不打草稿的“公出处关系中原治乱”、“身负环球众望”的吹捧，更是让袁世凯听得无比受用。当然，这话也不算完全的阿谀奉承，当时列强各国的在华代表对于武昌起义的恐惧不下于清廷，而起用袁世凯这位向来与各国关系不错的军界重臣的确是“环球众望”所归。武昌起义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说：“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的襄助，叛乱自得平息。”

既然“身负环球众望”，袁世凯也就不能再不出山了，于是他一方面表示自己“忧心如焚”，一方面又把非常实际的钱饷和兵权这两个具体问题摆到了台面上：“径宥两电感悉。鄂军尽变，库款全失，赤手空拳，用何剿抚？除蜀军各有专帅外，各路援军在鄂境应归敝处节制者现有若干，祈饬查示至祷。忧心如焚，病益增剧。荫帅（指荫昌）过唔，踊跃从事，想不难指日荡平也。”

盛宣怀天生善于做穿针引线的协调工作，对于人家的一些台面上不能讲，但台底下很想表露的话特别清楚。他知道袁世凯托病，以及相信荫昌“不难指日荡平”的言论，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出山再加点筹码。但这么一来，他要做工作的就不单单是袁世凯这方面了。他还要说服朝廷接受袁的价码。

1911年10月20日一天之内，盛宣怀就拟了迅速剿灭“革匪”的三个“节略”，竭尽全力为清廷出谋划策。在上面引述的第一个“节略”中，盛宣怀断言，“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接着他谴责荫昌“畏缩不前”，同时建议朝廷给袁世凯足够的兵权，“为今之计，一再催荫昌进兵；一在命袁世凯赴鄂”。他的第三个“节略”，也就是名为《袁世凯宜明降旨催其赴鄂节略》的文件，把这种意图说得更明确了：

袁世凯负知兵重望，此次闻诏即起，具见公忠体国，固已先声夺人……该督久任北洋，现调之新军第二、第四镇皆其旧部，必能遵守调遣，踊跃听命。应请明诏敦促克日就道。如再旷日持久，转虑匪势蔓延，牵动全局，更难收拾，比非该督忠勇任事之本心。至一军两帅，为行军所忌，俟该督抵汉，应将新军及湘、豫各省援军悉归节制，以一事权，一面选将练勇，以为后劲。

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栽培的，荫昌是调动不得的，只有袁世凯才能够率领这支清廷最强大的军队去平定叛乱，而且，清廷应该把所有的军权都统一交给袁世凯。在他心目中，袁世凯虽然翻脸不认人，虽然有野心，但对于朝廷的忠诚还是可以信赖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是不会站错队的，让这样的人去最前线是最保险的。

在写下这些“节略”的第二天，盛宣怀就电告袁世凯说：“中外望公如岁，拨饷募兵无不照准的。”这就在暗示他，包括兵权在内的他提的所有价码朝廷都能够满足，你老人家还是赶紧出山吧。

但袁世凯还是觉得不得劲儿，20日，他又给内阁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把他昔日麾下那些猛将，像什么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倪嗣冲啊，都招来配合作战。一望而知，袁世凯要把心腹调到自己身边，指挥起来更得心应手。而盛宣怀也对他再次力挺，主张将湘、豫、鄂诸军统归袁世凯节制。他在九月初二日（1911年10月23日）直接递交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袁世凯公忠素著，韬略久娴，北军第二、第四镇皆其手中督练，不特威声足以慑匪胆，抑且恩谊足以结兵心。臣愚全局安危总系于南行之新军能否实心效力，而此时能得民心，尤在不吝重赏。”

武昌这头，革命党人进展顺利，10月11日，整个武昌都被起义新军占领了，他们打出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旗号，这就意味着他们正式下定决心要和北京的朝廷分庭抗礼了！

军政府建立了，不能没有主事的人啊！这时候，同盟会的大佬，像孙文、黄兴等人都不在国内，武汉地区的革命党头头们也都不在武昌，领导起义的这些新军军官级别都很低，没有那个有足够的胆略和威望敢去出头。于是，他们找出了一个叫黎元洪的人出来当这个军政府的都督。

什么事情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不少地方都跟着乱起来了。

10月22日，湖南独立。

10月23日，陕西独立。

10月23日，江西九江独立。

10月25日，广州将军凤山被革命党人炸死。

这个时候，还没有得到朝廷满足他条件的答复的袁世凯还在彰德洹上村悠闲地钓鱼呢。

北京这头的载沣最终可是在抓狂了！大清江山，难道就要断送在我手上了吗？无奈的载沣最终只好向袁世凯投降了，什么人事安排都依了他。1911年10月27日，朝廷连发了4道上谕，调荫昌“回京供职”，而转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湖北军务及赴援各军都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实际上，根据江庸所撰的《趋庭日记》记载，尽管庆亲王奕劻、那桐和徐世昌都支持重新起用袁世凯，但摄政王载沣是打心眼里不乐意的。于是，林炳章就和盛宣怀一同吓唬他，说现在的时局，“非袁不足以救国”。他们又找到载泽来当说客，总算是把摄政王说服了。而且，根据江庸的记载，盛宣怀说过这么一句话：“果于国有益，何有私憾？”值得令人玩味，这盛宣怀，或许真是的一个大公无私的楷模啊。

于是，又一次，在盛宣怀的帮助下，袁世凯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

要革命还是要朝廷？

或许，命运注定了盛宣怀和袁世凯不能同时待在权力的顶峰。就如同当年袁世凯继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平步青云之时，正是盛宣怀走下坡路，丢掉轮、电二局的时候；而袁世凯乘着革命之机东山再起的时候，也正是盛宣怀成为革命对象之日。两个人似乎是完成了一场权力的交接，从此之后，盛宣怀淡出了舞台，而袁世凯站到了聚光灯的最中间。

在盛宣怀的心目中，袁世凯虽然有野心，但至多只是在朝廷内部争把交椅，对于朝廷本身他应该还是忠心的。所以他也是一心一意打算跟他同甘共苦，携手扶稳这将倾的大厦。但是，袁世凯这个时候处于清廷和革命军的博弈中间最有利、最能够一锤定音的位子。在这个位子上，他可以同双方叫价，比较双方的筹码。朝廷方面就不用说了，清廷的气数整个就维系在他一人身上了；而在革命军这方面，这支草草组建起来，组织纪律都谈不上出色，军事素养更是平平的军队，面对袁世凯训练几年的精锐新军，加上他同时节制的各省为数众多的清军兵勇，恐惧心理是难免的。

此前的革命形势还是一片大好的，30日，昆明新军起义，云南独立，蔡锷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31日，南昌新军起义，江西全省独立。

而清廷内部也动荡不已，10月27日，第十镇统制张绍曾屯兵滦州，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统领卢永祥、伍祥桢、潘矩楹电奏清廷，提出要赶紧开国会，马上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的职务，释放政治犯等12条要求。接着，张绍曾还扣留了运往湖北前线的一列车军火，并致电黎元洪，说绝不会南下作战。同时，山西也闹了独立，阎锡山当上了都督。

北方新军靠不住了！滦州、太原离北京太近了，朝廷就在这些不可靠新军的枪口下。隆裕太后和载沣吓得魂都要丢了，他们随时准备带着小皇帝逃命承德。为了稳定局势，载沣连忙用自己儿子的名义下了四道上谕：第一，实行宪政。第二，迅速起草宪法。第三，承诺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日后永远不再出任内阁大臣。第四，大赦政治犯，当年“戊戌变法”和此次参加革命的政治犯都在赦免之列。而且载沣还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我现在就下台，把权力给你袁世凯，你看怎么合适怎么来，只要把乱党平灭，保住我大清江山就行。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要么革命党让朝廷完蛋，然后中国变成一个革命党的国家，要么是袁世凯依照自己的承诺替朝廷稳定了局面，然后中国就渐进地朝不少人所希望的君主立宪的道路走。无论哪种结局，对袁世凯来说都不是太好，因为在这两种图景中，他的位子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而稳固。所以，他知道，他该行动了。10月30日，袁世凯离开彰德南下视师。3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全权负责组阁。11月1日袁世凯进驻孝感，正式从荫昌手中接任湖广总督，重掌兵权，在他上任当天，已被火烧数日的汉口被北洋悍将冯国璋一举攻克。

就在冯国璋士气正旺，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武昌的时候，袁世凯却严令他停止进攻，并派段祺瑞接替了其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在打一个清廷绝对想不到的主意。他手里有着强悍的北洋大军，武昌城中苟延残喘的黎元洪们，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可现在全国都革命了，平灭一个黎元洪容易，可要想让国家迅速摆脱战火，就没那么简单了，就算是自己挥师南下，以雷霆万钧之力把一盘散沙般的革命党各个击破了，自己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到时候这支疲惫残破之师，是否能帮自己应付朝中权贵的倾轧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对于革命大势，他还是要谨慎。

另一方面，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因为其向来以改革派的面目为人熟知，所以有些革命党人对他还是有好感的，正在努力争取他到自己的阵营里。而武汉作为具有极大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城市，如果他袁世凯把他完全从革命党人手里夺了过来，那等于说是要跟革命党人完全翻脸了。这样一来，与革命党人谈判的机会就完全断送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骑墙派来说，这可不是袁世凯的最高福利。

在冯国璋率部与起义军死磕时，袁世凯三次约见了一个人，一个可以在他和革命党之间充当沟通桥梁的重要人物——汪精卫。汪精卫因为当年刺杀载沣而名声大噪，是叛党的象征。袁世凯这么做，目的已经昭彰，他就是要在革命党人与清廷当中徘徊游荡，比较着双方能够出的价码。

但是大多数革命党人这个时候正沉浸在短暂的胜利的喜悦中，似乎全国